从2017年地方选举看墨西哥政党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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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墨西哥的地方选举结果不仅是对革命制度党执政成绩的再一次考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墨西哥政党格局碎片化的发展趋势。三大主要政党的力量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中型政党出现并巩固了地位,政党联盟成为选举获胜的关键因素。放眼2018年大选,墨西哥选民正在失去对传统政党的信心,“求变”的诉求特别强烈。激进左翼代表奥夫拉多尔当选的可能性在提升,腐败依然是民众关注的主要议题。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8.015
  2017年6月,墨西哥举行了墨西哥、科阿韦拉和纳亚里特三个州的州选,这是2018年大选前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地方选举。选举结果不仅是对革命制度党执政成绩的再一次考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墨西哥政党格局的碎片化趋势。
  2017年地方选举:
  革命制度党难挽颓势
  2017年墨西哥地方选举的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这是2018年大选前的最后一次投票,各大政党都将本次选情看作是2018年大选的预演。其二,2017年举行选举的三个州都在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治下,考虑到该党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失利,2017年能否力挽颓势,是对该党执政成绩的再一次考验。其三,墨西哥州的选举最具指标意义。在墨西哥32个州级行政区中,墨州是人口最多的州,占全国人口的13%。该州选举结果不仅是2017年大选的风向标,更会直接影响到大选全国选民的投票倾向。此外,在过去88年中,墨州一直在革命制度党的牢牢掌控之下,更是现任总统培尼亚·涅托的家乡和发迹地,被视为革命制度党的堡垒和权力引擎。所有的反对党都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冲击革命制度党主要堡垒的最好时机。一旦失利,革命制度党将很难在2018年大选中恢复过来。可以说,“得墨州者得墨国”。因此,尽管2017年只有三个州举行地方选举,但墨西哥各大政党都高度重视,力图有亮眼表现。
  事实上,各州的选举结果也再一次映射出当前墨西哥政党格局的演变态势。
  一是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影响力下降,但并未出局。三个州的州选结果表明,尽管面临培尼亚总统支持率低下、暴力犯罪上升,以及腐败丑闻不断等问题,作为中间派的革命制度党仍然是墨西哥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该党保住了墨州和科阿韦拉州的州长职位,表明其选民动员能力还在。但是这两个州的艰难胜出,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该党的政治影响力再一次受挫。根据墨西哥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在墨州的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候选人、培尼亚总统的表弟雷多·德尔梅佐(Alfredo del Mazo)仅以不到三个百分点(33.7% 对30.8%)的微弱优势,战胜左翼的国家革新运动候选人德菲纳·戈麦斯(Delfina Gómez)。而在该州以往的选举中,革命制度党都以超过两位数的优势领先。在科州,革命制度党也领先不到3%,该党候选人米格尔·安吉尔·里克尔梅(Miguel ?ngel Riquelme)的得票率是38.19%,而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吉列尔莫·安纳亚(José Guillermo Anaya Llamas)的得票率是35.74%。
  此外,革命制度党一如既往地遭到反对党的指控,包括贿买选票、超额使用竞选资金等。失利的国家行动党和国家革新运动甚至都不承认选举结果,提出要重新计票。
  二是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再下一州,增强了地方实力。由于实行联邦制,在墨西哥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终结之后,各州在该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为了赢得州选的胜利,国家行动党抛开意识形态分歧,与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在一些州组成竞选联盟,以对付实力强大的革命制度党,并在2016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突破,赢得了12个州中7个州的州长职位,从而终结了革命制度党在州一级层面的绝对优势。2017年在纳亚里特州的选举中,国家行动党再次联手民主革命党、劳动党等左翼政党,击败革命制度党。该党候选人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加西亚(Antonio Echevarria Garcia)以38.66%对26.82%的选票,领先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曼努埃尔·科塔·希门尼斯(Manuel Humberto Cota Jimenez)近12个百分点。
  目前,在墨西哥32个州中,革命制度党掌控16个州,国家行动党执政12个州,而民主革命党掌握着包括墨西哥城在內的3个州,还有一个州为独立人士掌握。在州一级层面,国家行动党已然成为可以与革命制度党并驾齐驱的另一大政党。
  三是左翼分裂,影响战果。自从2012年大选再度失利后,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简称AMLO)脱离了民主革命党,另行组建激进左翼政党“国家革新运动”,墨西哥左翼也由此一分为二。这次分裂直接影响了左翼在墨州的战果,民主革命党候选人胡安·塞佩达(Juan Zepeda)在该州的选举中获得17.89%的选票,名列第三。如果和同为左翼的国家革新运动联合,可以轻易击败革命制度党。此外,如果细化国家革新运动候选人戈麦斯的得票,可以看出她赢得了邻近墨西哥城的大多数城市的支持,而墨城自1997年以来就一直掌控在民主革命党手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左翼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左翼的分裂不仅削弱了自身力量,也再一次改变了墨西哥的政治生态。
  墨西哥政党格局演变:
  碎片化趋势显著
  从2000年大选导致革命制度党在连续执政71年之后下台,从而实现政党轮替以来,墨西哥政党格局的发展轨迹呈现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碎片化。
  2000年大选标志着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瓦解,墨西哥进入中间的革命制度党、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和左翼的民主革命党三足鼎立的时代。这一阶段,无论是国家行动党连续执政,还是革命制度党东山再起,都没有改变三足鼎立的格局。但随着2012年大选后左翼的分裂,墨西哥政党格局发生裂变,碎片化成为其新的政治生态,这一趋势在2015年中期选举中变得明朗,并在2016年和2017年的地方选举中成为新常态。当前,政党“碎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三大主要政党的力量在众议院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在201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三大政党的得票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三大政党的得票总数也从十年前的90%下降到60%,说明三足鼎立的政党格局已经逐渐失去民意支持。革命制度党虽然尽力维持了第一大党的优势地位,但支持率比2012年的中期选举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为29.2%;在众议院占有203个席位,比2012年减少9个席位。国家行动党只获得21%的选票,是25年来的最低水平。2006年该党在众议院获得206个席位,此后一路下降,2009年下降到142个席位,2012年下降到114个席位,而2015年仅剩108个席位。由于诸多党内重量级人物投奔国家革新运动,民主革命党的支持率呈现断崖式下跌,只获得了10.87%的选票,在众议院的席位几乎被拦腰折断,从104席下降至56席,直接沦落为中型政党。此外,尽管国家革新运动成为重要的左翼政治力量,但左翼政党在众议院的总体席位下降了13席。
  第二,中型政党出现并巩固了地位。以前被认为是小党的绿色生态党和公民运动党已经成长为中型政党,新成立的国家革新运动也发展迅速,能与民主革命党比肩。目前,有8个政党在众议院拥有席位,绿色生态党占据47席,国家革新运动占据35席,公民运动党占据25席。此外,新联盟党和社会共识党占据的席位分别是11席和8席。
  第三,政党联盟成为必选项。碎片化政党格局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左翼还是右翼,都必须寻求联合,才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从2003年起,绿色生态党就是革命制度党坚定的盟友。得益于两个政党的合作,并且在众议院占据的席位正好达到一半,本届政府的诸多改革议程才能够在议会顺利推进。国家行动党则通过和民主革命党的联合,在地方选举中不断战胜革命制度党,扩大自身的选民基础。
  伴随政党碎片化趋势,墨西哥传统政党出现衰退的现象也值得关注。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上述三大政党支持率下降,还表现为独立候选人异军突起。2015年中期选举,墨西哥首次允许独立候选人参选。依靠强硬的反暴力和反腐败立场,绰号为“野马”的独立候选人卡尔德隆(Jaime Rodríguez Calderón,‘El Bronco’)当选为新莱昂州州长。2017年5月30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全国印第安代表大会。选出了独立候選人玛丽亚·德热杰斯·帕特里西奥(María de Jesús Patricio),一位纳瓦族的传统医生,参与2018年大选。帕特里西奥说她的目标不是为了赢得大选,而是组织印第安民众去终结正在摧毁墨西哥的资本主义,和平重建国家。此举凸显了2018年大选的关键问题:选民正在失去对传统政党的信心,“求变”的诉求特别强烈。
  2018年大选前瞻:左翼的机会?
  2018年大选已经逐渐提上议事日程,除了国家革新运动领袖奥夫拉多尔明确提出参选,目前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暂时都没有推出总统候选人。美国总统对墨的不友好态度、培尼亚总统破纪录的超低支持率和疲弱的经济增长,有可能为大选注入更多的民众主义因素。[1]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可能出现的状况值得关注。
  一是激进左翼代表奥夫拉多尔当选的可能性在提升。奥夫拉多尔曾经两次作为民主革命党候选人参选,在2006年的大选中,以不到1%的票数败给国家行动党候选人卡尔德隆;在2012年的大选中,又输给革命制度党候选人培尼亚·捏托不到7个百分点。2018年第三次参选,他会延续以前功败垂成的命运,还是会得偿所愿,带领墨西哥激进左翼问鼎总统宝座,引人关注。
  无疑,特朗普当选后墨美之间的一系列纷争,给奥夫拉多尔在明年的大选中提供了更大的胜算。当前,墨西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根据民调,超过八成的墨西哥民众反感美国总统特朗普。奥夫拉多尔也在充分利用特朗普这个“神助攻”,以及国内暴力犯罪高企、制度性腐败频仍等有争议性的议题,为自己加分,尤其是在其他主要政党还没有推选出候选人之际。而他一旦当选,将会成为墨西哥政治现状的重大突破。
  奥夫拉多尔的立场,一如既往地激进。除了主张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谈之际积极维护墨西哥的利益之外,奥夫拉多尔还向美洲人权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谴责美国现政府的边境墙计划,并指控其迫害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尽管不太可能采取具体行动,但这凸显了奥夫拉多尔与现任培尼亚政府之间的立场差异。前者愿意公开对抗特朗普,后者则试图在用具有煽动性言辞谴责特朗普与打开谈判大门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由于鲜明的民众主义特色,人们关注一旦奥夫拉多尔当选,是将会成为墨西哥的卢拉,还是查韦斯?从目前看,他可能的政策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面对特朗普的极端言论,奥夫拉多尔会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从而使得双方边境出现边缘政策的可能性增加。其二,坚持“墨西哥优先”原则,尤其是重点关注和评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谈是否对墨西哥农民和贫困的改善产生负面影响。其三,明确反对现政府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在能源、教育、财政和劳动力等领域的改革。他表态,如果当选,将会把能源部门是否自由化付诸全民公决,还将寻求废除新通过的能源法案。其四,提出50点“替代国家计划”,主要是加大公共支出,包括对国家养老金的翻番,为教师、医生、警察和士兵提薪;加强职业培训,减少青年失业;打击毒品贩运;铲除腐败;推动宪法改革等等。“替代国家计划”清晰地表明了其国内政策纲领。
  二是竞选联盟将是大选成功的关键因素。当前墨西哥政党联盟有可能出现新的分化组合。2017年6月,民主革命党全国领导委员会提出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民主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 Democrático),以参与2018年大选。该党主席亚历杭德拉·巴拉莱斯(Alejandra Barrales)说,墨西哥州的选举表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大选中击败革命制度党,因此反对党结成一个广泛的联盟是至关重要的。民主革命党虽然不如从前强大,但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前其面临两难境地:是保持与国家行动党的合作,还是与奥夫拉多尔结成左翼阵线。对于民主革命党的建议,国家行动党和奥夫拉多尔的反应截然相反。国家行动党总书记达米安·塞佩达(Damián Zepeda Vidales)对此表示欢迎,而奥夫拉多尔拒绝与民主革命党联合,他认为左翼的民主革命党与右翼的国家行动党之间的合作是投机主义的表现。尽管一个联合的左翼将有助于国家革新运动在议会选举取得更为显著的成绩,并增加奥夫拉多尔在大选获胜的机会,但颇具个性的他仍毫不犹豫地摈弃了这种合作的可能。   与此同时,绿色生态党的部分联邦和地方议员,敦促党的领导关注民主革命党的呼吁,加入民主广泛阵线。该党联邦参议院协调员蓬特·萨拉斯(Carlos Alberto Puente Salas)表示,该党对是否加入民主广泛阵线的态度是开放的。这给了革命制度党一个信号,不要把绿色生态党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如果绿色生态党和革命制度党的合作一旦终结,不仅将陷后者于困境,也将重塑墨西哥政党格局。
  三是腐败依然是民众主要关注议题。制度性腐败是影响墨西哥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大挑战。最近几年,针对候选人的腐败指控激增,革命制度党和国家行动党在政府的各个层面都面对大量的腐败指控,一系列的腐败指控使得革命制度党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一个明确的候选人来接培尼亚总统的班。2017年5月爆出的竞选资金丑闻对奥夫拉多尔和国家革新运动也造成了巨大伤害。
  由于公众对腐败的容忍程度越来越低,本届政府从2015年开始将反腐列为优先议题。2016年7月,参众两院高票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腐败体系和加大执政透明性的一揽子修订法案,包括要求公务员申报个人财产信息、规范公务人员行为、赋予审计机构更多的权力以调查联邦和州一级的政府资金支出情况等。执政党革命制度党也加大了对高层腐败的惩罚力度。包括韦拉克鲁斯州长哈维尔·杜阿尔特(Javier Duarte)、塔毛利帕斯州前州长托马斯·亚灵顿(Tomás Yarrington),以及金塔纳罗奥州前州长罗伯特·博尔赫(Roberto Borge)都先后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盡管如此,腐败依然是影响选民投票倾向的重大议题,也给2018年大选增添加了不确定性。因为担心买票等腐败问题存在,国家行动党主席呼吁美洲国家组织派代表团全程监督墨西哥2018年大选进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像拉美其他国家,墨西哥大选没有第二轮选举,因此2018年大选很可能再次出现候选人低票当选的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墨西哥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民众主义是对近、现代社会兴起的部分思想的总结,与精英主义相对而生,当前没有确切的定义与宗旨。民众主义强调以民众为社会主体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和资源分配,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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