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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红军过云南
1.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
2.时间：1935年2～5月。
3.经过：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线，强渡乌江天险，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在敌军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穿插迂回于数十万敌人之中，四渡赤水，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并迅速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西进云南、威逼昆明、抢渡金沙江。5月上旬，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3万多红军凭借六条木船，历时七天，在禄劝皎平渡顺利渡江（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在禄劝洪门渡口渡江）；与此同时，罗炳辉领导的红九军团，也从平彝（今富源）进入云南，连克宣威、会泽等县城后，从东川的树桔渡口渡过金沙江。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先期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2月4日至14日、4月23日至5月9日两次转战云南，在云南境内先后活动28天，途经威信、镇雄、平彝、宣威、沾益、曲靖、马龙、寻甸、东川（今会泽及昆明市东川区）、巧家、嵩明、昆明、富民、禄劝、武定、元谋等16个县境，先后攻占威信、马龙、宣威、东川、嵩明、寻甸、禄劝、武定、元谋等9座县城。其间，中共中央于2月5日至9日在威信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扎西会议”。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做出了红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决定。
4.中央红军过云南的遗址：（1）扎西会议会址（“鸡鸣三省”标志碑）；（2）柯渡红军纪念馆；（3）皎平渡、红军渡江纪念碑、禄劝洪门镇（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渡江处）；（4）会泽扩红遗址（雕像）、东川树桔渡（红九军团渡江处）；（5）元谋龙街渡、红军标语等。
二、红二、六军团过云南
1.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
2.时间：1936年3～5月。
3.经过：
1935年11月19日，战斗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17000余人，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的率领下，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层层封锁，从湖南转战到贵州，四进四出云南：1936年3月6日，红军首次进入彝良县境，3月15日出云南；3月16日，再入彝良县境，至3月18日出云南；3月20日，进入宣威县境，至3月29日离开云南；4月1日，进入平彝，至5月14日全部从云南中甸离开滇境，在云南境内活动68天。其间，经历了回旋乌蒙、挺进滇中、威逼昆明、横扫滇西、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艰苦的转战历程，途经彝良、镇雄、巧家、平彝、宣威、沾益、曲靖、寻甸、马龙、嵩明、禄劝、富民、罗次（今禄丰）、禄丰、盐兴（今禄丰）、楚雄、牟定、镇南（今南华）、大姚、姚安、盐丰（今大姚石羊镇）、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和昆明市的官渡区、西山区等28个县（区），攻占了寻甸、富民、盐兴、楚雄、镇南、牟定、姚安、祥云、盐丰、宾川、鹤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等13座县城。
1936年4月下旬，在丽江石鼓至巨甸60余公里地段上的5个渡口，1.8万红军仅用7只木船、十几只木筏，历时四天三夜，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建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主要战斗有宣威虎头山战斗（红军在云南最大的战斗）、禄劝普渡河铁索桥之战、寻甸六甲之战（红二、六军团长征中最激烈的阻击战）、宾川州城之战、迪庆奔子栏阻击战等。
4.红二、六军团过云南遗址：（1）宣威虎头山烈士陵园；（2）丽江石鼓渡口、纪念馆、红军与船工雕像；（3）中甸中心镇公堂；（4）噶丹松赞林寺。
三、云南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
1.数千人参加红军。红军每过一地，纷纷打开土豪劣绅的仓库，把粮食、布匹、衣物分给穷苦百姓，并四处张贴布告，书写“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等宣传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政策，号召穷人参加红军。红军的宣传和行动，为劳苦大众指明了出路，唤醒了人们的革命要求，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红九军团在宣威扩红300余人，在会泽短暂的三天内即扩红1500余人，是红九军团自长征以来扩红人数最多的一次。红二、六军团在宣威境内沿途扩红近百人；在禄丰元永井，呈现出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500多人参加红军；在祥云，七八百被迫守城的壮丁争先报名参加红军，红军说服部分年老体弱或年纪太小的同志回家，并发给路费，其余500余人加入红军，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扩红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余各地还有不少人参加红军。经过宣传，沿途数千人参加红军，为红军增添了新鲜血液，壮大了红军队伍和力量。
2.收留掩护红军伤病员，为伤病员疗伤治病。红军一路开监救人，开仓放粮，打击土豪劣绅；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助群众劈柴挑水，和群众嘘寒问暖，得到了云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他们纷纷帮助红军收留掩护伤病员，为伤病员疗伤治病，为红军补衣服、打草鞋，鹤庆白族龚银凤大妈机智救红军、富民赤鹫永富村农民杨得春护养小红军的故事就在当地传为佳话。
3.为红军筹粮筹款，做翻译、当向导。红军抢渡金沙江时，丽江县共有71人给红军当过向导。在中甸休整期间，红军以贺龙名义发布公告，向藏族群众和僧侣阐述红军性质和纪律，并热情接待了藏族同胞，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幛，向一些喇嘛发委任状。在红军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寺院、商人为红军筹粮6万多斤，还派僧侣为红军做向导、当翻译。
4.帮助红军渡江。
皎平渡张朝满等37名船工，禄劝洪门渡8名船工，东川树桔渡饶树清、张朝兴、王文亮等船工，石鼓渡口李顺才等28名船工帮助红军渡江，丽江鲁桥乡长、开明士绅王瓒贤帮助找船工和船，22名木匠、铁匠为红军做“筏子”。
四、红军长征对云南革命的影响
两路红军过云南，经过云南7州（市）34县（区），对云南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宣传群众，播下革命火种。红军征途所至，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除暴安民”，留下了上千条标语；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宣传“北上抗日”“抗日救国”，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2.恢复重建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
3.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载入党的光辉史册；建立了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对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
4.开展民族、宗教方面的工作，取得成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柯渡回族聚居区，红军领导人接见回民首领，到清真寺找阿訇及教民谈话，阐释党的民族政策；在中甸休整期间，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教育，向广大藏族群众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在武定万德彝族聚居区，村前村后，到处是红军的口号：“彝民们团结起来，实行不交租，不还债！”“云南工农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红军的到来，给彝族人民指明了翻身解放的道路。
1.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
2.时间：1935年2～5月。
3.经过：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线，强渡乌江天险，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在敌军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穿插迂回于数十万敌人之中，四渡赤水，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并迅速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西进云南、威逼昆明、抢渡金沙江。5月上旬，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3万多红军凭借六条木船，历时七天，在禄劝皎平渡顺利渡江（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在禄劝洪门渡口渡江）；与此同时，罗炳辉领导的红九军团，也从平彝（今富源）进入云南，连克宣威、会泽等县城后，从东川的树桔渡口渡过金沙江。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先期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2月4日至14日、4月23日至5月9日两次转战云南，在云南境内先后活动28天，途经威信、镇雄、平彝、宣威、沾益、曲靖、马龙、寻甸、东川（今会泽及昆明市东川区）、巧家、嵩明、昆明、富民、禄劝、武定、元谋等16个县境，先后攻占威信、马龙、宣威、东川、嵩明、寻甸、禄劝、武定、元谋等9座县城。其间，中共中央于2月5日至9日在威信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扎西会议”。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做出了红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决定。
4.中央红军过云南的遗址：（1）扎西会议会址（“鸡鸣三省”标志碑）；（2）柯渡红军纪念馆；（3）皎平渡、红军渡江纪念碑、禄劝洪门镇（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渡江处）；（4）会泽扩红遗址（雕像）、东川树桔渡（红九军团渡江处）；（5）元谋龙街渡、红军标语等。
二、红二、六军团过云南
1.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
2.时间：1936年3～5月。
3.经过：
1935年11月19日，战斗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17000余人，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的率领下，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层层封锁，从湖南转战到贵州，四进四出云南：1936年3月6日，红军首次进入彝良县境，3月15日出云南；3月16日，再入彝良县境，至3月18日出云南；3月20日，进入宣威县境，至3月29日离开云南；4月1日，进入平彝，至5月14日全部从云南中甸离开滇境，在云南境内活动68天。其间，经历了回旋乌蒙、挺进滇中、威逼昆明、横扫滇西、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艰苦的转战历程，途经彝良、镇雄、巧家、平彝、宣威、沾益、曲靖、寻甸、马龙、嵩明、禄劝、富民、罗次（今禄丰）、禄丰、盐兴（今禄丰）、楚雄、牟定、镇南（今南华）、大姚、姚安、盐丰（今大姚石羊镇）、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和昆明市的官渡区、西山区等28个县（区），攻占了寻甸、富民、盐兴、楚雄、镇南、牟定、姚安、祥云、盐丰、宾川、鹤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等13座县城。
1936年4月下旬，在丽江石鼓至巨甸60余公里地段上的5个渡口，1.8万红军仅用7只木船、十几只木筏，历时四天三夜，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建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主要战斗有宣威虎头山战斗（红军在云南最大的战斗）、禄劝普渡河铁索桥之战、寻甸六甲之战（红二、六军团长征中最激烈的阻击战）、宾川州城之战、迪庆奔子栏阻击战等。
4.红二、六军团过云南遗址：（1）宣威虎头山烈士陵园；（2）丽江石鼓渡口、纪念馆、红军与船工雕像；（3）中甸中心镇公堂；（4）噶丹松赞林寺。
三、云南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
1.数千人参加红军。红军每过一地，纷纷打开土豪劣绅的仓库，把粮食、布匹、衣物分给穷苦百姓，并四处张贴布告，书写“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等宣传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政策，号召穷人参加红军。红军的宣传和行动，为劳苦大众指明了出路，唤醒了人们的革命要求，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红九军团在宣威扩红300余人，在会泽短暂的三天内即扩红1500余人，是红九军团自长征以来扩红人数最多的一次。红二、六军团在宣威境内沿途扩红近百人；在禄丰元永井，呈现出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500多人参加红军；在祥云，七八百被迫守城的壮丁争先报名参加红军，红军说服部分年老体弱或年纪太小的同志回家，并发给路费，其余500余人加入红军，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扩红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余各地还有不少人参加红军。经过宣传，沿途数千人参加红军，为红军增添了新鲜血液，壮大了红军队伍和力量。
2.收留掩护红军伤病员，为伤病员疗伤治病。红军一路开监救人，开仓放粮，打击土豪劣绅；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助群众劈柴挑水，和群众嘘寒问暖，得到了云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他们纷纷帮助红军收留掩护伤病员，为伤病员疗伤治病，为红军补衣服、打草鞋，鹤庆白族龚银凤大妈机智救红军、富民赤鹫永富村农民杨得春护养小红军的故事就在当地传为佳话。
3.为红军筹粮筹款，做翻译、当向导。红军抢渡金沙江时，丽江县共有71人给红军当过向导。在中甸休整期间，红军以贺龙名义发布公告，向藏族群众和僧侣阐述红军性质和纪律，并热情接待了藏族同胞，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幛，向一些喇嘛发委任状。在红军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寺院、商人为红军筹粮6万多斤，还派僧侣为红军做向导、当翻译。
4.帮助红军渡江。
皎平渡张朝满等37名船工，禄劝洪门渡8名船工，东川树桔渡饶树清、张朝兴、王文亮等船工，石鼓渡口李顺才等28名船工帮助红军渡江，丽江鲁桥乡长、开明士绅王瓒贤帮助找船工和船，22名木匠、铁匠为红军做“筏子”。
四、红军长征对云南革命的影响
两路红军过云南，经过云南7州（市）34县（区），对云南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宣传群众，播下革命火种。红军征途所至，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除暴安民”，留下了上千条标语；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宣传“北上抗日”“抗日救国”，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2.恢复重建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
3.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载入党的光辉史册；建立了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对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
4.开展民族、宗教方面的工作，取得成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柯渡回族聚居区，红军领导人接见回民首领，到清真寺找阿訇及教民谈话，阐释党的民族政策；在中甸休整期间，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教育，向广大藏族群众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在武定万德彝族聚居区，村前村后，到处是红军的口号：“彝民们团结起来，实行不交租，不还债！”“云南工农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红军的到来，给彝族人民指明了翻身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