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协,让农民团结,让农业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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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蒲韩社区是一个多功能、多类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地区联合体。在16年的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条以经济事业支持社会事业,信用—供销—科技推广—社区教育文化—社会福利服务形成内部循环链的独特道路。
  那么,这个组织是如何一步步成长的,业务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如何处理好外部环境,尤其是如何处理好和政府、村委会和外部资本的关系,形成官民共治共享的理念、政策和制度?本文将带你一探究竟。
  山西蒲州镇有一个“农民协会”,这个协会覆盖永济市蒲州、韩阳两镇43个村。早在1997年,这个协会的前身——“寨子科技中心”就成立了,在寨子周边的各村开展了科技培训、社区文艺和教育、环境卫生、手工艺等活动,郑冰带动各村的妇女在各种活动中起到了中坚骨干的作用。
  2004年,在永济市委书记的支持下,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在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2007年,应上级要求变更注册为蒲州镇果品协会。但是果品协会无法涵盖已经开展多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2008年,原协会统辖下的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纷纷登记成各个专业合作社,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蒲韩乡村社区。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协会开发了一条独特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协会拥有3865户农户会员,占所在区域农户总数的62%;由53名专职授薪人员组成的工作团队,其中大中专学生占到60%,平均年龄三十多岁;协会正式注册了1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两个有机联合社,一个农民技术学校,一个果桑服务公司;联合社为其1635户骨干会员的近万亩耕地实行了有机转化,从下种、施肥、耕地、技术指导、资金互助到产品统销一条龙服务;各合作社内部按照国家规定内设了为社员服务的资金,并实行统一管理,还款率100%。
  该协会还有一个成立十余年、200多妇女将自家棉花纺线织布再加工成各种工艺品的手工艺合作社,注册了红娘牌,还有消费品购销、老人康乐服务中心、居家和社区老年人服务、儿童教育、农耕家园(垃圾分类处理、小乐队、村史农谚收集、红白喜事服务、后勤组与小食堂)等公共服务项目组或公共设施。
  2012年,协会各个经济部门的销售总收入813万元,实现总利润81万元,其中,农产品共同运销做出的贡献最大,销售收入高达531万元。总之,这个集供销、信用、生态农业、农技推广、社区商业、社区福利、村容环境、文化教育等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当前中国农民合作组织蓬勃发展的大潮中颇具典型性。
  蒲韩乡村社区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1998年至2001年为起步阶段,2002至2004年为初建阶段,2005年至2008为曲折阶段,2008年到目前为扩展阶段。
  (一)起步阶段
  蒲韩乡村社区的起步,是1997年,从一名叫郑冰的乡村教师开始的。当时,她看到农民盲目给耕地施肥的现状后,便和丈夫一同办起了专门为农民提供农技指导的“寨子科技中心”,以黄河滩农资店为主要依托,为当地农民开展各项服务。
  在2000年冬,郑冰组织了30户妇女,为永济市一家企业养鸡,并通过市政府协调,由郑冰个人担保,从信用社给每户农民贷款5000元。后来,由于收购厂家管理混乱,鸡苗死亡严重,养鸡项目不到一年,就宣告失败。
  2001年,当地农民种的芦笋获得了大丰收,然而由于经济人和中间商的联合盘剥,芦笋的市场价格由上一年的12元/公斤,急剧下降至2元/公斤。当时,虽然郑冰受市长委托组织收购芦笋,但在中间商、经济人联合起来不择手段的打压下,还是以失败告终。
  在这个过程种,郑冰深深意识到,一盘散沙的小农户受到大市场、大资本的无情盘剥而无力抗衡,非常无助。此时,郑冰重新审视自己和周遭环境,并思考怎样才能把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又如何才能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
  (二)初建阶段
  在吸取了起步时期的教训后,郑冰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一是以每亩50元的方式动员农民入股农资店,二是组织农民学习,成立了28个学习小组,以此消除农民盲目冒进、短期见效的思想心态,提升农民的知识水平。经过两年的坚持,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了自觉学习的状态。
  2004年,协会给村民发了一份倡议书,建议大家义务清理全村堆积十多年的垃圾。结果全体村民出工出劳,只用了三天,就彻底清理完毕。随后,村建理事会趁势成立,自筹资金整理村庄巷道,原预计投资15万,最后仅花了3万8千元,就出现了一个整洁、干净、舒服、和谐的村庄。
  也就在这一年,蒲州镇农民协会决定发展经济项目,105户农民联合建立小麦良种基地,搞起了380亩试验田;83户农民以每股300元,共同筹集了9万元办了一家涂料厂;还开办了手工蒸馍作坊,成立了手工艺品开发中心。
  (三)曲折阶段
  2005年,在完成了巷道改造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好?大部分人的意见是发展经济,带领农民共同致富,启动“千亩生态园”项目,打造生态旅游村,并以农户土地入股方式交由协会做统一规划和技术指导,采取了大部分雇工管理和少部分家庭经营的模式。
  但是,雇工管理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农民投工不投劳,管理成本大,与农户的交易信用危机等问题集中爆发,导致了项目的失败。这时期协会举办的经济项目中,涂料厂、手工馍、玉米、棉花、小麦等8个经济合作组织也全部失败。农民不仅没有通过合作实现收入的提高,反而连环碰壁。
  当时,部分人对合作产生了怀疑,队伍也分崩离析。村建理事会解散了,协会的一些主要骨干离去,协会的发展和郑冰本人又一次受到重挫。2007年冬天到2008年,协会用一年时间集体讨论往下该怎么办?如何发展?已经做的这些事值不值得?该不该做?
  这段时间里,郑冰带领协会骨干到北京、河北、成都、香港考察生态农业的发展经验,这对协会而后转型生态农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经过讨论,大家形成共识:一,不能急,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求慢慢做发展;二,人才培育,协会要吸引年轻人,协会骨干要引导自己的子女返乡。   (四)扩展阶段
  经过对前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协会制定了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第一阶段要用三年时间把公共服务和经济合作两条主线同时推进,实现经济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互补共进。
  2008年协会根据国家刚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注册了28个专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全部独立生产,自担风险;2009年成立了有机联合社,同时成立了城乡互动中心实行产销对接;2011年底成功推广有机棉2000多亩。协会还吸取了千亩生态园项目的教训,通过有机联合社为会员提供签约服务的方式进行土地的有机转化,与农民进行土地合作,2012年转化了近一万亩土地。
  随着经济业务的发展,协会的收入结构合理化了,以前基本上以农资店为支撑,到2011年,已经实现了有机联合社、农资店、手工艺、城乡互动中心、青年农场等多个经营性部门,2013年统购统销从农产品向消费品发展,农资店也转型为以生活用品的统购为主,刚成立的消费合作社也略有盈余。
  经济的成长让协会有更多的资源开展公共服务事业,更加顺利地走上社区发展之路。2009年成立了老年康乐中心,2011年,开展了以村为单位的垃圾分类、回收和制作有机堆肥的服务,还成立了电脑服务部,摄影服务部,并将红娘手工艺合作社定位于传承和发扬本土文化。2012年,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和老年人日间社区照料服务(芬芳同乐屋)开辟出来了;农耕家园的垃圾处理、社区小乐队,儿童夏令营,红白喜事服务等一系列社区服务都开办了;协会还举办了小餐馆和小茶馆,给协会成员、社区居民和到此考察观摩的人群提供了成本价的健康的餐饮服务。
  (一)从农技推广到生态农业
  1997年依托黄河滩农资店成立的寨子科技中心,以培训和普及农业科技为主,2005年,寨子村进行千亩生态园的建设,主要是规划种植果园,对于生态农业还没有系统思路和操作方法。从2008年开始,青年农场成立并进行生态农业试验,2010年依托有机联合社向农户推广有机农业技术,形成了从农技推广到联合农户发展生态农业的系统思路。
  协会生态农业的推广步骤,第一步进行信息收集,包括收集民间的有机农业生产技术;第二步是青年农场先进行内部试种;第三步是农户试点,将青年农场试验的有机棉花选择一部分社员进行试点种植,以点带面起到示范作用;第四步是全面推广。这四个步骤花了两年时间,2011年,协会种植了两千多亩的有机棉花,建立了从种植、技术推广、全程监管到市场销售的运营系统。
  (二)从雇工劳动的土地流转到统分结合的土地合作
  2005年,千亩生态园项目的经验教训,让协会看到雇工劳动与农户家庭劳动的巨大区别,后者精耕细作且管理成本非常低廉,效益显著。这启发了协会在第二次土地集约化经营中采取统分结合的新做法,即协会与农户进行土地农作物的耕作、技术管理和销售合作,田间管理和生产环节仍由农户独立进行的新路子。
  2009年,有机农业联合社与社员签约,而后形成了统一规范。每户拿出最少1亩,最多5亩耕地参加土地有机转化计划,每亩入股500元,先是作为服务费,自己互助之后进入资金服务部成为各户的股金。
  联合社为社员提供统一土壤检测用肥、预防用药、选育种子、技术培训、达标销售的五统一服务,建立了以土地合作为纽带,分户独立生产管理,统一产销服务的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管理模式,既弥补了个体小农因规模小而效益低的不足,也支持了协会因统一经营管理得到规模效益。
  (三)入股分红、小贷公司到内置资金服务
  为增强协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农资店曾在2003年和2006年两度预交农资款,在会员内部进行了资金互助、入股分红的合作尝试。2009年5月北京富平学校联合一批企业家和学者设立了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三千万,注册地点在寨子村。给农户提供不超过3万元、一年期小额贷款服务,年利率为21%。
  鉴于和富平学校的合作关系,郑冰和协会的主要妇女骨干王变娥等30余人分期分批与该公司签定了一对一的劳务合同。这个成绩是依靠协会多年累积的与农户之间的互信,协会对信贷员的有效管理加上信贷员们的积极努力才达到的。不过,由于协会人员一对一与公司签约,除个人得工资之外,协会没有得到丝毫利益。
  这种仅为公司营利的理念与协会一直恪守的为农户服务的理念有冲突,所以合同到期后,郑冰等人未再续约,而是将协会外部小额信贷转化成为合作社社员服务的内置合作金融模式,利用原来的协会平台,采取了各个合作社资金服务统一管理、内部社员入股与外部融资结合、资金的批发与小额贷款的零售结合的新型合作金融管理模式。
  (四)从农资服务到统购统销
  多年来,由于农民无组织,农副产品的收购一直都是农村经济人和中间商联合挤压中小农户,黄河滩富饶的土地并没能给农民带来好收入,并且协会在2001年、2006年两度发起的农副产品经济合作项目,都主要因为经济人和中间商的联合打压而失败。
  协会从2001年收购芦笋的失败就意识到这一点,要做好统购统销如果没有自己的渠道优势、服务优势,就很难竞争过这些经济人。由此,协会一方面努力开拓市场渠道,避开经济人和中间商,以自己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直接与大批发商对接,另一方面通过为农户提供从种子到销售的全程服务,以综合化的服务优势占据高点。
  当这两个条件都初步具备的时候,2010年,开始了农副产品统销的业务,2010年营业额达到60万,2011年上升到488万的规模,2012年已达 531万,农副产品统销的收入占协会总收入的比例达到了50%以上,而农资店则下降到了10%左右。2013年又开始组织社员统购生产生活用品,实现了生产与生活用品统购统销的有效连结。
  (一)培育社会互信,形成区域性、网络化的自组织集群
  现在的蒲韩社区农业协会,已经成为一个区域性、网络化的自组织集群。各类小而美的经济、社会类组织,集结成大而全的蒲韩乡村社区群体,并且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组织体系。底层是存在于各个村庄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各种小组织,由农民自愿选择参加,可以同时参加多个;上层是集中统一管理各个组织的联合体。   农民在各种小组织中建立了交错且融合的社会关系,增加了社会互信,丰富了农民的生活形态;而上层的管理通过财务核算中心这个纽带,帮助各个小组织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规模效益。
  底层的小组织将农户组成小群,上层的协会将小群组成集群,形成农户家庭—小群—集群的差序格局。这样的乡村不仅目中有“人(农户)”,而且有“群”——广泛存在于村庄的农民自己办自己的事的扁平小组织,再与规模化的综合农协类组织相结合,一个基础牢固、上下联动、活力充沛、动力持久的新型乡村社会基础结构就初见雏形。
  (二)经济支持社会事业的内循环系统
  作为一个农民合作组织,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仅仅是为了让农民增收还是要让乡村社区更美好,让在这里生活的农户能够满足地持久生活下去?组织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还是单纯为了经济,像这样的问题在蒲韩乡村社区初创时期就解决了。
  经过十多年发展,这里不仅经济事业综合发展,还将经济与社会文化事业连为一体,形成社区内部人—资金—物资三个主体良性循环的系统。资金服务支撑土地有机转化和供销事业,同时以经济事业的盈余支持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事业,以经济和社会两类服务满足农户的多元化需求,协会与农户相互信任,成为一个经济与社会利益紧密连接的社区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既能以规模化效益促进一个地域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同步成长,而且也通过参与市场活动,维护农民利益而树立了共同体的社会品牌和形象。它对内促进农民共富,对外代表农民利益,为农民争得合理价格而集体发声。
  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颇具启发意义。首先,农民组织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要选择好适应自己能力和小农户生产生活规律的事业或项目。其次,农民组织走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社区之路,可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分散或规避风险,为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并且为组织大厦的建设一点点添砖累瓦。
  蒲韩的经验证明,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功能之间有互补效应。人并非经济动物,只有为成员提供深入人心、将情感与利益融合在一起的有人情味的社区公益性服务,才有利于将一盘散沙的农民形成一个社区共同体,促其主动参加社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显然,这样的社区助于形成一个自稳态的社会结构,达到和谐社会的状态。
  (三)重视人力资源建设
  协会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走过了从自发到自为的过程。在2008年讨论协会十年规划时,这个思想就孕育成熟了。又经过5年多的努力,到现在基本实现了全职工作团队中年轻人占主体的目标,还形成了按年龄段分层的梯形结构,人力资源建设上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
  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培养和教育。协会建立起一整套学习制度。每周末必组织一次各部门工作人员的相互交流会,而每个部门每天一早上班先要进行半小时工作交流。各个合作组织下设的兴趣小组也有自设学习制度。此外,协会还经常组织培训和外出考察,以及各部门人员之间的换岗流动。
  (四)过好经济关
  对于农民合作组织而言,要长期可持续发展,过好经济关可以说生命攸关。它与组织治理、政府关系以及社区建设也都密切相关。总结协会前十年的经济事业,除农资店和手工艺的经营基本上保持稳定外,其它经济项目的失败给予了协会深刻的教训。
  这就是小农户、小资本的农民合作组织不适合走大资本和龙头公司的路。发展农村经济不是只有土地集中、建工厂、建基地、做大农业或者加工业一条路,也不是合作组织代替小农户直接投入生产环节的这条路。
  盲目照搬大资本运营的方式,将其不适当地嫁接在小农户、小资本的头上,就会压垮小农的合作组织。其实,小农与龙头公司相比具有特殊优势。在对农作物的多样化选择、让其相互搭配以抑制病虫害和防范一种作物独大导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方面,小农户都明显优于龙头公司。
  小农合作的机制在于互助互利,大资本则靠利润独吞,遇到重大风险;小农团结起来以互助精神共度难关,以柔克刚,大资本却独木支撑、免不了颓败的局势。协会成员自2010年以来,连续年增收20%以上,协会的资产也有较大增长,实现了小农户和协会双赢。
  这主要归功于协会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瞄准生态农业方向,全面服务小农户,代表小农户,做小农户与大市场间的桥梁和纽带。这就是综合农协+农户的模式,它与公司+农户本质上不同。
  尽管协会与公司同为市场主体,却具有公司主体所没有的公共性质。作为社区共同体,它与农户利益相连、愿望相通、互信互帮,拥有共同的社会资本。这是个熟人社会,它不断创造着自己的定制规则,为共同的利益而集体发声、与大资本博弈,以自己的方式,走出农民农业农村就地现代化的新路子。
  蒲韩乡村社区经过16年探索形成的三农就地现代化的路子,与同是小农社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基层综合农协的道路相对比,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性,甚至在某些方面面完全不输于日韩台综合农协。
  相似处是:都为区域性农民合作组织,覆盖乡镇社区;都以农户为基本成员,为农户提供经济、社会、文化服务;治理结构 上都为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理事会任命总干事,下设职业工作团队;功能上集信用、联合购销、农技推广、社区教育、社会福利于一体。
  不同处主要是,日韩台均有不同于合作社法的特定单行立法,日韩为农业协同组合法,台湾为农会法,都规定了综合农协的地位和几十项业务功能。而且,在综合农协之上还有全力支持基层农协的县、省、中央层级的系统化农协组织。这些支持基层农协的环境、条件我们并不具备。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现行条件下,蒲韩乡村社区能做到今天这个程度是多么难得了。
  蒲韩乡村社区在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户工作的细致入微程度上更胜于日韩台。协会所有员工实行下村包户,每人150户,不仅了解农户的家庭人口、耕作面积、农作物,还要了解收入结构、社会关系、家庭需求包括老年服务需求等等。
  协会资金服务部的信贷员不是干坐办公室,而是下户了解贷款需求;遇到收不上贷款的情况不是强压,而是协助农户解决家庭困难,所以才有近乎100%的还款率。在返乡青年培养上也走得更早和更有方法。还有,协会底层组织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基层工作更健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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