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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工业化期间，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传播福音主义的热情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鼓舞着一些福音派上层人士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境遇。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福音派上层从宗教信仰理论出发，将各种关怀工人阶级的思想付诸实践，在推动工厂改革、学校教育、贫困救助等方面给下层劳动者带来了福音。在自由放任思潮盛行的年代，福音派的思想和行动在改善工人阶级境况的同时，也对英国“渐进式”发展道路乃至走向国家干预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福音派，工人阶级，社会关怀，英国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04-0056-08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英国工业化的高潮阶段，也是工人阶级饱受苦难的阶段。在自由放任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年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工厂主的剥削导致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恶化。这一时期，以福音派为首的宗教派别对于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境遇给予了充分关注。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福音派上层，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对于工人阶级的状况十分同情，要求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福音派的思想和行动在给工人阶级带来关怀的同时，也推动着英国走向国家干预之路。国外学界关于福音派关怀工人阶级的研究比较深入。①国内学术在此方面的研究，大都关注福音派在精神和道德层面的作用，也有对下层福音主义者卫斯理宗的传教行动进行研究，而对福音派上层的行动及策略关注较少。②本文以福音派上层人物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福音派上层关怀工人阶级的理论和行动，以加深学界关于工业化时期英国福音运动的认识。
福音派（Evangelical）产生于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时期传入英国。18世纪30年代，经约翰·卫斯理改造后逐渐得到广泛传播。卫斯理宗于1795年脱离国教，但福音派作为国教内部的低教派依然对英国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由于福音派一直处于国教内部，加之社会上层如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等人在政治与社会领域一系列光辉事迹的影响，使得福音派信仰很快从中产阶级传播到上层阶级。③大卫·贝宾顿（D. W. Bebbington）认为，福音派在英国的传播有一种自下而上的信仰流动趋势。到19世纪前半期，福音派的教徒主要是一些中上阶层（Middle-Upper-Class）。①波伊德·希尔顿根据信徒的宗教理论把19世纪的福音派人士划分为两个部分：温和派和激进派。前者包括那些相互间理论联系比较密切的上层福音派教徒。比如威尔伯福斯、亨利·桑顿（Henx）。极端派则是指处于社会底层介于国教和非国教徒之间的唯一神会众、前千禧年主义者、基督复临论者以及复旧者。②本文所说的福音派是指上层福音派教徒以及受福音派思想影响较深的社会上层。③
19世纪前期，福音派思想对英国社会上层有着很大影响，国教内部福音派教徒大都来自社会中上阶层。亨利·李登认为，福音派是19世纪前三十年全英格兰影响最深远、最热忱的宗教信仰。④虔敬主义、对《圣经》的绝对信守、传播福音以及救赎理论是福音派的四大基础性特质。⑤这种强烈的传播福音以及救赎热忱，鼓舞着福音派上层人士去关注那些需要救助的阶层。
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工业化浪潮席卷英国，在自由放任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年代，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每况愈下。出身上层极富虔敬主义的福音派教徒怀着福音主义的救赎热忱，对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十分同情。这种强烈的宗教情感和宗教认知推动着福音派上层，如威尔伯福斯、汉娜·莫尔、沙夫茨伯里、查尔莫斯等人竭力传播福音思想，从事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行动。因此，福音派思想和功利主义共同构成社会上层人士改革不良行为方式、批判社会不良传统的重要思想准则。⑥在此阶段，福音派上层关怀工人阶层的思想准则触及工厂立法、教育和社会救助等方面，并且在社会上引起关注。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期的上层福音主义者中，威尔伯福斯有关救助穷人、关心工人阶级的思想引人注目。他在《真正的基督道德观》一书中提出，社会立法的目的应该是让人们受益，虐待童工、让穷人挨饿、挥霍金钱等都是罪恶与不公的体现，福音派应该根除这些冒犯上帝的罪恶行径。⑦威尔伯福斯反对工厂主对工人阶级进行过度剥削，他认为工业资本家对工人阶级过度压榨违反公平原则，而“上帝在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平等地赋予其个人解放的权利”。⑧
沙夫茨伯里勋爵阿什利也是一位十分虔诚的福音派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身于争取改善工人阶级待遇的社会改革事业。他在谈及自己改善工人阶级困境的意愿时写道：我只想为上帝、为我的国家所用。⑨为此，他从福音派教条的救赎理论和传播福音的角度指出：通过社会改良，改善工人阶级的待遇也应该是上层的义务、是政府的责任。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阿什利在议会积极推动工厂立法，为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状况大力宣传。苏格兰杰出的福音主义者查尔莫斯从道德层面要求工业资本家减少对工人的压榨迫害，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他说：“在经济活动中只重视经济利益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还要注重商业道德。”{11}在其生命后期，他将此种商业道德方面的宣传作为最重要的工作。
在教育方面，福音派上层以及受福音派思想影响较深的社会上层人士，主张通过教育改善工人的道德状况、培养工人阶级的劳动技能等：
在福音派上层看来，通过开展宗教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并将社会罪恶消灭于萌芽状态，以防止其危害社会。{12}
福音派上层推动学校教育的初衷，是通过让更多的人获得识读圣经的能力，传播福音思想。克拉彭教派的约翰·维恩说道：只有教育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教育可以让人远离偏见和那些极具诱惑的罪恶。①工业化前期，英国工厂环境混杂，青年人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深受福音派思想影响的议员罗伯特·皮尔认为，防止这种不良后果的方法就是教育。他说：“缺乏教育就会引起许多不道德行为。”②皮尔的方略是通过工厂立法保障工人阶级受教育的权利。阿什利的社会蓝图也强调教育的意义，在描述上层对下层的责任与义务时，他认为议会的责任是用政府权力传播教育，减轻穷人的苦难。③因此，在福音派上层的改革思想中，通过教育改善贫困阶层的道德状况、培养工人阶级的劳动技能占有重要地位。 针对下层劳动者的贫困生活状况，福音派上层也从救赎理论以及福音主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出发，强调社会上层的责任。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困境，福音派上层反对工业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过分压榨工人阶级。对个人解放的特别强调是福音派信仰的最显著特征，④而来自工厂主的压迫与剥削是工人阶级面临的主要束缚，因此福音派上层强调资本家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减少对工人的迫害。威尔伯福斯主张：“从政治上来说，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其目的都应该是减少人们的痛苦以及传播幸福。”⑤他极力强调政府以及社会上层对贫困的下层人民进行社会救助。他说：“基督为了人类本质堕落的罪恶而死去，他的这种神圣的救赎精神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事业。”⑥
福音派社会改革家阿什利把救助穷人当成基督徒的责任，他呼吁中上阶层应该采取措施改善工人阶级的贫困境地，让每一位穷困者都生活在受保护的环境中。⑦杰出的苏格兰福音主义者查尔莫斯对工人阶级的贫困处境甚为担忧，他在自己的许多次演讲中都鼓励工商阶层接受福音派信条，呼吁工商业阶层对工人贫困家庭进行救助，“把你们温和的光芒展现给世人”。⑧在查尔莫斯看来，仅有物质上的帮助是不够的，他还主张富有阶层应该深入贫困阶层，了解并尊重他们穷困的邻居。⑨查尔莫斯在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苏格兰其他地方演说，鼓励人们去体会苏格兰底层劳动者的处境。议员威廉·皮特受福音派思想影响相当深刻，这也使得他对贫困阶层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感。1796年皮特在议会提出改革济贫法案，他要求政府批准更多的经费用于贫困救济。⑩
总体而言，福音派关怀工人阶级的思想大致体现在工厂制改革、教育以及贫困救助等方面。福音派上层参与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批判罪恶，在他们看来，工厂制度的压迫使下层工人没有时间走进教堂、没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来识读圣经的真理、工厂主的剥削又导致工阶级生活贫困，这些都是违反上帝旨意的罪恶行径。{11}当然，福音派对工人阶级的关怀绝非口头上的宣传，他们也将此种思想主张和信仰理念应用于社会现实之中。正如马克·史密斯所说：福音派的信仰理念转化为社会行动，使得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出入于各种有益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之中。{12}
19世纪前期，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加剧了英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而英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济贫法）仍不完善。工厂立法也处在起步阶段，有利于培养工人阶级道德和技能的学校教育也极为落后。这种贫困与财富间的分化，在工厂制改革、兴办教育、贫困救助等领域，为福音派上层的宗教信仰理论提供了行动空间。
第一，推动工厂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
工业化前期，英国工厂制度极不完善，工人阶层高强度的劳动并没有带来实际工资的上涨。此间，英国的谷物价格一直高涨。①与此对应工人工资并无太大变化，克拉潘分析19世纪前期绝大多数行业工资指数后指出，此间工人工资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②这促使福音派上层竭力推动工厂法改革，以减少工人家庭的不幸。
帕米拉·霍恩（Pamela Horn）认为，宗教信仰和人道主义是推动工厂改革者们从事工厂改革的显著因素，福音派传教显示了穷人对于道德和宗教的漠视，这是阿什利等人从事工厂制度以及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因。③为改善工人阶级境况，深受福音派思想影响的皮尔在议会呼吁：谋求财富，在这个地方是以压倒一切的热望来追逐的，但太过分了，会引起上帝的报复。皮尔认为：工人被雇主所掌控，将人道的标准引入工厂改变工人的健康道德状况不仅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责任。④皮尔的行动得到福音派议员的支持，福音派领袖人物威尔伯福斯请求人们在法令标题中明确指出，那些有意于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工厂法案将适用于一切工厂或手工工场。⑤在皮尔等福音派议员的推动下，1802年英国议会通过第一个工厂法即《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案》，法案确定了工厂卫生、学徒教育、劳动时间限制等义务性原则。⑥这在某种程度上启迪了沙夫茨伯里勋爵阿什利领导的慈善运动。
在19世纪前期推动工厂改革的福音派上层人士中，阿什利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把改善童工劳动生活状况视为上帝的召唤。⑦1833年，为揭发工厂中的流弊，他成立调查委员会，搜集各工业区工厂雇佣童工和工人劳作情况。阿什利在议会辩论中历数工厂主对工人的种种残暴压榨行为，指责一些工厂主虐待童工和女工，工厂超负荷运转导致工人劳动强度大、缺乏教育、身体素质差。阿什利提出实行工厂立法、派监督员进驻工厂等改善工人阶级悲惨现状的改革议案。⑧
在福音派议员的推动下，英国议会于1833年通过《工厂法》，法案在劳动时间、工厂卫生、工人教育等方面做出了有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规定，同时还指定了四名工厂监察员负责监督《工厂法》执行。⑨虽然工人阶级状况和以前相比，有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但阿什利改革的脚步并未停下，他于1836—1837年参与制定关于十小时工作制议案和童工接受教育的议案。在40年代初及至离开议会，阿什利又提出议案，要求在矿井中禁止使用女工等。福音派牧师查尔斯·司布真在评价阿什利推动的一系列工厂立法时说道：
沙夫茨伯里（阿什利）是我从未见过的如此坚守上帝福音、热心投身于上帝事业的人。⑩
第二，兴办学校教育，提高工人阶级文化素质
迟至19世纪前期，英国的学校教育状况依然令人堪忧。在1833年以前的英国学校中，除了少部分工厂学校，绝大部分学校都是私人设立的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学校。{11}德里克·弗雷泽指出：英国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使得富有阶层有足够的经费接受学校教育并制定教育规则，而广大贫民和政府在教育领域的角色微乎其微。{12}为此，一些福音派上层通过创办主日学校、贫民免费学校对贫困阶层进行教育。
福音派开办的教育主要有主日学校和培养工人技能的夜校。主日学校早已存在，但直到18世纪后期才开始流行，在汉娜·莫尔、威尔伯福斯等人的推动下，主日学校成为福音派人士关怀工人阶级最具影响力的措施。①早在1789年，汉娜·莫尔在威尔伯福斯的鼓励下建立了一所主日学校，在贫困地区教授工人读写能力。福音派上层特别重视对工人阶层进行宗教教育，以期培养工人的宗教情感和道德认知。主日学校的教育内容也以宗教教育为主，学校开设的课程虽然偶尔有写字能力的训练，但宗教内容逐渐增加。莫尔写道： 如果我们把主日学校教育看成是一种养育而不是果实，如果我们把那些还未出生的孩子也考虑进来，我们将会培养出更多的基督教徒。②
在福音派的影响下，宗教学校成为当时教育系统的主体，甚至到19世纪中后期，英格兰和爱尔兰35%的初等学校和16%的中等学校依然是宗教学校。③对此，大卫·贝宾顿说：
在19世纪前半期英国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福音派发挥着重要作用。④
如果说汉娜·莫尔和威尔伯福斯在宗教层面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阿什利、皮尔和查尔莫斯等人则从工人阶层的现实情况出发，把学校教育看成是让工人阶级获得技能及解决工人贫困的重要手段。在推动19世纪初期的工厂制度改革时，皮尔就积极动用立法的形式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教育，他把教育当作消灭工人阶级堕落的工具，要用教育来消灭工人阶级聚集地方的混杂堕落，为此他要求工厂主注重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⑤一些受福音派思想影响的工厂主为了培养工人的劳动技能而创办夜校，其运营者也是一些福音派教徒。工人阶级良好的教育前景一直存在于阿什利的社会理想之中，他强调政府有义务传播教育让工人阶级减轻痛苦，他把工人阶级接受教育与住房和就业等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⑥1844年，阿什利亲自主持创建贫民学校联盟（Ragged School Union），该联盟的目的就是培养工业区贫困工人的基本技能。⑦阿什利对此极为推崇：
我非常乐意看到这种学校，通过接受教育获得技能不仅是一种权利，也可以让人们更加认识上帝的国度。⑧
与阿什利一道的还有查尔莫斯，他说：“学校是让贫困阶层改善自身生活状况最有效的工具。”⑨查尔莫斯主张，工人通过接受教育获得劳动技能是解决工人失业以及工人家庭贫困的根本措施，他在奥尔德姆和萨德沃思发表演说，推动这些地区的学校重视工人技能培养以及工人之间的互助。⑩
第三，组织开展各种贫困救助活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
在贫困救助方面，福音派的行动也颇见成效。威尔伯福斯在救济贫困工人方面持之以恒，1789年他鼓励汉娜·莫尔设计了一个救助方案，改善那些贫困落后地区人们的可怕遭遇，他本人将给予金钱上的资助。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写道：“通过仔细经营，我至少可以把自己收入的四分之一捐献给那些穷人。”事实上在他结婚前他每年就将高于自己收入的3000英镑捐给那些贫困者。詹姆斯·史蒂芬评价道：威尔伯福斯在自家门下构建善行计划的速度远远超过工厂在曼彻斯特和利兹的涌现速度。{11}福音派的博爱主义者亨利·桑顿也以主人翁的热忱救济穷困的工人家庭。在婚前，他将收入的七分之六用于救助穷人，即使在婚后，他也将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一给予那些需要的人。{12}国教福音派的灵魂式人物查尔斯·西蒙也用行动证明其济贫决心。由于粮食短缺，剑桥周围的居民无法得到充足的食物供应，他在剑桥的学生以及社会富有阶层中发起捐助行动，并亲自监督食物的购买和分配。{13}福音派善举在英国社会上层产生了很大影响，辉格党议员查尔斯·格雷维尔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了那些心中充满荣耀的人，他们在行动和思想生活中都确立了可敬的地位，这让我自愧不如。①
值得一提的还有查尔莫斯，他推行的济贫方式被概括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②查尔莫斯认为，直接的金钱救助应该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而对于社会上大部分贫困劳动者而言，应该教会他们摆脱失业与贫困的方法，鼓励他们互助与自救。查尔莫斯从宗教的角度指出，通过教会组织的行动确立社会救济是改善穷人生活处境和财产安全的唯一途径。③1819年，他发起成立宗教慰问团，该组织在贫困救助方面旨在用慈善的力量建立自救的能力。这种模式被形象地描述为：给单身母亲织布机让她能够洗衣织布以获得生存的能力，而不是金钱上的直接资助。④查尔莫斯的作为算得上是一种标本兼治的济贫方法。史蒂芬·尼尔评价说：
在这些福音派人士看来，贫困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当面对这一切时，福音派的唯一做法就是减轻伴随贫困而来的痛苦。⑤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行动在英国逐步展开。这其中既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欧文式的行动，也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约翰·艾金等人的改革主张，工人群体也通过宪章运动来争取自身地位的改善。与之相比，福音派的举措更具可行性。一方面福音派上层可以通过议会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他们将宗教理论与现实相结合，通过宗教情感缓和底层的不安，这种“中间式”的道路令双方都可接受，预示了福音派行动更大的成功性。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福音派上层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着手，给底层的工人劳动者送去种种关怀。在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问题丛生的英国社会，福音派的行为对英国社会发展道路以及工人阶级生活改善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福音派的行动对19世纪英国确立的渐进式发展道路产生了影响。
在英国，相互冲突的因素往往能够走向融合，而宗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润滑作用。如前所述，福音派的社会改革举措特别注重社会各阶级的沟通，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改革而非革命的方略。在推动政府改革的过程中，福音派在思想上强调社会上层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等方面对下层的责任，比起下层工人的暴动，福音派上层的推动更易被政府和富有阶层接纳。理查德·普雷斯总结此种影响说：威尔伯福斯等人推动的改革改善了社会风气，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认可，并被定义为维多利亚的时代特征。⑥此外，福音派也采取具体措施在工厂改革、教育和社会救助领域安抚工人阶级，缓解了冲突双方的矛盾。事实上，维多利亚风尚的兴盛主要归功于威尔伯福斯、汉娜·莫尔等福音派教徒的影响，他们在上下阶级之间扩展道德价值输入，加强了上下阶层间的沟通与了解。⑦所以说，尽管不是民族主义的方略，福音派思想在重新定义1815年以后英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方面，确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18世纪末到1832年改革，福音派在议会形成了一股较为强劲的改革派别，英国议员至少有112名或者更多的人属于福音派教徒，他们推动的社会改革对英国社会的安定发挥着重要作用。⑧由于工业化带来的不公正现状遭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对此福音派主张： 改革是上帝赐给英格兰最好的礼物，工人阶级的待遇应该通过改良来提高，而不是革命。⑨
正是这种改革的思想推动着政府改革工厂制度和济贫法，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英国自19世纪以来渐进式发展道路。因为，“福音派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减少了工人阶级的动乱热情”。⑩一些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福音派的行动在安抚下层民众方面效果显著。L.C.B西曼认为：福音派的宗教信仰趋向于在人们的工作、一系列行为、社会地位和自助思想方面灌输一种令人着迷的观念，这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福音派精心培育的社会理念引导着人们温顺的接受资本主义事业的暴政。①总之，福音派坚持的渐进式中间道路为英国社会发展奠定了长久的基础。因为福音派的基督政治经济学，既保留了柏克拒绝危险变革的思想，又不完全放弃商业（某种程度上政治）中的自由主义。②
第二，福音派的行动也给工人阶级带来现实的利益。
在工厂制改革方面，随着一系列工厂法案相继通过，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得以改善。在福音派的推动下，以1802年皮尔法案为起点，议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工厂改革法案。此后的半个世纪，福音派提出的有关工资工时、工厂环境卫生状况以及加强工人阶级教育等法案在都比以往有较大改进。如1847年十小时工作制得到批准、1850年工人正常劳动天数得以确定以及1853年工厂法对女工和童工的保护等，这些法案显示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取得历史性进步。③
在教育领域，通过汉娜·莫尔、阿什利等福音派上层的推动，英国学校教育状况有所改善。主日学校的数量逐渐增加，学生人数也不断上升。到19世纪中期，英国学生总数为210.9万人，仅福音派影响下成立的学校学生就达到104.9万人，传播福音主义成为很多人创办学校的动机。④英国教育体系逐渐建立，根据拉克尔估计，到1851年，年龄在5到10岁的工人阶级儿童中超过200万的学生接受学校教育，占该年龄段人数的75%。⑤在曼彻斯特的调查显示，到1852年，年龄在12到15岁的青少年接受主日教育的人数比例高达90%。⑥因此，珍妮特罗巴克（Janet Roebuck）评价说：
通过19世纪的改革，城市变得更加整洁，工作时间和劳动环境得以改善……基础教育系统得以建立，福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工作完成得相当出色。⑦
在贫困救助方面，福音派的行动也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推动着更多的社会群体加入到福音派的济贫事业之中。1820年成立的婴儿友好团（Benevolent Society）致力于向贫困的母亲及其孩子提供衣服和食物。母亲慈善团（Maternal Charity）向怀孕母亲提供的盒子中包含圣经、祈祷书、燕麦粥、糖、肥皂和一些产妇用品。一些地方慰问团向居民发放燃料、衣物等基本生活资料。⑧该类组织数量甚多，根据布兰德利的描述：“在19世纪前半期，平均每年有六个新的贫困救助慈善团体建立。”⑨福音派定期的聚会以及关怀，在福音派的世界里赢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在缺乏政府福利的自由放任年代，福音派的救助成为社会救助的最显著来源。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慈善组织，他们的行动都是福音派信仰热忱不朽的丰碑。⑩
尽管福音派在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从总体上看，其影响也有一定局限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缺少国家财政支持使得慈善团体的救助力不从心。19世纪40年代成立的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团体，虽得到富有阶层大量的金钱资助，但缺乏大量金钱长期投入，其影响未能持续。{11}除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外，改革措施的实行也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与法律相比，宗教信条不具有强制性，福音派的宣传及其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取决于个人内心的宗教情感。
1802年推动颁布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案》，由于内容不完备使得一些工厂主含糊其辞，说法案侵犯了其权益和自由，并采取了一系列规避措施。{12}福音派自身的行动也存在不足，因为宗教团体的救助也容易产生一大批仅靠别人救助才能存活的社会寄生阶级，会使他们将自己的解放寄托于富有阶层的帮助，从而削弱贫困者自身的生存能力。①
总而言之，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在英国极负盛名并得到推崇。该学说主张市场在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方面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职能仅限于保护自由竞争，保障私有财产，建立某些必要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因而政府的天职是“守夜人”。19世纪前期，英国社会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剧，工人阶级地位与自身状况也面临种种问题。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不干预的自由放任模式，对工人阶级的遭遇也持不干预态度。工人阶级不断恶化的生活状况引起宗教阶层的关注，福音派上层则从宗教的视角，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强调社会上层的责任，要求国家在工厂立法、教育、济贫等方面采取措施关怀工人阶级的状况。福音派的此种要求，体现出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也是希望国家职能增强的体现，这种国家干预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由放任模式的一种修正。虽然福音派的出发点是宗教上的，但其宗教价值观念却有着久远的文化积淀，福音派从宗教的维度审视社会现实问题，在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困境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并为国家干预提供了道德前提和伦理基础。从这个方面看，尽管福音派的思想影响和关怀举措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其干预的思潮和理论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代表了英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可以这样说，福音派在英国历史上，尤其是在19世纪前期的改革过程，乃至英国渐进式发展道路确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莫磊，男，1988年生，安徽阜阳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刘金源，男，1972年生，安徽安庆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史、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关键词 福音派，工人阶级，社会关怀，英国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04-0056-08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英国工业化的高潮阶段，也是工人阶级饱受苦难的阶段。在自由放任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年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工厂主的剥削导致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恶化。这一时期，以福音派为首的宗教派别对于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境遇给予了充分关注。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福音派上层，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对于工人阶级的状况十分同情，要求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福音派的思想和行动在给工人阶级带来关怀的同时，也推动着英国走向国家干预之路。国外学界关于福音派关怀工人阶级的研究比较深入。①国内学术在此方面的研究，大都关注福音派在精神和道德层面的作用，也有对下层福音主义者卫斯理宗的传教行动进行研究，而对福音派上层的行动及策略关注较少。②本文以福音派上层人物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福音派上层关怀工人阶级的理论和行动，以加深学界关于工业化时期英国福音运动的认识。
福音派（Evangelical）产生于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时期传入英国。18世纪30年代，经约翰·卫斯理改造后逐渐得到广泛传播。卫斯理宗于1795年脱离国教，但福音派作为国教内部的低教派依然对英国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由于福音派一直处于国教内部，加之社会上层如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等人在政治与社会领域一系列光辉事迹的影响，使得福音派信仰很快从中产阶级传播到上层阶级。③大卫·贝宾顿（D. W. Bebbington）认为，福音派在英国的传播有一种自下而上的信仰流动趋势。到19世纪前半期，福音派的教徒主要是一些中上阶层（Middle-Upper-Class）。①波伊德·希尔顿根据信徒的宗教理论把19世纪的福音派人士划分为两个部分：温和派和激进派。前者包括那些相互间理论联系比较密切的上层福音派教徒。比如威尔伯福斯、亨利·桑顿（Henx）。极端派则是指处于社会底层介于国教和非国教徒之间的唯一神会众、前千禧年主义者、基督复临论者以及复旧者。②本文所说的福音派是指上层福音派教徒以及受福音派思想影响较深的社会上层。③
19世纪前期，福音派思想对英国社会上层有着很大影响，国教内部福音派教徒大都来自社会中上阶层。亨利·李登认为，福音派是19世纪前三十年全英格兰影响最深远、最热忱的宗教信仰。④虔敬主义、对《圣经》的绝对信守、传播福音以及救赎理论是福音派的四大基础性特质。⑤这种强烈的传播福音以及救赎热忱，鼓舞着福音派上层人士去关注那些需要救助的阶层。
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工业化浪潮席卷英国，在自由放任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年代，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每况愈下。出身上层极富虔敬主义的福音派教徒怀着福音主义的救赎热忱，对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十分同情。这种强烈的宗教情感和宗教认知推动着福音派上层，如威尔伯福斯、汉娜·莫尔、沙夫茨伯里、查尔莫斯等人竭力传播福音思想，从事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行动。因此，福音派思想和功利主义共同构成社会上层人士改革不良行为方式、批判社会不良传统的重要思想准则。⑥在此阶段，福音派上层关怀工人阶层的思想准则触及工厂立法、教育和社会救助等方面，并且在社会上引起关注。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期的上层福音主义者中，威尔伯福斯有关救助穷人、关心工人阶级的思想引人注目。他在《真正的基督道德观》一书中提出，社会立法的目的应该是让人们受益，虐待童工、让穷人挨饿、挥霍金钱等都是罪恶与不公的体现，福音派应该根除这些冒犯上帝的罪恶行径。⑦威尔伯福斯反对工厂主对工人阶级进行过度剥削，他认为工业资本家对工人阶级过度压榨违反公平原则，而“上帝在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平等地赋予其个人解放的权利”。⑧
沙夫茨伯里勋爵阿什利也是一位十分虔诚的福音派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身于争取改善工人阶级待遇的社会改革事业。他在谈及自己改善工人阶级困境的意愿时写道：我只想为上帝、为我的国家所用。⑨为此，他从福音派教条的救赎理论和传播福音的角度指出：通过社会改良，改善工人阶级的待遇也应该是上层的义务、是政府的责任。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阿什利在议会积极推动工厂立法，为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状况大力宣传。苏格兰杰出的福音主义者查尔莫斯从道德层面要求工业资本家减少对工人的压榨迫害，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他说：“在经济活动中只重视经济利益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还要注重商业道德。”{11}在其生命后期，他将此种商业道德方面的宣传作为最重要的工作。
在教育方面，福音派上层以及受福音派思想影响较深的社会上层人士，主张通过教育改善工人的道德状况、培养工人阶级的劳动技能等：
在福音派上层看来，通过开展宗教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并将社会罪恶消灭于萌芽状态，以防止其危害社会。{12}
福音派上层推动学校教育的初衷，是通过让更多的人获得识读圣经的能力，传播福音思想。克拉彭教派的约翰·维恩说道：只有教育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教育可以让人远离偏见和那些极具诱惑的罪恶。①工业化前期，英国工厂环境混杂，青年人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深受福音派思想影响的议员罗伯特·皮尔认为，防止这种不良后果的方法就是教育。他说：“缺乏教育就会引起许多不道德行为。”②皮尔的方略是通过工厂立法保障工人阶级受教育的权利。阿什利的社会蓝图也强调教育的意义，在描述上层对下层的责任与义务时，他认为议会的责任是用政府权力传播教育，减轻穷人的苦难。③因此，在福音派上层的改革思想中，通过教育改善贫困阶层的道德状况、培养工人阶级的劳动技能占有重要地位。 针对下层劳动者的贫困生活状况，福音派上层也从救赎理论以及福音主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出发，强调社会上层的责任。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困境，福音派上层反对工业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过分压榨工人阶级。对个人解放的特别强调是福音派信仰的最显著特征，④而来自工厂主的压迫与剥削是工人阶级面临的主要束缚，因此福音派上层强调资本家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减少对工人的迫害。威尔伯福斯主张：“从政治上来说，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其目的都应该是减少人们的痛苦以及传播幸福。”⑤他极力强调政府以及社会上层对贫困的下层人民进行社会救助。他说：“基督为了人类本质堕落的罪恶而死去，他的这种神圣的救赎精神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事业。”⑥
福音派社会改革家阿什利把救助穷人当成基督徒的责任，他呼吁中上阶层应该采取措施改善工人阶级的贫困境地，让每一位穷困者都生活在受保护的环境中。⑦杰出的苏格兰福音主义者查尔莫斯对工人阶级的贫困处境甚为担忧，他在自己的许多次演讲中都鼓励工商阶层接受福音派信条，呼吁工商业阶层对工人贫困家庭进行救助，“把你们温和的光芒展现给世人”。⑧在查尔莫斯看来，仅有物质上的帮助是不够的，他还主张富有阶层应该深入贫困阶层，了解并尊重他们穷困的邻居。⑨查尔莫斯在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苏格兰其他地方演说，鼓励人们去体会苏格兰底层劳动者的处境。议员威廉·皮特受福音派思想影响相当深刻，这也使得他对贫困阶层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感。1796年皮特在议会提出改革济贫法案，他要求政府批准更多的经费用于贫困救济。⑩
总体而言，福音派关怀工人阶级的思想大致体现在工厂制改革、教育以及贫困救助等方面。福音派上层参与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批判罪恶，在他们看来，工厂制度的压迫使下层工人没有时间走进教堂、没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来识读圣经的真理、工厂主的剥削又导致工阶级生活贫困，这些都是违反上帝旨意的罪恶行径。{11}当然，福音派对工人阶级的关怀绝非口头上的宣传，他们也将此种思想主张和信仰理念应用于社会现实之中。正如马克·史密斯所说：福音派的信仰理念转化为社会行动，使得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出入于各种有益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之中。{12}
19世纪前期，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加剧了英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而英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济贫法）仍不完善。工厂立法也处在起步阶段，有利于培养工人阶级道德和技能的学校教育也极为落后。这种贫困与财富间的分化，在工厂制改革、兴办教育、贫困救助等领域，为福音派上层的宗教信仰理论提供了行动空间。
第一，推动工厂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
工业化前期，英国工厂制度极不完善，工人阶层高强度的劳动并没有带来实际工资的上涨。此间，英国的谷物价格一直高涨。①与此对应工人工资并无太大变化，克拉潘分析19世纪前期绝大多数行业工资指数后指出，此间工人工资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②这促使福音派上层竭力推动工厂法改革，以减少工人家庭的不幸。
帕米拉·霍恩（Pamela Horn）认为，宗教信仰和人道主义是推动工厂改革者们从事工厂改革的显著因素，福音派传教显示了穷人对于道德和宗教的漠视，这是阿什利等人从事工厂制度以及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因。③为改善工人阶级境况，深受福音派思想影响的皮尔在议会呼吁：谋求财富，在这个地方是以压倒一切的热望来追逐的，但太过分了，会引起上帝的报复。皮尔认为：工人被雇主所掌控，将人道的标准引入工厂改变工人的健康道德状况不仅是政府的权力，也是政府的责任。④皮尔的行动得到福音派议员的支持，福音派领袖人物威尔伯福斯请求人们在法令标题中明确指出，那些有意于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工厂法案将适用于一切工厂或手工工场。⑤在皮尔等福音派议员的推动下，1802年英国议会通过第一个工厂法即《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案》，法案确定了工厂卫生、学徒教育、劳动时间限制等义务性原则。⑥这在某种程度上启迪了沙夫茨伯里勋爵阿什利领导的慈善运动。
在19世纪前期推动工厂改革的福音派上层人士中，阿什利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把改善童工劳动生活状况视为上帝的召唤。⑦1833年，为揭发工厂中的流弊，他成立调查委员会，搜集各工业区工厂雇佣童工和工人劳作情况。阿什利在议会辩论中历数工厂主对工人的种种残暴压榨行为，指责一些工厂主虐待童工和女工，工厂超负荷运转导致工人劳动强度大、缺乏教育、身体素质差。阿什利提出实行工厂立法、派监督员进驻工厂等改善工人阶级悲惨现状的改革议案。⑧
在福音派议员的推动下，英国议会于1833年通过《工厂法》，法案在劳动时间、工厂卫生、工人教育等方面做出了有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规定，同时还指定了四名工厂监察员负责监督《工厂法》执行。⑨虽然工人阶级状况和以前相比，有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但阿什利改革的脚步并未停下，他于1836—1837年参与制定关于十小时工作制议案和童工接受教育的议案。在40年代初及至离开议会，阿什利又提出议案，要求在矿井中禁止使用女工等。福音派牧师查尔斯·司布真在评价阿什利推动的一系列工厂立法时说道：
沙夫茨伯里（阿什利）是我从未见过的如此坚守上帝福音、热心投身于上帝事业的人。⑩
第二，兴办学校教育，提高工人阶级文化素质
迟至19世纪前期，英国的学校教育状况依然令人堪忧。在1833年以前的英国学校中，除了少部分工厂学校，绝大部分学校都是私人设立的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学校。{11}德里克·弗雷泽指出：英国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使得富有阶层有足够的经费接受学校教育并制定教育规则，而广大贫民和政府在教育领域的角色微乎其微。{12}为此，一些福音派上层通过创办主日学校、贫民免费学校对贫困阶层进行教育。
福音派开办的教育主要有主日学校和培养工人技能的夜校。主日学校早已存在，但直到18世纪后期才开始流行，在汉娜·莫尔、威尔伯福斯等人的推动下，主日学校成为福音派人士关怀工人阶级最具影响力的措施。①早在1789年，汉娜·莫尔在威尔伯福斯的鼓励下建立了一所主日学校，在贫困地区教授工人读写能力。福音派上层特别重视对工人阶层进行宗教教育，以期培养工人的宗教情感和道德认知。主日学校的教育内容也以宗教教育为主，学校开设的课程虽然偶尔有写字能力的训练，但宗教内容逐渐增加。莫尔写道： 如果我们把主日学校教育看成是一种养育而不是果实，如果我们把那些还未出生的孩子也考虑进来，我们将会培养出更多的基督教徒。②
在福音派的影响下，宗教学校成为当时教育系统的主体，甚至到19世纪中后期，英格兰和爱尔兰35%的初等学校和16%的中等学校依然是宗教学校。③对此，大卫·贝宾顿说：
在19世纪前半期英国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福音派发挥着重要作用。④
如果说汉娜·莫尔和威尔伯福斯在宗教层面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阿什利、皮尔和查尔莫斯等人则从工人阶层的现实情况出发，把学校教育看成是让工人阶级获得技能及解决工人贫困的重要手段。在推动19世纪初期的工厂制度改革时，皮尔就积极动用立法的形式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教育，他把教育当作消灭工人阶级堕落的工具，要用教育来消灭工人阶级聚集地方的混杂堕落，为此他要求工厂主注重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⑤一些受福音派思想影响的工厂主为了培养工人的劳动技能而创办夜校，其运营者也是一些福音派教徒。工人阶级良好的教育前景一直存在于阿什利的社会理想之中，他强调政府有义务传播教育让工人阶级减轻痛苦，他把工人阶级接受教育与住房和就业等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⑥1844年，阿什利亲自主持创建贫民学校联盟（Ragged School Union），该联盟的目的就是培养工业区贫困工人的基本技能。⑦阿什利对此极为推崇：
我非常乐意看到这种学校，通过接受教育获得技能不仅是一种权利，也可以让人们更加认识上帝的国度。⑧
与阿什利一道的还有查尔莫斯，他说：“学校是让贫困阶层改善自身生活状况最有效的工具。”⑨查尔莫斯主张，工人通过接受教育获得劳动技能是解决工人失业以及工人家庭贫困的根本措施，他在奥尔德姆和萨德沃思发表演说，推动这些地区的学校重视工人技能培养以及工人之间的互助。⑩
第三，组织开展各种贫困救助活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
在贫困救助方面，福音派的行动也颇见成效。威尔伯福斯在救济贫困工人方面持之以恒，1789年他鼓励汉娜·莫尔设计了一个救助方案，改善那些贫困落后地区人们的可怕遭遇，他本人将给予金钱上的资助。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写道：“通过仔细经营，我至少可以把自己收入的四分之一捐献给那些穷人。”事实上在他结婚前他每年就将高于自己收入的3000英镑捐给那些贫困者。詹姆斯·史蒂芬评价道：威尔伯福斯在自家门下构建善行计划的速度远远超过工厂在曼彻斯特和利兹的涌现速度。{11}福音派的博爱主义者亨利·桑顿也以主人翁的热忱救济穷困的工人家庭。在婚前，他将收入的七分之六用于救助穷人，即使在婚后，他也将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一给予那些需要的人。{12}国教福音派的灵魂式人物查尔斯·西蒙也用行动证明其济贫决心。由于粮食短缺，剑桥周围的居民无法得到充足的食物供应，他在剑桥的学生以及社会富有阶层中发起捐助行动，并亲自监督食物的购买和分配。{13}福音派善举在英国社会上层产生了很大影响，辉格党议员查尔斯·格雷维尔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了那些心中充满荣耀的人，他们在行动和思想生活中都确立了可敬的地位，这让我自愧不如。①
值得一提的还有查尔莫斯，他推行的济贫方式被概括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②查尔莫斯认为，直接的金钱救助应该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而对于社会上大部分贫困劳动者而言，应该教会他们摆脱失业与贫困的方法，鼓励他们互助与自救。查尔莫斯从宗教的角度指出，通过教会组织的行动确立社会救济是改善穷人生活处境和财产安全的唯一途径。③1819年，他发起成立宗教慰问团，该组织在贫困救助方面旨在用慈善的力量建立自救的能力。这种模式被形象地描述为：给单身母亲织布机让她能够洗衣织布以获得生存的能力，而不是金钱上的直接资助。④查尔莫斯的作为算得上是一种标本兼治的济贫方法。史蒂芬·尼尔评价说：
在这些福音派人士看来，贫困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当面对这一切时，福音派的唯一做法就是减轻伴随贫困而来的痛苦。⑤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行动在英国逐步展开。这其中既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欧文式的行动，也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约翰·艾金等人的改革主张，工人群体也通过宪章运动来争取自身地位的改善。与之相比，福音派的举措更具可行性。一方面福音派上层可以通过议会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他们将宗教理论与现实相结合，通过宗教情感缓和底层的不安，这种“中间式”的道路令双方都可接受，预示了福音派行动更大的成功性。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福音派上层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着手，给底层的工人劳动者送去种种关怀。在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问题丛生的英国社会，福音派的行为对英国社会发展道路以及工人阶级生活改善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福音派的行动对19世纪英国确立的渐进式发展道路产生了影响。
在英国，相互冲突的因素往往能够走向融合，而宗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润滑作用。如前所述，福音派的社会改革举措特别注重社会各阶级的沟通，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改革而非革命的方略。在推动政府改革的过程中，福音派在思想上强调社会上层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等方面对下层的责任，比起下层工人的暴动，福音派上层的推动更易被政府和富有阶层接纳。理查德·普雷斯总结此种影响说：威尔伯福斯等人推动的改革改善了社会风气，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认可，并被定义为维多利亚的时代特征。⑥此外，福音派也采取具体措施在工厂改革、教育和社会救助领域安抚工人阶级，缓解了冲突双方的矛盾。事实上，维多利亚风尚的兴盛主要归功于威尔伯福斯、汉娜·莫尔等福音派教徒的影响，他们在上下阶级之间扩展道德价值输入，加强了上下阶层间的沟通与了解。⑦所以说，尽管不是民族主义的方略，福音派思想在重新定义1815年以后英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方面，确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18世纪末到1832年改革，福音派在议会形成了一股较为强劲的改革派别，英国议员至少有112名或者更多的人属于福音派教徒，他们推动的社会改革对英国社会的安定发挥着重要作用。⑧由于工业化带来的不公正现状遭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对此福音派主张： 改革是上帝赐给英格兰最好的礼物，工人阶级的待遇应该通过改良来提高，而不是革命。⑨
正是这种改革的思想推动着政府改革工厂制度和济贫法，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英国自19世纪以来渐进式发展道路。因为，“福音派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减少了工人阶级的动乱热情”。⑩一些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福音派的行动在安抚下层民众方面效果显著。L.C.B西曼认为：福音派的宗教信仰趋向于在人们的工作、一系列行为、社会地位和自助思想方面灌输一种令人着迷的观念，这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福音派精心培育的社会理念引导着人们温顺的接受资本主义事业的暴政。①总之，福音派坚持的渐进式中间道路为英国社会发展奠定了长久的基础。因为福音派的基督政治经济学，既保留了柏克拒绝危险变革的思想，又不完全放弃商业（某种程度上政治）中的自由主义。②
第二，福音派的行动也给工人阶级带来现实的利益。
在工厂制改革方面，随着一系列工厂法案相继通过，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得以改善。在福音派的推动下，以1802年皮尔法案为起点，议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工厂改革法案。此后的半个世纪，福音派提出的有关工资工时、工厂环境卫生状况以及加强工人阶级教育等法案在都比以往有较大改进。如1847年十小时工作制得到批准、1850年工人正常劳动天数得以确定以及1853年工厂法对女工和童工的保护等，这些法案显示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取得历史性进步。③
在教育领域，通过汉娜·莫尔、阿什利等福音派上层的推动，英国学校教育状况有所改善。主日学校的数量逐渐增加，学生人数也不断上升。到19世纪中期，英国学生总数为210.9万人，仅福音派影响下成立的学校学生就达到104.9万人，传播福音主义成为很多人创办学校的动机。④英国教育体系逐渐建立，根据拉克尔估计，到1851年，年龄在5到10岁的工人阶级儿童中超过200万的学生接受学校教育，占该年龄段人数的75%。⑤在曼彻斯特的调查显示，到1852年，年龄在12到15岁的青少年接受主日教育的人数比例高达90%。⑥因此，珍妮特罗巴克（Janet Roebuck）评价说：
通过19世纪的改革，城市变得更加整洁，工作时间和劳动环境得以改善……基础教育系统得以建立，福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工作完成得相当出色。⑦
在贫困救助方面，福音派的行动也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推动着更多的社会群体加入到福音派的济贫事业之中。1820年成立的婴儿友好团（Benevolent Society）致力于向贫困的母亲及其孩子提供衣服和食物。母亲慈善团（Maternal Charity）向怀孕母亲提供的盒子中包含圣经、祈祷书、燕麦粥、糖、肥皂和一些产妇用品。一些地方慰问团向居民发放燃料、衣物等基本生活资料。⑧该类组织数量甚多，根据布兰德利的描述：“在19世纪前半期，平均每年有六个新的贫困救助慈善团体建立。”⑨福音派定期的聚会以及关怀，在福音派的世界里赢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在缺乏政府福利的自由放任年代，福音派的救助成为社会救助的最显著来源。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慈善组织，他们的行动都是福音派信仰热忱不朽的丰碑。⑩
尽管福音派在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从总体上看，其影响也有一定局限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缺少国家财政支持使得慈善团体的救助力不从心。19世纪40年代成立的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团体，虽得到富有阶层大量的金钱资助，但缺乏大量金钱长期投入，其影响未能持续。{11}除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外，改革措施的实行也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与法律相比，宗教信条不具有强制性，福音派的宣传及其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取决于个人内心的宗教情感。
1802年推动颁布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案》，由于内容不完备使得一些工厂主含糊其辞，说法案侵犯了其权益和自由，并采取了一系列规避措施。{12}福音派自身的行动也存在不足，因为宗教团体的救助也容易产生一大批仅靠别人救助才能存活的社会寄生阶级，会使他们将自己的解放寄托于富有阶层的帮助，从而削弱贫困者自身的生存能力。①
总而言之，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在英国极负盛名并得到推崇。该学说主张市场在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方面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职能仅限于保护自由竞争，保障私有财产，建立某些必要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因而政府的天职是“守夜人”。19世纪前期，英国社会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剧，工人阶级地位与自身状况也面临种种问题。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不干预的自由放任模式，对工人阶级的遭遇也持不干预态度。工人阶级不断恶化的生活状况引起宗教阶层的关注，福音派上层则从宗教的视角，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强调社会上层的责任，要求国家在工厂立法、教育、济贫等方面采取措施关怀工人阶级的状况。福音派的此种要求，体现出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也是希望国家职能增强的体现，这种国家干预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由放任模式的一种修正。虽然福音派的出发点是宗教上的，但其宗教价值观念却有着久远的文化积淀，福音派从宗教的维度审视社会现实问题，在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困境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并为国家干预提供了道德前提和伦理基础。从这个方面看，尽管福音派的思想影响和关怀举措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是其干预的思潮和理论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代表了英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可以这样说，福音派在英国历史上，尤其是在19世纪前期的改革过程，乃至英国渐进式发展道路确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莫磊，男，1988年生，安徽阜阳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刘金源，男，1972年生，安徽安庆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史、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