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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桥上，衣衫褴褛，缺胳膊断腿的乞丐身前摆着一个空盒，不断祈求路人的施舍。不少路人放下五元、十元……你或许不知道，到了夜里，这些缺了胳膊还会“长出来”，“断了腿”仍然可以健步如飞?
手捧“骨灰盒”、“父(母)的遗像”，含泪低头，身前的纸牌上写着：“父母双亡，急需帮助”。你慈悲心大发，摸出了钱包……也许他们背过身就拿去买冰激凌了。
以上情节，来自活动现场的情景剧：《西门天桥上的故事》、《流浪乞讨的中学生》、《十字路口的悲剧》、《卖花的小女孩》和《俺爹俺娘》。
情景剧“编剧”、日月社工服务社社工余兰说，每个故事均来源于真实事件，“没有夸大，只是重现”。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不停上演。
2011年4月10日，“城市之爱，最可爱社工大赏”系列公益活动于深圳市南山区举行，主题是“大运有我，以爱之名，理性救助”，将关注目光投向了流浪乞讨人群，希望帮助广大市民了解救助的知识和渠道，识别职业乞讨者的骗术，对职业乞讨者说“不”。
爱心活动受到市民关注
本次活动，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副秘书长兼《社会与公益》杂志社社长杨松生，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余智晟、《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执行社长杨佰青，以及社工、义工(志愿者)、爱心企业、媒体记者和市民约60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赵蓬奇在活动现场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这是社会工作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对于“城市之爱最可爱社工大赏”系列公益活动在深圳的成功举办，以及《社会与公益》杂志社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巨大支持，他深感欣慰，并勉励《社会与公益》杂志社通过开展此类活动，能为中国社会工作踏出一条新路。
作为系列公益活动的第三站，《社会与公益》杂志社和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携手深圳市救助管理站、深圳市日月社会服务社，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向社会各界传播一个理念：请“理性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舞台周围，逐渐聚集了大批市民，笑声此起彼伏，有人点头表示赞同，有人从来没听说这类事情，瞪大了眼睛。
“我们希望以此让市民对职业乞讨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余兰说。
市民们在活动现场外站了一圈又一圈。活动结束，他们还是迟迟不愿离开。有的仔细地看起了宣传板，“我真还不知道有这么多职业乞丐，今后可得注意”；有的在“暖流计划”招收志愿者的工作人员台前排起了队。余兰告诉记者，“暖流计划”招收的志愿者，将会协助社工进行‘外展”(外出实地调研)等工作。
翻看厚厚一叠报名表，有年轻人，还有老人；有白领，也有附近的打工仔。
社会救助需要创新模式
如何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难题。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遣送办法》)废止。
在此之前，中国的城市管理多采取强制收容和遣返的方式处理此类问题，而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界定，各地又存在不同的理解，由此导致了包括孙志刚事件在内的诸多恶性事件发生。《遣送办法》为人诟病已久。
新法收缩了有关部门的权力。其第十一条的规定，“救助站应当劝导受助人员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不得限制受助人员离开救助站。”民政部于同年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十六条也规定，“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的，应当事先告知，救助站不得限制。”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问题上，政府有关部门不再使用强制措施。随后，暂住证也成为历史。
仔细分析《管理办法》和《遣送办法》，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政府部门的角色在由流浪乞讨管理者向救助服务提供者转变。
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救助站只能提供能够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条件，且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十日，接受救助的人员最终还是要在救助站的劝说下返回原籍。《管理办法》中强调，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流浪人员返回原籍后，基本生活需求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一个担忧是，由于救助站缺乏强制力，并且实行求救自愿的原则，会不会让城市里的流浪汉相对失控?听任衣衫褴褛的他们辗转在城市的闹市区与各个角落?
现实中的确存在一定数量的流浪乞讨人员，他们活跃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人行天桥、交通要道，甚至以乞讨为业。一些乞讨者甚至跳出旧有乞讨方式，发展为尾随纠缠、拦截路人；拦堵在人行天桥、交通要道处，不给钱就不让路；撕扯行人衣服；在交通红绿灯处，拦车、擦车讨钱等。
另一个担忧是，由原收容所改成的救助站，是否能夠顺利完成角色转换，由管理者变身为社会服务提供者?是否会因此怠慢救助工作?在无法行使强制力的情况下，原有救助体制是否有效?
据湖南某地方报纸报道，长沙市公安局民警曾为救助站送来一个患病流浪者，但救助站以“应先救治后救助”为由拒绝接收，流浪者被放在救助站门口，不幸死去。表面上看，每个部门都在照章办事，实质上却因为现有救助体制的缺陷，法律定义的模糊，导致一个生命就此消失。以社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单靠官方的救助，常常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在社会工作新方法、新体制的探索上，深圳再度走在了前面。
自收容制度改革以后，深圳市成立了公安、城管、民政组成的联合执法大队，以期能够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和管理。联合执法大队每天送到救助站的流浪乞讨人员中，因为不能再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强制措施，常常发生求助表格还没填完，人就不见了的现象，重复救助率高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2010年5月开始，深圳市开始转变思路，采取以社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启动引入社工专业服务解决城市流浪乞讨问题的“暖流计划”，希望形成政府主导、民间广泛参与的“救助一回归一预防”长效救助模式。从福彩公益金拨出专款，向深圳市日月社会服务社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社工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
“暖流计划”的实施，旨在用社工专业手法帮助流浪乞讨人员重返社会。日月社工服务社的社工们介绍说，他们主要试图从流浪乞讨人员的心理层面、自我认知等更深层级的需求入手，发展其生存能力，以图帮助这部分人员回复社会功能。同时不断总结经验，为现行救助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意见。
工作期间，负责“暖流计划”的社工们走上街头，以“一对一”的方式，与流浪乞讨人员沟通，为他们制定档案，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对安置和救助。(详见本刊2010年10月《他们温暖了百余流浪乞讨者》)
日月社会服务社总干事杨晟说，项目 开展一年来，社工为流浪乞讨人员建立起143份详细个人档案，在严寒、酷暑时累计为325人次送去凉茶、药品和衣物，成功帮助9名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流浪乞讨者就业，为17名流浪乞讨^员联络到家人，向市民派发了超过1万份救助卡片等。
该机构2009年成立时，就已开始了‘暖流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杨晟说，日月社会服务社成立之后急需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们关注过农民工，关注过留受儿童诸多方面，“但是这些领域，已经有很多机构在服务了”，最后决定选择流浪乞讨人员作为突破口。
“目前为止，我们的项目在深圳市是独一家。”日月社会服务社副总干事凌怀燕说。
从2009年开始，该机构的社工通过调查、街访以等方式搜集信息，摸清了深圳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情况，最终确定了“暖流计划”。同年，“暖流计划”在深圳市首届公益创意设计大赛中榜上有名。
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已经在向全深圳市铺开。
救助也要理性
在摸底过程中，“暖流计划”项目负责人余兰和同事们发现，在深圳的流浪乞讨者中，职业乞讨者占了较大比重，“他们利用公众的爱心牟利，并乐此不疲”。
职业乞讨者的比例有多大?
根据社工们的摸底调查，深圳市有1000多名流浪乞讨人员，其中高达90％是职业乞讨者。深圳市救助站站长付天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仅罗湖、福田两区的职业乞讨者就有500一一800人之多。其中多是成年人，被反復救助，少的一年被救助30次，最多的达68次。”其中一些人还呈“候鸟”状态，内地天气冷了，就到深圳来。
中国很多城市存在同样现象，流浪乞讨趋于职业化和团体化，真正属于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实际很少。其乞讨方式、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除了最基本的哀乞苦讨外，扮残疾人、拦路强讨等方式也层出不穷。而由于乞讨人员数量众多、流动性强，政府有关部门现有人员根本无法满足救助工作需要。
有学者指出，公众应该清醒认识这些职业乞讨人员并非真正需要社会援助的对象。
凌怀燕告诉记者，日月社工服务社的日常工作之一，就包括向公众普及“理性救助”的理念。职业乞讨既欺骗了公众的爱心，又浪费了政府和社会的救助资源。公众在面对此类人员时，应擦亮眼睛，仔细辨别。最好的救助方法不是直接给钱，而是联系正规救助机构。
《城市之爱，最可爱社工大赏》系列公益活动第三站的现场，除了上演五个反映职业乞讨的情景剧，来自《社会与公益》杂志社和日月社会服务社的爱心人士们还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卡片，希望以此增进公众对职业乞讨的了解，让大家对职业乞讨说“不”。
有学者指出，乞讨在发达国家也不可避免，堵不如疏，要想彻底解决整个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问题，有待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以及救助和社会保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刘颖
手捧“骨灰盒”、“父(母)的遗像”，含泪低头，身前的纸牌上写着：“父母双亡，急需帮助”。你慈悲心大发，摸出了钱包……也许他们背过身就拿去买冰激凌了。
以上情节，来自活动现场的情景剧：《西门天桥上的故事》、《流浪乞讨的中学生》、《十字路口的悲剧》、《卖花的小女孩》和《俺爹俺娘》。
情景剧“编剧”、日月社工服务社社工余兰说，每个故事均来源于真实事件，“没有夸大，只是重现”。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不停上演。
2011年4月10日，“城市之爱，最可爱社工大赏”系列公益活动于深圳市南山区举行，主题是“大运有我，以爱之名，理性救助”，将关注目光投向了流浪乞讨人群，希望帮助广大市民了解救助的知识和渠道，识别职业乞讨者的骗术，对职业乞讨者说“不”。
爱心活动受到市民关注
本次活动，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副秘书长兼《社会与公益》杂志社社长杨松生，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余智晟、《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执行社长杨佰青，以及社工、义工(志愿者)、爱心企业、媒体记者和市民约60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赵蓬奇在活动现场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这是社会工作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对于“城市之爱最可爱社工大赏”系列公益活动在深圳的成功举办，以及《社会与公益》杂志社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巨大支持，他深感欣慰，并勉励《社会与公益》杂志社通过开展此类活动，能为中国社会工作踏出一条新路。
作为系列公益活动的第三站，《社会与公益》杂志社和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携手深圳市救助管理站、深圳市日月社会服务社，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向社会各界传播一个理念：请“理性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舞台周围，逐渐聚集了大批市民，笑声此起彼伏，有人点头表示赞同，有人从来没听说这类事情，瞪大了眼睛。
“我们希望以此让市民对职业乞讨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余兰说。
市民们在活动现场外站了一圈又一圈。活动结束，他们还是迟迟不愿离开。有的仔细地看起了宣传板，“我真还不知道有这么多职业乞丐，今后可得注意”；有的在“暖流计划”招收志愿者的工作人员台前排起了队。余兰告诉记者，“暖流计划”招收的志愿者，将会协助社工进行‘外展”(外出实地调研)等工作。
翻看厚厚一叠报名表，有年轻人，还有老人；有白领，也有附近的打工仔。
社会救助需要创新模式
如何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难题。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遣送办法》)废止。
在此之前，中国的城市管理多采取强制收容和遣返的方式处理此类问题，而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界定，各地又存在不同的理解，由此导致了包括孙志刚事件在内的诸多恶性事件发生。《遣送办法》为人诟病已久。
新法收缩了有关部门的权力。其第十一条的规定，“救助站应当劝导受助人员返回其住所地或者所在单位，不得限制受助人员离开救助站。”民政部于同年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十六条也规定，“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的，应当事先告知，救助站不得限制。”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问题上，政府有关部门不再使用强制措施。随后，暂住证也成为历史。
仔细分析《管理办法》和《遣送办法》，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政府部门的角色在由流浪乞讨管理者向救助服务提供者转变。
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救助站只能提供能够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条件，且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十日，接受救助的人员最终还是要在救助站的劝说下返回原籍。《管理办法》中强调，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流浪人员返回原籍后，基本生活需求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一个担忧是，由于救助站缺乏强制力，并且实行求救自愿的原则，会不会让城市里的流浪汉相对失控?听任衣衫褴褛的他们辗转在城市的闹市区与各个角落?
现实中的确存在一定数量的流浪乞讨人员，他们活跃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人行天桥、交通要道，甚至以乞讨为业。一些乞讨者甚至跳出旧有乞讨方式，发展为尾随纠缠、拦截路人；拦堵在人行天桥、交通要道处，不给钱就不让路；撕扯行人衣服；在交通红绿灯处，拦车、擦车讨钱等。
另一个担忧是，由原收容所改成的救助站，是否能夠顺利完成角色转换，由管理者变身为社会服务提供者?是否会因此怠慢救助工作?在无法行使强制力的情况下，原有救助体制是否有效?
据湖南某地方报纸报道，长沙市公安局民警曾为救助站送来一个患病流浪者，但救助站以“应先救治后救助”为由拒绝接收，流浪者被放在救助站门口，不幸死去。表面上看，每个部门都在照章办事，实质上却因为现有救助体制的缺陷，法律定义的模糊，导致一个生命就此消失。以社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单靠官方的救助，常常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在社会工作新方法、新体制的探索上，深圳再度走在了前面。
自收容制度改革以后，深圳市成立了公安、城管、民政组成的联合执法大队，以期能够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和管理。联合执法大队每天送到救助站的流浪乞讨人员中，因为不能再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强制措施，常常发生求助表格还没填完，人就不见了的现象，重复救助率高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2010年5月开始，深圳市开始转变思路，采取以社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启动引入社工专业服务解决城市流浪乞讨问题的“暖流计划”，希望形成政府主导、民间广泛参与的“救助一回归一预防”长效救助模式。从福彩公益金拨出专款，向深圳市日月社会服务社购买服务，聘请专业社工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
“暖流计划”的实施，旨在用社工专业手法帮助流浪乞讨人员重返社会。日月社工服务社的社工们介绍说，他们主要试图从流浪乞讨人员的心理层面、自我认知等更深层级的需求入手，发展其生存能力，以图帮助这部分人员回复社会功能。同时不断总结经验，为现行救助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意见。
工作期间，负责“暖流计划”的社工们走上街头，以“一对一”的方式，与流浪乞讨人员沟通，为他们制定档案，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对安置和救助。(详见本刊2010年10月《他们温暖了百余流浪乞讨者》)
日月社会服务社总干事杨晟说，项目 开展一年来，社工为流浪乞讨人员建立起143份详细个人档案，在严寒、酷暑时累计为325人次送去凉茶、药品和衣物，成功帮助9名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流浪乞讨者就业，为17名流浪乞讨^员联络到家人，向市民派发了超过1万份救助卡片等。
该机构2009年成立时，就已开始了‘暖流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杨晟说，日月社会服务社成立之后急需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们关注过农民工，关注过留受儿童诸多方面，“但是这些领域，已经有很多机构在服务了”，最后决定选择流浪乞讨人员作为突破口。
“目前为止，我们的项目在深圳市是独一家。”日月社会服务社副总干事凌怀燕说。
从2009年开始，该机构的社工通过调查、街访以等方式搜集信息，摸清了深圳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情况，最终确定了“暖流计划”。同年，“暖流计划”在深圳市首届公益创意设计大赛中榜上有名。
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已经在向全深圳市铺开。
救助也要理性
在摸底过程中，“暖流计划”项目负责人余兰和同事们发现，在深圳的流浪乞讨者中，职业乞讨者占了较大比重，“他们利用公众的爱心牟利，并乐此不疲”。
职业乞讨者的比例有多大?
根据社工们的摸底调查，深圳市有1000多名流浪乞讨人员，其中高达90％是职业乞讨者。深圳市救助站站长付天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仅罗湖、福田两区的职业乞讨者就有500一一800人之多。其中多是成年人，被反復救助，少的一年被救助30次，最多的达68次。”其中一些人还呈“候鸟”状态，内地天气冷了，就到深圳来。
中国很多城市存在同样现象，流浪乞讨趋于职业化和团体化，真正属于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实际很少。其乞讨方式、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除了最基本的哀乞苦讨外，扮残疾人、拦路强讨等方式也层出不穷。而由于乞讨人员数量众多、流动性强，政府有关部门现有人员根本无法满足救助工作需要。
有学者指出，公众应该清醒认识这些职业乞讨人员并非真正需要社会援助的对象。
凌怀燕告诉记者，日月社工服务社的日常工作之一，就包括向公众普及“理性救助”的理念。职业乞讨既欺骗了公众的爱心，又浪费了政府和社会的救助资源。公众在面对此类人员时，应擦亮眼睛，仔细辨别。最好的救助方法不是直接给钱，而是联系正规救助机构。
《城市之爱，最可爱社工大赏》系列公益活动第三站的现场，除了上演五个反映职业乞讨的情景剧，来自《社会与公益》杂志社和日月社会服务社的爱心人士们还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卡片，希望以此增进公众对职业乞讨的了解，让大家对职业乞讨说“不”。
有学者指出，乞讨在发达国家也不可避免，堵不如疏，要想彻底解决整个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问题，有待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以及救助和社会保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