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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波兰学生为了捍卫基本公民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组织了一系列非暴力静坐和集会，他们没有想到这一行动会成为波兰共产主义制度开始瓦解的标志。“三月事件”、“布拉格之春”以及后来华约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等已经清晰表明，共产主义在中东欧地区失去了号召力。在反犹运动和“三月事件”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推脱责任的行为说明当局对共产主义制度合法化问题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将其合法性维系在乌托邦式的承诺上，而是极自觉地挖掘其统治基础与民族国家长远利益之间的某种所谓联系。具有特殊意义的波兰国家利益取代了阶级团结成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社会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基础也变成了民族团结，而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这些在当时看上去微妙的、无关紧要的变化，却改变了党(统治者)与人民联系的动力。特别是对发展党员的政治模式、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地位产生了影响。一种纯粹发展个人政治事业的愿望代替了意识形态的激励。1968年之后，成为党员的必要标准是要忠诚于党的领导人。新党员通常有着消极的入党动机——实现个人事业发展目标。政治机会主义成了一种社会标准。
本文将要讨论的是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映社会普遍心态的政治机会主义。它既是波兰后共产主义政党的福佑，又是对它的诅咒。一方面，它使得这些政党及其一些领导人能够挺过艰难时期并在适宜的环境下重新活跃起来；但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政党对民众的吸引力，使得社会上形成了个人利益高于党派(甚至国家)利益的氛围，最终导致了后共产主义左翼政党的一次重大危机。
波兰统一工人党：如临深渊
林茨和斯蒂芬曾经指出，在所有原苏东国家中，只有波兰是从威权(而不是极权或后极权)体制开始转型的。这种看法过分强调了军队在波兰的作用。虽然1981～1989年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及其许多亲密同僚的确都身着戎装，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他们已经不再真正信仰共产主义。
一系列波及范围极广的大动荡(1970年、1976年以及最终1980～1981年“团结工会的狂欢”)反映了波兰共产主义制度的真正本质。共产党再也不能宣称他们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
20世纪80年代，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力量的来源只剩下赤裸裸的权力欲望。当时，任内务部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基什查克定期在波兰议会下院(色姆议会)大会或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完全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不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甚至很少提到诸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或“社会公正”等概念。相反，他的演讲稿更像是带有严重军国主义倾向的官僚主义的统治方法手册。
虽然包括基什查克的领导兼导师雅鲁泽尔斯基在内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其他领导人并没有从他们的公开讲话中剔除掉“社会主义”字眼。但是他们的言论也足以表明，共产党统治合法化的基础已从乌托邦式的空想转向民族主义。国家独立是一种绝对价值。在波兰人民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相反，社会主义的价值则只有与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才能得以证明，即使这只是一种依附于苏联的有限主权形式。
当然，正统意识形态的覆灭推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采取务实的态度与反对派——团结工会进行对话并解决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权力转移问题。波兰模式转型的标志是政府与瓦文萨领导的反对派在1988～1989年冬春季进行的谈判及最终达成的圆桌会议协议。雅鲁泽尔斯基、基什查克及其同僚在加入这些会谈时并没有预见到共产党将会放弃政权。相反，他们的目的是将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增选进一个“更广泛的独裁政权”。他们希望通过让团结工会再次合法化并(作为议会中的弱小反对派)参与到统治体系中，以使经济紧缩政策合法化并减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共产党创造了新的(总统任期的、议会的)制度，也接受了新的(有限竞争的)选举规则。他们打算在四年中完全重组，之后在1993年举行的竞争性选举中击败团结工会。正如杰奎琳·海顿在分析波兰共产党政权倒台时所言，是几个重要共产党员作出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分析和估计最终导致了这一灾难。
1988～1989年，米·拉科夫斯基政府放松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特别是1989年1月的《国有企业商业化》法，允许国有资产准私有化，某些厂长经理用其管理的企业来成立合资企业，并使之变为官僚特权阶层的企业。总而言之，这些举措为党的基层组织和国家官僚政权创造了接受全新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秩序的动力。那些曾经用对党忠诚来保障自己既得利益的人，现在发现了更好的机会，他们利用特权获取新兴市场上的稀缺资源。
波兰社会上曾有一种看法，认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在圆桌会谈时进行了一项秘密交易，后者承诺在权力和平转换交接中保证前者的政治和经济安全。据说，该交易是由一些圆桌会议的重要参与者在华沙郊外马格达伦卡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中达成的。但与会双方都否认曾经有过这样的交易。并且，党的文献记录也表明，当时党的高级领导层一片混乱，不会有任何狡猾的阴谋诡计。但无论如何，任何阴谋论都不会预料到团结工会会在1989年6月4日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这给政治精英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意外惊喜。政治精英们达成了一个有限的分权方案，而选民则将它变成向和平制度转型的开端。
波兰民主反对派的力量是推动和平协商式转型的重要因素。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已出现，只是自80年代开始才在团结工会的保护下联合在一起。他们的领导人或是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或是法律、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顶尖专家。此外，在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后十多年中(1976～1989年)。波兰政治激进主义的整体水平远远高于中东欧地区的其他国家。总之，波兰共产党人在其执政末期既要面对由持不同政见者转变而来的反对派精英，又要面对完全不受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的激动的人民群众。然而，即使是如此强大的反对派也被1989～1990年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的速度和广度惊得目瞪口呆。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既非重生，也非消亡
1990年1月28日，大部分议会代表组建了一个新党——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在来自格但斯克的塔·费什巴哈的领导下，另外一小部分议会代表组建了波兰社会民主联盟。该党最初试图成为一个不带有任何波兰统一工人党遗迹的纯左翼党，但却由于陷入内部争论，于1991年7月正式解散。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联盟以及他们的继承党(民主左派联盟党、劳动联盟和波兰社会民主党)都属于由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组建的政党。一部分反对圆桌会议协议的强硬派组建了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阶级”，其基层组织主要分布在华沙和西里西亚。该党后来加入民主左派联盟党，但是作用甚微。还有一些团体试图组织起来在地方上取代波兰统一工人党，但它们最终或是加入民主左派联盟党，或是很快停止了一切活动。 与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或俄罗斯不同，1989年后波兰共产党人没有组成(甚至没有尝试组成)一个全国性政党。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起，波兰统一工人党就利用波兰的民族利益作为权力合法化的主要手段。二战刚结束时，波兰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波兰和苏联瓜分了原德国的西里西亚、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地区。哥穆尔卡时期，特别强烈的反德仇视、倒向苏俄的定位、或公开或隐蔽的反犹主义，使得波兰共产党人似乎荒谬地成了二战前与其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民族民主运动所倡导的内外政策的遗嘱执行人。民族共产主义者们的思想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仍然吸引了许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但是，对雅鲁泽尔斯基这个“真正的爱国者”的支持导致他们完全毁掉了本应在民众中享有的民族信任感。而公众则将团结工会看作是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民族独立的波兰人的化身。1989年，民族共产主义者们已经完全无法在爱国主义范畴内同团结工会竞争了。在公众层面，波兰的传统民族主义已经与反共结合在一起，这种联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巩固。因此，20世纪末2l世纪初的波兰政治舞台已不再需要“民族共产主义者”了。
极左派想要恢复曾经在历史上担任过左派执政党的波兰社会党，然而，波兰社会党虽然一直保持了可用来替代共产党的左翼有生力量的形象，但由于该党离开波兰国内政治舞台40多年，所以未吸引到足够多的追随者。在1993年和1997年竞选期间，该党的一支加入了民主左派联盟党。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唯一继承党和(在民主左派联盟党旗帜下)唯一广泛代表波兰左派的声音。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该党正是波兰共产党前身的主要力量。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意识形态遗产和所有党产，这成为该党最有价值的财政来源，其重要性与人力和组织资源相比不相上下。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选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大众型政党模式，其注册党员或缴纳党费的党员有6万～9万人。
该党没有以自身的名义参加选举，而是成为民主左派联盟党的核心成员。为参加1991年10月的大选，波兰各种后社会主义力量和左派组织于1991年7月首次联合组成民主左派选举联盟党。1993年7月，为了参加1993年9月的选举，该联盟再次联合。
曾经参加过民主左派联盟党的有：工会全波协商会议(1983年建立的原社会主义工会组织)，波兰社会党的一个分支，波兰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以及各种代表妇女、青年、失业者、退休者及其他群体的国家、地区或地方非政府组织。
20世纪90年代，民主左派联盟党的功能只是一个松散的选举联盟，没有发展任何特殊的组织结构。决策是在民主左派联盟议会党团内进行的。民主左派联盟党成为一个准全民型政党，吸引了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其公众支持率上升了两倍多，在色姆议会获得的席位从60个增加到171个，在上院的席位也由4个增加至37个。它已经能够摆脱原共产党的坏名声，看上去像是一个现代的西欧式的社会民主党了。在波兰国家领导人中始终有原波党成员的身影。例如，在1995年当选共和国总统之前一直担任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左派联盟党主席的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莱·米莱尔、1990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弗·齐莫谢维奇、1995～1996年的政府总理约·奥莱克西等。
在1997年大选中，由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民主左派联盟党虽然获得了350万张选票和27.1％的得票率，赢得了色姆议会164个议席和参议院28个席位，但它仍然输给了团结选举行动。导致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991年和1993年，后团结工会右翼严重碎化(许多右翼政党没能达到1993年开始引入的5％的选票门槛)，但为了参加1997年选举，右翼党派联合结成团结选举行动，因而在选票数量并未明显增加的情况下，赢得了上下两院的相对多数席位。其次，1993～1997年民主左派联盟党的联盟伙伴波兰农民党在此次选举中也失利了。因为1997年选举惨败，并且修订后的选举法对政党实体更有利，所以民主左派联盟党于1999年4月重新登记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生命随即终结。
在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左派联盟党的纲领性声明中，经济和社会政策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它们支持以引进和强化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强调维护社会安全，呼吁减少失业和保护经济弱势群体。尽管如此，民主左派联盟党在第一次执政期间(1993～1997年)并没有整顿官僚主义，也没能解决如公共卫生医疗制度和社会安全基金等从共产主义时期延续下来的国家福利机构的破产问题。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左派联盟党坚决支持国家与教会分离，完全支持堕胎合法化，但是并没能付诸实施。后共产党还强烈反对任何以去共产化或清洗(审查原共产党官员)为目标的政策。在外交政策上，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左派联盟党支持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和政策完全属于机会主义性质。一方面，该党尽其所能地避免暴露其继承的共产党遗产，并尽力塑造一种高尚的形象；另一方面，该党回避在那些可能会疏远其主要支持者或重要机构(例如罗马天主教会)的问题上进行决策。最容易的决策是在外交政策方面：由于民众当中没有强烈的反对北约和欧洲的不满情绪，并且苏联也不再存在了。因此，后共产主义政党完全能顺应民意倒向北约和欧洲，这同时也能满足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大多数人加入统一工人党都是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预期福利待遇的激励，所以苏联解体和北约、欧盟在中欧地区作用的增强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参照系的变化以及新机会的出现。对此最形象的比喻是，饼干桶已经从莫斯科移到了布鲁塞尔，而他们总是知道如何能把自己的手伸进去。
波兰后共产主义者的成功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与西欧左派的关系。只要他们再次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并选择支持北约和欧洲一体化的立场，那么他们就能毫不费力地在文化和社会经济方面充当起真正的左翼。他们与西欧社会党人及社会民主党人能够找到共同语言。相反，许多原波兰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却因其与罗马天主教会关系密切而经常受到西欧自由主义者的怀疑；又因其工会(团结工会)背景而受到西欧保守派的怀疑。
20世纪90年代，与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民主左派联盟党并存的左派政党是劳动联盟。1992年6月，一部分宣称认同社会主义的原团结工会成员组建劳动联盟。该党是唯一一个领导层和普通成员均由来自团结工会和统一社会民主党两党的党员组成的政党。它将其意识形态严格定位为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左派。其领导人严厉批评1989年后支持市场化改革的观点，这使该党站到了比 民主左派联盟党更左的位置。但是，劳动联盟竞选政策的基点却是较为支持改革的，定位也更接近政治光谱的中心。劳动联盟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有：原团结工会活动家雷沙德·布加依、前团结工会民主反对派卡罗尔·莫泽列夫斯基、一直留在统一民主党内直到最后一刻的维斯瓦夫·茹克斯卡和马雷克·波尔。2001年，劳动联盟与民主左派联盟党组成竞选联盟。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一个成功传奇?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1977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他是格但斯克大学的一名学生。克瓦希涅夫斯基加入统一工人党的决定当时在他的老师和同学们看来是一个政治投机主义行为。在克瓦希涅夫斯基的朋友中，没有人知道他有什么思想上的献身精神。但都知道他有政治抱负。他把入党看作是政治生涯中的必要步骤。
1977～1991年，他曾先后担任波兰学生社会主义者联合会的全国领导人、《等等》周刊主编、《青年旗帜报》主编、青年和体育委员会主席、波兰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等职。他非常积极地参与圆桌会议谈判，提出恢复参议院，实行完全公开竞选。之后他在家乡科沙秫地区参加了1989年参议院竞选，但未能当选。1991年，他在色姆议会选举中成为全国得票数最高的独立候选人。
1993年总统选举前，克瓦希涅夫斯基始终在民意测验中处于领先地位。从对总统竞选的掌控程度来看，克瓦希涅夫斯基非常适应民主政治过程中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他小心翼翼地塑造了一个稳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领导人形象，这种设计正与当政的莱赫·瓦文萨粗鲁尖刻的庸俗形象形成对比。
克瓦希涅夫斯基在第一轮投票中仅获得了微弱优势，而瓦文萨却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在最后一轮投票前进行的两场电视实况辩论中，两个候选人的个人风格表现差异巨大。克瓦希涅夫斯基轻松而专注并表示愿意和解，瓦文萨却表现得强硬、粗鲁甚至语无伦次，没能对公众态度的变化作出适当的回应。最终，克瓦希涅夫斯基赢得了选举。选举结束后，克瓦希涅夫斯基不仅辞去了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领导职务，甚至还放弃了党籍，他渴望成为全体波兰人的总统。
在整个五年任期(1995～2000年)内，克瓦希涅夫斯基保持了极高的民众支持率，五年之后他再次参加竞选时在第一轮就毫无悬念地完全胜出。在这个11年前团结工会刚用一次绝对性的竞选胜利将共产党从执政宝座上拉下来的国家。一位前共产党官员能够赢得民众如此巨大的支持。这使波兰国内外的观察家们都感到疑惑不解。用社会学理论无法解释克瓦希涅夫斯基的受欢迎程度，因为其支持者来自全社会各个阶层和派别。造成“克瓦希涅夫斯基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对他的信任，认为他是一个温和的、真正奉行中间路线的人。
克瓦希涅夫斯基及其党派在政治精英层面与后团结工会阵营保持距离，并注意尽量与选民直接联系。尽管他是一个法庭认定的说谎者，还时常有关于酗酒和其他不检点行为的传闻出现，但是普通公民意识到他们自己也并非完美，因而愿意原谅他，因为他从未试图像其他政治家那样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种具有道德优越感的氛围。而且，波兰民众厌倦了无休止的争吵和各种政治指控，大多数年轻人更愿意展望未来。克瓦希涅夫斯基及其同僚几乎从不吹嘘他们的过去。正是明显想要迎合这种期望。
与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不同，克瓦希涅夫斯基从来也不是一个激进的总统。他没有取消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任何重要改革。只是在1999年，为了在第二次竞选前夕取悦民主左派联盟党，他动用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否决了一项关于政府资助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议案。但他对在其任期内波兰面临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几乎没有提出或推动过任何特别的解决方案。
只有在外交政策方面克瓦希涅夫斯基显示出真正的魄力，而且极有远见。他在推动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并成为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他已成为原共产主义者将自己改造成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范本。
民主左派联盟党：米莱尔政府的衰落
在2001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左派联盟党和劳动联盟组成的竞选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波兰民主左派联盟党领导的米莱尔政府开始掌权。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与波兰农民党联合组阁。能取得这次空前胜利，是因为团结选举行动一自由同盟联合政府在1998～1999年推行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效果极差，积累了大量负面影响，并且在2000年和2001年团结选举行动领导的政府也备受一系列腐败丑闻的困扰。
沉浸在2001年大选获胜喜悦中的民主左派联盟党领导人们忙着分享选举胜利后的战利品，完全坚信他们的权力会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无需检省。2001年，民主左派联盟党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欠佳，但诸如此类的先兆都并未引起重视。2003年，几件突出的滥用职权和腐败案件成了公开的丑闻，一些卷入其中的民主左派联盟党全国领导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雷温丑闻”和另外一桩涉及党的多名中央和省级领导的事件暴露出民主左派联盟党的地方组织已经成了个别“党内大亨”的个人势力范围。
这些只是被媒体曝光的众多腐败、裙带关系、任人惟亲事件的冰山一角。此外，导致米莱尔政府和民主左派联盟党下台的因素还有：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联合政府没有解决后共产主义波兰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失业问题。为解决医疗保障问题，米莱尔政府建立了国家医疗卫生基金，但该政策比疾病更致命。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联合政府还完全背离了左派的选举基础核心，忽视社会政策领域的变革，例如没有推动允许堕胎法案的通过。
2004年3月25日，色姆议会主席马雷克·博罗夫斯基--带领一些下议院议员脱离民主左派联盟党，成立新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次日，米莱尔宣布辞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由于米莱尔和内阁部长们负责主持冗长而坎坷的入盟进程并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因而舆论认为米莱尔总理及其内阁成员理应执政到正式入盟。米莱尔的辞职在波兰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第二天
2004年5月2日生效。米莱尔总理和这届政府及其政党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都跌到了谷底，甚至达到了个位数，这是波兰自1989年建立民主制度以来所有政府的最差记录。
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选择民主左派联盟党成员、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原副总理和财政部长马雷克·贝尔卡担任临时看守内阁总理。民主左派联盟党尝试大换血，清除原有领导层并选用一批新的领导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未因腐败指控而受到名誉牵连的政治活动家。
200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是对新组建的后共产主义左派的第一次检验。他们表现欠佳：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共得到9.4％的选票，而刚刚成立的波兰社会民主党获得了5.3％的选票。选举结果表明，执政的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的受欢迎程度迅速下降，而温和但极力支持欧盟中心论的自由民主派公民纲领党和自由同盟、持欧洲怀疑论的天主教保守派波兰家庭联盟和激进民粹主义 者的自卫党的受欢迎程度却有所提高。这一切都表明，波兰政坛会出现一次重大的重新洗牌。
2005年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结果导致政治舞台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牌。一方面，议会选举结果是曾在2001年赢得议席的六个政党都留在色姆议会，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改变了过去政党流动频繁的状况。这似乎可以说明，稳定的政党制度逐渐形成。另一方面，选民浮动性仍然很高，而且不同以往，此次出现了大量选民从政治光谱的左翼迅速向右翼转移的现象。在色姆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两个中右的后团结工会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表现最好，获得的选票数量优势明显。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组合的得票率甚至不及奉行民粹主义的波兰自卫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没有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票数。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马雷克·博罗夫斯基作为左派的唯一候选人参加了总统竞选，最终排名第四，得票数不仅落后于法律与公正党的莱赫·卡钦斯基和公民纲领党的多纳德·图斯克，甚至还远远落后于自卫党的安德热依·莱佩尔。
民主左派联盟党在几乎整整三年中所走的道路对党自身和后共产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整个政治领域都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该党中央、大区以及地方各级领导人获取政治权力不是要为人民负责，而是为了得到一系列获取私利的机会。正是20世纪90年代善于将民主的游戏规则转化为集体优势的那些人，在21世纪前十年的行事风格有着完全不会受惩罚的优越感，直到选举周期结束始终缺乏民主国家政党应具备的对政治责任的任何考量。
左翼与民主者联盟及左派政党的发展
在仓促举行的2007年大选中，后共产主义左派的表现仍然没有什么起色。从2005年起，法律与公正党曾组成一党少数政府，后又与奉行民粹主义的自卫党以及由天主教教徒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波兰家庭同盟联合执政。法律与公正党执政能力不佳，来自反对党和大多数公众的批评不断增多。
但后共产主义政党却没能利用这次机会将公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政治资本。他们组建左翼与民主者联盟来参加竞选。该联盟由民主左派联盟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劳动联盟三个后共产主义政党组成，之后又有曾经是后团结工会阵营主要党派的民主联盟和自由联盟的继承党——民主党加入。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当时曾试图重登政坛，为左翼与民主者联盟争取选票，积极参加竞选。但这毫无助益。左翼与民主者联盟得到的选票数还不到2005年选举时四党得票数的总和，并远远落后于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很明显，对于后共产主义左派来说，重新改组已经迫在眉睫。
左翼政党在当今的波兰政党政治光谱中面临两难困境。在后共产主义波兰，选民认同和政党竞争表面上是仿照西方的政党竞争模式组织建立起来的，但实质上差别巨大。在西方，政治竞争是由社会经济和文化这两个维度交叉界定的。前者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政策与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对立，后者表现为忏悔式和世俗式政治政策的对立。
20世纪90年代，波兰政治竞争的驱动力并不完全是社会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在后共产主义阵营与后团结工会阵营的竞争中，选民选择的根据不是他们提出的社会经济政策，而是政党的文化定位，例如妇女堕胎权、天主教会的地位等。因此，宗教信仰成为比阶级地位更能说明选民行为的指标。
21世纪初，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政党采取支持或反对欧盟的立场。反对入盟的政党往往维护宗教或民族等特殊利益，并要求国家干预经济以保护本国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免受外国资本和不公平商业竞争的损害。该观点在法律与公正党的核心选区非常普遍。与之相反，支持入盟的党派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受普世和自由价值观影响，它们强烈认同和支持自由市场原则。这种观点在公民纲领党的支持者中占主导。
为了争取选民，后共产主义政党尝试使用社会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上的各种战略。但实际情况是，如果左翼政党要寻求社会和经济弱势群体的支持，那么就会面临来自法律与公正党及其他民粹主义政党的强有力竞争。如果左翼政党强调其自由的，包容性的文化定位，那么又不得不面对公民纲领党的竞争。当然，后共产主义政党还可以选择同时与上述政策相反的完全左转战略，但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们将不得不同时面对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的竞争。
然而，最近民主左派联盟党的领导人似乎正在着手推动这一进程。中左派已不再存在：2008年春，左翼与民主者联盟在色姆议会中被新成立的三个议会党团——左翼党团、波兰社会民主党一新左翼党团和民主议员党团取代。议会外的左派也已经重组：2008年5月，民主左派联盟党代表大会选举了新领导层，而就在此前几周，前总理米莱尔组建了一个新党——波兰左翼党。
目前波兰的后共产主义政党正处在十字路口。至少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曾经轻而易举地选择了支持自由民主，现在结果又如何呢?
[责任编辑：文慧]
这些在当时看上去微妙的、无关紧要的变化，却改变了党(统治者)与人民联系的动力。特别是对发展党员的政治模式、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地位产生了影响。一种纯粹发展个人政治事业的愿望代替了意识形态的激励。1968年之后，成为党员的必要标准是要忠诚于党的领导人。新党员通常有着消极的入党动机——实现个人事业发展目标。政治机会主义成了一种社会标准。
本文将要讨论的是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映社会普遍心态的政治机会主义。它既是波兰后共产主义政党的福佑，又是对它的诅咒。一方面，它使得这些政党及其一些领导人能够挺过艰难时期并在适宜的环境下重新活跃起来；但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政党对民众的吸引力，使得社会上形成了个人利益高于党派(甚至国家)利益的氛围，最终导致了后共产主义左翼政党的一次重大危机。
波兰统一工人党：如临深渊
林茨和斯蒂芬曾经指出，在所有原苏东国家中，只有波兰是从威权(而不是极权或后极权)体制开始转型的。这种看法过分强调了军队在波兰的作用。虽然1981～1989年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及其许多亲密同僚的确都身着戎装，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他们已经不再真正信仰共产主义。
一系列波及范围极广的大动荡(1970年、1976年以及最终1980～1981年“团结工会的狂欢”)反映了波兰共产主义制度的真正本质。共产党再也不能宣称他们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
20世纪80年代，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力量的来源只剩下赤裸裸的权力欲望。当时，任内务部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基什查克定期在波兰议会下院(色姆议会)大会或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完全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不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甚至很少提到诸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或“社会公正”等概念。相反，他的演讲稿更像是带有严重军国主义倾向的官僚主义的统治方法手册。
虽然包括基什查克的领导兼导师雅鲁泽尔斯基在内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其他领导人并没有从他们的公开讲话中剔除掉“社会主义”字眼。但是他们的言论也足以表明，共产党统治合法化的基础已从乌托邦式的空想转向民族主义。国家独立是一种绝对价值。在波兰人民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相反，社会主义的价值则只有与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才能得以证明，即使这只是一种依附于苏联的有限主权形式。
当然，正统意识形态的覆灭推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采取务实的态度与反对派——团结工会进行对话并解决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权力转移问题。波兰模式转型的标志是政府与瓦文萨领导的反对派在1988～1989年冬春季进行的谈判及最终达成的圆桌会议协议。雅鲁泽尔斯基、基什查克及其同僚在加入这些会谈时并没有预见到共产党将会放弃政权。相反，他们的目的是将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增选进一个“更广泛的独裁政权”。他们希望通过让团结工会再次合法化并(作为议会中的弱小反对派)参与到统治体系中，以使经济紧缩政策合法化并减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共产党创造了新的(总统任期的、议会的)制度，也接受了新的(有限竞争的)选举规则。他们打算在四年中完全重组，之后在1993年举行的竞争性选举中击败团结工会。正如杰奎琳·海顿在分析波兰共产党政权倒台时所言，是几个重要共产党员作出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分析和估计最终导致了这一灾难。
1988～1989年，米·拉科夫斯基政府放松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特别是1989年1月的《国有企业商业化》法，允许国有资产准私有化，某些厂长经理用其管理的企业来成立合资企业，并使之变为官僚特权阶层的企业。总而言之，这些举措为党的基层组织和国家官僚政权创造了接受全新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秩序的动力。那些曾经用对党忠诚来保障自己既得利益的人，现在发现了更好的机会，他们利用特权获取新兴市场上的稀缺资源。
波兰社会上曾有一种看法，认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在圆桌会谈时进行了一项秘密交易，后者承诺在权力和平转换交接中保证前者的政治和经济安全。据说，该交易是由一些圆桌会议的重要参与者在华沙郊外马格达伦卡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中达成的。但与会双方都否认曾经有过这样的交易。并且，党的文献记录也表明，当时党的高级领导层一片混乱，不会有任何狡猾的阴谋诡计。但无论如何，任何阴谋论都不会预料到团结工会会在1989年6月4日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这给政治精英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意外惊喜。政治精英们达成了一个有限的分权方案，而选民则将它变成向和平制度转型的开端。
波兰民主反对派的力量是推动和平协商式转型的重要因素。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已出现，只是自80年代开始才在团结工会的保护下联合在一起。他们的领导人或是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或是法律、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顶尖专家。此外，在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后十多年中(1976～1989年)。波兰政治激进主义的整体水平远远高于中东欧地区的其他国家。总之，波兰共产党人在其执政末期既要面对由持不同政见者转变而来的反对派精英，又要面对完全不受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的激动的人民群众。然而，即使是如此强大的反对派也被1989～1990年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的速度和广度惊得目瞪口呆。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既非重生，也非消亡
1990年1月28日，大部分议会代表组建了一个新党——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在来自格但斯克的塔·费什巴哈的领导下，另外一小部分议会代表组建了波兰社会民主联盟。该党最初试图成为一个不带有任何波兰统一工人党遗迹的纯左翼党，但却由于陷入内部争论，于1991年7月正式解散。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联盟以及他们的继承党(民主左派联盟党、劳动联盟和波兰社会民主党)都属于由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组建的政党。一部分反对圆桌会议协议的强硬派组建了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阶级”，其基层组织主要分布在华沙和西里西亚。该党后来加入民主左派联盟党，但是作用甚微。还有一些团体试图组织起来在地方上取代波兰统一工人党，但它们最终或是加入民主左派联盟党，或是很快停止了一切活动。 与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或俄罗斯不同，1989年后波兰共产党人没有组成(甚至没有尝试组成)一个全国性政党。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起，波兰统一工人党就利用波兰的民族利益作为权力合法化的主要手段。二战刚结束时，波兰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波兰和苏联瓜分了原德国的西里西亚、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地区。哥穆尔卡时期，特别强烈的反德仇视、倒向苏俄的定位、或公开或隐蔽的反犹主义，使得波兰共产党人似乎荒谬地成了二战前与其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民族民主运动所倡导的内外政策的遗嘱执行人。民族共产主义者们的思想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仍然吸引了许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但是，对雅鲁泽尔斯基这个“真正的爱国者”的支持导致他们完全毁掉了本应在民众中享有的民族信任感。而公众则将团结工会看作是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民族独立的波兰人的化身。1989年，民族共产主义者们已经完全无法在爱国主义范畴内同团结工会竞争了。在公众层面，波兰的传统民族主义已经与反共结合在一起，这种联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巩固。因此，20世纪末2l世纪初的波兰政治舞台已不再需要“民族共产主义者”了。
极左派想要恢复曾经在历史上担任过左派执政党的波兰社会党，然而，波兰社会党虽然一直保持了可用来替代共产党的左翼有生力量的形象，但由于该党离开波兰国内政治舞台40多年，所以未吸引到足够多的追随者。在1993年和1997年竞选期间，该党的一支加入了民主左派联盟党。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唯一继承党和(在民主左派联盟党旗帜下)唯一广泛代表波兰左派的声音。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该党正是波兰共产党前身的主要力量。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意识形态遗产和所有党产，这成为该党最有价值的财政来源，其重要性与人力和组织资源相比不相上下。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选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大众型政党模式，其注册党员或缴纳党费的党员有6万～9万人。
该党没有以自身的名义参加选举，而是成为民主左派联盟党的核心成员。为参加1991年10月的大选，波兰各种后社会主义力量和左派组织于1991年7月首次联合组成民主左派选举联盟党。1993年7月，为了参加1993年9月的选举，该联盟再次联合。
曾经参加过民主左派联盟党的有：工会全波协商会议(1983年建立的原社会主义工会组织)，波兰社会党的一个分支，波兰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以及各种代表妇女、青年、失业者、退休者及其他群体的国家、地区或地方非政府组织。
20世纪90年代，民主左派联盟党的功能只是一个松散的选举联盟，没有发展任何特殊的组织结构。决策是在民主左派联盟议会党团内进行的。民主左派联盟党成为一个准全民型政党，吸引了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其公众支持率上升了两倍多，在色姆议会获得的席位从60个增加到171个，在上院的席位也由4个增加至37个。它已经能够摆脱原共产党的坏名声，看上去像是一个现代的西欧式的社会民主党了。在波兰国家领导人中始终有原波党成员的身影。例如，在1995年当选共和国总统之前一直担任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左派联盟党主席的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莱·米莱尔、1990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弗·齐莫谢维奇、1995～1996年的政府总理约·奥莱克西等。
在1997年大选中，由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民主左派联盟党虽然获得了350万张选票和27.1％的得票率，赢得了色姆议会164个议席和参议院28个席位，但它仍然输给了团结选举行动。导致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991年和1993年，后团结工会右翼严重碎化(许多右翼政党没能达到1993年开始引入的5％的选票门槛)，但为了参加1997年选举，右翼党派联合结成团结选举行动，因而在选票数量并未明显增加的情况下，赢得了上下两院的相对多数席位。其次，1993～1997年民主左派联盟党的联盟伙伴波兰农民党在此次选举中也失利了。因为1997年选举惨败，并且修订后的选举法对政党实体更有利，所以民主左派联盟党于1999年4月重新登记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生命随即终结。
在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左派联盟党的纲领性声明中，经济和社会政策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它们支持以引进和强化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强调维护社会安全，呼吁减少失业和保护经济弱势群体。尽管如此，民主左派联盟党在第一次执政期间(1993～1997年)并没有整顿官僚主义，也没能解决如公共卫生医疗制度和社会安全基金等从共产主义时期延续下来的国家福利机构的破产问题。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左派联盟党坚决支持国家与教会分离，完全支持堕胎合法化，但是并没能付诸实施。后共产党还强烈反对任何以去共产化或清洗(审查原共产党官员)为目标的政策。在外交政策上，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左派联盟党支持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和政策完全属于机会主义性质。一方面，该党尽其所能地避免暴露其继承的共产党遗产，并尽力塑造一种高尚的形象；另一方面，该党回避在那些可能会疏远其主要支持者或重要机构(例如罗马天主教会)的问题上进行决策。最容易的决策是在外交政策方面：由于民众当中没有强烈的反对北约和欧洲的不满情绪，并且苏联也不再存在了。因此，后共产主义政党完全能顺应民意倒向北约和欧洲，这同时也能满足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大多数人加入统一工人党都是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预期福利待遇的激励，所以苏联解体和北约、欧盟在中欧地区作用的增强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参照系的变化以及新机会的出现。对此最形象的比喻是，饼干桶已经从莫斯科移到了布鲁塞尔，而他们总是知道如何能把自己的手伸进去。
波兰后共产主义者的成功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与西欧左派的关系。只要他们再次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并选择支持北约和欧洲一体化的立场，那么他们就能毫不费力地在文化和社会经济方面充当起真正的左翼。他们与西欧社会党人及社会民主党人能够找到共同语言。相反，许多原波兰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却因其与罗马天主教会关系密切而经常受到西欧自由主义者的怀疑；又因其工会(团结工会)背景而受到西欧保守派的怀疑。
20世纪90年代，与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民主左派联盟党并存的左派政党是劳动联盟。1992年6月，一部分宣称认同社会主义的原团结工会成员组建劳动联盟。该党是唯一一个领导层和普通成员均由来自团结工会和统一社会民主党两党的党员组成的政党。它将其意识形态严格定位为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左派。其领导人严厉批评1989年后支持市场化改革的观点，这使该党站到了比 民主左派联盟党更左的位置。但是，劳动联盟竞选政策的基点却是较为支持改革的，定位也更接近政治光谱的中心。劳动联盟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有：原团结工会活动家雷沙德·布加依、前团结工会民主反对派卡罗尔·莫泽列夫斯基、一直留在统一民主党内直到最后一刻的维斯瓦夫·茹克斯卡和马雷克·波尔。2001年，劳动联盟与民主左派联盟党组成竞选联盟。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一个成功传奇?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1977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他是格但斯克大学的一名学生。克瓦希涅夫斯基加入统一工人党的决定当时在他的老师和同学们看来是一个政治投机主义行为。在克瓦希涅夫斯基的朋友中，没有人知道他有什么思想上的献身精神。但都知道他有政治抱负。他把入党看作是政治生涯中的必要步骤。
1977～1991年，他曾先后担任波兰学生社会主义者联合会的全国领导人、《等等》周刊主编、《青年旗帜报》主编、青年和体育委员会主席、波兰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等职。他非常积极地参与圆桌会议谈判，提出恢复参议院，实行完全公开竞选。之后他在家乡科沙秫地区参加了1989年参议院竞选，但未能当选。1991年，他在色姆议会选举中成为全国得票数最高的独立候选人。
1993年总统选举前，克瓦希涅夫斯基始终在民意测验中处于领先地位。从对总统竞选的掌控程度来看，克瓦希涅夫斯基非常适应民主政治过程中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他小心翼翼地塑造了一个稳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领导人形象，这种设计正与当政的莱赫·瓦文萨粗鲁尖刻的庸俗形象形成对比。
克瓦希涅夫斯基在第一轮投票中仅获得了微弱优势，而瓦文萨却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在最后一轮投票前进行的两场电视实况辩论中，两个候选人的个人风格表现差异巨大。克瓦希涅夫斯基轻松而专注并表示愿意和解，瓦文萨却表现得强硬、粗鲁甚至语无伦次，没能对公众态度的变化作出适当的回应。最终，克瓦希涅夫斯基赢得了选举。选举结束后，克瓦希涅夫斯基不仅辞去了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领导职务，甚至还放弃了党籍，他渴望成为全体波兰人的总统。
在整个五年任期(1995～2000年)内，克瓦希涅夫斯基保持了极高的民众支持率，五年之后他再次参加竞选时在第一轮就毫无悬念地完全胜出。在这个11年前团结工会刚用一次绝对性的竞选胜利将共产党从执政宝座上拉下来的国家。一位前共产党官员能够赢得民众如此巨大的支持。这使波兰国内外的观察家们都感到疑惑不解。用社会学理论无法解释克瓦希涅夫斯基的受欢迎程度，因为其支持者来自全社会各个阶层和派别。造成“克瓦希涅夫斯基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对他的信任，认为他是一个温和的、真正奉行中间路线的人。
克瓦希涅夫斯基及其党派在政治精英层面与后团结工会阵营保持距离，并注意尽量与选民直接联系。尽管他是一个法庭认定的说谎者，还时常有关于酗酒和其他不检点行为的传闻出现，但是普通公民意识到他们自己也并非完美，因而愿意原谅他，因为他从未试图像其他政治家那样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种具有道德优越感的氛围。而且，波兰民众厌倦了无休止的争吵和各种政治指控，大多数年轻人更愿意展望未来。克瓦希涅夫斯基及其同僚几乎从不吹嘘他们的过去。正是明显想要迎合这种期望。
与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不同，克瓦希涅夫斯基从来也不是一个激进的总统。他没有取消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任何重要改革。只是在1999年，为了在第二次竞选前夕取悦民主左派联盟党，他动用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否决了一项关于政府资助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议案。但他对在其任期内波兰面临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几乎没有提出或推动过任何特别的解决方案。
只有在外交政策方面克瓦希涅夫斯基显示出真正的魄力，而且极有远见。他在推动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并成为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他已成为原共产主义者将自己改造成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范本。
民主左派联盟党：米莱尔政府的衰落
在2001年议会选举中，民主左派联盟党和劳动联盟组成的竞选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波兰民主左派联盟党领导的米莱尔政府开始掌权。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与波兰农民党联合组阁。能取得这次空前胜利，是因为团结选举行动一自由同盟联合政府在1998～1999年推行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效果极差，积累了大量负面影响，并且在2000年和2001年团结选举行动领导的政府也备受一系列腐败丑闻的困扰。
沉浸在2001年大选获胜喜悦中的民主左派联盟党领导人们忙着分享选举胜利后的战利品，完全坚信他们的权力会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无需检省。2001年，民主左派联盟党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欠佳，但诸如此类的先兆都并未引起重视。2003年，几件突出的滥用职权和腐败案件成了公开的丑闻，一些卷入其中的民主左派联盟党全国领导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雷温丑闻”和另外一桩涉及党的多名中央和省级领导的事件暴露出民主左派联盟党的地方组织已经成了个别“党内大亨”的个人势力范围。
这些只是被媒体曝光的众多腐败、裙带关系、任人惟亲事件的冰山一角。此外，导致米莱尔政府和民主左派联盟党下台的因素还有：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联合政府没有解决后共产主义波兰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失业问题。为解决医疗保障问题，米莱尔政府建立了国家医疗卫生基金，但该政策比疾病更致命。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联合政府还完全背离了左派的选举基础核心，忽视社会政策领域的变革，例如没有推动允许堕胎法案的通过。
2004年3月25日，色姆议会主席马雷克·博罗夫斯基--带领一些下议院议员脱离民主左派联盟党，成立新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次日，米莱尔宣布辞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由于米莱尔和内阁部长们负责主持冗长而坎坷的入盟进程并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因而舆论认为米莱尔总理及其内阁成员理应执政到正式入盟。米莱尔的辞职在波兰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第二天
2004年5月2日生效。米莱尔总理和这届政府及其政党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都跌到了谷底，甚至达到了个位数，这是波兰自1989年建立民主制度以来所有政府的最差记录。
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选择民主左派联盟党成员、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原副总理和财政部长马雷克·贝尔卡担任临时看守内阁总理。民主左派联盟党尝试大换血，清除原有领导层并选用一批新的领导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未因腐败指控而受到名誉牵连的政治活动家。
200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是对新组建的后共产主义左派的第一次检验。他们表现欠佳：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共得到9.4％的选票，而刚刚成立的波兰社会民主党获得了5.3％的选票。选举结果表明，执政的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的受欢迎程度迅速下降，而温和但极力支持欧盟中心论的自由民主派公民纲领党和自由同盟、持欧洲怀疑论的天主教保守派波兰家庭联盟和激进民粹主义 者的自卫党的受欢迎程度却有所提高。这一切都表明，波兰政坛会出现一次重大的重新洗牌。
2005年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结果导致政治舞台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牌。一方面，议会选举结果是曾在2001年赢得议席的六个政党都留在色姆议会，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改变了过去政党流动频繁的状况。这似乎可以说明，稳定的政党制度逐渐形成。另一方面，选民浮动性仍然很高，而且不同以往，此次出现了大量选民从政治光谱的左翼迅速向右翼转移的现象。在色姆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两个中右的后团结工会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表现最好，获得的选票数量优势明显。民主左派联盟一劳动联盟组合的得票率甚至不及奉行民粹主义的波兰自卫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没有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票数。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马雷克·博罗夫斯基作为左派的唯一候选人参加了总统竞选，最终排名第四，得票数不仅落后于法律与公正党的莱赫·卡钦斯基和公民纲领党的多纳德·图斯克，甚至还远远落后于自卫党的安德热依·莱佩尔。
民主左派联盟党在几乎整整三年中所走的道路对党自身和后共产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整个政治领域都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该党中央、大区以及地方各级领导人获取政治权力不是要为人民负责，而是为了得到一系列获取私利的机会。正是20世纪90年代善于将民主的游戏规则转化为集体优势的那些人，在21世纪前十年的行事风格有着完全不会受惩罚的优越感，直到选举周期结束始终缺乏民主国家政党应具备的对政治责任的任何考量。
左翼与民主者联盟及左派政党的发展
在仓促举行的2007年大选中，后共产主义左派的表现仍然没有什么起色。从2005年起，法律与公正党曾组成一党少数政府，后又与奉行民粹主义的自卫党以及由天主教教徒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波兰家庭同盟联合执政。法律与公正党执政能力不佳，来自反对党和大多数公众的批评不断增多。
但后共产主义政党却没能利用这次机会将公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政治资本。他们组建左翼与民主者联盟来参加竞选。该联盟由民主左派联盟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劳动联盟三个后共产主义政党组成，之后又有曾经是后团结工会阵营主要党派的民主联盟和自由联盟的继承党——民主党加入。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当时曾试图重登政坛，为左翼与民主者联盟争取选票，积极参加竞选。但这毫无助益。左翼与民主者联盟得到的选票数还不到2005年选举时四党得票数的总和，并远远落后于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很明显，对于后共产主义左派来说，重新改组已经迫在眉睫。
左翼政党在当今的波兰政党政治光谱中面临两难困境。在后共产主义波兰，选民认同和政党竞争表面上是仿照西方的政党竞争模式组织建立起来的，但实质上差别巨大。在西方，政治竞争是由社会经济和文化这两个维度交叉界定的。前者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政策与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对立，后者表现为忏悔式和世俗式政治政策的对立。
20世纪90年代，波兰政治竞争的驱动力并不完全是社会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在后共产主义阵营与后团结工会阵营的竞争中，选民选择的根据不是他们提出的社会经济政策，而是政党的文化定位，例如妇女堕胎权、天主教会的地位等。因此，宗教信仰成为比阶级地位更能说明选民行为的指标。
21世纪初，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政党采取支持或反对欧盟的立场。反对入盟的政党往往维护宗教或民族等特殊利益，并要求国家干预经济以保护本国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免受外国资本和不公平商业竞争的损害。该观点在法律与公正党的核心选区非常普遍。与之相反，支持入盟的党派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受普世和自由价值观影响，它们强烈认同和支持自由市场原则。这种观点在公民纲领党的支持者中占主导。
为了争取选民，后共产主义政党尝试使用社会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上的各种战略。但实际情况是，如果左翼政党要寻求社会和经济弱势群体的支持，那么就会面临来自法律与公正党及其他民粹主义政党的强有力竞争。如果左翼政党强调其自由的，包容性的文化定位，那么又不得不面对公民纲领党的竞争。当然，后共产主义政党还可以选择同时与上述政策相反的完全左转战略，但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们将不得不同时面对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的竞争。
然而，最近民主左派联盟党的领导人似乎正在着手推动这一进程。中左派已不再存在：2008年春，左翼与民主者联盟在色姆议会中被新成立的三个议会党团——左翼党团、波兰社会民主党一新左翼党团和民主议员党团取代。议会外的左派也已经重组：2008年5月，民主左派联盟党代表大会选举了新领导层，而就在此前几周，前总理米莱尔组建了一个新党——波兰左翼党。
目前波兰的后共产主义政党正处在十字路口。至少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曾经轻而易举地选择了支持自由民主，现在结果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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