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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以下简称《红》）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在小说中，从开篇直到结束，采用的是多声部的复调叙述方式。同时，《红》虽然以一桩谋杀案开头，但是在侦探小说的情节结构背后世一个更为宏大的东西方冲突与融合下的社会结构。土耳其传统细密画法与威尼斯透视画法对比下形成的隐喻是作者最重要的创作意图。为了使作品更具有地域色彩，帕慕克运用大量的色彩进行叙事，这使得作品读起来带有浓郁的东方味道。在历时性与共时性写作融合下，帕慕克将伊斯坦布尔的内部通过一桩离奇的杀人案层层剥离，向世人展示了这个独特和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城市。
关键词：奥斯曼帝国；复调；隐喻；色彩；历时与共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一、多声部：混合交叉叙事
整部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这是该小说的最大叙事特色。然而“我”的角色始终不是固定的，整部小说有20个叙述者、59次叙述。在《红》里，一个死人、一棵树、一种颜色或一只狗都是故事的叙述者。这样的多声部叙事丰富了小说内容，弥补了许多小说由于叙述者单一而造成的文本内容的浅薄或视域狭隘的缺陷。作者通过多声部复调叙事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杂糅、宗教冲突不断的伊斯坦布尔。
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事，同时以多声部为主的散点叙事是《红》最为突出的叙事方式，也是该小说不同于大部分悬疑侦探小说的原因。从内容上看这或许会使小说情节陷入混乱，显得杀人线索不明。但是小说的主要意图并不是破获一桩简单的谋杀案，而是陈述案件背后隐藏的充斥在伊斯坦布尔的深刻的文化冲突以及这座城市自身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排斥。帕慕克深谙叙事之道，他对土耳其古老的细密画的痴迷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所有的故事由此引出。故事的主人公大部分都跟细密画有关，他们要么是细密画家，要么是细密画中的事物或者一种颜料。多视角的叙述方法，不但人物本身在说话，许多不同的事物：一条狗、一棵树、一枚金币、一匹马乃至一种“红色”也都粉墨登场，这些各自独特的声音组成了一曲宏大的交响乐，奏出了隐藏在土耳其的文化交响曲。
在整部小说的59次叙述中，每一主角都是相互独立的，都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他们不受作者支配，更不受事件发展过程的支配，他们的言行完全由内心活动操控。在整部小说里，看不到一种明确的作者的统一意识，更看不到由这种统一意识控制下展开的情节、人物命运和形象品格。而是向我们展现了具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在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有七情六欲。无论是代表传统的画家还是代表改革的画家，他们都有对土耳其以及生活于土耳其之上的人和事物的看法。当黑再次回到阔别了12年的伊斯坦布尔时，发现少年时期的美好荡然无存，唯一不变的是自己对表妹谢库瑞深沉的爱。一只狗幻想着能够被大家尊重，而不是因为古兰经而被当成罪恶的化身。甚至是一幅画作中的树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它不想成为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有的人沉迷过去不能自拔，有的人试图让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种多角度、多声部叙述，使得看似一个简单的杀人事件，牵连出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风格的坚守与背叛；爱情和忠贞；善良与邪恶；东方和西方等等，这种叙事方式充分地展现了叙述者内心的复杂和裂变，让读者能够思考文明的冲突与共存等历史和现实问题，同时从不同层面审视土耳其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二、情节隐喻
该小说的情节结构是悬疑小说式的，然而又不像以故事为主要线索展开叙述、跟故事无关的情节作次要叙述的传统悬疑小说的特点，在《红》的情节背后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民族甚至国家当时所处的真实状态。一桩看似简单的谋杀案背后其实是两种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冲突。
作者通篇并未明确提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冲突，很明显作者不想让自己陷入这种两者必择其一的尴尬境地，同时，他也不想让自己笔下的叙述者遭遇和他相同的困境。他只是把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分别在叙述者的叙述中娓娓道来，其中不含一丝褒贬，尽可能客观地表达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每个人物和事物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们不受作者支配。在人物一系列行为的背后，是处于人物话语和行为之外的社会环境，是文化上的，也是宗教信仰上的，是短暂的不可调和的，也是永远无法复制的。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才是作者真正想呈现给读者的。作者通过隐喻指出，两种绘画风格，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东西方对风格的不同看法代表着对传统与个人才能两种不同的文化接受。土耳其的细密画绘画传统和风格已经形成了几个世纪。细密画家们认为能够模仿前辈画家们的细密画法就是对传统和对安拉最大的尊敬。他们以在绘画中加入个人的风格为耻。这种对待绘画的态度背后隐喻着一帮以奥斯曼大师为代表的传统守旧派画家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拒绝态度。越是坚持传统的细密画法、对安拉表以最崇高的敬意，就越是对西方文化产生排斥和抵触。这种以风格为耻的土耳其绘画态度与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之一的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文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坚守风格与失去风格代表着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取舍。这一两者不可得兼的冲突给细密画家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一方面是传统的信仰与世界观的瓦解，以及因瓦解的恐慌而带来的谋杀，另一方面，却是人的“意义”所在。在小说中，连一棵树都渴望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在作家看来，正如他通过“姨父大人”所认为的，传统并不是像细密画家那样是用来坚持与固守的，它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传递过程或后辈画家对于前辈大师的胆怯的遵循。是能够同时感知到过去与现在的。
情节上的隐喻对小说本身而言，能够使小说更具层次感，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厚重感。对读者而言，能够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探求欲，一旦读者发掘出作者的真正意图，便觉得豁然开朗，同时，读者对文本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也进一步加深，进而引发出更深层面的思考。
关键词：奥斯曼帝国；复调；隐喻；色彩；历时与共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一、多声部：混合交叉叙事
整部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这是该小说的最大叙事特色。然而“我”的角色始终不是固定的，整部小说有20个叙述者、59次叙述。在《红》里，一个死人、一棵树、一种颜色或一只狗都是故事的叙述者。这样的多声部叙事丰富了小说内容，弥补了许多小说由于叙述者单一而造成的文本内容的浅薄或视域狭隘的缺陷。作者通过多声部复调叙事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杂糅、宗教冲突不断的伊斯坦布尔。
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事，同时以多声部为主的散点叙事是《红》最为突出的叙事方式，也是该小说不同于大部分悬疑侦探小说的原因。从内容上看这或许会使小说情节陷入混乱，显得杀人线索不明。但是小说的主要意图并不是破获一桩简单的谋杀案，而是陈述案件背后隐藏的充斥在伊斯坦布尔的深刻的文化冲突以及这座城市自身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排斥。帕慕克深谙叙事之道，他对土耳其古老的细密画的痴迷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所有的故事由此引出。故事的主人公大部分都跟细密画有关，他们要么是细密画家，要么是细密画中的事物或者一种颜料。多视角的叙述方法，不但人物本身在说话，许多不同的事物：一条狗、一棵树、一枚金币、一匹马乃至一种“红色”也都粉墨登场，这些各自独特的声音组成了一曲宏大的交响乐，奏出了隐藏在土耳其的文化交响曲。
在整部小说的59次叙述中，每一主角都是相互独立的，都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他们不受作者支配，更不受事件发展过程的支配，他们的言行完全由内心活动操控。在整部小说里，看不到一种明确的作者的统一意识，更看不到由这种统一意识控制下展开的情节、人物命运和形象品格。而是向我们展现了具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在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有七情六欲。无论是代表传统的画家还是代表改革的画家，他们都有对土耳其以及生活于土耳其之上的人和事物的看法。当黑再次回到阔别了12年的伊斯坦布尔时，发现少年时期的美好荡然无存，唯一不变的是自己对表妹谢库瑞深沉的爱。一只狗幻想着能够被大家尊重，而不是因为古兰经而被当成罪恶的化身。甚至是一幅画作中的树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它不想成为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有的人沉迷过去不能自拔，有的人试图让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种多角度、多声部叙述，使得看似一个简单的杀人事件，牵连出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风格的坚守与背叛；爱情和忠贞；善良与邪恶；东方和西方等等，这种叙事方式充分地展现了叙述者内心的复杂和裂变，让读者能够思考文明的冲突与共存等历史和现实问题，同时从不同层面审视土耳其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二、情节隐喻
该小说的情节结构是悬疑小说式的，然而又不像以故事为主要线索展开叙述、跟故事无关的情节作次要叙述的传统悬疑小说的特点，在《红》的情节背后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民族甚至国家当时所处的真实状态。一桩看似简单的谋杀案背后其实是两种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冲突。
作者通篇并未明确提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冲突，很明显作者不想让自己陷入这种两者必择其一的尴尬境地，同时，他也不想让自己笔下的叙述者遭遇和他相同的困境。他只是把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分别在叙述者的叙述中娓娓道来，其中不含一丝褒贬，尽可能客观地表达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每个人物和事物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们不受作者支配。在人物一系列行为的背后，是处于人物话语和行为之外的社会环境，是文化上的，也是宗教信仰上的，是短暂的不可调和的，也是永远无法复制的。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才是作者真正想呈现给读者的。作者通过隐喻指出，两种绘画风格，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东西方对风格的不同看法代表着对传统与个人才能两种不同的文化接受。土耳其的细密画绘画传统和风格已经形成了几个世纪。细密画家们认为能够模仿前辈画家们的细密画法就是对传统和对安拉最大的尊敬。他们以在绘画中加入个人的风格为耻。这种对待绘画的态度背后隐喻着一帮以奥斯曼大师为代表的传统守旧派画家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拒绝态度。越是坚持传统的细密画法、对安拉表以最崇高的敬意，就越是对西方文化产生排斥和抵触。这种以风格为耻的土耳其绘画态度与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之一的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文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坚守风格与失去风格代表着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取舍。这一两者不可得兼的冲突给细密画家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一方面是传统的信仰与世界观的瓦解，以及因瓦解的恐慌而带来的谋杀，另一方面，却是人的“意义”所在。在小说中，连一棵树都渴望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在作家看来，正如他通过“姨父大人”所认为的，传统并不是像细密画家那样是用来坚持与固守的，它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传递过程或后辈画家对于前辈大师的胆怯的遵循。是能够同时感知到过去与现在的。
情节上的隐喻对小说本身而言，能够使小说更具层次感，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厚重感。对读者而言，能够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探求欲，一旦读者发掘出作者的真正意图，便觉得豁然开朗，同时，读者对文本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也进一步加深，进而引发出更深层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