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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秋之际，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在东京附近江户川畔的一方斗室中，开始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写作。几乎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用笔墨追忆、记录自己过往的人生之旅——写下自己的历史。这是一种文学写作。这一年底，郭沫若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记作品《我的幼年》，接下去《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自然底追怀》《北伐途次》等后续之作不断问世。自传写作成为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间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归国之后，他继续了这一文学写作活动。因为叙述的时序轨迹，内容更加靠近他亲历的现实生活场景：《由日本回来了》《前线归来》《抗战回忆录》……
郭沫若传记作品的每一次发表或出版，几乎都会引起极大关注。《黑猫》在《现代小说》月刊甫一发表，尚未容现代书局出版单行本，就被盗印编入几个郭沫若作品集出版。《申报》为连载《在轰炸中来去》提前连续两天专门刊出发文预告，且特别声明获得了独家发表权。《跨着东海》在《今文学丛刊》连载，不但列为首篇，而且将篇名印为封面，署名作“郭沫若等著”，以致至今有人据封面以为该辑丛刊是郭沫若的个人著作。《北伐途次》更甚，还在《宇宙风》连载之中的时候，即有了盗版的单行本（当然是文本不全的）印行。这些情况，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郭沫若传记作品受图书市场及读者欢迎的程度。
我曾对30年代至40年代出版的十种郭沫若作品选集本做了一个考察，得到这样一些数字：5种辑录有传记作品，其中两种选录的主要篇目是传记作品；另外5种因辑选作者早期作品而未能收传记作品，但均选录有“身边小说”（即描写作者自己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小说（包括“身边小说”）、散文、自传这三类体裁的作品最为编选者青睐。这虽然是编选者们具有专业偏向的选择，但已经带有一些文学史阅读的意味了。
然而，当现代文学史这个学科建立起来之后，郭沫若尽管被尊为新文学的一个大家，但在对于他的文学史叙事中主要只涉及新诗与历史剧创作，他的传记写作甚至没有被提及。只是在郭沫若研究成为一个学科领域之后，才有了对于他传记写作的关注与研究。个中原因很多，譬如，可能是因为郭沫若诗歌、戏剧创作的文名盖过了其他。但无论如何，这种情形，与真实的文学史阅读状况相去甚远。其实，有很多人对于郭沫若的文学认知和了解，是从阅读他的传记作品开始的。应该说，阅读郭沫若，不能不了解他的传记写作，不能不读他的传记作品。
把个人回忆做成历史文本
现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总计20卷，其中传记作品4卷。在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能像郭沫若那样，在其作品库中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传记作品，而且也没有哪一位作家像郭沫若那样是在创作的高峰期就开始并大量创作了自传作品。人们一直以来似乎有一个含混的认识，即觉得在郭沫若的新诗与历史剧创作之间，存在一个文学创作的低谷甚至停顿期。其实，这是因为忽视了他的自传写作。20年代的新诗、30年代的自传、40年代的历史剧，将郭沫若在这三个时间段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创作连接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文学写作活动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成就之所在。
远离了国内社会生活的现实，应该是郭沫若把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内容转向历史范畴的重要原因，因为缺少了那种曾经时刻伴随他的激情体验和诗意的冲动。但是郭沫若何以会在转向学术研究的同时，开始写作自传？如果把他的历史研究和传记创作这样两种不同的写作联系起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情况呢？郭沫若曾在一篇自传散文的文末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写这篇文章，不过是作为减轻我记忆的负担的一种工具而已。”一方面，他在学术写作中竭力去寻找湮没于甲骨残片中的远古时代的社会历史信息；另一方面，他却把记录下自己人生历史的文学写作当作一个卸下记忆负担的过程。这是一种颇耐人寻味的心境。
自1928年初开始的流亡生涯，是郭沫若正处在40岁前后的一段时期，就人生旅途来讲，应该还没有行走到一个需要去回首往事的阶段。不惑之年的前后，正是一个人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段，郭沫若和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正在表明这一点。尽管他在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的著述似乎远不如他在五四新文坛的诗歌创作那样声名大噪，但这无疑是其人生行旅中的一段值得书写的精彩。与此同时，郭沫若却用了不少的时间精力，或者说他沉浸在书斋的“安贫乐道”中却有这样一份心情去追忆往事，发怀旧之幽情，其原因何在呢？
生计所迫，是郭沫若撰写这些文字的一个起因，这一点毋庸讳言。这是那个时代文学家的不幸，也是他们的无奈，对于流亡日本，还要维持一家生计的郭沫若来说更其如此。在一些保存下来的郭沫若与一些杂志、出版社编辑谈约稿、撰稿、发稿之事的往来书信中，记录了不少谈稿酬的事，也不乏讨价还价之举。譬如，1932年7月23日，郭沫若致叶灵凤的信中谈到《创造十年》的稿酬写道：“我的条件是”，“后编于三个月后交稿，稿费同是一千五百元，以三个月内缴清”。还谈道：“我现在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同志爱》，……有十万字上下。你们肯出一千五百元现金购买，我可以卖给你们。”在8月29日另一封致叶灵凤的信上责问说：“《黑猫》只得稿费一百元，究竟作怎么算？”又写道：“《创造十年》后编，看你们购买力说话，你们如于三个月内将一千五百元交足，每月分交五百元，我便在十一月准定交稿，因为是已经成了一半多的。你们如仍照从前不爽快，那就不能说定。”这些直言不讳的讨价还价，倒并非表示郭沫若在金钱上锱铢必较，事实上他在许多时候为支持同仁、朋友，都是不计酬劳、不言酬谢地撰写文稿。这恰恰说明，钱对于那时的郭沫若是太要紧的养家糊口之物了。在保留下来的他写给“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信中，记载有数次以孩子将要开学，急需学费、杂费等为由，提出预支版税的要求。在写到这样的要求时，郭沫若的心情一定是非常苦涩的。
“我写这篇文章，不过是作为轻减我记忆的负担的一种工具而已。”这是郭沫若单就一篇回忆文章的写作动因而言。但是它也代表着郭沫若的自传性写作有一股情感推动力，这是其创作更为重要的心理动机，是一种为怀旧情绪左右、驱遣的文学冲动。 怀旧是一种心态，常常是随着人们生理年龄趋于老之将至而来的那种心态。此外，就是当生存的环境骤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需要，或是试图从岁月流逝的屐痕中去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感和精神上的慰藉，由是沉浸在怀旧的情态中。郭沫若表现出的怀旧情绪显然属于后者。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在经历了人生道路上一番轰轰烈烈而又大起大伏的波澜之后，不得不只身蛰居在异国他乡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郭沫若应该是多么渴望在沉静下来之际有一个能够与人进行情感交流和思想表达的机会和空间啊！但这是遥不可及的。他只能在自我的心灵之旅上去寻找这样的机会和空间。在这一点上，郭沫若与司马迁的心境应该是最相近的。无怪乎他在《金文丛考》的书页上以太史公《报任安书》那样的口吻题写了“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他还创作过一个历史小说《司马迁发愤》。司马迁遭缧绁之辱，郭沫若遇流亡之灾，他们都用历史的写作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其实这也是一个从历史的写作中肯定自我、反思既往、获取自信心的精神磨砺的过程。
不可否认，怀旧情绪是包含了对于现实的某种不安，也带着些无可奈何的心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怀旧一定是在试图避开现实的烦恼、纷扰，以得到心灵的超然、宁静。我说郭沫若的自传性写作背后有一个怀旧的心理动机，也不是要说明他的这一写作过程只是为了找回失落的人生感觉。事实上，他的自传写作完全不是情绪性的宣泄，而是有着理性的清晰和意识到的历史责任感。他可以把关于人生的怀旧情绪包容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学术心态之中去。郭沫若的自传作品，既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书写的过程。他说把这样的写作作为减轻记忆负担的工具，其实表明这是一个为了忘却而记忆的写作过程：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从个人的回忆变成历史的记录，把记忆里的生活做成历史的文本。
郭沫若是一个自我表现型的浪漫诗人，但是他的抒情自我从来不是封闭在主观遐想的世界里，而是驰骋在对现实人生的激情体验之中。流亡期间的处境和生活虽然并没有消解他对人生的执着追求，但也没有让他能神采飞扬的风云际会。这是一个不自由的、压抑的，却又是平静的、水波不兴的生存环境。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远离国内现实又相对平静的生存环境，在使郭沫若不得不改变创作的题材和内容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审视人生所需要的思考的空间。譬如在关于“创造十年”文学生涯的回顾中，郭沫若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在与当事者以及发生过各种纷扰的社会环境拉开了一个距离之后，反而获得了一个相对全景的视野和更为冷静与客观的回忆、反思。
“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郭沫若在《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黑猫》等篇中，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清末民初川西南和成都地区的社会民生，真实地反映了在社会动荡中所酝酿着的时代变革，特别是在学校和教育界所经历的变革，还从侧面记录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则从文学革命开始，详尽地记录了作者与创造社作家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们构成了新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投笔从戎，亲历了北伐战事包括南昌起义的整个过程。《北伐途次》《脱离蒋介石以后》《南昌之一夜》《神泉》等篇，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铁马金戈、轰轰烈烈的历史画卷。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集体记忆中最为悲壮，也最为振奋的一段历史。郭沫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毁家纾难，只身归国，投入到全民抗战的滚滚洪波之中，他身居要职，负责抗战文化宣传工作。《抗战回忆录》（后更名为《洪波曲》）以纪实的方式记述了他在抗战期间经历的种种人、事……
阅读郭沫若的传记作品，我们可以对于他所置身其间的历史获得非常丰富、具体、感性的认知、了解。那里既展现着宏阔的社会场景，又描述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细节，我们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动。或许正是这种历史表达的真实，郭沫若自传中的一些内容，令国民党当局恼火。
《我的幼年》1929年4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不久就遭国民党当局查禁，要求删去两段文字。一段是作者叙述母亲的经历时说：“我母亲是与忧患俱来的人，从小时候起便受着灾难；听说我们川南现在是讨赤最力之乡，大约因为我一人的关系，恐怕又已经‘赤化’了九族吧？管他妈的！牙齿总有要牙齿偿还的时候！”一段是结尾的一句话：“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大概检查官认为这些文字是影射、讥讽现实的。显然，这样的文字让他们感到不安。于是书局不得不开了天窗（将两段文字从纸型上挖去），又将书名修改作《幼年时代》，才得重新印刷出版。《反正前后》的遭际更严厉：1929年8月甫一出版即被查禁，两年后修改了内容，改换书名为《划时代的转变》，才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新出版印行。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出版变故，但郭沫若并没有停止自传的写作，毋宁说他拥有了更大的创作自信：
我不是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
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甚么天才。
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这是一种更具有历史使命感的自觉、自信。任何一位作家的自传都是一种历史的叙述，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郭沫若自传的最大特点则是，他在落笔时就力图从个人的经历去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脉搏跳动，他写出了历史中的这个人。《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抗战回忆录》等，从这些篇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落笔时所展开的视野。这样一种回忆、思考自己过往人生的姿态，得益于郭沫若从事历史学研究所秉持的学术用心。历史学研究与传记创作相映成辉。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以学术写作来叙述中国古代史，而他的传记写作则是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叙写了中国现代史的一隅。郭沫若的传记作品应该称作文学传记，它们有些与他创作的“身边小说”甚至难以分辨彼此。其传记写作的文学色彩，除了文学性语言的运用，主要是以书写自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倒是与他作为一个诗人主观抒情的诗歌创作风格一脉相通。作者本人是叙事者，也是传主，他不单是在那里客观地描述历史，而是自始至终都进入到所写的历史情境之中。作者所表达的情感、思想，既是作者的，也是传主的。
如果说郭沫若传记作品的历史书写，写出了“这样的社会”，那么他的文学书写，则写出了“这样的一个人”。历史与文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应该是郭沫若传记作品的独有魅力之所在。
郭沫若的自传既是一个人生存的历史，也是在历史中走过的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在历史学、文化学方面的涵义或者要丰富于其在文学创作上的内容。毛泽东在1944年从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曾写道：“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相信人们在读过郭沫若的传记作品之后，也会获得各自的历史感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郭沫若传记作品的每一次发表或出版，几乎都会引起极大关注。《黑猫》在《现代小说》月刊甫一发表，尚未容现代书局出版单行本，就被盗印编入几个郭沫若作品集出版。《申报》为连载《在轰炸中来去》提前连续两天专门刊出发文预告，且特别声明获得了独家发表权。《跨着东海》在《今文学丛刊》连载，不但列为首篇，而且将篇名印为封面，署名作“郭沫若等著”，以致至今有人据封面以为该辑丛刊是郭沫若的个人著作。《北伐途次》更甚，还在《宇宙风》连载之中的时候，即有了盗版的单行本（当然是文本不全的）印行。这些情况，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郭沫若传记作品受图书市场及读者欢迎的程度。
我曾对30年代至40年代出版的十种郭沫若作品选集本做了一个考察，得到这样一些数字：5种辑录有传记作品，其中两种选录的主要篇目是传记作品；另外5种因辑选作者早期作品而未能收传记作品，但均选录有“身边小说”（即描写作者自己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小说（包括“身边小说”）、散文、自传这三类体裁的作品最为编选者青睐。这虽然是编选者们具有专业偏向的选择，但已经带有一些文学史阅读的意味了。
然而，当现代文学史这个学科建立起来之后，郭沫若尽管被尊为新文学的一个大家，但在对于他的文学史叙事中主要只涉及新诗与历史剧创作，他的传记写作甚至没有被提及。只是在郭沫若研究成为一个学科领域之后，才有了对于他传记写作的关注与研究。个中原因很多，譬如，可能是因为郭沫若诗歌、戏剧创作的文名盖过了其他。但无论如何，这种情形，与真实的文学史阅读状况相去甚远。其实，有很多人对于郭沫若的文学认知和了解，是从阅读他的传记作品开始的。应该说，阅读郭沫若，不能不了解他的传记写作，不能不读他的传记作品。
把个人回忆做成历史文本
现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总计20卷，其中传记作品4卷。在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能像郭沫若那样，在其作品库中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传记作品，而且也没有哪一位作家像郭沫若那样是在创作的高峰期就开始并大量创作了自传作品。人们一直以来似乎有一个含混的认识，即觉得在郭沫若的新诗与历史剧创作之间，存在一个文学创作的低谷甚至停顿期。其实，这是因为忽视了他的自传写作。20年代的新诗、30年代的自传、40年代的历史剧，将郭沫若在这三个时间段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创作连接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文学写作活动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成就之所在。
远离了国内社会生活的现实，应该是郭沫若把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内容转向历史范畴的重要原因，因为缺少了那种曾经时刻伴随他的激情体验和诗意的冲动。但是郭沫若何以会在转向学术研究的同时，开始写作自传？如果把他的历史研究和传记创作这样两种不同的写作联系起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情况呢？郭沫若曾在一篇自传散文的文末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写这篇文章，不过是作为减轻我记忆的负担的一种工具而已。”一方面，他在学术写作中竭力去寻找湮没于甲骨残片中的远古时代的社会历史信息；另一方面，他却把记录下自己人生历史的文学写作当作一个卸下记忆负担的过程。这是一种颇耐人寻味的心境。
自1928年初开始的流亡生涯，是郭沫若正处在40岁前后的一段时期，就人生旅途来讲，应该还没有行走到一个需要去回首往事的阶段。不惑之年的前后，正是一个人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段，郭沫若和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正在表明这一点。尽管他在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的著述似乎远不如他在五四新文坛的诗歌创作那样声名大噪，但这无疑是其人生行旅中的一段值得书写的精彩。与此同时，郭沫若却用了不少的时间精力，或者说他沉浸在书斋的“安贫乐道”中却有这样一份心情去追忆往事，发怀旧之幽情，其原因何在呢？
生计所迫，是郭沫若撰写这些文字的一个起因，这一点毋庸讳言。这是那个时代文学家的不幸，也是他们的无奈，对于流亡日本，还要维持一家生计的郭沫若来说更其如此。在一些保存下来的郭沫若与一些杂志、出版社编辑谈约稿、撰稿、发稿之事的往来书信中，记录了不少谈稿酬的事，也不乏讨价还价之举。譬如，1932年7月23日，郭沫若致叶灵凤的信中谈到《创造十年》的稿酬写道：“我的条件是”，“后编于三个月后交稿，稿费同是一千五百元，以三个月内缴清”。还谈道：“我现在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同志爱》，……有十万字上下。你们肯出一千五百元现金购买，我可以卖给你们。”在8月29日另一封致叶灵凤的信上责问说：“《黑猫》只得稿费一百元，究竟作怎么算？”又写道：“《创造十年》后编，看你们购买力说话，你们如于三个月内将一千五百元交足，每月分交五百元，我便在十一月准定交稿，因为是已经成了一半多的。你们如仍照从前不爽快，那就不能说定。”这些直言不讳的讨价还价，倒并非表示郭沫若在金钱上锱铢必较，事实上他在许多时候为支持同仁、朋友，都是不计酬劳、不言酬谢地撰写文稿。这恰恰说明，钱对于那时的郭沫若是太要紧的养家糊口之物了。在保留下来的他写给“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信中，记载有数次以孩子将要开学，急需学费、杂费等为由，提出预支版税的要求。在写到这样的要求时，郭沫若的心情一定是非常苦涩的。
“我写这篇文章，不过是作为轻减我记忆的负担的一种工具而已。”这是郭沫若单就一篇回忆文章的写作动因而言。但是它也代表着郭沫若的自传性写作有一股情感推动力，这是其创作更为重要的心理动机，是一种为怀旧情绪左右、驱遣的文学冲动。 怀旧是一种心态，常常是随着人们生理年龄趋于老之将至而来的那种心态。此外，就是当生存的环境骤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需要，或是试图从岁月流逝的屐痕中去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感和精神上的慰藉，由是沉浸在怀旧的情态中。郭沫若表现出的怀旧情绪显然属于后者。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在经历了人生道路上一番轰轰烈烈而又大起大伏的波澜之后，不得不只身蛰居在异国他乡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郭沫若应该是多么渴望在沉静下来之际有一个能够与人进行情感交流和思想表达的机会和空间啊！但这是遥不可及的。他只能在自我的心灵之旅上去寻找这样的机会和空间。在这一点上，郭沫若与司马迁的心境应该是最相近的。无怪乎他在《金文丛考》的书页上以太史公《报任安书》那样的口吻题写了“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他还创作过一个历史小说《司马迁发愤》。司马迁遭缧绁之辱，郭沫若遇流亡之灾，他们都用历史的写作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其实这也是一个从历史的写作中肯定自我、反思既往、获取自信心的精神磨砺的过程。
不可否认，怀旧情绪是包含了对于现实的某种不安，也带着些无可奈何的心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怀旧一定是在试图避开现实的烦恼、纷扰，以得到心灵的超然、宁静。我说郭沫若的自传性写作背后有一个怀旧的心理动机，也不是要说明他的这一写作过程只是为了找回失落的人生感觉。事实上，他的自传写作完全不是情绪性的宣泄，而是有着理性的清晰和意识到的历史责任感。他可以把关于人生的怀旧情绪包容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学术心态之中去。郭沫若的自传作品，既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书写的过程。他说把这样的写作作为减轻记忆负担的工具，其实表明这是一个为了忘却而记忆的写作过程：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从个人的回忆变成历史的记录，把记忆里的生活做成历史的文本。
郭沫若是一个自我表现型的浪漫诗人，但是他的抒情自我从来不是封闭在主观遐想的世界里，而是驰骋在对现实人生的激情体验之中。流亡期间的处境和生活虽然并没有消解他对人生的执着追求，但也没有让他能神采飞扬的风云际会。这是一个不自由的、压抑的，却又是平静的、水波不兴的生存环境。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远离国内现实又相对平静的生存环境，在使郭沫若不得不改变创作的题材和内容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审视人生所需要的思考的空间。譬如在关于“创造十年”文学生涯的回顾中，郭沫若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在与当事者以及发生过各种纷扰的社会环境拉开了一个距离之后，反而获得了一个相对全景的视野和更为冷静与客观的回忆、反思。
“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郭沫若在《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黑猫》等篇中，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清末民初川西南和成都地区的社会民生，真实地反映了在社会动荡中所酝酿着的时代变革，特别是在学校和教育界所经历的变革，还从侧面记录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则从文学革命开始，详尽地记录了作者与创造社作家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们构成了新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投笔从戎，亲历了北伐战事包括南昌起义的整个过程。《北伐途次》《脱离蒋介石以后》《南昌之一夜》《神泉》等篇，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铁马金戈、轰轰烈烈的历史画卷。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集体记忆中最为悲壮，也最为振奋的一段历史。郭沫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毁家纾难，只身归国，投入到全民抗战的滚滚洪波之中，他身居要职，负责抗战文化宣传工作。《抗战回忆录》（后更名为《洪波曲》）以纪实的方式记述了他在抗战期间经历的种种人、事……
阅读郭沫若的传记作品，我们可以对于他所置身其间的历史获得非常丰富、具体、感性的认知、了解。那里既展现着宏阔的社会场景，又描述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细节，我们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动。或许正是这种历史表达的真实，郭沫若自传中的一些内容，令国民党当局恼火。
《我的幼年》1929年4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不久就遭国民党当局查禁，要求删去两段文字。一段是作者叙述母亲的经历时说：“我母亲是与忧患俱来的人，从小时候起便受着灾难；听说我们川南现在是讨赤最力之乡，大约因为我一人的关系，恐怕又已经‘赤化’了九族吧？管他妈的！牙齿总有要牙齿偿还的时候！”一段是结尾的一句话：“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大概检查官认为这些文字是影射、讥讽现实的。显然，这样的文字让他们感到不安。于是书局不得不开了天窗（将两段文字从纸型上挖去），又将书名修改作《幼年时代》，才得重新印刷出版。《反正前后》的遭际更严厉：1929年8月甫一出版即被查禁，两年后修改了内容，改换书名为《划时代的转变》，才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新出版印行。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出版变故，但郭沫若并没有停止自传的写作，毋宁说他拥有了更大的创作自信：
我不是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
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甚么天才。
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这是一种更具有历史使命感的自觉、自信。任何一位作家的自传都是一种历史的叙述，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郭沫若自传的最大特点则是，他在落笔时就力图从个人的经历去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脉搏跳动，他写出了历史中的这个人。《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抗战回忆录》等，从这些篇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落笔时所展开的视野。这样一种回忆、思考自己过往人生的姿态，得益于郭沫若从事历史学研究所秉持的学术用心。历史学研究与传记创作相映成辉。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以学术写作来叙述中国古代史，而他的传记写作则是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叙写了中国现代史的一隅。郭沫若的传记作品应该称作文学传记，它们有些与他创作的“身边小说”甚至难以分辨彼此。其传记写作的文学色彩，除了文学性语言的运用，主要是以书写自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倒是与他作为一个诗人主观抒情的诗歌创作风格一脉相通。作者本人是叙事者，也是传主，他不单是在那里客观地描述历史，而是自始至终都进入到所写的历史情境之中。作者所表达的情感、思想，既是作者的，也是传主的。
如果说郭沫若传记作品的历史书写，写出了“这样的社会”，那么他的文学书写，则写出了“这样的一个人”。历史与文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应该是郭沫若传记作品的独有魅力之所在。
郭沫若的自传既是一个人生存的历史，也是在历史中走过的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在历史学、文化学方面的涵义或者要丰富于其在文学创作上的内容。毛泽东在1944年从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曾写道：“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相信人们在读过郭沫若的传记作品之后，也会获得各自的历史感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