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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的被服厂，卷入了一宗贪污案，我爷爷被判要去坐一年牢。我父亲就代替我爷爷去坐牢。坐了一个月牢，我生下来了。我妈妈用红毯子把我包了。到牢里头给我父亲看。看了回来，我爷爷卷入的那宗贪污案，就宣布是冤枉了他。我爷爷就讲，那咯伢子给屋里带来了福音。我的名字就叫杨福音。
我父母的两边，在晚清以来，都是大户人家。我娭毑，是湘阴人，湘阴和汨罗搭界的营田湾里屋。早几年，我去过湾里屋一次。我还有个亲戚在那边，那个亲戚此我大一岁，但我要喊他做叔叔。他告诉我，原来我屋里那片大屋里头。光是天井，就有60个。
那个大屋，我5岁的时候去过，和我娭毑。我们是坐轿子去的，很简易的轿子，轿子中间是个坐凳，前后两个轿夫抬着。我们就是坐噶样的轿子到的营田。到营田后，有很大一个塘，塘边上很大一个禾场坪。禾场坪上有巨大麻石砌的牌坊，牌坊上有“圣旨”两个字。
1941、1942年，日本鬼子轰炸湘阴，我娭毑的桌老妹，我喊九姨娭毑的那一支（亲戚），逃难逃到了四川。二零零几年的时候，我还专门去四川绵阳看过这个九姨娭毑，她就是郭嵩焘的儿媳妇。他们从湘阴逃到四川的时候，四川的亲戚问他们带了么家伙来哒，她讲我们带了棉絮。四川的亲戚讲，那个棉絮有什么用呢？光绪的御批、红顶子帽子。你随便带两样。你就呷不完。我妈妈和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去营田度假。打开抽屉。就可以看到噶些东西。
我娭毑的爷爷易祖士，做过光绪的先生。如果有得他，就有得下面的文章。我娭毑的爸爸，叫易孝泉，他留学回来后在北京做律师。我屋里他们咯一批人能够跟郭嵩涛、彭玉麟等湘军将领屋里联姻。应该有些渊源。
我爷爷，原来是江西丰城人。爷爷的娘。是苏州人。爷爷咯边，主要是做生意，做得很大。我妈妈这边，在清代也是官宦人家。我妈妈跟我讲过，她的外婆。也就是我的老外婆偶然间居然处理过清朝的一件外事活动。她1946年在长沙幸福桥去世，去世的时候就一张草席子把她埋掉了，我广州的家里还有一张她的照片。讲起来是个笑话——她的家爷（公公）是清朝的外交官。家爷突然间去世了，但有一个外事接待活动，必须由他出面，我老外公呢，是个大少爷，提鸟笼子的，他不想搞这些事，政府就跟他讲，那就让你太太出下面算了，所以，我这个老外婆就真的去接待了那个外宾。而且李鸿章还给她打了个千。
我爸和我妈两边的来历大概就是咯种情况。到我爷爷手里，他从江西迁到湖南的时候，是迁到沅江，在沅江有很大的屋。我爷爷很聪明，14岁的时候挑一担笼子，到汉口去学徒。他同时可以两只手打算盘，很会做生意。后背他开了个被服厂，在汉口的永康里，那是汉口的租界。我爷爷的被服厂，做的是国共两边部队里的军装和被服，生意很好。后背这个厂卷入了一宗贪污案，我爷爷被判要去坐一年牢。那时，我父亲是上海美专的学生，学美术的。他就代替我爷爷，到牢里面去坐牢。坐了一个月牢，我生下来了。那是1942年。十二月初九。我生下一个月，我妈妈用红毯子把我包了，到牢里头给我父亲看。看了回来，我爷爷卷入的那宗贪污案，就宣布是冤枉了他。我爷爷就讲，那咯伢子给屋里带来了福音。我的名字就叫杨福音。
不过我出生不久，我爷爷就去世了，49岁。他的名字叫杨次清。我爷爷蛮有钱，乡里有田，城里有工厂和钱庄，所以解放后，我屋里成分不好。
我父亲1915年出生，从小学画。先是在北平艺专，徐悲鸿的学校，徐悲鸿有冇教他我不晓得，他在那里读了两年。然后他和另外一个同学结伴南行到了上海美专。上海的同学笑话他们是北京老土，因为他们穿着大头皮鞋。他们这一班在上海美专是非常有名的，在全国也非常有名——有张照片，就是他们这批畫家中间站着一个女模特，裸体模特，侧面的。
他们这个班。恰好是由刘海粟带，1936年毕业。他们毕业的时候出了本精装的同学录。这本同学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爸爸监督我把它烧了。同学录上，他画的那个西湖的油画。他说他就是坐在刘海粟校长的旁边，“他画一笔，我画一笔；他画一笔，我画一笔。”那本同学录上，刘海粟画的西湖和我父亲画的西湖，构图差不多。他们对刘海粟很崇拜。
和我父亲同学、比他高一届的，有赵丹，电影演员，赵丹在上海美专是学国画的。我父亲也认得江青，江青是1915年的。江青与金山演《钦差大臣》，就是邀的我父亲去做布景。
父亲1936年毕业的时候，我姑爹在西安。杨虎城的西北军下面当处长，他跟我父亲说你到陕西来工作，他就去了陕西。他在西安办了个展览。展出了二三十幅画。前几年，我的一个朋友，四川人，他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英文博士，他居然在浸会大学查到了我父亲杨导宏的一篇文章——《谈艺术教育的意义与目的》，1937年发表在《陕西教育》上。
我父亲在西安办展览的时候，延安来了些搞文化的人，让他到延安去。他的一个叫王式廓的高他一班的同学，是个很有名的画家，解放后是中央美院的教授。王式廓是山东人。家里穷，他们是极好的朋友。我父亲讲，王式廓到我们屋里玩，天气冷，拿一件呢子大衣就像拿一根烟一样的——拿起去就有还了。王式廓毕业就去了日本，我父亲船票都买好了，还有个叫田丰的同学，本来他们三个一起约好去日本的，后来我娭毑有放他走，屋里就他一个崽。1987年娭毑一个电报打给我父亲，让他回来结婚。
我父亲讲过，他在上海美专读书的时候，刘海粟还不是最好的画家，比刘海粟还有名的，有个叫王远勃，还有个王狮子，他们比刘海粟画得好些。都送了画给我父亲。我父亲接了回家结婚的电报，把钥匙交给邻居，就坐飞机回家了。那两房子画就再不问了。咯大少爷就是大少节。
“文革”前，我们家还是有些画的，在南门口的我外婆家的楼上。“文革”的时候，我父亲喊我拖个板车到南门口，把那些画拖回来烧了算哒，说其害人。我搞了副板车，从营盘街拖到南门口的上碧湘街。画在板车上摞起，高头覆上床单，用绳子勒紧，拖回来，在营盘街26号，我屋里是省政府的宿舍。那个宿舍很大，宿舍边头又坪，坪外头有围墙。我把那画往围墙底下一倒，刮根火柴，那些画就烧了。那里头郑板桥的。八大山人的，都有。
我父亲胆子小，小到什么程度？比方说，那时候他上下班坐公共汽车的车票，可以拿到单位去报销，票是四分钱一张，他在每张票的后面都注明是从哪里到哪里。“文革”的时候，他负责搞船山学社的布置，结果回来一看，屋里贴的毛泽东语录和船山学社的一样，他就发我脾气，说何式搞的，我说我是从新华书店买的。他讲赶快换掉，慢点来了人，讲是我从船山学社拿回来的。那个时候，他的身份是长沙文化馆的美术干部。
我父亲30年代，是在中国美术最核心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离子里面的。解放以后，他基本不画画哒，也画过一点，在报上发表过他的素描《空军叔叔保卫着我们》，画的是一家人望着那天上，很幸福的样子，天上有飞机飞过。还画过一套连环画，画的是长沙的劳动模范刘孝安。
1937年。我妈妈差点去了延安。我妈妈当时在局关祠的明宪女校读书，她也画画，她的老师是陈国钊。陈白一和李立都是陈国钊的学生。1987年，丁玲从延安回到长沙，在北正街要招两个女学生去延安，其中一个就是我妈妈，跟我妈妈讲一个月以后会通知她。结果一个月以后没来人，两个月以后没来人。半年以后，我妈妈在现在的青少年宫里，学生集会，他们坐在地上，来了个女的，那个女的是双赤足穿在布鞋里头。她在我妈妈肩上拍了两下，要我妈妈跟她走，我妈妈望了她一下，没理她，有跟她走。后来，她就和我爸爸结婚了。
我父母的两边，在晚清以来，都是大户人家。我娭毑，是湘阴人，湘阴和汨罗搭界的营田湾里屋。早几年，我去过湾里屋一次。我还有个亲戚在那边，那个亲戚此我大一岁，但我要喊他做叔叔。他告诉我，原来我屋里那片大屋里头。光是天井，就有60个。
那个大屋，我5岁的时候去过，和我娭毑。我们是坐轿子去的，很简易的轿子，轿子中间是个坐凳，前后两个轿夫抬着。我们就是坐噶样的轿子到的营田。到营田后，有很大一个塘，塘边上很大一个禾场坪。禾场坪上有巨大麻石砌的牌坊，牌坊上有“圣旨”两个字。
1941、1942年，日本鬼子轰炸湘阴，我娭毑的桌老妹，我喊九姨娭毑的那一支（亲戚），逃难逃到了四川。二零零几年的时候，我还专门去四川绵阳看过这个九姨娭毑，她就是郭嵩焘的儿媳妇。他们从湘阴逃到四川的时候，四川的亲戚问他们带了么家伙来哒，她讲我们带了棉絮。四川的亲戚讲，那个棉絮有什么用呢？光绪的御批、红顶子帽子。你随便带两样。你就呷不完。我妈妈和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去营田度假。打开抽屉。就可以看到噶些东西。
我娭毑的爷爷易祖士，做过光绪的先生。如果有得他，就有得下面的文章。我娭毑的爸爸，叫易孝泉，他留学回来后在北京做律师。我屋里他们咯一批人能够跟郭嵩涛、彭玉麟等湘军将领屋里联姻。应该有些渊源。
我爷爷，原来是江西丰城人。爷爷的娘。是苏州人。爷爷咯边，主要是做生意，做得很大。我妈妈这边，在清代也是官宦人家。我妈妈跟我讲过，她的外婆。也就是我的老外婆偶然间居然处理过清朝的一件外事活动。她1946年在长沙幸福桥去世，去世的时候就一张草席子把她埋掉了，我广州的家里还有一张她的照片。讲起来是个笑话——她的家爷（公公）是清朝的外交官。家爷突然间去世了，但有一个外事接待活动，必须由他出面，我老外公呢，是个大少爷，提鸟笼子的，他不想搞这些事，政府就跟他讲，那就让你太太出下面算了，所以，我这个老外婆就真的去接待了那个外宾。而且李鸿章还给她打了个千。
我爸和我妈两边的来历大概就是咯种情况。到我爷爷手里，他从江西迁到湖南的时候，是迁到沅江，在沅江有很大的屋。我爷爷很聪明，14岁的时候挑一担笼子，到汉口去学徒。他同时可以两只手打算盘，很会做生意。后背他开了个被服厂，在汉口的永康里，那是汉口的租界。我爷爷的被服厂，做的是国共两边部队里的军装和被服，生意很好。后背这个厂卷入了一宗贪污案，我爷爷被判要去坐一年牢。那时，我父亲是上海美专的学生，学美术的。他就代替我爷爷，到牢里面去坐牢。坐了一个月牢，我生下来了。那是1942年。十二月初九。我生下一个月，我妈妈用红毯子把我包了，到牢里头给我父亲看。看了回来，我爷爷卷入的那宗贪污案，就宣布是冤枉了他。我爷爷就讲，那咯伢子给屋里带来了福音。我的名字就叫杨福音。
不过我出生不久，我爷爷就去世了，49岁。他的名字叫杨次清。我爷爷蛮有钱，乡里有田，城里有工厂和钱庄，所以解放后，我屋里成分不好。
我父亲1915年出生，从小学画。先是在北平艺专，徐悲鸿的学校，徐悲鸿有冇教他我不晓得，他在那里读了两年。然后他和另外一个同学结伴南行到了上海美专。上海的同学笑话他们是北京老土，因为他们穿着大头皮鞋。他们这一班在上海美专是非常有名的，在全国也非常有名——有张照片，就是他们这批畫家中间站着一个女模特，裸体模特，侧面的。
他们这个班。恰好是由刘海粟带，1936年毕业。他们毕业的时候出了本精装的同学录。这本同学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爸爸监督我把它烧了。同学录上，他画的那个西湖的油画。他说他就是坐在刘海粟校长的旁边，“他画一笔，我画一笔；他画一笔，我画一笔。”那本同学录上，刘海粟画的西湖和我父亲画的西湖，构图差不多。他们对刘海粟很崇拜。
和我父亲同学、比他高一届的，有赵丹，电影演员，赵丹在上海美专是学国画的。我父亲也认得江青，江青是1915年的。江青与金山演《钦差大臣》，就是邀的我父亲去做布景。
父亲1936年毕业的时候，我姑爹在西安。杨虎城的西北军下面当处长，他跟我父亲说你到陕西来工作，他就去了陕西。他在西安办了个展览。展出了二三十幅画。前几年，我的一个朋友，四川人，他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英文博士，他居然在浸会大学查到了我父亲杨导宏的一篇文章——《谈艺术教育的意义与目的》，1937年发表在《陕西教育》上。
我父亲在西安办展览的时候，延安来了些搞文化的人，让他到延安去。他的一个叫王式廓的高他一班的同学，是个很有名的画家，解放后是中央美院的教授。王式廓是山东人。家里穷，他们是极好的朋友。我父亲讲，王式廓到我们屋里玩，天气冷，拿一件呢子大衣就像拿一根烟一样的——拿起去就有还了。王式廓毕业就去了日本，我父亲船票都买好了，还有个叫田丰的同学，本来他们三个一起约好去日本的，后来我娭毑有放他走，屋里就他一个崽。1987年娭毑一个电报打给我父亲，让他回来结婚。
我父亲讲过，他在上海美专读书的时候，刘海粟还不是最好的画家，比刘海粟还有名的，有个叫王远勃，还有个王狮子，他们比刘海粟画得好些。都送了画给我父亲。我父亲接了回家结婚的电报，把钥匙交给邻居，就坐飞机回家了。那两房子画就再不问了。咯大少爷就是大少节。
“文革”前，我们家还是有些画的，在南门口的我外婆家的楼上。“文革”的时候，我父亲喊我拖个板车到南门口，把那些画拖回来烧了算哒，说其害人。我搞了副板车，从营盘街拖到南门口的上碧湘街。画在板车上摞起，高头覆上床单，用绳子勒紧，拖回来，在营盘街26号，我屋里是省政府的宿舍。那个宿舍很大，宿舍边头又坪，坪外头有围墙。我把那画往围墙底下一倒，刮根火柴，那些画就烧了。那里头郑板桥的。八大山人的，都有。
我父亲胆子小，小到什么程度？比方说，那时候他上下班坐公共汽车的车票，可以拿到单位去报销，票是四分钱一张，他在每张票的后面都注明是从哪里到哪里。“文革”的时候，他负责搞船山学社的布置，结果回来一看，屋里贴的毛泽东语录和船山学社的一样，他就发我脾气，说何式搞的，我说我是从新华书店买的。他讲赶快换掉，慢点来了人，讲是我从船山学社拿回来的。那个时候，他的身份是长沙文化馆的美术干部。
我父亲30年代，是在中国美术最核心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离子里面的。解放以后，他基本不画画哒，也画过一点，在报上发表过他的素描《空军叔叔保卫着我们》，画的是一家人望着那天上，很幸福的样子，天上有飞机飞过。还画过一套连环画，画的是长沙的劳动模范刘孝安。
1937年。我妈妈差点去了延安。我妈妈当时在局关祠的明宪女校读书，她也画画，她的老师是陈国钊。陈白一和李立都是陈国钊的学生。1987年，丁玲从延安回到长沙，在北正街要招两个女学生去延安，其中一个就是我妈妈，跟我妈妈讲一个月以后会通知她。结果一个月以后没来人，两个月以后没来人。半年以后，我妈妈在现在的青少年宫里，学生集会，他们坐在地上，来了个女的，那个女的是双赤足穿在布鞋里头。她在我妈妈肩上拍了两下，要我妈妈跟她走，我妈妈望了她一下，没理她，有跟她走。后来，她就和我爸爸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