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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感治理逐渐被纳入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视野之中，成为治愈情感或者用情感治愈的手段和方式。乡情治理在县域基层中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借助“老乡”的情感文化黏性，扩充了技术治理形态的有机体，是现代治理形态的调和剂。乡情治理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机制构建能够达到理想形态，网络技术手段充分扩展了作用机制的运作方式。乡村社会面临的空心化、情感差异化和虚拟化呼唤乡情治理，是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可实践治理形态。
关键词：乡情治理;公共领域理论;网络技术;治理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10-0043-03
情感是一项重要的治理资源，但在治理体系之中却被选择性遗忘。情感治理是公共管理学未来的一个研究领域，在中国历史的统治和治理经验中体现了许多情感逻辑。在乡村社会中，“乡土性”富含了情感文化的内涵，但在治理技术手段发展兴起的现代社会，乡村社会仍然是一个边缘的技术治理场域。但乡村沉淀了深厚的礼俗社会风俗，拥有浓厚的情感维度的治理资源，这是在治理话语中情感治理的出发点。无论是对情感工具的使用还是把情感作为治理的客体，基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乡情治理具有可实践的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及概念阐释
第一，提出背景。情感在治理中的语境并不是一种技术性存在，在一直以来的管理主义思潮之下，管理学中对情感的认识是有所忽略的。随着情感社会学的兴起发展，对人的情感的研究逐步纳入公共行政领域中。在治理的语境下，人就是治理的对象，治理工具是多样的，但人亦是治理的主体，对人的情感发现处于开发阶段。有学者认为：情感是一种社会事实，是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也是一种社会行动。在以“人性”视角看待治理行动时，情感并不能被排除在治理过程之外，近代西方管理学在宗教的“祛魅”中诞生了理性，也正是伴随着公共行政学的“科学化”，这门学科才能够在近现代的科学大门中有立足之地。那么情感要素在治理中能否发挥作用呢？答案是可以的，我们并不是单纯地出于为情感“加权”，而是陈列一个客观的现实。“人情”“面子”等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行为法则并没有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消失，仍然是中国人行为处事的重要法则。在我国，情感在治理体系中也产生了影响。情感要素能不能作为治理手段在一个治理资源相对缺乏的乡村地区产生治理效应呢？这目前仍然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乡村社会处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底层现状，现实治理技术对情感治理的遮蔽或不认可情感治理的技术手段是当前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讨论的一个侧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的理性化、原子化程度日益提高，人际关联日益松散，情感维度治理的空间也被进一步压缩。本文将阐述情感治理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功能，发掘情感在乡村公共领域中的聚焦作用，呼吁乡村社会“乡土”情感的回归。
第二，“乡情治理”的概念。乡情治理的概念，区别于“心灵治理” “情感体制”。“心灵治理”是运用非物质和非强制性手段发挥公共管理功能，达到影响思维、建立心灵秩序的公共目的的过程;“情感体制”强调将个体与政治相联结，是个体向体制表达情感的机制。“乡情治理”是一种地域上的情感治理，它不排斥现代性，其本质的体现就是乡村传统文化和乡土情感作用于当代社会治理体系，成为调和现代性的一种治理形态 [1]。乡情治理表现为浓厚的地域性，主要适用于基层。乡情治理可以发生的逻辑在社群主义看来，每个人都存在于特定的共同体之中，永远都无法脱离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存在情感的联系，它是一个负载情感关系的共同体，提供情感的联系纽带，能够使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变为像家庭一样的社会实体。而小共同体更符合社群主义的理想追求。因而，在一个小的县域单元之内，情感共同体的产生更具有实践价值。因此“乡情治理”是指以乡情为核心的情感元素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体系的过程，表现为非正式、不规则的治理方式，是在基层吸纳意见、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提供公共服务等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治理形态。
二、乡村社会“公共”情感的流失
第一，情感伴随乡村社会空心化，公共场域破碎化。目前，乡村社会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人情味”“老乡情”逐渐淡化，在乡村治理中，有的“候鸟式”居民甚至不了解村两委班子人员，不关心乡村发展事业，他们逐渐移居到新的城市社区之中。乡村社会的人越来越少，“乡愁”并不会越来越浓，而是伴随着融入城市化进程之中，逐渐被“城市关系” “城市节奏” “城市文化”感染，鄉村的祠堂逐步被城市的网络电脑电视取代，乡情逐渐抽离乡村、逃离乡村，接纳现代性。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乡村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出现了许多的流动人口和外出人口。政策安排例如扶贫易地搬迁引流了一批农村人口入住城市社区。进城购房群体在农村也逐渐增多，农村孩子进城读书，年轻人进城务工，农村人口越来越趋向空心化和迁移变动。乡村社会存在的大量的迁移群体，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又面临着情感上来回的拉锯割裂，在新的城市家园没有原来熟悉的人际关系，长期定居在城市的群体，也与乡村社会的“老熟人”们联系越来越少，造成这种迁移群体的人际关系紧张，他们在外地的情感定位是迷茫的。农村社会的人在物理场域中逐渐被分割开来，乡情逐渐“空心化”，治理场域中时空破碎化、分散化。
第二，乡村社会的情感差异化，公共场域情感失衡。乡村社会的治理面临的失序的风险，源于治理主体不明确，治理客体趋于流动，治理规则和治理资源供给不足等现实境况。首先，农村社会的主要群体不在场，存在大量的外出务工人群以及外出求学的人群。流动人群在“情感场”中面临“异地情感场”和“原生地情感场”的“角色转换”。他们与“原生地情感场”的联系逐渐变弱，异地分隔了生活圈、减少了情感的交流。其次，群体情感表达在农村按年龄产生了分层异化，乡情治理主要群体“不在场”，这些群体不能第一时间关注乡村甚至不关心或者没有时间关心乡村事务，真正对于原生地依赖性高的主要是老年人。最后，社会处于变动，社会心态也具有动态性。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难免也会伴随着人的心态转变甚至重塑。如果长时间持续具有情感倾向，就会加剧社会弱势心态分化，弱势心态一旦蔓延定会侵蚀乡村社会的共识基础，从而逐渐差异化乡村情感。 第三， 乡土情感表达虚拟化，公共精神趋于分散。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传媒的兴起似乎带有一种破坏公共性的“原罪”，使“公众”变成沉迷于消费观和传媒技术的“乌合之众”，将会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2]。在当今互联网技术发达的时代，乡村也逐步走上了网络“高速公路”，各种形形色色的短视频平台、微博、微信、网络购物、网络游戏娱乐等技术手段转移了村民的情感，耗费他们的时间，乡村人群，尤其是年青群体将情感寄托或者隐匿到网络虚拟空间。在同一个村屯，甚至是同一个宗亲的“90后”和“00后”有一些人已经彼此陌生，乡情没有像“熟人社会”那样很好地凝聚起来。网络虚拟空间为公民塑造了一种更为开放、更加自由、更能呈现内心需求，也更少附带责任义务的新空间。这种“展现自主性和自由精神的习惯模式，不断促进个人自主性的成长”并由此逐步削弱了政府、村庄等现实社会生活场域中的公共权力对个人的影响能力[3]。民众的参与激情转移到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从乡村集体生活回归到私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使政治性的公众蜕变为私人性的原子化个人与“散众”。村民不存在于情感治理的公共领域场域中，他们不能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情怀的“政治人”或者“行政人”。
三、构建乡村公共情感领域的逻辑路径
情感交流是不可或缺的，情感交流是村民形成共同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独特方式，情感的内生基础单元是一个家庭单位，个体在不断情感交流之中融入范围更广的群体之中，当个体面对村庄的难题或产生迷茫时给予情感“温暖”或行动支持，可以强化情感认同。但现有乡村比较普遍的单一交往模式，决定了在传统乡村场域中需要在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的基础上，把强化情感交流的培养和介入作为基本策略。
第一，乡情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情感维度是“国家在场”逻辑的表达，“乡情”的引入有力地支撑县域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乡情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和影响力：乡情能够激发人群的公共精神和团结，动员乡村社会中的新乡贤群体、本土精英、意见领袖等人群的广泛参与，以乡村人的宗族感参与村务政务。借助“乡情”的载体，例如传统习俗、节日等乡村文化形式开展乡村社会的情感治理，使得问题意见得到讨论，许多矛盾从而化解，把他们转变成一个个“熟人”。把情感投入公共领域之中，治理主体与客体在情感表达互动中达成治理效果。乡情治理某种程度上发挥“枫桥经验”，这也就是在乡情场域中形成的公共领域，发挥了人们的情感能动性，从而产生了治理要素的联动效应，这些非正式规则影响着乡村社会对利益协调、行动组织过程的遵从与接纳。发挥“乡情”也能够更多争取到市场资源、慈善资源、服务资源对乡村社会的投入与支持，乡情治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农村的贫困群体生活在国家的关怀之中，特别是精准扶贫时，贫困群体更多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在场”，各级干部、村干部以及扶贫工作队的宣传和落实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于国家的情感认同。因此，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设计与实践中，国家不仅从未缺席，而且是直接通过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间接通过非国家机构或人员（如新乡贤等），处处体现了国家对于贫困群体的关注与扶持，从而体现出一种“在场”国家效应，表达国家“温暖”。
情感是在日常生活中“處”出来的，村委会干部在日常交往中逐步培养与村民之间的情感。村委会干部并非科层体制中的正式“干部”，他们也来自普通村民，这有利于缩小他们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心理距离。村委会干部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他们与村民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大致相同，不存在沟通障碍，更容易产生情感交流;第一书记的扶贫工作要求他们必须下村入户，在一定程度上也拉近了干群关系，拉近了村民与“国家干部”的心理距离，产生了心理慰藉。这些表现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心理印记，形成具有当地文化色彩的浓厚乡情，也就是说情感交流把乡情根植在村民的精神之中。乡情在个体的时间积淀中，情感表达既是属于村民自己的，又是一种被政治体制所吸纳的治理资源。以家族、同姓、亲友、同乡等传统乡情为社会纽带，这些社会关系作为治理资源能创生出本土情感和共同的精神符号。应该注意到在基层社会治理之中要善于挖掘在辖区内乡民广泛认可的集体风俗文化以及那些被区域内外广泛认同的地方精神、地方产品、地方荣誉等文化，运用这些文化心理印记和标志，发挥乡情治理的情感凝聚作用，增强地域上的公共归属感。
第二，虚拟空间的构建，公共领域的一个想象共同体。物理实体是“实”的，是实际存在的，而网络空间则是“虚”的，需要用户通过感觉体验、思维模拟产生虚拟意象。公共性建构过程中民众的广泛性与个体权利要同时得到保证，缺一不可。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的基础建立在社会交往关系上，公众需要产生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在社会生活空间最大限度地确保民众普遍的表达权。近年来有关中国现代公共领域的研究中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一词，在网络技术背景下的乡村社会中，部分公共场所无须参与者亲自参与，互联网下电子媒介的出现，为“地球村”内的公民提供了新的公共领域——“电子广场”，特别是随着政务BBS、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网络反腐等的发展，村民的情感表达有了一个新的面向。
在这个虚拟公共时空之中，个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参与权，积极利用大众传媒、利用互联网手段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以言语参与公共生活;运用现实应用的技术手段与家庭、亲戚、邻里沟通情感。融入公共领域之中的村民是具有“觉醒”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个体。公共领域在乡村社会的探索，是一种“先于制度”的空间。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突破了现实世界种种因素的制约而进入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交互的虚拟时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由虚拟时空可以生产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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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运用公共媒体产生意见交换，媒体成为一种重要的技术载体。建立一个民众可以在现实治理中满足表达愿望、相互协调利益以及与政治权力讨价还价的领域。这样一来，在乡村社会中，被地域分开的个人利用技术媒介参与“远程村务”和家庭事务，进一步把不在物理场域上的参与者引入虚拟公共领域中。公共领域的功能在于促进治理资源在场域内融合、生成、转化，既有吸收、采纳的环节，又有产出、供给的环节。虽然情感的投入与产出难以量化计算，也不一定能够看到即时有效的治理效率，但乡情具有独特的黏合度，将地域公共精神逐渐塑造起来，形成地方精神，融合到基层治理，情感成为治理的客体存在。公共领域的治理过程，需要资源的输入，乡情作为一种情感资源，在县域治理之中具有某种溢出效应。公共领域依托一定的载体形成场域，有物理上的实体，也有虚拟的“电子广场”。前者依靠物理空间上的构建与氛围制造引导人加入公共领域，后者主要依托技术手段而存在，把人们的情感表达收集、运用，生成一定的治理形式。在“电子广场”上，破碎的治理场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参与公共领域之中的个体感受到国家在场的情感安抚，感受国家的政策存在。流动外出的人群，借助网络媒介的技术载体加强与“原生地情感场”的情感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在长时间固定的形式中让他们产生适应感和满足感。基层民众对于基层政府认同更多表现在情感归属与文化价值认同上，乡村社会逐渐“导入”乡情资源，形塑共同精神，弥合情感“鸿沟”。情感治理的核心在于情感价值的生成与交流、运用，在乡情治理的公共领域视角下，情感因素逐渐模糊或者弱化了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村民及其他主体的边界，把村务行政或者治理任务转变为一种情感联系为主的能量场。乡情治理的公共领域更易于情感能量的汇集与集体行动的形成，再充分结合当地特色的乡村风俗、传统节日等事务可以推动乡村的自治与共治工作的开展。这个过程潜移默化，不需要强制手段，更偏向于形成一种惯例。乡情治理自然而然地打“老乡牌” “感情牌”，形成乡情共同体，加强地方文化保护和凝聚力塑造，制造认同，产生共识，它使得被割裂的乡村群体逐渐回归“对物有感情”“对人有感情”“对事有感情”的本土情怀。
参考文献：
[1]蓝煜昕，林顺浩.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20（2）：54-59.
[2]黄月琴.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0）：111-119;252;260.
[3]杨嵘均.论虚拟公共领域对公民政治意识与政治心理的影响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形塑[J].政治学研究，2011（4）：101-113.
（责任编辑：许广东）
收稿日期：2020-12-07
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研究生创新项目“SWOT-PEST模型视角下珠江—西江流域多民族社会治理研究”（ ZX2020037）
作者简介：梁照鸿，硕士研究生，从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关键词：乡情治理;公共领域理论;网络技术;治理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10-0043-03
情感是一项重要的治理资源，但在治理体系之中却被选择性遗忘。情感治理是公共管理学未来的一个研究领域，在中国历史的统治和治理经验中体现了许多情感逻辑。在乡村社会中，“乡土性”富含了情感文化的内涵，但在治理技术手段发展兴起的现代社会，乡村社会仍然是一个边缘的技术治理场域。但乡村沉淀了深厚的礼俗社会风俗，拥有浓厚的情感维度的治理资源，这是在治理话语中情感治理的出发点。无论是对情感工具的使用还是把情感作为治理的客体，基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乡情治理具有可实践的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及概念阐释
第一，提出背景。情感在治理中的语境并不是一种技术性存在，在一直以来的管理主义思潮之下，管理学中对情感的认识是有所忽略的。随着情感社会学的兴起发展，对人的情感的研究逐步纳入公共行政领域中。在治理的语境下，人就是治理的对象，治理工具是多样的，但人亦是治理的主体，对人的情感发现处于开发阶段。有学者认为：情感是一种社会事实，是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也是一种社会行动。在以“人性”视角看待治理行动时，情感并不能被排除在治理过程之外，近代西方管理学在宗教的“祛魅”中诞生了理性，也正是伴随着公共行政学的“科学化”，这门学科才能够在近现代的科学大门中有立足之地。那么情感要素在治理中能否发挥作用呢？答案是可以的，我们并不是单纯地出于为情感“加权”，而是陈列一个客观的现实。“人情”“面子”等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行为法则并没有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消失，仍然是中国人行为处事的重要法则。在我国，情感在治理体系中也产生了影响。情感要素能不能作为治理手段在一个治理资源相对缺乏的乡村地区产生治理效应呢？这目前仍然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乡村社会处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底层现状，现实治理技术对情感治理的遮蔽或不认可情感治理的技术手段是当前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讨论的一个侧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的理性化、原子化程度日益提高，人际关联日益松散，情感维度治理的空间也被进一步压缩。本文将阐述情感治理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功能，发掘情感在乡村公共领域中的聚焦作用，呼吁乡村社会“乡土”情感的回归。
第二，“乡情治理”的概念。乡情治理的概念，区别于“心灵治理” “情感体制”。“心灵治理”是运用非物质和非强制性手段发挥公共管理功能，达到影响思维、建立心灵秩序的公共目的的过程;“情感体制”强调将个体与政治相联结，是个体向体制表达情感的机制。“乡情治理”是一种地域上的情感治理，它不排斥现代性，其本质的体现就是乡村传统文化和乡土情感作用于当代社会治理体系，成为调和现代性的一种治理形态 [1]。乡情治理表现为浓厚的地域性，主要适用于基层。乡情治理可以发生的逻辑在社群主义看来，每个人都存在于特定的共同体之中，永远都无法脱离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存在情感的联系，它是一个负载情感关系的共同体，提供情感的联系纽带，能够使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变为像家庭一样的社会实体。而小共同体更符合社群主义的理想追求。因而，在一个小的县域单元之内，情感共同体的产生更具有实践价值。因此“乡情治理”是指以乡情为核心的情感元素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体系的过程，表现为非正式、不规则的治理方式，是在基层吸纳意见、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提供公共服务等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治理形态。
二、乡村社会“公共”情感的流失
第一，情感伴随乡村社会空心化，公共场域破碎化。目前，乡村社会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人情味”“老乡情”逐渐淡化，在乡村治理中，有的“候鸟式”居民甚至不了解村两委班子人员，不关心乡村发展事业，他们逐渐移居到新的城市社区之中。乡村社会的人越来越少，“乡愁”并不会越来越浓，而是伴随着融入城市化进程之中，逐渐被“城市关系” “城市节奏” “城市文化”感染，鄉村的祠堂逐步被城市的网络电脑电视取代，乡情逐渐抽离乡村、逃离乡村，接纳现代性。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乡村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出现了许多的流动人口和外出人口。政策安排例如扶贫易地搬迁引流了一批农村人口入住城市社区。进城购房群体在农村也逐渐增多，农村孩子进城读书，年轻人进城务工，农村人口越来越趋向空心化和迁移变动。乡村社会存在的大量的迁移群体，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又面临着情感上来回的拉锯割裂，在新的城市家园没有原来熟悉的人际关系，长期定居在城市的群体，也与乡村社会的“老熟人”们联系越来越少，造成这种迁移群体的人际关系紧张，他们在外地的情感定位是迷茫的。农村社会的人在物理场域中逐渐被分割开来，乡情逐渐“空心化”，治理场域中时空破碎化、分散化。
第二，乡村社会的情感差异化，公共场域情感失衡。乡村社会的治理面临的失序的风险，源于治理主体不明确，治理客体趋于流动，治理规则和治理资源供给不足等现实境况。首先，农村社会的主要群体不在场，存在大量的外出务工人群以及外出求学的人群。流动人群在“情感场”中面临“异地情感场”和“原生地情感场”的“角色转换”。他们与“原生地情感场”的联系逐渐变弱，异地分隔了生活圈、减少了情感的交流。其次，群体情感表达在农村按年龄产生了分层异化，乡情治理主要群体“不在场”，这些群体不能第一时间关注乡村甚至不关心或者没有时间关心乡村事务，真正对于原生地依赖性高的主要是老年人。最后，社会处于变动，社会心态也具有动态性。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难免也会伴随着人的心态转变甚至重塑。如果长时间持续具有情感倾向，就会加剧社会弱势心态分化，弱势心态一旦蔓延定会侵蚀乡村社会的共识基础，从而逐渐差异化乡村情感。 第三， 乡土情感表达虚拟化，公共精神趋于分散。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传媒的兴起似乎带有一种破坏公共性的“原罪”，使“公众”变成沉迷于消费观和传媒技术的“乌合之众”，将会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2]。在当今互联网技术发达的时代，乡村也逐步走上了网络“高速公路”，各种形形色色的短视频平台、微博、微信、网络购物、网络游戏娱乐等技术手段转移了村民的情感，耗费他们的时间，乡村人群，尤其是年青群体将情感寄托或者隐匿到网络虚拟空间。在同一个村屯，甚至是同一个宗亲的“90后”和“00后”有一些人已经彼此陌生，乡情没有像“熟人社会”那样很好地凝聚起来。网络虚拟空间为公民塑造了一种更为开放、更加自由、更能呈现内心需求，也更少附带责任义务的新空间。这种“展现自主性和自由精神的习惯模式，不断促进个人自主性的成长”并由此逐步削弱了政府、村庄等现实社会生活场域中的公共权力对个人的影响能力[3]。民众的参与激情转移到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从乡村集体生活回归到私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使政治性的公众蜕变为私人性的原子化个人与“散众”。村民不存在于情感治理的公共领域场域中，他们不能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情怀的“政治人”或者“行政人”。
三、构建乡村公共情感领域的逻辑路径
情感交流是不可或缺的，情感交流是村民形成共同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独特方式，情感的内生基础单元是一个家庭单位，个体在不断情感交流之中融入范围更广的群体之中，当个体面对村庄的难题或产生迷茫时给予情感“温暖”或行动支持，可以强化情感认同。但现有乡村比较普遍的单一交往模式，决定了在传统乡村场域中需要在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的基础上，把强化情感交流的培养和介入作为基本策略。
第一，乡情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情感维度是“国家在场”逻辑的表达，“乡情”的引入有力地支撑县域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乡情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和影响力：乡情能够激发人群的公共精神和团结，动员乡村社会中的新乡贤群体、本土精英、意见领袖等人群的广泛参与，以乡村人的宗族感参与村务政务。借助“乡情”的载体，例如传统习俗、节日等乡村文化形式开展乡村社会的情感治理，使得问题意见得到讨论，许多矛盾从而化解，把他们转变成一个个“熟人”。把情感投入公共领域之中，治理主体与客体在情感表达互动中达成治理效果。乡情治理某种程度上发挥“枫桥经验”，这也就是在乡情场域中形成的公共领域，发挥了人们的情感能动性，从而产生了治理要素的联动效应，这些非正式规则影响着乡村社会对利益协调、行动组织过程的遵从与接纳。发挥“乡情”也能够更多争取到市场资源、慈善资源、服务资源对乡村社会的投入与支持，乡情治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农村的贫困群体生活在国家的关怀之中，特别是精准扶贫时，贫困群体更多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在场”，各级干部、村干部以及扶贫工作队的宣传和落实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于国家的情感认同。因此，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设计与实践中，国家不仅从未缺席，而且是直接通过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间接通过非国家机构或人员（如新乡贤等），处处体现了国家对于贫困群体的关注与扶持，从而体现出一种“在场”国家效应，表达国家“温暖”。
情感是在日常生活中“處”出来的，村委会干部在日常交往中逐步培养与村民之间的情感。村委会干部并非科层体制中的正式“干部”，他们也来自普通村民，这有利于缩小他们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心理距离。村委会干部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他们与村民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大致相同，不存在沟通障碍，更容易产生情感交流;第一书记的扶贫工作要求他们必须下村入户，在一定程度上也拉近了干群关系，拉近了村民与“国家干部”的心理距离，产生了心理慰藉。这些表现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心理印记，形成具有当地文化色彩的浓厚乡情，也就是说情感交流把乡情根植在村民的精神之中。乡情在个体的时间积淀中，情感表达既是属于村民自己的，又是一种被政治体制所吸纳的治理资源。以家族、同姓、亲友、同乡等传统乡情为社会纽带，这些社会关系作为治理资源能创生出本土情感和共同的精神符号。应该注意到在基层社会治理之中要善于挖掘在辖区内乡民广泛认可的集体风俗文化以及那些被区域内外广泛认同的地方精神、地方产品、地方荣誉等文化，运用这些文化心理印记和标志，发挥乡情治理的情感凝聚作用，增强地域上的公共归属感。
第二，虚拟空间的构建，公共领域的一个想象共同体。物理实体是“实”的，是实际存在的，而网络空间则是“虚”的，需要用户通过感觉体验、思维模拟产生虚拟意象。公共性建构过程中民众的广泛性与个体权利要同时得到保证，缺一不可。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的基础建立在社会交往关系上，公众需要产生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在社会生活空间最大限度地确保民众普遍的表达权。近年来有关中国现代公共领域的研究中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一词，在网络技术背景下的乡村社会中，部分公共场所无须参与者亲自参与，互联网下电子媒介的出现，为“地球村”内的公民提供了新的公共领域——“电子广场”，特别是随着政务BBS、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网络反腐等的发展，村民的情感表达有了一个新的面向。
在这个虚拟公共时空之中，个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参与权，积极利用大众传媒、利用互联网手段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以言语参与公共生活;运用现实应用的技术手段与家庭、亲戚、邻里沟通情感。融入公共领域之中的村民是具有“觉醒”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个体。公共领域在乡村社会的探索，是一种“先于制度”的空间。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突破了现实世界种种因素的制约而进入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交互的虚拟时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由虚拟时空可以生产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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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运用公共媒体产生意见交换，媒体成为一种重要的技术载体。建立一个民众可以在现实治理中满足表达愿望、相互协调利益以及与政治权力讨价还价的领域。这样一来，在乡村社会中，被地域分开的个人利用技术媒介参与“远程村务”和家庭事务，进一步把不在物理场域上的参与者引入虚拟公共领域中。公共领域的功能在于促进治理资源在场域内融合、生成、转化，既有吸收、采纳的环节，又有产出、供给的环节。虽然情感的投入与产出难以量化计算，也不一定能够看到即时有效的治理效率，但乡情具有独特的黏合度，将地域公共精神逐渐塑造起来，形成地方精神，融合到基层治理，情感成为治理的客体存在。公共领域的治理过程，需要资源的输入，乡情作为一种情感资源，在县域治理之中具有某种溢出效应。公共领域依托一定的载体形成场域，有物理上的实体，也有虚拟的“电子广场”。前者依靠物理空间上的构建与氛围制造引导人加入公共领域，后者主要依托技术手段而存在，把人们的情感表达收集、运用，生成一定的治理形式。在“电子广场”上，破碎的治理场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参与公共领域之中的个体感受到国家在场的情感安抚，感受国家的政策存在。流动外出的人群，借助网络媒介的技术载体加强与“原生地情感场”的情感交流，这种交流方式在长时间固定的形式中让他们产生适应感和满足感。基层民众对于基层政府认同更多表现在情感归属与文化价值认同上，乡村社会逐渐“导入”乡情资源，形塑共同精神，弥合情感“鸿沟”。情感治理的核心在于情感价值的生成与交流、运用，在乡情治理的公共领域视角下，情感因素逐渐模糊或者弱化了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村民及其他主体的边界，把村务行政或者治理任务转变为一种情感联系为主的能量场。乡情治理的公共领域更易于情感能量的汇集与集体行动的形成，再充分结合当地特色的乡村风俗、传统节日等事务可以推动乡村的自治与共治工作的开展。这个过程潜移默化，不需要强制手段，更偏向于形成一种惯例。乡情治理自然而然地打“老乡牌” “感情牌”，形成乡情共同体，加强地方文化保护和凝聚力塑造，制造认同，产生共识，它使得被割裂的乡村群体逐渐回归“对物有感情”“对人有感情”“对事有感情”的本土情怀。
参考文献：
[1]蓝煜昕，林顺浩.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20（2）：54-59.
[2]黄月琴.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0）：111-119;252;260.
[3]杨嵘均.论虚拟公共领域对公民政治意识与政治心理的影响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形塑[J].政治学研究，2011（4）：101-113.
（责任编辑：许广东）
收稿日期：2020-12-07
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研究生创新项目“SWOT-PEST模型视角下珠江—西江流域多民族社会治理研究”（ ZX2020037）
作者简介：梁照鸿，硕士研究生，从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