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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丁庄梦》以疫病作为叙述主题，聚焦人类在恶性传染病肆虐之时的命运浮沉。虽说两部作品是加缪、阎连科在不同时期、不同创作意图下的文学产物，但在叙事技巧、书写方式，以及有关权力、死亡、道德等方面的思考却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具有文本与内涵上的共通之处。
对于文学生产活动而言，疫病不限于医学角度上的病症指代，实则被赋予了广泛深远的现实意义及社会影响，折射出作家对疾病苦痛的理解、对生命价值的态度、对人生信仰的思考。加缪、阎连科分别选取了鼠疫、艾滋病作为各自故事中的疫病展开叙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两位作家在叙事技巧、书写方式，以及道德判断、人性考量等认知方面却显露出一定的相连相通。笔者将从文本细读出发，对《鼠疫》《丁庄梦》的共通之处进行分析探讨。
一、叙事视角：叙述人称、结构模式的跌宕转换
《鼠疫》《丁庄梦》采用的叙事视角虽具有各自特性，但于叙述人称选择上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阎连科选择被毒死的少年“我”（丁小强）作为叙述者，以“我”的娓娓道来拉开故事序幕，谋求更高层次的真实性。“埋在爷爷屋后墙下的我，刚过十二岁，读了五年书，我就死掉了。吃个番茄我就死掉了……毒死了。”在阎连科的安排下，“我”死后仍漂浮于丁庄之上，以第一人称旁观故事全过程，全知全能。在热奈特关于叙述角度的划分中，作家所构筑的“我”无疑属于“无聚焦”叙述。值得注意的是，抛开荒诞化的叙述者设置，聚焦于叙述技巧之上，“我”并非丁庄故事的完全脱离者。当丁辉给“我”迁坟配阴亲时，“我”神魂归位成为切实的参与者，呼喊着“爷”“我不想离开”“快救救我！”此刻，叙述者“我”成为事件进程中言说的“他人”，不再是现实中的丁小强。“我”在客观世界实则虚无，而以此途径介入，正是作家由现实朝想象进发的方式。
反观加缪，开篇并未点明叙述者，结尾时才将里厄医生推出，其间一直采取“内聚焦”模式进行叙述。“这篇叙事到此行将结束。现在正是里厄医生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了。”是故，读者常误将《鼠疫》看作第三人称叙述。揭晓后，作者仍有意维持第三人称叙述，采用“他”代指里厄医生。整个故事以第三人称叙述贯穿始终，里厄医生既是参与者，又是叙述者，恰如丁庄之中的“我”一般。无法捉摸的叙述者藏在故事之中，选择隐而不露，实际上发挥着“我”（第一人称叙述）的作用。看似通篇为第三人称叙述，实则引入了另一实际叙述者，使小说叙述角度具有了“‘第三人称化的第一人称’叙述”特征。
此外，“《鼠疫》的作者有可能是在抑制第一人称叙述在抒情、在揭示心理活动、推测事情因由的各种方便，但同时，似乎也在削弱第三人称叙述有可能开发的那种‘全知’视角。”尽管故事叙述者里厄医生竭力以自我见闻、事实、资料为依据，来构建还原“鼠疫”来袭时奥兰城发生的种种情形。但在名为“见证”的重组中，叙述视角却显露出“无聚焦”的影子。此中缘由自是与实际叙述者不无关系。姑且将“鼠疫”发生的经过视为里厄完成的纪实内容，那么作品中，作为文本记录者、故事叙述者，里厄无疑较塔鲁、朗贝尔、格朗等人具有了先天性的预知优势，他掌握了众人所有的见闻、行动、感受，考证过的或未经证实的所有，俨然是“翻版的上帝”。但此优势亦有所限制，未达到严格上“无聚焦”叙述视角的全知程度，仅与《丁庄梦》部分相合。毕竟，其叙述的展开只基于“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或可将其称为“有限无聚焦”效果。
二、自然风物：警示、隐喻事态的发展走向
加缪、阎连科试图借现实或虚幻的自然气候、景观加以隐晦展示，架构起自然与人物、事件的往来通道，充当故事各节点的见证与道具。换言之，自然特异现象、景观的出现或变幻，常与事态发展中的隐喻、节奏遥相呼应，甚至同人物的内心波动、精神情感产生联系。
老舍指出，“景物与人物的相关，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与哲理的解析”。加缪有意在《鼠疫》中借助自然气候的变幻来预示“鼠疫”的发展态势，表露奥兰人身心的波澜。“鼠疫”伊始，“看门人”死后翌日，奥兰城随即气候骤变，噩梦开始。“大雾漫天。骤急的倾盆大雨冲击全市;骤雨后就是暴热。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天下，只见一片银灰色的刺眼的反光。”突如其来的大雾、大雨、暴热，恰似自然宣言，暗指旧有秩序即将经受连续不断的猛烈冲击。温度上升，“其程度正如发烧一样。整个城市在发烧”，而“发烧”正是鼠疫病患在劫难逃的梦魇。“热”成为映射“鼠疫”严重与否，衡量奥兰人生理健康的统一标准。此外，气候变化一度成为奥兰人心绪的晴雨表，太陽露头“喜形于色”，雨天“蒙上一层阴沉”。生死、悲喜已同气候变幻融为一体。
故事在心情的跌宕起伏中推进。面对不同热度，奥兰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绪表征。“鼠疫”最重时，“烈日当空”，城市被“烤炙”，丧生人数与暴热同时到达顶峰。恐惧、麻木占据了奥兰人的情感世界。“鼠疫”退却后，“太阳驱散”“寒气”，“照耀”整个城市，封城解除。回归，相聚，团圆。此时，“热”作别“鼠疫”寒冬，象征往日生活的复归，抚慰了奥兰人伤痕累累的“残心”。
与之相比，《丁庄梦》对于自然的把握较“简化”，未有频繁的波动、变换，而以景观“色调”与情节发展结合，埋下隐喻。小说中，景物最常见的颜色是“红”，且为“血红”。阎连科行文之初即确立“红”的基调，“红”与“血”被打通，与丁庄、“热病”相联系。开篇：“黄昏里的落日，在豫东的平原上，因着黄昏，它就血成一团，漫天漫地红着。铺红着，就有了秋天的黄昏。”作家将自然黄昏之景与“血红”结合，是“因为只有通过隐喻，小说才能够使自己不仅展示一个现象世界，而且也能表现一种主体经验”。而丁庄不仅黄昏血红，早晨时亦如此。一天到头，丁庄人眼中充斥着血红，隐喻甚浓，其并非风景，而是丁庄人的生存状态，以示鲜红的代价与生命尽头的迟暮。小说中，丁水阳以“有治热病的新药”为由，挨家挨户动员庄民到学校听马香林唱坠子，可早晨时的“红”却表明一切早已注定。丁辉当场揭穿“新药”的谎言，马香林“下世”，集会在丁氏父子斗殴中惨淡收场。 作家有意将“血红”色调与自然景物绑定，以“现实与梦幻交织，借着魔幻境界折射出理不尽的严酷现实生活”。“血红”铺满丁庄各处，遍及现实与梦幻。地面洒落着红血浆，空气飘散“红烈烈的血腥气”，树叶都染上了淡红色。血红河水、井水，红日头、红血粒，在丁水阳梦中依次出现，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情感震动。“血红”的生命现实，让丁庄人踏上了自我异化的道路。譬如丁水阳，其始终处于负罪深重的状态，当杀死儿子丁辉才得以解脱。在阎连科的描绘中，丁庄人生活在血色牢笼里，无法逃脱，一旦有了“热病”，“血红”的死亡就是归宿。故事终了，丁水阳被释放回到丁庄，人迹不存，可眼中黄昏依旧“血红”，由此可见一斑。
三、权力欲望：无法挣脱的控制与侵扰
福柯在《谈论的秩序》中指出，权力形成谈论的秩序。《鼠疫》《丁庄梦》中，各项事物的发展、因由，秩序的建立、维持都与权力存在莫大关联。加缪、阎连科向世人展示了权力控制之下的奥兰城和丁庄。众人在世俗权力面前，或反抗，或顺应，但终究难以从权力桎梏中脱身。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权力的影子无处不在，或暗或明地将触手深入每个人内心。
“人本身的欲望成为谈论的中心并制造权力。”权力与丁庄的兴衰变化密不可分，无形中掌控着丁庄人的生死走向。
权力埋下悲剧祸根。丁庄卖血最初可追溯至外部权力的“威压”。行政权力、乡土威望一级级叠加。“现在我这教育局长给你这一点任务你都不完成，你是瞧不起我这局长吧？”教育局长找到丁水阳，以上级权力迫使学校“老师”丁水阳出面，号召村民卖血致富。而丁庄人又因丁水阳的“德高望重”，选择顺势而从。
权力引发人性贪婪。“为了实现富裕欲望，权力就推动个人欲望的兴起，让个体以‘国家和集体’为借口，尽情地发泄个人的欲望。”“热病”笼罩丁庄，家家户户的病患集中管理，学校成为新权力中心，争端开始在内部蔓延。贾根柱、丁跃进为攫取学校管理权，拿到村委会公章，不惜以丁亮和杨玲玲私通之事胁迫丁水阳。权力交替后，贾、丁二人又以权谋私，公器私用。批条毫无规矩，瓜分学校物品，将集体财产的树木统统私分给个人，披着权力外衣的个人私欲得到满足。结果“学校干净了，没有东西了”，“树都砍光了，庄都不像庄子了”。
权力改变人物命运。血头丁辉搭上高副县长的关系，摇身一变，成为县热病委员会实际负责人，由“致病者”转变为“治病者”。他开始卖棺材，给人配阴亲，治理灾难留下的现实苦痛，同时赚得盆滿钵满。丁庄内，丁辉被众人痛恨，丁庄外，却被称赞为“好人呀！”权力带来的身份转变，使丁辉的人生命运发生改变，并为其增添了自恃的凭仗，“现在只要我在城里跺一下脚，贾家房子上的椽子就得掉下一根来”。而被权力摆布，深受荼毒的大多数丁庄人则“及时”完成了心理转变，选择屈服。作为故事中心，丁庄随着一次次内外部权力的介入、交替、更迭，变得愈发破败、萧条，直至消亡。丁庄人也在权力裹挟中，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与牺牲品。
相比阎连科，加缪则将世俗权力的影响分散到点滴之处，暗藏于“鼠疫”发生时的各类政府行为中，以此表明权力对奥兰人的掌控和侵扰。
“鼠疫”之初，出现了大量死老鼠。患病致死者数量上升，政府却行动迟缓，有意淡化，以权力控制全城人的“信息获取”。“报道的方式轻描淡写，对此事只作了些暗示。”控制舆论，遮掩真实疫情，极力宣扬乐观主义，使奥兰城毫无防范地暴露在“鼠疫”的威胁下。无形之中，奥兰人的生命被滥用的权力所“挟持”。
“鼠疫”愈演愈烈，政府陡然宣布封城，致使奥兰人“陷于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绝境”。权力突然介入，打破了人际间彼此依存的旧有状态。部分奥兰人被割裂成孤立的个体，自由受到监控。封城后，众多家庭被拆散、被隔离，被破门而入的医疗人员强行带走，政府权力试图以此建构起“鼠疫”时代的秩序。其中，加缪重点选取了推事奥东一家作为代表。儿子患病死亡，夫人被二次隔离，奥东和家人被隔离在不同地点。奥东一家在“鼠疫”中备受折磨，他个人更因权力构建的秩序缺位受到不公待遇。原定隔离时间已过，却仍被关着，仅因为“找不到他进隔离营的日期”。
权力在平日的奥兰城中，或波澜不显，但当被加缪用于“鼠疫”时代，其对奥兰居民的控制则一览无遗。
四、死亡诘问：人类力量的“落寞”之时
奥兰城里，丁庄之中，病亡成为“瘟疫时代”终结人类个体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死亡成为作家无法回避的命题。疫病的隐去并不取决于人类力量，而被寄托于疫病本身的动态发展和破坏程度。
小说中，两位作家均未对“鼠疫”“热病”的真正来源做出文本解释，却流露出“命运不可知，死之不可抗”的意味，暗含对未知、对自然的敬畏。加缪没有解释“鼠疫”为何爆发，只提及城市里老鼠大量死亡，逐渐出现因发热、淋巴结肿胀致死的病患。作家将故事发展选择性地推向下个阶段，奥兰人被突兀地笼罩在“鼠疫”的死亡阴影下。而丁庄“热病”的爆发，谁是零号病人，来源无从考证。阎连科亦未对源头进行追溯，好似问题本身不可探查，注定是无解之谜。因而，作家仅将“热病”传染归结于血头丁辉，“三个人你给人家用一个棉球儿，多少人都是那一个针头儿”。面对疫病袭击的不可预料性，加缪、阎连科故意将死亡诱因模糊化，从而表露人类力量的微末。
“疫情”时代，人类并非坐以待毙，束手就擒。然而，命运轨迹俨然已被设定。奥兰人、丁庄人面对疫病威胁，不约而同选择了抗争，可事与愿违。《鼠疫》中，里厄医生等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遏制“鼠疫”蔓延。大量卫生防疫志愿小队自发行动，增设临时医院，建立隔离营地，将病患与家属相互隔离，从外地调运血清，并研制本次“鼠疫”的对症血清。不过，感染人数仍不断增加，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最后刨大坑埋尸，男女不分，全往里堆。血清未发挥其效，塔鲁等人注射了运来的血清，仍难逃一死。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亦未挽救奥东的儿子。《丁庄梦》中，染病者被集中在学校生活，但每天仍与“热病”作斗争。“教室里，屋子里，楼上楼下的过道中，到处都摆着砂药锅，倒着黑药渣，让教室、校院和那平原上，日里夜里都是苦香香的中药味，像丁庄小学是了一个中药厂。”可是，结果表明丁庄人在疫病中的挣扎劳而无功。显然，“鼠疫”“热病”中，不是人甘愿选择死亡，而是人无法逃脱被死亡选择的命运。 疫病袭来时突兀、蹊跷，不受人们左右，其隐去亦如此。奥兰城中，肆虐长达十月之久的“鼠疫”突然毫无理由地减弱，原本凶多吉少的病例卻起死回生。丁庄里，“热病”突然爆发，人烟不存。附骨之疽的“热病”与丁庄一同瞬间隐没。
文本中，加缪、阎连科不谋而合，“鼠疫”“热病”的退走或暂时隐却，并非人类反抗的胜利，而是疫病的自我选择，它从产生到消失的全过程都不可捉摸。面对疫病的死亡诘问，生命个体听随天命或坐等死亡成为一种常态。
五、人道信仰：良知叩问与道德坚守
《鼠疫》《丁庄梦》蕴藏着两位作家对于道德伦理、人性良知等问题的潜在思考。加缪将“鼠疫”视为威胁人类生命的恶魔，阎连科则着重剖露“热病”之下人性的丑恶。“恶”的极尽书写并非作家的目的，其仅是“善”的反衬。而“善”的演绎常与人物塑造相联系。毫无疑问，里厄医生、丁水阳正是加缪、阎连科选择的旗帜。
“热病”不请自来，淳朴的中国乡村形象逐渐沦陷。在阎连科的刻画下，命不久矣的丁庄人于身心的双重负荷下萌发“及时行乐”的思想，潜藏于人性中的恶被无尽释放。“人性的晦暗和扭曲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伦理和道德的衰微和堕落”，丁庄“患者”疯狂地寻找情感的宣泄：“我”被投毒，丁亮与杨玲玲双双出轨，学校中偷盗事件频出，根柱、跃进利用诡计夺取学校管理权，等等。
当众人恣意纵情时，只有丁水阳化身乡村伦理的“护道人”，坚守着道德良知的刻度、维系精神信仰不倒，试图纠正已经偏离的路线，使其复归原有轨道。丁辉曾是庄上最大的血头，“他们都是跟着你学的。他们谁也没有你挣的血钱多”，故其成为“热病”蔓延的活体符号。为此，丁水阳总是逼丁辉给庄民磕头，甚至不惜让其以死谢罪。阎连科正是以“磕头”“去死”表达了对旧有道德秩序复归的期望，而丁水阳无疑是此目标的“实施者”。丁水阳让病患住到学校，统一管理，同吃同住，竭力维系正常秩序，控制传染范围。收粮时，有人弄虚作假，往米袋中放石头、砖块，众人互相推诿，亦是丁水阳让丁辉捐出两袋面解决了争端。然而，面对丁庄人道德的集体沦落，丁水阳也不得不以极端手法重塑秩序，进行弥补。“爷就举起那五尺长的栗木大棒朝爹的后脑勺砸过去”，并向众人报喜：“我把丁辉打死啦。”丁辉之死被认定为“喜讯”，阎连科以此说明丁庄道德滑坡已积重难返，只有杀人才能遏止。因此，丁水阳以亲手了结儿子的生命作为交代，对良知进行救赎，完成了最终的道德审判。值得注意的是，丁水阳从始至终都未染上“热病”，哪怕与患者同吃同住。阎连科未让丁水阳与众人一同“覆没”，实则是为保持其道德良知坚守者的特殊性。
与丁水阳一样，里厄医生在“鼠疫”中同样特殊，拥有“豁免性”。预警、防疫、功成，里厄领导并参与了抗击“鼠疫”全过程，奋战在疫情一线，但在作家的偏爱下却安然无恙。究其缘由，则是加缪如阎连科一般，竭力维系着“良心”“正义感”在其文本中的延续性。
因里厄职业特殊性，其道德良知被加缪集中解读为医生的职业操守与人道关怀，其中以两件事最具代表性。一是里厄、朗贝尔关于“生活在抽象观念中”的讨论。里厄表示公众利益为重，“职责所在，不能殉情”。在朗贝尔看来，这完全忽视了个人幸福是公众利益的基础。里厄的“抽象观念”从全局考虑，个人欲望、难处同集体苦难相形见绌。其对朗贝尔的“出逃”行为视而不见，甚至默许，“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在里厄的认知中，同情、理解朗贝尔，并非意味着主动放弃防疫者的职责与操守。
二是里厄摒弃帕纳卢称道的天主信仰。神甫帕纳卢将“鼠疫”认定为天主对有罪之人的惩罚，“好人不用怕它，坏人则应该发抖”，美化为天主“恩赐”。奥东的儿子无罪却要经受“鼠疫”折磨至死。道德观与宗教观对立。“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里厄对天主进行公开反叛，回护了自我的良心道德。加缪正是以里厄的话语对抗，肯定了“正义”“良知”及人本身存在的价值意义，隐含了对极端宗教观信仰的否定和批评。
六、结语
《鼠疫》《丁庄梦》是加缪、阎连科各自生命体验的结晶，寄寓了作家丰富的人生观感与价值认知。两位作家虽所处时代不同，疫病书写对象亦不同，写作缘起更不尽相同，但作品中，关于权力、死亡、道德、信仰等内部问题的阐释、看法，关于叙述视点、自然风物等外部方面的设计、运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合与相似，显现出加缪、阎连科在疫病题材文学生产活动上的共通性。此“巧合”看似意料之外，但思及人类普世价值，则无疑又在情理之中。
（武汉大学）
作者简介：李坤霖（1996-），男，湖南耒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对于文学生产活动而言，疫病不限于医学角度上的病症指代，实则被赋予了广泛深远的现实意义及社会影响，折射出作家对疾病苦痛的理解、对生命价值的态度、对人生信仰的思考。加缪、阎连科分别选取了鼠疫、艾滋病作为各自故事中的疫病展开叙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两位作家在叙事技巧、书写方式，以及道德判断、人性考量等认知方面却显露出一定的相连相通。笔者将从文本细读出发，对《鼠疫》《丁庄梦》的共通之处进行分析探讨。
一、叙事视角：叙述人称、结构模式的跌宕转换
《鼠疫》《丁庄梦》采用的叙事视角虽具有各自特性，但于叙述人称选择上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阎连科选择被毒死的少年“我”（丁小强）作为叙述者，以“我”的娓娓道来拉开故事序幕，谋求更高层次的真实性。“埋在爷爷屋后墙下的我，刚过十二岁，读了五年书，我就死掉了。吃个番茄我就死掉了……毒死了。”在阎连科的安排下，“我”死后仍漂浮于丁庄之上，以第一人称旁观故事全过程，全知全能。在热奈特关于叙述角度的划分中，作家所构筑的“我”无疑属于“无聚焦”叙述。值得注意的是，抛开荒诞化的叙述者设置，聚焦于叙述技巧之上，“我”并非丁庄故事的完全脱离者。当丁辉给“我”迁坟配阴亲时，“我”神魂归位成为切实的参与者，呼喊着“爷”“我不想离开”“快救救我！”此刻，叙述者“我”成为事件进程中言说的“他人”，不再是现实中的丁小强。“我”在客观世界实则虚无，而以此途径介入，正是作家由现实朝想象进发的方式。
反观加缪，开篇并未点明叙述者，结尾时才将里厄医生推出，其间一直采取“内聚焦”模式进行叙述。“这篇叙事到此行将结束。现在正是里厄医生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了。”是故，读者常误将《鼠疫》看作第三人称叙述。揭晓后，作者仍有意维持第三人称叙述，采用“他”代指里厄医生。整个故事以第三人称叙述贯穿始终，里厄医生既是参与者，又是叙述者，恰如丁庄之中的“我”一般。无法捉摸的叙述者藏在故事之中，选择隐而不露，实际上发挥着“我”（第一人称叙述）的作用。看似通篇为第三人称叙述，实则引入了另一实际叙述者，使小说叙述角度具有了“‘第三人称化的第一人称’叙述”特征。
此外，“《鼠疫》的作者有可能是在抑制第一人称叙述在抒情、在揭示心理活动、推测事情因由的各种方便，但同时，似乎也在削弱第三人称叙述有可能开发的那种‘全知’视角。”尽管故事叙述者里厄医生竭力以自我见闻、事实、资料为依据，来构建还原“鼠疫”来袭时奥兰城发生的种种情形。但在名为“见证”的重组中，叙述视角却显露出“无聚焦”的影子。此中缘由自是与实际叙述者不无关系。姑且将“鼠疫”发生的经过视为里厄完成的纪实内容，那么作品中，作为文本记录者、故事叙述者，里厄无疑较塔鲁、朗贝尔、格朗等人具有了先天性的预知优势，他掌握了众人所有的见闻、行动、感受，考证过的或未经证实的所有，俨然是“翻版的上帝”。但此优势亦有所限制，未达到严格上“无聚焦”叙述视角的全知程度，仅与《丁庄梦》部分相合。毕竟，其叙述的展开只基于“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或可将其称为“有限无聚焦”效果。
二、自然风物：警示、隐喻事态的发展走向
加缪、阎连科试图借现实或虚幻的自然气候、景观加以隐晦展示，架构起自然与人物、事件的往来通道，充当故事各节点的见证与道具。换言之，自然特异现象、景观的出现或变幻，常与事态发展中的隐喻、节奏遥相呼应，甚至同人物的内心波动、精神情感产生联系。
老舍指出，“景物与人物的相关，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与哲理的解析”。加缪有意在《鼠疫》中借助自然气候的变幻来预示“鼠疫”的发展态势，表露奥兰人身心的波澜。“鼠疫”伊始，“看门人”死后翌日，奥兰城随即气候骤变，噩梦开始。“大雾漫天。骤急的倾盆大雨冲击全市;骤雨后就是暴热。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天下，只见一片银灰色的刺眼的反光。”突如其来的大雾、大雨、暴热，恰似自然宣言，暗指旧有秩序即将经受连续不断的猛烈冲击。温度上升，“其程度正如发烧一样。整个城市在发烧”，而“发烧”正是鼠疫病患在劫难逃的梦魇。“热”成为映射“鼠疫”严重与否，衡量奥兰人生理健康的统一标准。此外，气候变化一度成为奥兰人心绪的晴雨表，太陽露头“喜形于色”，雨天“蒙上一层阴沉”。生死、悲喜已同气候变幻融为一体。
故事在心情的跌宕起伏中推进。面对不同热度，奥兰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绪表征。“鼠疫”最重时，“烈日当空”，城市被“烤炙”，丧生人数与暴热同时到达顶峰。恐惧、麻木占据了奥兰人的情感世界。“鼠疫”退却后，“太阳驱散”“寒气”，“照耀”整个城市，封城解除。回归，相聚，团圆。此时，“热”作别“鼠疫”寒冬，象征往日生活的复归，抚慰了奥兰人伤痕累累的“残心”。
与之相比，《丁庄梦》对于自然的把握较“简化”，未有频繁的波动、变换，而以景观“色调”与情节发展结合，埋下隐喻。小说中，景物最常见的颜色是“红”，且为“血红”。阎连科行文之初即确立“红”的基调，“红”与“血”被打通，与丁庄、“热病”相联系。开篇：“黄昏里的落日，在豫东的平原上，因着黄昏，它就血成一团，漫天漫地红着。铺红着，就有了秋天的黄昏。”作家将自然黄昏之景与“血红”结合，是“因为只有通过隐喻，小说才能够使自己不仅展示一个现象世界，而且也能表现一种主体经验”。而丁庄不仅黄昏血红，早晨时亦如此。一天到头，丁庄人眼中充斥着血红，隐喻甚浓，其并非风景，而是丁庄人的生存状态，以示鲜红的代价与生命尽头的迟暮。小说中，丁水阳以“有治热病的新药”为由，挨家挨户动员庄民到学校听马香林唱坠子，可早晨时的“红”却表明一切早已注定。丁辉当场揭穿“新药”的谎言，马香林“下世”，集会在丁氏父子斗殴中惨淡收场。 作家有意将“血红”色调与自然景物绑定，以“现实与梦幻交织，借着魔幻境界折射出理不尽的严酷现实生活”。“血红”铺满丁庄各处，遍及现实与梦幻。地面洒落着红血浆，空气飘散“红烈烈的血腥气”，树叶都染上了淡红色。血红河水、井水，红日头、红血粒，在丁水阳梦中依次出现，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情感震动。“血红”的生命现实，让丁庄人踏上了自我异化的道路。譬如丁水阳，其始终处于负罪深重的状态，当杀死儿子丁辉才得以解脱。在阎连科的描绘中，丁庄人生活在血色牢笼里，无法逃脱，一旦有了“热病”，“血红”的死亡就是归宿。故事终了，丁水阳被释放回到丁庄，人迹不存，可眼中黄昏依旧“血红”，由此可见一斑。
三、权力欲望：无法挣脱的控制与侵扰
福柯在《谈论的秩序》中指出，权力形成谈论的秩序。《鼠疫》《丁庄梦》中，各项事物的发展、因由，秩序的建立、维持都与权力存在莫大关联。加缪、阎连科向世人展示了权力控制之下的奥兰城和丁庄。众人在世俗权力面前，或反抗，或顺应，但终究难以从权力桎梏中脱身。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权力的影子无处不在，或暗或明地将触手深入每个人内心。
“人本身的欲望成为谈论的中心并制造权力。”权力与丁庄的兴衰变化密不可分，无形中掌控着丁庄人的生死走向。
权力埋下悲剧祸根。丁庄卖血最初可追溯至外部权力的“威压”。行政权力、乡土威望一级级叠加。“现在我这教育局长给你这一点任务你都不完成，你是瞧不起我这局长吧？”教育局长找到丁水阳，以上级权力迫使学校“老师”丁水阳出面，号召村民卖血致富。而丁庄人又因丁水阳的“德高望重”，选择顺势而从。
权力引发人性贪婪。“为了实现富裕欲望，权力就推动个人欲望的兴起，让个体以‘国家和集体’为借口，尽情地发泄个人的欲望。”“热病”笼罩丁庄，家家户户的病患集中管理，学校成为新权力中心，争端开始在内部蔓延。贾根柱、丁跃进为攫取学校管理权，拿到村委会公章，不惜以丁亮和杨玲玲私通之事胁迫丁水阳。权力交替后，贾、丁二人又以权谋私，公器私用。批条毫无规矩，瓜分学校物品，将集体财产的树木统统私分给个人，披着权力外衣的个人私欲得到满足。结果“学校干净了，没有东西了”，“树都砍光了，庄都不像庄子了”。
权力改变人物命运。血头丁辉搭上高副县长的关系，摇身一变，成为县热病委员会实际负责人，由“致病者”转变为“治病者”。他开始卖棺材，给人配阴亲，治理灾难留下的现实苦痛，同时赚得盆滿钵满。丁庄内，丁辉被众人痛恨，丁庄外，却被称赞为“好人呀！”权力带来的身份转变，使丁辉的人生命运发生改变，并为其增添了自恃的凭仗，“现在只要我在城里跺一下脚，贾家房子上的椽子就得掉下一根来”。而被权力摆布，深受荼毒的大多数丁庄人则“及时”完成了心理转变，选择屈服。作为故事中心，丁庄随着一次次内外部权力的介入、交替、更迭，变得愈发破败、萧条，直至消亡。丁庄人也在权力裹挟中，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与牺牲品。
相比阎连科，加缪则将世俗权力的影响分散到点滴之处，暗藏于“鼠疫”发生时的各类政府行为中，以此表明权力对奥兰人的掌控和侵扰。
“鼠疫”之初，出现了大量死老鼠。患病致死者数量上升，政府却行动迟缓，有意淡化，以权力控制全城人的“信息获取”。“报道的方式轻描淡写，对此事只作了些暗示。”控制舆论，遮掩真实疫情，极力宣扬乐观主义，使奥兰城毫无防范地暴露在“鼠疫”的威胁下。无形之中，奥兰人的生命被滥用的权力所“挟持”。
“鼠疫”愈演愈烈，政府陡然宣布封城，致使奥兰人“陷于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绝境”。权力突然介入，打破了人际间彼此依存的旧有状态。部分奥兰人被割裂成孤立的个体，自由受到监控。封城后，众多家庭被拆散、被隔离，被破门而入的医疗人员强行带走，政府权力试图以此建构起“鼠疫”时代的秩序。其中，加缪重点选取了推事奥东一家作为代表。儿子患病死亡，夫人被二次隔离，奥东和家人被隔离在不同地点。奥东一家在“鼠疫”中备受折磨，他个人更因权力构建的秩序缺位受到不公待遇。原定隔离时间已过，却仍被关着，仅因为“找不到他进隔离营的日期”。
权力在平日的奥兰城中，或波澜不显，但当被加缪用于“鼠疫”时代，其对奥兰居民的控制则一览无遗。
四、死亡诘问：人类力量的“落寞”之时
奥兰城里，丁庄之中，病亡成为“瘟疫时代”终结人类个体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死亡成为作家无法回避的命题。疫病的隐去并不取决于人类力量，而被寄托于疫病本身的动态发展和破坏程度。
小说中，两位作家均未对“鼠疫”“热病”的真正来源做出文本解释，却流露出“命运不可知，死之不可抗”的意味，暗含对未知、对自然的敬畏。加缪没有解释“鼠疫”为何爆发，只提及城市里老鼠大量死亡，逐渐出现因发热、淋巴结肿胀致死的病患。作家将故事发展选择性地推向下个阶段，奥兰人被突兀地笼罩在“鼠疫”的死亡阴影下。而丁庄“热病”的爆发，谁是零号病人，来源无从考证。阎连科亦未对源头进行追溯，好似问题本身不可探查，注定是无解之谜。因而，作家仅将“热病”传染归结于血头丁辉，“三个人你给人家用一个棉球儿，多少人都是那一个针头儿”。面对疫病袭击的不可预料性，加缪、阎连科故意将死亡诱因模糊化，从而表露人类力量的微末。
“疫情”时代，人类并非坐以待毙，束手就擒。然而，命运轨迹俨然已被设定。奥兰人、丁庄人面对疫病威胁，不约而同选择了抗争，可事与愿违。《鼠疫》中，里厄医生等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遏制“鼠疫”蔓延。大量卫生防疫志愿小队自发行动，增设临时医院，建立隔离营地，将病患与家属相互隔离，从外地调运血清，并研制本次“鼠疫”的对症血清。不过，感染人数仍不断增加，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最后刨大坑埋尸，男女不分，全往里堆。血清未发挥其效，塔鲁等人注射了运来的血清，仍难逃一死。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亦未挽救奥东的儿子。《丁庄梦》中，染病者被集中在学校生活，但每天仍与“热病”作斗争。“教室里，屋子里，楼上楼下的过道中，到处都摆着砂药锅，倒着黑药渣，让教室、校院和那平原上，日里夜里都是苦香香的中药味，像丁庄小学是了一个中药厂。”可是，结果表明丁庄人在疫病中的挣扎劳而无功。显然，“鼠疫”“热病”中，不是人甘愿选择死亡，而是人无法逃脱被死亡选择的命运。 疫病袭来时突兀、蹊跷，不受人们左右，其隐去亦如此。奥兰城中，肆虐长达十月之久的“鼠疫”突然毫无理由地减弱，原本凶多吉少的病例卻起死回生。丁庄里，“热病”突然爆发，人烟不存。附骨之疽的“热病”与丁庄一同瞬间隐没。
文本中，加缪、阎连科不谋而合，“鼠疫”“热病”的退走或暂时隐却，并非人类反抗的胜利，而是疫病的自我选择，它从产生到消失的全过程都不可捉摸。面对疫病的死亡诘问，生命个体听随天命或坐等死亡成为一种常态。
五、人道信仰：良知叩问与道德坚守
《鼠疫》《丁庄梦》蕴藏着两位作家对于道德伦理、人性良知等问题的潜在思考。加缪将“鼠疫”视为威胁人类生命的恶魔，阎连科则着重剖露“热病”之下人性的丑恶。“恶”的极尽书写并非作家的目的，其仅是“善”的反衬。而“善”的演绎常与人物塑造相联系。毫无疑问，里厄医生、丁水阳正是加缪、阎连科选择的旗帜。
“热病”不请自来，淳朴的中国乡村形象逐渐沦陷。在阎连科的刻画下，命不久矣的丁庄人于身心的双重负荷下萌发“及时行乐”的思想，潜藏于人性中的恶被无尽释放。“人性的晦暗和扭曲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伦理和道德的衰微和堕落”，丁庄“患者”疯狂地寻找情感的宣泄：“我”被投毒，丁亮与杨玲玲双双出轨，学校中偷盗事件频出，根柱、跃进利用诡计夺取学校管理权，等等。
当众人恣意纵情时，只有丁水阳化身乡村伦理的“护道人”，坚守着道德良知的刻度、维系精神信仰不倒，试图纠正已经偏离的路线，使其复归原有轨道。丁辉曾是庄上最大的血头，“他们都是跟着你学的。他们谁也没有你挣的血钱多”，故其成为“热病”蔓延的活体符号。为此，丁水阳总是逼丁辉给庄民磕头，甚至不惜让其以死谢罪。阎连科正是以“磕头”“去死”表达了对旧有道德秩序复归的期望，而丁水阳无疑是此目标的“实施者”。丁水阳让病患住到学校，统一管理，同吃同住，竭力维系正常秩序，控制传染范围。收粮时，有人弄虚作假，往米袋中放石头、砖块，众人互相推诿，亦是丁水阳让丁辉捐出两袋面解决了争端。然而，面对丁庄人道德的集体沦落，丁水阳也不得不以极端手法重塑秩序，进行弥补。“爷就举起那五尺长的栗木大棒朝爹的后脑勺砸过去”，并向众人报喜：“我把丁辉打死啦。”丁辉之死被认定为“喜讯”，阎连科以此说明丁庄道德滑坡已积重难返，只有杀人才能遏止。因此，丁水阳以亲手了结儿子的生命作为交代，对良知进行救赎，完成了最终的道德审判。值得注意的是，丁水阳从始至终都未染上“热病”，哪怕与患者同吃同住。阎连科未让丁水阳与众人一同“覆没”，实则是为保持其道德良知坚守者的特殊性。
与丁水阳一样，里厄医生在“鼠疫”中同样特殊，拥有“豁免性”。预警、防疫、功成，里厄领导并参与了抗击“鼠疫”全过程，奋战在疫情一线，但在作家的偏爱下却安然无恙。究其缘由，则是加缪如阎连科一般，竭力维系着“良心”“正义感”在其文本中的延续性。
因里厄职业特殊性，其道德良知被加缪集中解读为医生的职业操守与人道关怀，其中以两件事最具代表性。一是里厄、朗贝尔关于“生活在抽象观念中”的讨论。里厄表示公众利益为重，“职责所在，不能殉情”。在朗贝尔看来，这完全忽视了个人幸福是公众利益的基础。里厄的“抽象观念”从全局考虑，个人欲望、难处同集体苦难相形见绌。其对朗贝尔的“出逃”行为视而不见，甚至默许，“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在里厄的认知中，同情、理解朗贝尔，并非意味着主动放弃防疫者的职责与操守。
二是里厄摒弃帕纳卢称道的天主信仰。神甫帕纳卢将“鼠疫”认定为天主对有罪之人的惩罚，“好人不用怕它，坏人则应该发抖”，美化为天主“恩赐”。奥东的儿子无罪却要经受“鼠疫”折磨至死。道德观与宗教观对立。“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里厄对天主进行公开反叛，回护了自我的良心道德。加缪正是以里厄的话语对抗，肯定了“正义”“良知”及人本身存在的价值意义，隐含了对极端宗教观信仰的否定和批评。
六、结语
《鼠疫》《丁庄梦》是加缪、阎连科各自生命体验的结晶，寄寓了作家丰富的人生观感与价值认知。两位作家虽所处时代不同，疫病书写对象亦不同，写作缘起更不尽相同，但作品中，关于权力、死亡、道德、信仰等内部问题的阐释、看法，关于叙述视点、自然风物等外部方面的设计、运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合与相似，显现出加缪、阎连科在疫病题材文学生产活动上的共通性。此“巧合”看似意料之外，但思及人类普世价值，则无疑又在情理之中。
（武汉大学）
作者简介：李坤霖（1996-），男，湖南耒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