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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的中国语言学研究过于依靠权威的文献(如《说文解字》、《切韵》)，忽视汉语的非文献资料(如当代方言以及语言的文化、社会及心理层面)。文章试图把韩国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从文献研究扩大到非文献研究。并尝试证明今天的方言和对语言的文化层面的分析是如何同古代汉语和韩汉音的比较研究紧密相联的，希望借此来培养更多的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优秀青年学者。
关键词：语言研究；地域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2－0117－05
一、韩国研究汉语的意义
韩国研究中国学的目的在于培养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才，为韩国的发展做贡献。通过对汉语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汉语，这对理解包括韩语在内的世界诸语言具有宝贵的学术意义。所以韩国研究汉语其对象无论是中国的文学还是语言，都有意义和价值。
二、以“方言与地域文化”为主题
汉阳大学中文系的BK21研究组的主题是“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之所以确立这一主题，其主要原因：一是许多韩国人认为中国方言太多，难学，学无所用；二是认为学习中国文化就是学习中国中心地区的文化；三是因为韩国的地理文化特点。韩国领土面积不大，有史以来政府都是中央执政，其结果是对地方分权的文化生疏，条条大路通往首尔。这样的倾向到了现代更加明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首尔和周边地区，对于韩国人来说，首尔话就是韩国语，首尔人的文化就是韩国文化。韩国人将这样的公式照搬应用于中国，造成韩国人所关心的只是中心地区的语言与文化。
韩国学生的这种态度在他们选择留学地区的调查中显得非常明显。’为了体验中国的语言与文化，韩国学生最想去的地区大多是北京。上海人经常说北京只是军事和政治中心，中国真正的中心是上海。这样的说法常常会让韩国学生觉得上海人具有强烈的地方优越感。西安地区的大学人士喜欢说西安才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而且是中国古代王朝中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对此韩国学生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吸引力。很多学生只是去看几次秦始皇陵或兵马俑，没有多少学生想在那儿住上几年研究西部文化。四川成都人以成都是蜀文化的中心而感到自豪，但是与诸葛亮的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相比，一般韩国学生对当地所产的名酒或九寨沟的旅游景点更感兴趣。过去韩国中文系毕业生大多选择去台湾留学，可是现在却有很多学生不知道去台湾可以学习汉语的事实。
笔者以汉阳大学中文系本科100名在校生为对象，于2005年10月调查了留学首选地区，结果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首选地区都是北京。1～2个月的短期研修生的首选地区为北京一天津等北方中心地区(62％)，以下依次为上海一南京(22％)等东南部地区，沈阳一长春一哈尔滨等东北地区(8％)。研修期为1年的研修生的首选地区排序与上面相同，但北京的百分比更高，达到了71％，上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仅为14％。在研究生为取得学位留学的首选地区中，北京也以79％占据了榜首。最大的差别在于上海(11％)排行第二，依次为台湾(5％)第三，东北地区以(4％)很小的差异排在了第四位。
根据上述调查可看出韩国学生首选留学地区很明显是北京地区。但了解了北京不等于了解了辽阔的中国。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地域差异非常明显。若以中心地区为主的教育培养出来的韩国的中国专家会有局限性。为了更好地和各地区的中国人打交道，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各种方言与文化。
三、扩大研究地区
中国对韩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领土面积很大的国家。中国语言文化的地区差异超乎韩国人的想象。不了解各地区的特点就无法深入研究中国。中国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
这些方言之间语言不通。当然可以通过普通话这一人为设定的标准语来互相沟通，但是各个方言地区之间思想文化的差异也不亚于语言的差异。所以只是了解了中国的某一个特定地区就说是了解了整个中国是非常武断的说法。要成为真正的中国专家就必须了解中国各地区的语言与文化。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集中研究某一个地区效果可能更好。例如，韩国的主要大学或地方政府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地区后分别研究其中的某个地区，这样可更有效地管理国家人力资源。了解中国整个地区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是很有必要的。正因如此，汉阳大学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组试图摆脱过去以中心地区为中心的研究，扩大研究范围。这并不等于抛弃对中心地区的研究而只研究地方。因为中心地区也是一个地方，成为标准语的普通话也如上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只不过是众多方言中的一种方言。尽管官话方言地区占总国土面积的80％，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可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不可忽视吴方言地区和包括广州、香港的粤方言地区。
四、扩大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扩大不仅仅局限于地区，扩大研究资料的范围也很重要。过去汉语和中国文学研究只是研究文献资料。至今仍有部分学者认为研究文献资料最有价值。但是从语言学发展过程来看，文献学(philology)是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comparativelinguistics)之前的学问。自19世纪欧洲出现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开始，对语言的科学研究才被公认是独立的学科领域。历史比较语言学到了20世纪才意识到应该区分语言学和历史。其结果是语言学理论发展成了结构主义(structralism)和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语言研究的目的。前者的目的在于阐明某个语言系统的历史，后者的目的是正确描述语言的结构。20世纪中期以后语言学摆脱描述语言结构，试图分析语言表达过程中的心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处于研究揭示过去典籍和文献中出现的语言体系的状态，那么韩国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就过于单调和贫乏。所以汉阳大学不仅要做过去的典籍研究还要对现实活生生的语言加以研究。
活生生的语言研究与扩大研究地区直接涉及到了中国方言研究。约100年前高本汉也是通过调查中国方言构拟出了中古音和上古音。从此以后触发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比世界任何语言的方言研究更加活跃。我们的方言研究在两方面与高本汉的中国方言研究和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方言研究存在根本上的差异：第一，不以汉语的历史构拟作为目标；第二，不以中国偏僻地区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研究对象。
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同，对主要方言的基本理解与对多种方言使用者的非标准普通话的体验与适应才是我们方言研究的目的，也就是针对中国人所说的各种普通话进行训练和研究。这样的目的是重视汉语研究及教育的实用性。因此，我们认为韩国学生应该了解中国各大方言间的差异，强调对中国方言的基本研究及体验。
五、研究方法的变化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语的研究只是对字典和韵书的研究。还有的学者认为使用传统方法研究才是正统。典籍研究是必要的。如果是一本还未经研究的韵书，那么整理此韵书的音韵体系，阐明其音韵特征是有必要的。但对于一本已没有什么争议的韵书反复研究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如果分析方法和视角不同，也许或多或少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果。调查某种方言以后，提出其方言的声韵调系统，或许是比较简单的工作，可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意义。
韩国的中国语言学界正处于通过研究方法的革新谋求新的发展的时期。我们要根据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语言资料，研究主题和方法要从典籍研究转换到有争议的论点的研究。要提出争论之点并通过可信度较强的语言学根据得出新的结论，就必须以争论来促进研究，以正确的资料和可以正确分析此资料的语言学理论的判断力为基础。如若不然就无法摆脱罗列某种韵书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的基础工作。这一点让韩国的汉语语言学学习者非常辛苦。他们首先需要接受现代汉语的训练，还需要接受古文、英语及对整个语言学的基础训练，要比中国和美国的汉语语言学学生学习更多的内容。
六、语言学研究的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本质包含了文化因素。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人类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概念。从文化范畴理解语言这项研究可谓无穷无尽。例如，韩语词汇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等直系亲属称谓中只有“哥哥”使用“兄”这一汉字词汇，其理由是因为封建社会里只有男性能够接受到文字教育。“家”字由“亥”字组成，古代中国人为了避免蛇等野生动物的袭击在自家的一楼饲养猪，“家”字由此而来。这也是汉字文化学的一个例子。还有“重”和“轻”字，有[u]系统元音的汉字表示大且重的观念或事物，有[i]系统元音的汉字表示小且轻的事物。声音象征也是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领域。中国人通过谐音字区分吉祥或凶险。例如“四”字与“死”字发音相似所以被人们忌避，“八”字和发财的“发”字发音相似所以被人们喜欢。这些是典型的例子。这样的谐音现象和中国人的吉凶观念关系十分密切。
但这并不是主张只有研究属于文化语言学范畴的内容才是有意义的，而是说对语言的文化方面的接触和解释是十分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为什么还要找出其文化意义呢?如果语言学的研究结果只是停留于语言研究本身，那么只有少数人会对此感兴趣。但如果试图用文化来解释语言研究的结果，那么将会有很多普通人对此感兴趣。学问当然不是为了引起普通人的注意而做的。但普通人的理解和支持也不会损害某个研究的学术价值。找出汉语方言特点与当地居民的保守性和进步性有哪些关系，方言和历史人文地理特征有哪些关系，不仅可以扩大语言学者本身的研究领域，而且对研究结果感兴趣的读者也会增多。这对克服人文学科的孤立性和封闭性也有帮助。与热衷研究中国的语言或文化本身的研究生相比，社会首选的是能够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中读解出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年轻学者。所以为了培养实用的语言学者，我们必须同时研究语言和文化。
七、韩汉音和上古音
笔者于2001年在《中国语言学报》(JCL)上发表的论文中，根据章系及知系汉字与百济地名中的端系相互对应的现象，主张韩国古代汉字音，也就是百济汉字音，反映了章、知系和端系还未分化的《切韻》之前的中国汉字音。例如《三圆史言已》<地理志>中出现的百济地名中“眞峴”地区是现在的“大田”地区，“眞峴”又写成“貞峴”。从这一点推测“眞”字和“貞”字音相同或相似，这两个音最为相似的时期为上古音时期。因为5世纪以后的中古音时期与属于知系的“贞”字不同，章系的“真”字的声母已成为了塞擦音。
另外百济地名“馬突”又写作“馬珍”，这两个字的声母在上古音时期可能分别读作d-和t-，但笔者推测古代韩国汉字音无清浊之分，所以这两个字的读音在当时可能相同。中古时期属端系的“突”字仍保持t-音，可是知系的“珍”字已经变成了腭音或是翘舌音t-。
此外笔者主张表示“眼睛”的韩语词汇[nun]和有关“日”字的韩语词汇nac(nat)和nal都是中国上古音的遗留。nal的中国上古音根据王力构拟为*njet，根据李方桂构拟为*njit。无论选择谁的构拟，韩国语中表示白天的nat和表示日子的nal都是由上古音而来的。因为它们都有鼻音声母，在元音方面笔者认为，在古代亚洲诸语言中，元音a-e-i可互用。
日njet/njit(OC)nac＞nac/nat(IK)(2)＞nal(IK)＞il(SK)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保留了中国上古音痕迹的韩语词汇。例如笔者曾指出被认为是纯粹韩国语词汇的na(你)和na(我)也可能是来自于古汉语第二、第一人称代词的上古音。
这样看来，“爾”字和“日”字都是上古日母字。日母字的声母在韩汉音里一般都变成零声母。然而笔者从上古日母字中找出了现代韩国语中带有鼻音声母的几个例子：
另外“眼”字和“我”字都是上古疑母字。疑母字的声母在韩汉音里一般都变成零声母。但是笔者可从上古疑母字中找出韩语中仍保留鼻音声母的例子。下面是支持笔者学说的几个例子：
从上文举到的韩语或韩国汉字音的例子可明显看出，它们都保留有中国上古音的痕迹。韩语或韩汉音中保留中国上古音的痕迹是有历史性意义的。一般认为现代韩国汉字音是从中国中古音来的。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可是韩语或韩汉音中保留有中国上古音痕迹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与汉字的传人有关。这是我们用以推测汉字在中国仍处于上古音时期就已经开始传人韩国的决定性证据。上古音是从中国的史前时期到相当于汉朝末的2世纪左右的中国语音。这就是汉字在汉末之前已经传到了古代韩国的语言学证据。因此笔者在1990年对高本汉(Kaxlgren)于1926年所假设的汉字传人日本的时期比韩国早的学说不甚赞同。
研究韩国汉字音等于研究中国古音和方言。韩汉音就是一种地域语言。阐述韩汉音在历史上传人的时期和路径当然和文化有关。因此这里介绍的有关韩汉音的研究也是一个关于地域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例子。
八、结语
汉阳大学中文系和BK研究组把中国划分为北部、中部、南部3个地区，在进行课题研究的2006－2012年7年间，逐步进行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三个地区的划分以方言为标准。罗杰瑞(Jerry Norman)在1988年将中国7大方言归纳为下列3大方言：(1)北部方言。官话方言。(2)中部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3)南部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
依此中文系BK研究组订立的长期研究计划如下：2006－2008年北部地区语言与文化研究；2008－2009年中部地区语言与文化研究；2010－2012年南部地区语言与文化研究
从2007年开始，研究结果将在每年韩国或国外举办的“中国地区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还将编辑并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与语言》系列丛书。
7年的努力将会对提高韩国的中国语言学及文学研究水平起到重要的作用。韩国的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以后要从中心地区到各个地方、从文献典籍到非文字资料、从描写现象到深层分析，扩大其研究对象及范围，更新研究方法。随着此计划的顺利进行，我们期望到2012年以前汉阳大学中文系将成为韩国最重要的中国文学及语言研究基地之一。
(责任编辑 胡志平)
关键词：语言研究；地域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2－0117－05
一、韩国研究汉语的意义
韩国研究中国学的目的在于培养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才，为韩国的发展做贡献。通过对汉语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汉语，这对理解包括韩语在内的世界诸语言具有宝贵的学术意义。所以韩国研究汉语其对象无论是中国的文学还是语言，都有意义和价值。
二、以“方言与地域文化”为主题
汉阳大学中文系的BK21研究组的主题是“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之所以确立这一主题，其主要原因：一是许多韩国人认为中国方言太多，难学，学无所用；二是认为学习中国文化就是学习中国中心地区的文化；三是因为韩国的地理文化特点。韩国领土面积不大，有史以来政府都是中央执政，其结果是对地方分权的文化生疏，条条大路通往首尔。这样的倾向到了现代更加明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首尔和周边地区，对于韩国人来说，首尔话就是韩国语，首尔人的文化就是韩国文化。韩国人将这样的公式照搬应用于中国，造成韩国人所关心的只是中心地区的语言与文化。
韩国学生的这种态度在他们选择留学地区的调查中显得非常明显。’为了体验中国的语言与文化，韩国学生最想去的地区大多是北京。上海人经常说北京只是军事和政治中心，中国真正的中心是上海。这样的说法常常会让韩国学生觉得上海人具有强烈的地方优越感。西安地区的大学人士喜欢说西安才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而且是中国古代王朝中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对此韩国学生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吸引力。很多学生只是去看几次秦始皇陵或兵马俑，没有多少学生想在那儿住上几年研究西部文化。四川成都人以成都是蜀文化的中心而感到自豪，但是与诸葛亮的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相比，一般韩国学生对当地所产的名酒或九寨沟的旅游景点更感兴趣。过去韩国中文系毕业生大多选择去台湾留学，可是现在却有很多学生不知道去台湾可以学习汉语的事实。
笔者以汉阳大学中文系本科100名在校生为对象，于2005年10月调查了留学首选地区，结果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首选地区都是北京。1～2个月的短期研修生的首选地区为北京一天津等北方中心地区(62％)，以下依次为上海一南京(22％)等东南部地区，沈阳一长春一哈尔滨等东北地区(8％)。研修期为1年的研修生的首选地区排序与上面相同，但北京的百分比更高，达到了71％，上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仅为14％。在研究生为取得学位留学的首选地区中，北京也以79％占据了榜首。最大的差别在于上海(11％)排行第二，依次为台湾(5％)第三，东北地区以(4％)很小的差异排在了第四位。
根据上述调查可看出韩国学生首选留学地区很明显是北京地区。但了解了北京不等于了解了辽阔的中国。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地域差异非常明显。若以中心地区为主的教育培养出来的韩国的中国专家会有局限性。为了更好地和各地区的中国人打交道，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各种方言与文化。
三、扩大研究地区
中国对韩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领土面积很大的国家。中国语言文化的地区差异超乎韩国人的想象。不了解各地区的特点就无法深入研究中国。中国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
这些方言之间语言不通。当然可以通过普通话这一人为设定的标准语来互相沟通，但是各个方言地区之间思想文化的差异也不亚于语言的差异。所以只是了解了中国的某一个特定地区就说是了解了整个中国是非常武断的说法。要成为真正的中国专家就必须了解中国各地区的语言与文化。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集中研究某一个地区效果可能更好。例如，韩国的主要大学或地方政府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地区后分别研究其中的某个地区，这样可更有效地管理国家人力资源。了解中国整个地区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是很有必要的。正因如此，汉阳大学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组试图摆脱过去以中心地区为中心的研究，扩大研究范围。这并不等于抛弃对中心地区的研究而只研究地方。因为中心地区也是一个地方，成为标准语的普通话也如上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只不过是众多方言中的一种方言。尽管官话方言地区占总国土面积的80％，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可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不可忽视吴方言地区和包括广州、香港的粤方言地区。
四、扩大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扩大不仅仅局限于地区，扩大研究资料的范围也很重要。过去汉语和中国文学研究只是研究文献资料。至今仍有部分学者认为研究文献资料最有价值。但是从语言学发展过程来看，文献学(philology)是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comparativelinguistics)之前的学问。自19世纪欧洲出现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方法开始，对语言的科学研究才被公认是独立的学科领域。历史比较语言学到了20世纪才意识到应该区分语言学和历史。其结果是语言学理论发展成了结构主义(structralism)和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根本差异就在于语言研究的目的。前者的目的在于阐明某个语言系统的历史，后者的目的是正确描述语言的结构。20世纪中期以后语言学摆脱描述语言结构，试图分析语言表达过程中的心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处于研究揭示过去典籍和文献中出现的语言体系的状态，那么韩国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就过于单调和贫乏。所以汉阳大学不仅要做过去的典籍研究还要对现实活生生的语言加以研究。
活生生的语言研究与扩大研究地区直接涉及到了中国方言研究。约100年前高本汉也是通过调查中国方言构拟出了中古音和上古音。从此以后触发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比世界任何语言的方言研究更加活跃。我们的方言研究在两方面与高本汉的中国方言研究和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方言研究存在根本上的差异：第一，不以汉语的历史构拟作为目标；第二，不以中国偏僻地区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研究对象。
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同，对主要方言的基本理解与对多种方言使用者的非标准普通话的体验与适应才是我们方言研究的目的，也就是针对中国人所说的各种普通话进行训练和研究。这样的目的是重视汉语研究及教育的实用性。因此，我们认为韩国学生应该了解中国各大方言间的差异，强调对中国方言的基本研究及体验。
五、研究方法的变化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语的研究只是对字典和韵书的研究。还有的学者认为使用传统方法研究才是正统。典籍研究是必要的。如果是一本还未经研究的韵书，那么整理此韵书的音韵体系，阐明其音韵特征是有必要的。但对于一本已没有什么争议的韵书反复研究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如果分析方法和视角不同，也许或多或少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果。调查某种方言以后，提出其方言的声韵调系统，或许是比较简单的工作，可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意义。
韩国的中国语言学界正处于通过研究方法的革新谋求新的发展的时期。我们要根据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语言资料，研究主题和方法要从典籍研究转换到有争议的论点的研究。要提出争论之点并通过可信度较强的语言学根据得出新的结论，就必须以争论来促进研究，以正确的资料和可以正确分析此资料的语言学理论的判断力为基础。如若不然就无法摆脱罗列某种韵书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的基础工作。这一点让韩国的汉语语言学学习者非常辛苦。他们首先需要接受现代汉语的训练，还需要接受古文、英语及对整个语言学的基础训练，要比中国和美国的汉语语言学学生学习更多的内容。
六、语言学研究的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本质包含了文化因素。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人类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概念。从文化范畴理解语言这项研究可谓无穷无尽。例如，韩语词汇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等直系亲属称谓中只有“哥哥”使用“兄”这一汉字词汇，其理由是因为封建社会里只有男性能够接受到文字教育。“家”字由“亥”字组成，古代中国人为了避免蛇等野生动物的袭击在自家的一楼饲养猪，“家”字由此而来。这也是汉字文化学的一个例子。还有“重”和“轻”字，有[u]系统元音的汉字表示大且重的观念或事物，有[i]系统元音的汉字表示小且轻的事物。声音象征也是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领域。中国人通过谐音字区分吉祥或凶险。例如“四”字与“死”字发音相似所以被人们忌避，“八”字和发财的“发”字发音相似所以被人们喜欢。这些是典型的例子。这样的谐音现象和中国人的吉凶观念关系十分密切。
但这并不是主张只有研究属于文化语言学范畴的内容才是有意义的，而是说对语言的文化方面的接触和解释是十分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为什么还要找出其文化意义呢?如果语言学的研究结果只是停留于语言研究本身，那么只有少数人会对此感兴趣。但如果试图用文化来解释语言研究的结果，那么将会有很多普通人对此感兴趣。学问当然不是为了引起普通人的注意而做的。但普通人的理解和支持也不会损害某个研究的学术价值。找出汉语方言特点与当地居民的保守性和进步性有哪些关系，方言和历史人文地理特征有哪些关系，不仅可以扩大语言学者本身的研究领域，而且对研究结果感兴趣的读者也会增多。这对克服人文学科的孤立性和封闭性也有帮助。与热衷研究中国的语言或文化本身的研究生相比，社会首选的是能够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中读解出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年轻学者。所以为了培养实用的语言学者，我们必须同时研究语言和文化。
七、韩汉音和上古音
笔者于2001年在《中国语言学报》(JCL)上发表的论文中，根据章系及知系汉字与百济地名中的端系相互对应的现象，主张韩国古代汉字音，也就是百济汉字音，反映了章、知系和端系还未分化的《切韻》之前的中国汉字音。例如《三圆史言已》<地理志>中出现的百济地名中“眞峴”地区是现在的“大田”地区，“眞峴”又写成“貞峴”。从这一点推测“眞”字和“貞”字音相同或相似，这两个音最为相似的时期为上古音时期。因为5世纪以后的中古音时期与属于知系的“贞”字不同，章系的“真”字的声母已成为了塞擦音。
另外百济地名“馬突”又写作“馬珍”，这两个字的声母在上古音时期可能分别读作d-和t-，但笔者推测古代韩国汉字音无清浊之分，所以这两个字的读音在当时可能相同。中古时期属端系的“突”字仍保持t-音，可是知系的“珍”字已经变成了腭音或是翘舌音t-。
此外笔者主张表示“眼睛”的韩语词汇[nun]和有关“日”字的韩语词汇nac(nat)和nal都是中国上古音的遗留。nal的中国上古音根据王力构拟为*njet，根据李方桂构拟为*njit。无论选择谁的构拟，韩国语中表示白天的nat和表示日子的nal都是由上古音而来的。因为它们都有鼻音声母，在元音方面笔者认为，在古代亚洲诸语言中，元音a-e-i可互用。
日njet/njit(OC)nac＞nac/nat(IK)(2)＞nal(IK)＞il(SK)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保留了中国上古音痕迹的韩语词汇。例如笔者曾指出被认为是纯粹韩国语词汇的na(你)和na(我)也可能是来自于古汉语第二、第一人称代词的上古音。
这样看来，“爾”字和“日”字都是上古日母字。日母字的声母在韩汉音里一般都变成零声母。然而笔者从上古日母字中找出了现代韩国语中带有鼻音声母的几个例子：
另外“眼”字和“我”字都是上古疑母字。疑母字的声母在韩汉音里一般都变成零声母。但是笔者可从上古疑母字中找出韩语中仍保留鼻音声母的例子。下面是支持笔者学说的几个例子：
从上文举到的韩语或韩国汉字音的例子可明显看出，它们都保留有中国上古音的痕迹。韩语或韩汉音中保留中国上古音的痕迹是有历史性意义的。一般认为现代韩国汉字音是从中国中古音来的。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可是韩语或韩汉音中保留有中国上古音痕迹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与汉字的传人有关。这是我们用以推测汉字在中国仍处于上古音时期就已经开始传人韩国的决定性证据。上古音是从中国的史前时期到相当于汉朝末的2世纪左右的中国语音。这就是汉字在汉末之前已经传到了古代韩国的语言学证据。因此笔者在1990年对高本汉(Kaxlgren)于1926年所假设的汉字传人日本的时期比韩国早的学说不甚赞同。
研究韩国汉字音等于研究中国古音和方言。韩汉音就是一种地域语言。阐述韩汉音在历史上传人的时期和路径当然和文化有关。因此这里介绍的有关韩汉音的研究也是一个关于地域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例子。
八、结语
汉阳大学中文系和BK研究组把中国划分为北部、中部、南部3个地区，在进行课题研究的2006－2012年7年间，逐步进行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三个地区的划分以方言为标准。罗杰瑞(Jerry Norman)在1988年将中国7大方言归纳为下列3大方言：(1)北部方言。官话方言。(2)中部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3)南部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
依此中文系BK研究组订立的长期研究计划如下：2006－2008年北部地区语言与文化研究；2008－2009年中部地区语言与文化研究；2010－2012年南部地区语言与文化研究
从2007年开始，研究结果将在每年韩国或国外举办的“中国地区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还将编辑并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与语言》系列丛书。
7年的努力将会对提高韩国的中国语言学及文学研究水平起到重要的作用。韩国的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以后要从中心地区到各个地方、从文献典籍到非文字资料、从描写现象到深层分析，扩大其研究对象及范围，更新研究方法。随着此计划的顺利进行，我们期望到2012年以前汉阳大学中文系将成为韩国最重要的中国文学及语言研究基地之一。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