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年我去看电影《梅兰芳》,在等待进场时和身边的人闲聊,我问:“你们看过梅兰芳先生本人演的戏吗?”被问的人异口同声,都说:“没有看过。”这也难怪,梅先生1961年逝世,距今已近半个世纪,曾亲见他演出的人自然不多了。这使我想到胡适之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先生在中国可是个大大的名人,他倡导文学革命,主张写白话文,并带头写新诗;他宣扬民主自由,讲究科学,反对迷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当年的大学生,几乎人人都看《胡适文存》、《独秀文存》这两部书。许多知识界的闻人以结识胡适之为荣,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某些以识荆自矜者的口头禅。胡适之先生1948年12月离开北平,1949年4月从上海出国赴美,后来又转到台湾,从此没回过大陆。算一算,距今已过了60年。如果问现今留在大陆的人:你见过胡适之吗?答案肯定比看过梅兰芳演戏的人还少。我是现在还活着的少数和胡先生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之一,因此想写点介绍胡先生的文字,作为白首老翁的一篇闲话吧。
可是究竟写什么呢?如今介绍胡先生的文章汗牛充栋,有专著,有单篇文章的结集,散见于学者、名人文章中的片段记述就更多。为了避免炒冷饭和人云亦云,我想还是写点与胡先生直接接触的事情和我个人的感受,可能还有意思一些。
首先给胡先生的形象作个素描:他中等身材,大概不到1.7米。生得白净,头发不长,而向后梳,常年戴副浅色细玳瑁框眼镜。风流儒雅,和蔼可亲,从不见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说到这里,我要顺便纠正一个常见的错误:在众多由大陆摄制的影视剧中,大凡出现适之先生的镜头时,都是西装革履,俨然一副洋博士的派头。其实这是导演想当然的措置。他们以为,既然胡适在美国康乃尔和哥伦比亚两个大学留学7年之久,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定是经常穿西服的了。殊不知胡先生一直保持他自己恪守的一项习惯:出国必着西服,在国内经常穿中式长袍,只有参加某些外事活动或个别特别郑重的场合例外。
解决“黄白之争”
我和胡先生第一次接触,是在1946年10月。当时我刚从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到北大读历史系四年级,住在沙滩马神庙附近的北大西斋宿舍。住下不久就发现一个问题:从昆明来的同学与原在北平的同学分在两个食堂吃饭,而且伙食标准不同。从昆明西南联大来的同学三餐都吃白面馒头,而原在北平的同学顿顿吃棒子面窝窝头。面粉是白的,而玉米面是黄的。这就产生了所谓“黄白之争”。形成这种矛盾有历史原因,更有政治原因。原在北平的同学享受公费的少,要自己承担伙食费。由于多数同学家境不富裕,所以长期吃窝窝头。由昆明来的同学大都享受公费,在昆明吃大米,到北平就吃白面。这是历史原因。至于政治原因,则是北大训导长陈雪屏(三青团中央的负责人)明知有黄白矛盾,同学也多次向他反映,要求解决。他却有意推托、拖延,其目的是使南北两方同学产生隔阂,以免学生团结一致,像西南联大时期一样争民主、反独裁。为了解决“黄白之争”,我作为西南联大来的同学代表,和原在北平的同学代表一道,到东厂胡同1号胡适校长家向他请愿。我们的要求简单明确,即提高北方同学的伙食标准,让大家都吃白面馒头。具体意见是增加北方同学享受公费的人数,对自费生由学校补给改吃白面所增加的伙食费。当然,我们还说了许多黄白差异所造成的危害,如影响团结,给别有用心者造谣生事以可乘之机等等。胡校长静静听我们的陈述,态度祥和,不时点头用“呵、呵”表示理解和认同。最后他说:同学们说的这些意思我都明白了,但这件事不能由我一个人做决定,要同学校有关负责人商量。涉及经费问题,还要和教育部沟通。同学们耐心等待一下好了。这是1946年10月下旬的事,到了11月中旬,北大学生食堂的伙食标准就统一为吃白面了,“黄白之争”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无论是原在北平的同学还是昆明来的同学,对胡适校长都不很熟悉。因为他1946年8月才到北大视事。虽然他曾一度被聘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但从来没有到任。所以联大学生也没有见过他。这次“黄白之争”的交涉,是学生与校长第一次接触,结果相当圆满。这使全校学生对校长有了第一个好印象,也增进了学生之间的团结,因而值得一记。
热衷校勘《水经注》
我1946年10月到北大,1947年7月毕业离校,总共两个学期,将近10个月。这期间,胡校长并没有开课,在校内也很少作公开的学术演讲。只记得为纪念联合国日,在北大开过一次会,各国驻平领事参加,胡校长在会上用英语发表了一篇讲话。此外就不记得他在校内作过什么专题演讲了。为了印证我的记忆,我还向当年中文系四年级的一位同学问过这件事,他的说法和我一致。他说:胡校长如果开课,必定不出中国文学、哲学、历史这个范畴,我一定会选他的课。而我从没听过胡校长的课,说明他肯定没有开过课。不开课,作为校长,他忙些什么呢?当然有不少校务需要处理,其中最棘手的是教职员工的生活问题。由于国统区通货急剧膨胀,物价飞涨,教职员工生活极度困难。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贫病而死,北大虽然没有发生名教授饿死的事,但教授们也确实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向达教授在一次教授会上就大谈生活困难,说几乎活不下去了。这使胡适十分为难,也为此颇费周章。除此之外,胡校长忙些什么呢?我看1946年、1947年的《胡适日记》,记得多的,除他的社交活动,即会见谁,和谁通信之外,大量记的是有关《水经注》的事,包括买和借各种版本,如1946年8月3日记载:孙子书先生为我收买到15个版本的《水经注》。同年9月12日记:“与孙子书同去看傅沅叔先生(即藏书家傅增湘先生)……他把他藏的残宋本《水经注》借我。此后9月18日、28日,10月25日、26日、27日,11月14日皆记借或读《水经注》的事。特别是这年5月初,从天津图书馆借得全谢山五校《水经注》后,他用了很长时间,把全氏校记完全过录在薛刻本之上。用红笔抄全氏校,用绿笔记他自己的说明或判断。这项工作极费时间精力,可见胡先生对《水经注》一书用力之勤。胡校长醉心于《水经注》,也引起有关人士的不满。1948年,历史系教授向达就跑到校长办公室质问他:“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乎没有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学吗?”这使胡适十分狼狈。他自己也承认:“《水经注》大典本(后半部),北大买价为九百六十万元法币,说来真有点骇人听闻。”要知道从1946年到1948年这段时间,正是内战愈演愈烈,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一不教书,二很少与学生交流,却一头钻到《水经注》中搞校勘。究其原因,一则是他多年形成的治学习惯,以整理国故为职责;二则恐怕也有一种逃避、躲清净的念头在。然而现实是逃避不了的。果然,一件又一件事情还是来找他了。
对“抗暴运动”的认识差距
1946年12月24日晚,在北平发生了沈崇事件。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报道了这件事,《经世日报》以火柴盒那么大的版面发表,北大历史系李凌同学用红墨水把这条消息画上个框框,贴在北大操场旁大食堂门口的墙上。这可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愤怒的火焰立刻如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12月27日下午,北大女同学会首先集会抗议。当晚7时,各系级和社团代表齐集北大北楼礼堂开会,愤怒声讨美军暴行,并通过了北大全体同学《抗议美军暴行告全国同胞书》,以及给美国人民、美国总统、蒋介石等人的抗议信,中心思想是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惩凶、道歉并撤出中国。会议还决定12月30日罢课一天,以示坚决抗议。
美军暴行不仅激怒了北大同学,同时激起北平各大学和许多中学同学的无比义愤。12月30日,万名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抗暴大游行。全国各地也风起云涌地纷纷响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浪潮。
对于沈崇事件,胡适校长与广大同学的认识却颇有差距。同学们的义愤,首先是针对美军的,但更深一层看,也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抗战8年,人民群众含辛茹苦,盼望胜利。胜利了,人民欢呼雀跃,无比振奋。沦陷区人民更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然而曾几何时,国民党原形毕露,“五子登科”,大发“劫收财”(本应当是“接收”,但国民党大员们像强盗一样,不问是否属于敌产,一律抢劫一空,所以当时称他们的“接收”为“劫收”)。整个社会,少数人暴富,纸醉金迷;绝大多数人赤贫,饥寒交迫。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学生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积怨,喊出“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矛头直指美军,同时也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抗议。因为是它把美国军队找来帮助打内战的。
对抗暴运动这一正义事业,胡校长先是说对事件本身要调查清楚才好定性,后来又强调这是法律问题,应由法律解决。记得在运动初期,同学们在北大西斋宿舍门前围着他申诉,哲学系谢邦定同学大声说:沈崇同学受辱,大家都很气愤。作为校长,应该支持同学的正义行动。美军暴行事实如此清楚,胡校长读了那么多书,怎么对这样一个是非分明的事还讲要调查,太不可理解了。胡先生讷讷无言之际,被许多同学簇拥到理学院那边说事儿去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胡先生的思想是有其脉络可寻的。他一向不赞成学生罢课游行之类行动。虽然他承认所有学潮都是由于政府腐败造成的。他还引经据典说历史上从汉朝、宋朝的太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代之戊戌政变,民国的五四运动无不如此。但他认为青年学生应当学本事,然后才能对国家做贡献,罢课抗议是无益的。另一方面他对内战也有偏颇的看法,1946年7月,报上曾经发表他给毛泽东的信,希望“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但他忘了国民党政权一直磨刀霍霍,准备随时消灭共产党。而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最终发动全面内战的正是国民党政权。胡先生希望中国像美国一样建立两大党互相竞争的民主政治,直到蒋介石逃到台湾,仍然支持雷震发起的“自由中国”的主张。殊不知向蒋介石要求‘民主’,无异与虎谋皮,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胡先生毕竟是个书生,一直服膺他的民主政治理想,而揆诸中国的政治现实,终于格格不入。这是胡先生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抗暴运动后期,美军迫于中国人民的压力,假惺惺地由它的军事法庭判处了强奸犯皮尔逊徒刑。但当皮尔逊回到美国之后,罪案就被美国海军部长明令撤销,皮尔逊也就公然释放了。这是美国对它的法律的讽刺,也是对适之先生“法律问题应由法律解决”的讽刺。
“重新估计一切价值”
在内战方酣,全国人民饥饿难挨之际,迎来了五四运动28周年。北大各社团协同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包括“科学晚会”、“文艺晚会”、“历史晚会”、“戏剧晚会”和“营火晚会”等。在5月3日的“历史晚会”上,我们请了胡适校长、许德珩教授、周炳琳教授、容肇祖教授和樊弘教授诸先生演讲。胡适校长首先讲话,他谈到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的作用,谈到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先驱的重大影响,并用尼采的一句话来概括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即“重新估计一切价值”。他还强调:现在又是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时候了。他的这些话,似乎也包含了对当时的时局走向也要重新评估的意思,因而迎来了一片掌声。
1947年是个多事之秋,国民党军队由向解放区全面进攻转向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3月19日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延安。国民党欢庆之余,实际上大批精锐部队被歼灭。特别是军费浩繁,横征暴敛,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当时美联社有一则报道,讲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贬值的情况: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买两头牛,1938年只可买一头牛,到1941年可买一头猪,1943年可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条鱼,1946年能买一个鸡蛋,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了。从北大学生生活看,1947年4月发给学生的公费是14.4万法币,实际需要是17万元,伙食标准不得不一再降低。这还是有公费待遇的,至于无公费的学生和贫苦市民,其困难更可想而知了。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社会基础。
对国民党当局的维护与失望
北大共有文、理、法、工、农、医6个学院,除文、理、法3个学院都在沙滩附近,相对集中外,其他3个学院和先修班则很分散。加上学生来自北平和昆明两地,互相都不熟悉,因此一时没有组成统一的学生自治会,而是先组成各系的系会,再组成院会。直到1947年“五四纪念周”结束后才组成全校的院系联合会,由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孟广儒和我三人为常委。在院系联合会成立的第一次会上,大家决定出一份院系联合会墙报。为了争取胡校长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决定第一篇文章就写《我们的校长——胡适》。为写好这篇文章,我们读了一些有关胡适生平及其著述的书,如《四十自述》、《胡适文存》等。文章全长约3000字,简叙他的身世之外,比较详细地讲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末尾部分的着重点在希望他继续发扬民主、科学精神,不仅办好北大,而且要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坚持进步,反对专制独裁。这个墙报贴在后来被称为“民主广场”的墙上,很是醒目。我不知道适之先生看了没有。一次我去看我们历史系教宋史的教授、兼胡校长中文秘书的邓广铭先生,和他谈起墙报的事。他说胡先生没有看,但邓先生看了,并向校长作了较详细汇报。他说胡先生仔细听了,虽然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他还是认同或接受对他的评价和期望的。我们出这份墙报,原本就是争取校长对学生和院系联合会活动的支持,尽量减少对立。以后的事实证明,尽管他不一定赞成同学们的某些观点和行动,但自始至终都是爱护、保护同学们的。
记得在“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前夕,胡校长在北大操场,站在一张长条凳上声嘶力竭地要同学们冷静,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作无谓牺牲。6月2日,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的“一二一”四烈士和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上,胡校长又坦言:“政治腐败而又没有人来从事改革的时候,提倡改革的责任就自然落在青年人身上。这次学生运动,就是这样产生的。”他还称赞“北平学生运动很有秩序,能放能收。华北学联决定今天不游行是很有理智的决定。”等等。
看来,适之先生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国民党现行政治体制的维护者,他亲自参加两次丧尽人心的“国民大会”,为国民党政权捧场;另一方面,看到国民党倒行逆施、腐败透顶、无药可治,又使他深感失望,从而同情学生的正义斗争。他不是政治家,但他始终十分关心政治,也不时有臧否时政的言论。凡此种种,正是适之先生思想上存在许多矛盾的反映。
一次宣扬改良主义的演讲
1947年6月以后,我临近毕业,面临到哪里去的问题。经请示中共地下党,答复是:尽量争取在国民党统治区找个工作,实在找不到,再去解放区。由于我担任过天津《大公报》的通讯员,又给时在天津《大公报》编副刊的西南联大同学傅冬写过几篇稿子,因此请傅冬向《大公报》经理推荐,得到同意,但要求北京大学的领导写封正式介绍信。于是我直接找到胡校长,说明报社已经同意要我,请校长写信,无非是个手续而已。记得胡校长的介绍信中有“胡邦定君人颇干练,惟思想左倾……”等语。这样,我毕业后就到天津去工作了。
我刚到《大公报》没几天,1947年9月21日,适之先生应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邀,到天津“公能学会”演讲,报社派我去采访,实际上是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在报上发表。那天他演讲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些什么》。他讲可以做三类事情,第一类是学习英国19世纪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弥尔(John Stuart Mill)。弥尔经常写政治论文,批评实际政治,给英国政治以很深的影响。或者像英国的费边学会(Fabian Society)那样,经常讨论、研究政治问题,出许多小册子,以影响英国的政治。第二类可以做的事情,他认为可以学美国的“扒粪主义”。20世纪初,美国有一些新闻记者专门同一些城市的恶势力作斗争,就是有计划、有智识地对恶势力长期作战,收到很大的效果。他说,我们要有“扒粪精神”,不要单是喊打倒贪污,究竟证据在哪里,可以做调查研究,可以查账等等。第三大类能做的事,他举美国“工业组织联合”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为例,他说1944年正是美国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愿意参加选举投票的人不及有选民资格的1/2,工业组织联合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做了两件事:一是鼓动人民参加选举;二是对候选人做调查,谁是热心政务的人,谁是当议员不办事的人都公布出来。结果这年参加投票的人数大增,并使多数好人当选,老资格而不干事的议员落选。
适之先生最后说:“这三条都是有成效的,都可以训练我们,促使我们达到两个目的:一种是‘公’,一种是‘能’。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会,‘公’‘能’的好政府。”最后这几句都是适之先生的原话。当时听起来,颇觉铿锵有力。回过头来一想,觉得真是开了个国际大玩笑。在20世纪中叶国民党专政的条件下讲这一套,说好听一些是讲了一篇改良主义的历史故事。说不好听些,简直是痴人说梦,或曰天方夜谭。作为北大学生,听了这一席谈,只感觉一种淡淡的悲哀。真不知道适之先生是过于天真呢?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海外信息拾零
我到天津工作后,和北大的联系不多,对适之先生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只知道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末,又经过多次学生运动,形势更加剑拔弩张。国民党特务多次要到北大抓人,都被胡校长和贺麟、郑天挺几位校领导顶住了。北平解放前不久,胡先生仓皇离去。后来他到了美国。按胡先生的学识、声望,在哈佛、耶鲁,乃至他的母校康乃尔或哥伦比亚等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名校当教授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没有一个一流大学请他去教书。胡先生不是大款,没有多少积蓄,不教书,又没别的事可做,和胡师母两人住个小房子,自己烧饭、做菜,生活相当拮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美国高校的门户之见在作怪。试想美国的名牌大学都有他们的汉学家,而这些汉学家的学识和胡先生比起来,自然相形见绌。如果把胡先生请去教书,那将置那些汉学家于何地?所以干脆不请。幸亏从1950年7月1日起,他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直到1952年6月30日终止。这是胡先生在美国9年(1949.4-1958.4)中唯一比较正式而有收入的工作。也有人说这9年是胡先生的暗淡岁月。1957年5月他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他在美国大学的眼里是个“白象”(White elephant),意即“大而无用”。还说他在美国多少觉得“No one takes me seriously”,亦即“没有人把我当回事”。可见当时他心情的落寞。但他在困顿中不降格、不辱志、不消沉,用得上王勃的一句老话“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著名旅美学者何炳棣在他的《胡适之先生杂忆》中说:1952年6月5日,“我拜望胡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洽购他私藏的全部伪满原本《清实录》。由于早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胡先生的风骨。
1958年4月胡适返抵台北,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他1962年2月逝世。胡适在台湾将近4年,受到朝野广泛的尊敬。据说他的丧仪很隆重,送殡的队伍和路祭都十分踊跃。这大概可以算是国人对这位新文化运动开拓者的最后评价吧。
适之先生是个学者,他涉猎的学术领域甚广,举凡文学、哲学、历史乃至政治、社会无所不包。然而他的最大功绩,还在于他是个开创者。当然,适之先生如果不在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肯定也有人会提出类似的意见。一如1492年哥伦布如不发现新大陆,肯定有人也会发现,只是迟若干年罢了。然而首创毕竟是十分可贵的。所以我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名句“但开风气不为师”来评价适之先生,并以此作为这篇拙作的主标题。
(责任编辑文世芳汪文庆)
可是究竟写什么呢?如今介绍胡先生的文章汗牛充栋,有专著,有单篇文章的结集,散见于学者、名人文章中的片段记述就更多。为了避免炒冷饭和人云亦云,我想还是写点与胡先生直接接触的事情和我个人的感受,可能还有意思一些。
首先给胡先生的形象作个素描:他中等身材,大概不到1.7米。生得白净,头发不长,而向后梳,常年戴副浅色细玳瑁框眼镜。风流儒雅,和蔼可亲,从不见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说到这里,我要顺便纠正一个常见的错误:在众多由大陆摄制的影视剧中,大凡出现适之先生的镜头时,都是西装革履,俨然一副洋博士的派头。其实这是导演想当然的措置。他们以为,既然胡适在美国康乃尔和哥伦比亚两个大学留学7年之久,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定是经常穿西服的了。殊不知胡先生一直保持他自己恪守的一项习惯:出国必着西服,在国内经常穿中式长袍,只有参加某些外事活动或个别特别郑重的场合例外。
解决“黄白之争”
我和胡先生第一次接触,是在1946年10月。当时我刚从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到北大读历史系四年级,住在沙滩马神庙附近的北大西斋宿舍。住下不久就发现一个问题:从昆明来的同学与原在北平的同学分在两个食堂吃饭,而且伙食标准不同。从昆明西南联大来的同学三餐都吃白面馒头,而原在北平的同学顿顿吃棒子面窝窝头。面粉是白的,而玉米面是黄的。这就产生了所谓“黄白之争”。形成这种矛盾有历史原因,更有政治原因。原在北平的同学享受公费的少,要自己承担伙食费。由于多数同学家境不富裕,所以长期吃窝窝头。由昆明来的同学大都享受公费,在昆明吃大米,到北平就吃白面。这是历史原因。至于政治原因,则是北大训导长陈雪屏(三青团中央的负责人)明知有黄白矛盾,同学也多次向他反映,要求解决。他却有意推托、拖延,其目的是使南北两方同学产生隔阂,以免学生团结一致,像西南联大时期一样争民主、反独裁。为了解决“黄白之争”,我作为西南联大来的同学代表,和原在北平的同学代表一道,到东厂胡同1号胡适校长家向他请愿。我们的要求简单明确,即提高北方同学的伙食标准,让大家都吃白面馒头。具体意见是增加北方同学享受公费的人数,对自费生由学校补给改吃白面所增加的伙食费。当然,我们还说了许多黄白差异所造成的危害,如影响团结,给别有用心者造谣生事以可乘之机等等。胡校长静静听我们的陈述,态度祥和,不时点头用“呵、呵”表示理解和认同。最后他说:同学们说的这些意思我都明白了,但这件事不能由我一个人做决定,要同学校有关负责人商量。涉及经费问题,还要和教育部沟通。同学们耐心等待一下好了。这是1946年10月下旬的事,到了11月中旬,北大学生食堂的伙食标准就统一为吃白面了,“黄白之争”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无论是原在北平的同学还是昆明来的同学,对胡适校长都不很熟悉。因为他1946年8月才到北大视事。虽然他曾一度被聘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但从来没有到任。所以联大学生也没有见过他。这次“黄白之争”的交涉,是学生与校长第一次接触,结果相当圆满。这使全校学生对校长有了第一个好印象,也增进了学生之间的团结,因而值得一记。
热衷校勘《水经注》
我1946年10月到北大,1947年7月毕业离校,总共两个学期,将近10个月。这期间,胡校长并没有开课,在校内也很少作公开的学术演讲。只记得为纪念联合国日,在北大开过一次会,各国驻平领事参加,胡校长在会上用英语发表了一篇讲话。此外就不记得他在校内作过什么专题演讲了。为了印证我的记忆,我还向当年中文系四年级的一位同学问过这件事,他的说法和我一致。他说:胡校长如果开课,必定不出中国文学、哲学、历史这个范畴,我一定会选他的课。而我从没听过胡校长的课,说明他肯定没有开过课。不开课,作为校长,他忙些什么呢?当然有不少校务需要处理,其中最棘手的是教职员工的生活问题。由于国统区通货急剧膨胀,物价飞涨,教职员工生活极度困难。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贫病而死,北大虽然没有发生名教授饿死的事,但教授们也确实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向达教授在一次教授会上就大谈生活困难,说几乎活不下去了。这使胡适十分为难,也为此颇费周章。除此之外,胡校长忙些什么呢?我看1946年、1947年的《胡适日记》,记得多的,除他的社交活动,即会见谁,和谁通信之外,大量记的是有关《水经注》的事,包括买和借各种版本,如1946年8月3日记载:孙子书先生为我收买到15个版本的《水经注》。同年9月12日记:“与孙子书同去看傅沅叔先生(即藏书家傅增湘先生)……他把他藏的残宋本《水经注》借我。此后9月18日、28日,10月25日、26日、27日,11月14日皆记借或读《水经注》的事。特别是这年5月初,从天津图书馆借得全谢山五校《水经注》后,他用了很长时间,把全氏校记完全过录在薛刻本之上。用红笔抄全氏校,用绿笔记他自己的说明或判断。这项工作极费时间精力,可见胡先生对《水经注》一书用力之勤。胡校长醉心于《水经注》,也引起有关人士的不满。1948年,历史系教授向达就跑到校长办公室质问他:“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乎没有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学吗?”这使胡适十分狼狈。他自己也承认:“《水经注》大典本(后半部),北大买价为九百六十万元法币,说来真有点骇人听闻。”要知道从1946年到1948年这段时间,正是内战愈演愈烈,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一不教书,二很少与学生交流,却一头钻到《水经注》中搞校勘。究其原因,一则是他多年形成的治学习惯,以整理国故为职责;二则恐怕也有一种逃避、躲清净的念头在。然而现实是逃避不了的。果然,一件又一件事情还是来找他了。
对“抗暴运动”的认识差距
1946年12月24日晚,在北平发生了沈崇事件。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报道了这件事,《经世日报》以火柴盒那么大的版面发表,北大历史系李凌同学用红墨水把这条消息画上个框框,贴在北大操场旁大食堂门口的墙上。这可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愤怒的火焰立刻如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12月27日下午,北大女同学会首先集会抗议。当晚7时,各系级和社团代表齐集北大北楼礼堂开会,愤怒声讨美军暴行,并通过了北大全体同学《抗议美军暴行告全国同胞书》,以及给美国人民、美国总统、蒋介石等人的抗议信,中心思想是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惩凶、道歉并撤出中国。会议还决定12月30日罢课一天,以示坚决抗议。
美军暴行不仅激怒了北大同学,同时激起北平各大学和许多中学同学的无比义愤。12月30日,万名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抗暴大游行。全国各地也风起云涌地纷纷响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浪潮。
对于沈崇事件,胡适校长与广大同学的认识却颇有差距。同学们的义愤,首先是针对美军的,但更深一层看,也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抗战8年,人民群众含辛茹苦,盼望胜利。胜利了,人民欢呼雀跃,无比振奋。沦陷区人民更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然而曾几何时,国民党原形毕露,“五子登科”,大发“劫收财”(本应当是“接收”,但国民党大员们像强盗一样,不问是否属于敌产,一律抢劫一空,所以当时称他们的“接收”为“劫收”)。整个社会,少数人暴富,纸醉金迷;绝大多数人赤贫,饥寒交迫。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学生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积怨,喊出“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矛头直指美军,同时也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抗议。因为是它把美国军队找来帮助打内战的。
对抗暴运动这一正义事业,胡校长先是说对事件本身要调查清楚才好定性,后来又强调这是法律问题,应由法律解决。记得在运动初期,同学们在北大西斋宿舍门前围着他申诉,哲学系谢邦定同学大声说:沈崇同学受辱,大家都很气愤。作为校长,应该支持同学的正义行动。美军暴行事实如此清楚,胡校长读了那么多书,怎么对这样一个是非分明的事还讲要调查,太不可理解了。胡先生讷讷无言之际,被许多同学簇拥到理学院那边说事儿去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胡先生的思想是有其脉络可寻的。他一向不赞成学生罢课游行之类行动。虽然他承认所有学潮都是由于政府腐败造成的。他还引经据典说历史上从汉朝、宋朝的太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代之戊戌政变,民国的五四运动无不如此。但他认为青年学生应当学本事,然后才能对国家做贡献,罢课抗议是无益的。另一方面他对内战也有偏颇的看法,1946年7月,报上曾经发表他给毛泽东的信,希望“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但他忘了国民党政权一直磨刀霍霍,准备随时消灭共产党。而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最终发动全面内战的正是国民党政权。胡先生希望中国像美国一样建立两大党互相竞争的民主政治,直到蒋介石逃到台湾,仍然支持雷震发起的“自由中国”的主张。殊不知向蒋介石要求‘民主’,无异与虎谋皮,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胡先生毕竟是个书生,一直服膺他的民主政治理想,而揆诸中国的政治现实,终于格格不入。这是胡先生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抗暴运动后期,美军迫于中国人民的压力,假惺惺地由它的军事法庭判处了强奸犯皮尔逊徒刑。但当皮尔逊回到美国之后,罪案就被美国海军部长明令撤销,皮尔逊也就公然释放了。这是美国对它的法律的讽刺,也是对适之先生“法律问题应由法律解决”的讽刺。
“重新估计一切价值”
在内战方酣,全国人民饥饿难挨之际,迎来了五四运动28周年。北大各社团协同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包括“科学晚会”、“文艺晚会”、“历史晚会”、“戏剧晚会”和“营火晚会”等。在5月3日的“历史晚会”上,我们请了胡适校长、许德珩教授、周炳琳教授、容肇祖教授和樊弘教授诸先生演讲。胡适校长首先讲话,他谈到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的作用,谈到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先驱的重大影响,并用尼采的一句话来概括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即“重新估计一切价值”。他还强调:现在又是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时候了。他的这些话,似乎也包含了对当时的时局走向也要重新评估的意思,因而迎来了一片掌声。
1947年是个多事之秋,国民党军队由向解放区全面进攻转向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3月19日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延安。国民党欢庆之余,实际上大批精锐部队被歼灭。特别是军费浩繁,横征暴敛,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当时美联社有一则报道,讲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贬值的情况: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买两头牛,1938年只可买一头牛,到1941年可买一头猪,1943年可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条鱼,1946年能买一个鸡蛋,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了。从北大学生生活看,1947年4月发给学生的公费是14.4万法币,实际需要是17万元,伙食标准不得不一再降低。这还是有公费待遇的,至于无公费的学生和贫苦市民,其困难更可想而知了。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社会基础。
对国民党当局的维护与失望
北大共有文、理、法、工、农、医6个学院,除文、理、法3个学院都在沙滩附近,相对集中外,其他3个学院和先修班则很分散。加上学生来自北平和昆明两地,互相都不熟悉,因此一时没有组成统一的学生自治会,而是先组成各系的系会,再组成院会。直到1947年“五四纪念周”结束后才组成全校的院系联合会,由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孟广儒和我三人为常委。在院系联合会成立的第一次会上,大家决定出一份院系联合会墙报。为了争取胡校长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决定第一篇文章就写《我们的校长——胡适》。为写好这篇文章,我们读了一些有关胡适生平及其著述的书,如《四十自述》、《胡适文存》等。文章全长约3000字,简叙他的身世之外,比较详细地讲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末尾部分的着重点在希望他继续发扬民主、科学精神,不仅办好北大,而且要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坚持进步,反对专制独裁。这个墙报贴在后来被称为“民主广场”的墙上,很是醒目。我不知道适之先生看了没有。一次我去看我们历史系教宋史的教授、兼胡校长中文秘书的邓广铭先生,和他谈起墙报的事。他说胡先生没有看,但邓先生看了,并向校长作了较详细汇报。他说胡先生仔细听了,虽然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他还是认同或接受对他的评价和期望的。我们出这份墙报,原本就是争取校长对学生和院系联合会活动的支持,尽量减少对立。以后的事实证明,尽管他不一定赞成同学们的某些观点和行动,但自始至终都是爱护、保护同学们的。
记得在“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前夕,胡校长在北大操场,站在一张长条凳上声嘶力竭地要同学们冷静,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作无谓牺牲。6月2日,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的“一二一”四烈士和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上,胡校长又坦言:“政治腐败而又没有人来从事改革的时候,提倡改革的责任就自然落在青年人身上。这次学生运动,就是这样产生的。”他还称赞“北平学生运动很有秩序,能放能收。华北学联决定今天不游行是很有理智的决定。”等等。
看来,适之先生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是国民党现行政治体制的维护者,他亲自参加两次丧尽人心的“国民大会”,为国民党政权捧场;另一方面,看到国民党倒行逆施、腐败透顶、无药可治,又使他深感失望,从而同情学生的正义斗争。他不是政治家,但他始终十分关心政治,也不时有臧否时政的言论。凡此种种,正是适之先生思想上存在许多矛盾的反映。
一次宣扬改良主义的演讲
1947年6月以后,我临近毕业,面临到哪里去的问题。经请示中共地下党,答复是:尽量争取在国民党统治区找个工作,实在找不到,再去解放区。由于我担任过天津《大公报》的通讯员,又给时在天津《大公报》编副刊的西南联大同学傅冬写过几篇稿子,因此请傅冬向《大公报》经理推荐,得到同意,但要求北京大学的领导写封正式介绍信。于是我直接找到胡校长,说明报社已经同意要我,请校长写信,无非是个手续而已。记得胡校长的介绍信中有“胡邦定君人颇干练,惟思想左倾……”等语。这样,我毕业后就到天津去工作了。
我刚到《大公报》没几天,1947年9月21日,适之先生应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邀,到天津“公能学会”演讲,报社派我去采访,实际上是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在报上发表。那天他演讲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些什么》。他讲可以做三类事情,第一类是学习英国19世纪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弥尔(John Stuart Mill)。弥尔经常写政治论文,批评实际政治,给英国政治以很深的影响。或者像英国的费边学会(Fabian Society)那样,经常讨论、研究政治问题,出许多小册子,以影响英国的政治。第二类可以做的事情,他认为可以学美国的“扒粪主义”。20世纪初,美国有一些新闻记者专门同一些城市的恶势力作斗争,就是有计划、有智识地对恶势力长期作战,收到很大的效果。他说,我们要有“扒粪精神”,不要单是喊打倒贪污,究竟证据在哪里,可以做调查研究,可以查账等等。第三大类能做的事,他举美国“工业组织联合”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为例,他说1944年正是美国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愿意参加选举投票的人不及有选民资格的1/2,工业组织联合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做了两件事:一是鼓动人民参加选举;二是对候选人做调查,谁是热心政务的人,谁是当议员不办事的人都公布出来。结果这年参加投票的人数大增,并使多数好人当选,老资格而不干事的议员落选。
适之先生最后说:“这三条都是有成效的,都可以训练我们,促使我们达到两个目的:一种是‘公’,一种是‘能’。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会,‘公’‘能’的好政府。”最后这几句都是适之先生的原话。当时听起来,颇觉铿锵有力。回过头来一想,觉得真是开了个国际大玩笑。在20世纪中叶国民党专政的条件下讲这一套,说好听一些是讲了一篇改良主义的历史故事。说不好听些,简直是痴人说梦,或曰天方夜谭。作为北大学生,听了这一席谈,只感觉一种淡淡的悲哀。真不知道适之先生是过于天真呢?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海外信息拾零
我到天津工作后,和北大的联系不多,对适之先生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只知道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末,又经过多次学生运动,形势更加剑拔弩张。国民党特务多次要到北大抓人,都被胡校长和贺麟、郑天挺几位校领导顶住了。北平解放前不久,胡先生仓皇离去。后来他到了美国。按胡先生的学识、声望,在哈佛、耶鲁,乃至他的母校康乃尔或哥伦比亚等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名校当教授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没有一个一流大学请他去教书。胡先生不是大款,没有多少积蓄,不教书,又没别的事可做,和胡师母两人住个小房子,自己烧饭、做菜,生活相当拮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美国高校的门户之见在作怪。试想美国的名牌大学都有他们的汉学家,而这些汉学家的学识和胡先生比起来,自然相形见绌。如果把胡先生请去教书,那将置那些汉学家于何地?所以干脆不请。幸亏从1950年7月1日起,他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直到1952年6月30日终止。这是胡先生在美国9年(1949.4-1958.4)中唯一比较正式而有收入的工作。也有人说这9年是胡先生的暗淡岁月。1957年5月他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他在美国大学的眼里是个“白象”(White elephant),意即“大而无用”。还说他在美国多少觉得“No one takes me seriously”,亦即“没有人把我当回事”。可见当时他心情的落寞。但他在困顿中不降格、不辱志、不消沉,用得上王勃的一句老话“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著名旅美学者何炳棣在他的《胡适之先生杂忆》中说:1952年6月5日,“我拜望胡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洽购他私藏的全部伪满原本《清实录》。由于早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胡先生的风骨。
1958年4月胡适返抵台北,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他1962年2月逝世。胡适在台湾将近4年,受到朝野广泛的尊敬。据说他的丧仪很隆重,送殡的队伍和路祭都十分踊跃。这大概可以算是国人对这位新文化运动开拓者的最后评价吧。
适之先生是个学者,他涉猎的学术领域甚广,举凡文学、哲学、历史乃至政治、社会无所不包。然而他的最大功绩,还在于他是个开创者。当然,适之先生如果不在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肯定也有人会提出类似的意见。一如1492年哥伦布如不发现新大陆,肯定有人也会发现,只是迟若干年罢了。然而首创毕竟是十分可贵的。所以我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名句“但开风气不为师”来评价适之先生,并以此作为这篇拙作的主标题。
(责任编辑文世芳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