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陆和台湾没恢复探亲前，龙应台回过一次湖南。她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她丈夫是德国人，她可能拿了美国的居留证。那是1985年，她回衡东找她从没见过的哥哥。我当时正想要出龙应台的书，虽然《丑陋的中国人》这本台湾书惹了些麻烦。我给龙应台写了封信，请她授权《野火集》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觉得她应该会同意授权，她应该知道我们湖南已经出了柏杨和三毛的书了，再就是我觉得她应该有很浓的乡情。
《丑陋的中国人》是1986年9月，牧惠（时任《红旗》杂志社文教部主任）让他的夫人寄给我的。那个时候寄印刷品，还要检查，特别是在北京，检查得更严格，检查完后。才能把信封口子封上，怕里面夹带泄露什么国家秘密的信件。牧惠第一次让她夫人去寄，邮局检查的人一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就不让寄了，说书名就吓人。后来牧惠找了熟人。才夹在包裹里寄给了我。
当时，我编的《当代杂文选粹》快要付印了。在编的时候，我就想过要把台湾的柏杨和龙应台的编进来，只是当时只听说了他们的名字，还没看到过他们的书。收到北京寄来的包裹，我打开一看。当时就被书名吓住了，《丑陋的中国人》啊！读了几篇，觉得文笔犀利，敢于把疮疤亮出来，不同凡响，看了能促进我们正视我们民族的一些弱点，很有价值。
我编《当代杂文选粹》。邀请了两个特约主编，一个是人民出版社的总编、社长严秀，一个就是牧惠。那个包裹里还有牧惠的信，说他和严秀都希望我能考虑争取在湖南把这本书出出来。这本书的风险，我们三个都知道，但我们也觉得，值得冒这个风险。当时因为我们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黄起衰的身体原因，基本上出版社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我主持，所以出版《丑陋的中国人》的选题报告，只有我一个人署名，我也没想到要他也署名。怕万一出了事连累到他。当时出版局的局长和副局长也都签字同意这本书出版。出版的手续很顺利。但还是有些担心出版后会有些麻烦，我们三个人就一起署名写了个后记，事先表明我们的态度，说“对于柏杨先生有些篇目某些观点，并不是我们都能同意的，我们相信读者的判断力”。
当时是铅印，我们湖南出书是很快的，别的地方，排版、印刷搞下来至少要三个月，我们一个月不到就出来了。搞这么快，这么抢时间。是怕这本书要出版的消息传出去后。书还没印，就被叫停。11月份去排字、印书。是在望城县的湘江印刷厂。社里那个时候还没车，每天早上，我坐摩托到望城，印刷厂给我准备一盆白炭火。下午下班，我再搭班车回来。
1986年12月中旬，《丑陋的中国人》就印出来了。书发出去后，很抢手，甚至有人等到印刷厂提货。到年底，就累计印了90万册。这本书禁得也快。1987年1月15日，国家出版局就下了通知，说坚决停止《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出版安排，已出版的，要保证停止发行。我们接到通知时。印刷厂还有10多万册没发出去。我觉得这10多万册书打成纸浆太可惜了，就向上面主管部门申述，我觉得这本书是没有不准出版的理由的。
申述了半年多，有结果了，新闻出版署图书司打电话来，说我写给刘果（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信收到了，经研究决定，同意我们提出的意见，同意把库存的书发出去。这本书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中国）华侨出版公司还专门出了本《<丑陋的中国人>风波》。
1986年，大陸和台湾还没有恢复往来。我们出《丑陋的中国人》并没有取得柏杨的授权。给他的稿费，也是两年后，大陆和台湾恢复往来了，我在北京给他的，按当时最高的稿费标准。
比《丑陋的中国人》早十几天出版的台湾作家的书，是三毛的散文集。当时我和三毛也还没取得联系。我大概是1985年下半年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说姚雪垠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文学活动遇到了台湾作家三毛，三毛对大陆作家非常热情，要求姚老在她脸上亲一下；那个报道还说了三毛不平凡的经历以及在台湾掀起的“三毛热”。
我看完那个报道就写信给香港的朋友作家林真，让他想办法找几本三毛的书寄给我。林真给我寄了6本，《撒哈拉沙漠的故事》《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等等。书收到后，我和我两个读中学的小孩没几天就都看完了，都很喜欢。又给林真写信，让他再找些三毛的书寄过来。
当时湖南文艺出版社刚成立不久，我意外地被推到第一副总编辑的岗位上，正好我分管的是诗歌散文，我有话语权——那个时候。港台书最热的是金庸和梁羽生他们的武侠，大陆的散文书没什么市场。我把我仔细读过的8本三毛的书交给相关的编辑室，让他们去编。原来还很担心三毛散文的市场，没想到会比武侠还受欢迎，发行部的人搞得忙手脚不赢。
我是1989年初才和三毛建立通信联系的。第一封给三毛的信是请别人转寄的，当时我知道她预计4月份到杭州，我说我会去杭州找她。把稿费给她。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能去杭州了。三毛从大陆回到台北后给我回了信。她不知道我的地址，只写了湖南文艺出版社。她很担心我收不到，因为在台北有几百家出版社，她担心湖南也有很多出版社，不写具体地址就收不到。那封信她抄了两份，另一份还是由我们之间的那个朋友转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
大陆和台湾没恢复探亲前，龙应台回过一次湖南。她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她丈夫是德国人。她可能拿了美国的居留证，当时她在美国教书。龙应台第一次回湖南，是1985年，她回衡东找她从没见过的哥哥——她父亲告诉了她衡东老家的地名。当时她的名字在大陆没几个人知道。她找到了她的老家。她这次回湖南，当时我并不晓得，是过了两年以后，衡阳一个叫单新元的读者写信告诉我的。单新元问我有没有和龙应台联系。他在信里面还寄了张龙应台和她丈夫在衡东的合影。还告诉了我龙应台在美国的地址。
我当时正想要出龙应台的书，虽然《丑陋的中国人》惹了些麻烦。三毛的散文和《丑陋的中国人》出来后，我和台湾的几个作家通过香港的朋友有了些联系。我向他们打听过龙应台，但他们都说和她没有联系，只知道她当时不在台湾。所以，我接到单新元的信后，赶紧就给龙应台写了封信，请她授权《野火集》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觉得她应该会同意授权，《野火集》和《丑陋的中国人》一样在台湾都很受争议，大陆应该还没哪家出版社和她联系过。然后，她应该知道我们湖南已经出了柏杨和三毛的书了，再就是我觉得她应该有很浓的乡情。
龙应台给我的第一封回信写了四页纸，我现在还记得，开篇就是“弘征先生，谢谢您的来信。‘野火’能在大陆出版，表示大陆的政治气氛与以往不同了，实在令人寄以希望……”
当时龙应台对大陆的了解不多，有人为了争得她的授权，给龙应台写信说“大陆由于地方大，营销网的不足，往往有多重授权的情况”，《野火集》开印前，龙应台问我《野火集》我们湖南出，别的省份能不能买到书，我回复说我们的书都是全国发行。
《野火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一版一印出版，印了64500册。序言是她专门写的，标题是《开往梦境的火车——给家乡的读者》，写得很深情：“《野火集》正式在湖南出版，满足了我对大陆那股浪漫的思乡情怀。我不必再殷勤问客是否知道寒梅的消息；书在父母的故乡出版，就好像自己已经回到了寒梅怒放的窗前……”
《丑陋的中国人》是1986年9月，牧惠（时任《红旗》杂志社文教部主任）让他的夫人寄给我的。那个时候寄印刷品，还要检查，特别是在北京，检查得更严格，检查完后。才能把信封口子封上，怕里面夹带泄露什么国家秘密的信件。牧惠第一次让她夫人去寄，邮局检查的人一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就不让寄了，说书名就吓人。后来牧惠找了熟人。才夹在包裹里寄给了我。
当时，我编的《当代杂文选粹》快要付印了。在编的时候，我就想过要把台湾的柏杨和龙应台的编进来，只是当时只听说了他们的名字，还没看到过他们的书。收到北京寄来的包裹，我打开一看。当时就被书名吓住了，《丑陋的中国人》啊！读了几篇，觉得文笔犀利，敢于把疮疤亮出来，不同凡响，看了能促进我们正视我们民族的一些弱点，很有价值。
我编《当代杂文选粹》。邀请了两个特约主编，一个是人民出版社的总编、社长严秀，一个就是牧惠。那个包裹里还有牧惠的信，说他和严秀都希望我能考虑争取在湖南把这本书出出来。这本书的风险，我们三个都知道，但我们也觉得，值得冒这个风险。当时因为我们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黄起衰的身体原因，基本上出版社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我主持，所以出版《丑陋的中国人》的选题报告，只有我一个人署名，我也没想到要他也署名。怕万一出了事连累到他。当时出版局的局长和副局长也都签字同意这本书出版。出版的手续很顺利。但还是有些担心出版后会有些麻烦，我们三个人就一起署名写了个后记，事先表明我们的态度，说“对于柏杨先生有些篇目某些观点，并不是我们都能同意的，我们相信读者的判断力”。
当时是铅印，我们湖南出书是很快的，别的地方，排版、印刷搞下来至少要三个月，我们一个月不到就出来了。搞这么快，这么抢时间。是怕这本书要出版的消息传出去后。书还没印，就被叫停。11月份去排字、印书。是在望城县的湘江印刷厂。社里那个时候还没车，每天早上，我坐摩托到望城，印刷厂给我准备一盆白炭火。下午下班，我再搭班车回来。
1986年12月中旬，《丑陋的中国人》就印出来了。书发出去后，很抢手，甚至有人等到印刷厂提货。到年底，就累计印了90万册。这本书禁得也快。1987年1月15日，国家出版局就下了通知，说坚决停止《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出版安排，已出版的，要保证停止发行。我们接到通知时。印刷厂还有10多万册没发出去。我觉得这10多万册书打成纸浆太可惜了，就向上面主管部门申述，我觉得这本书是没有不准出版的理由的。
申述了半年多，有结果了，新闻出版署图书司打电话来，说我写给刘果（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信收到了，经研究决定，同意我们提出的意见，同意把库存的书发出去。这本书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中国）华侨出版公司还专门出了本《<丑陋的中国人>风波》。
1986年，大陸和台湾还没有恢复往来。我们出《丑陋的中国人》并没有取得柏杨的授权。给他的稿费，也是两年后，大陆和台湾恢复往来了，我在北京给他的，按当时最高的稿费标准。
比《丑陋的中国人》早十几天出版的台湾作家的书，是三毛的散文集。当时我和三毛也还没取得联系。我大概是1985年下半年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说姚雪垠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文学活动遇到了台湾作家三毛，三毛对大陆作家非常热情，要求姚老在她脸上亲一下；那个报道还说了三毛不平凡的经历以及在台湾掀起的“三毛热”。
我看完那个报道就写信给香港的朋友作家林真，让他想办法找几本三毛的书寄给我。林真给我寄了6本，《撒哈拉沙漠的故事》《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等等。书收到后，我和我两个读中学的小孩没几天就都看完了，都很喜欢。又给林真写信，让他再找些三毛的书寄过来。
当时湖南文艺出版社刚成立不久，我意外地被推到第一副总编辑的岗位上，正好我分管的是诗歌散文，我有话语权——那个时候。港台书最热的是金庸和梁羽生他们的武侠，大陆的散文书没什么市场。我把我仔细读过的8本三毛的书交给相关的编辑室，让他们去编。原来还很担心三毛散文的市场，没想到会比武侠还受欢迎，发行部的人搞得忙手脚不赢。
我是1989年初才和三毛建立通信联系的。第一封给三毛的信是请别人转寄的，当时我知道她预计4月份到杭州，我说我会去杭州找她。把稿费给她。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能去杭州了。三毛从大陆回到台北后给我回了信。她不知道我的地址，只写了湖南文艺出版社。她很担心我收不到，因为在台北有几百家出版社，她担心湖南也有很多出版社，不写具体地址就收不到。那封信她抄了两份，另一份还是由我们之间的那个朋友转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
大陆和台湾没恢复探亲前，龙应台回过一次湖南。她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她丈夫是德国人。她可能拿了美国的居留证，当时她在美国教书。龙应台第一次回湖南，是1985年，她回衡东找她从没见过的哥哥——她父亲告诉了她衡东老家的地名。当时她的名字在大陆没几个人知道。她找到了她的老家。她这次回湖南，当时我并不晓得，是过了两年以后，衡阳一个叫单新元的读者写信告诉我的。单新元问我有没有和龙应台联系。他在信里面还寄了张龙应台和她丈夫在衡东的合影。还告诉了我龙应台在美国的地址。
我当时正想要出龙应台的书，虽然《丑陋的中国人》惹了些麻烦。三毛的散文和《丑陋的中国人》出来后，我和台湾的几个作家通过香港的朋友有了些联系。我向他们打听过龙应台，但他们都说和她没有联系，只知道她当时不在台湾。所以，我接到单新元的信后，赶紧就给龙应台写了封信，请她授权《野火集》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觉得她应该会同意授权，《野火集》和《丑陋的中国人》一样在台湾都很受争议，大陆应该还没哪家出版社和她联系过。然后，她应该知道我们湖南已经出了柏杨和三毛的书了，再就是我觉得她应该有很浓的乡情。
龙应台给我的第一封回信写了四页纸，我现在还记得，开篇就是“弘征先生，谢谢您的来信。‘野火’能在大陆出版，表示大陆的政治气氛与以往不同了，实在令人寄以希望……”
当时龙应台对大陆的了解不多，有人为了争得她的授权，给龙应台写信说“大陆由于地方大，营销网的不足，往往有多重授权的情况”，《野火集》开印前，龙应台问我《野火集》我们湖南出，别的省份能不能买到书，我回复说我们的书都是全国发行。
《野火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一版一印出版，印了64500册。序言是她专门写的，标题是《开往梦境的火车——给家乡的读者》，写得很深情：“《野火集》正式在湖南出版，满足了我对大陆那股浪漫的思乡情怀。我不必再殷勤问客是否知道寒梅的消息；书在父母的故乡出版，就好像自己已经回到了寒梅怒放的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