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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以农民的个人故事与乡村的普遍现状，勾连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了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农人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 。
当农民不再代表阶层与社会地位，而是代表以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态度。台湾作为世界发达的农业地区之一，他们在青山绿水间完成现代化市场所需的一切，从容而殷实。□张立宪
2011年，我随大陆一个乡村建设的团体，到台湾考察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状况。在台湾，听到的最频繁的词语是“在地”，不管是坐在书桌后的知识分子，还是站在田头的老农，都很自然地使用这个词语。所谓“在地”，也许有某种政治意味，但更多地指“在这里”，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自然，它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
当台东池上乡的老农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米给我们讲解他的米是怎样种植、除草、生长和呵护时，他的自豪，他对他那片土地的关切和热爱，从他的衣服、动作和一丝丝眼神里面漫溢出来。那些坐在集市上卖菜的农民，那些在村头开会的农民，沉着、自信，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认命、沉默的气质，他们在大地上耐心耕种，同时，又认真讨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生活，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开拓出空间。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在台江海尾村，接待我们的人先带我们去村里的朝皇宫，那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大的庙，主神是“大道公”。他带领我们给“大道公”行个礼，说：“大道公啊，今天从大陆来了一批客人。希望你能保佑他们，让他们健康，行程顺利。”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村里的老农在庙门口给我们表演他们祭典时的节目。其中一位老人，行动已经有点迟缓，他温柔缓慢地跳着，表情甜蜜，好像在向“大道公”展示着他的情感和爱。庙里有学电脑的、聊天的，各行其是，一名精神似乎看起来有问题的青年一直在庙里跑来跑去，神情激动、兴奋，但他们都很安稳，这是他们的家，是自古以来的公共精神空间和生活场所。
“在地”，包含着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再转换。这一文化方式的恢复也是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我们的情感、道德、交往方式和世界观的合理性，这一过程，既有发掘、拓展，也有审视、加强、清除。
在台中一个农机维修的课程里，我遇到一位高大时尚的年轻人，他一直认真倾听，询问非常具体的问题，但他的样子实在不像我们心中的农民。课后那个年轻人给我讲，他是一名“新农”，厌倦了城市生活，回到农村租了十几亩地，真正以种地为生。
在美浓，我们访问了音乐家林生祥先生，我在北京曾听过他的音乐会，非常喜欢他的现代民谣式旋律和温柔质朴的歌声。林生祥平时就住在美浓。他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返乡青年”，他就是美浓的一分子。最初的他喜欢摇滚音乐、重金属，在一次美浓的庙会上，他被自己的乡亲轰下了台，这对他刺激非常大。他开始想，他和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片土地上有什么？他想起从小在丧礼上听到的哭歌、在庙会上看到的戏剧，那才是他们的生活啊。他走访一些音乐老人，重新拾起几乎失传的传统乐器——月琴，以美浓客家传统音乐作为自己音乐的根基，同时，也收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融合进自己的音乐之中，最终，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新民谣体。他越来越自由，感觉找到了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一定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很深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与这里的土地、气候，与每一处的细节都是自然应合的。我知道我用了什么元素，那就在我的血液里。”
林生祥拿着吉他，唱了一首新歌《母亲》—他的忠实搭档钟永丰为老母亲写的一首诗，他谱曲。他闭着眼睛，轻拨慢唱，歌声悠长，仿佛在温柔地向这片大地，向自己的母亲倾诉心中的爱。
美浓是自在的。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建筑大型水库，他们爱他们的家，爱美浓的天空和大地。
我喜欢台湾的那份安静和内在的生机勃勃，喜欢他们做事的诚恳和对生活的认知。在乡村，有空寂、萧条，有迁移、衰败，也有矛盾、博弈，但同时，似乎还有新的力量在诞生，在成长。生活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参与，并且，也有渠道参与到一种建构中，这让人激动、兴奋。
这些忙碌的农民经常开会，他们要讨论争取市里的补贴，讨论怎么样使用农药、集约化耕作、寻找市场，讨论如何和资本做斗争，等等。他们对自己的话语权利非常坚持，他们不认命，他们要抗争。当那些政治家、大商人或某些机构试图盘算他们时，他们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寻找出路。因为，生活是自己的，他们有权利使自己的生活更好。
在台南，当地的农民给我们讲，他们有自己的环境纠察队，由妇女、学童、退休老人组成，定期沿着河道检查各地的入水口。一旦发现有化学污染或其他污染，就竖下牌子，追踪溯源，找到哪一家工厂，哪一间手工作坊。这些行动，没有任何费用，都是自主自愿。为什么？因为这河流是你自己的！你不管它，谁来管它？
绿妖所考察的农民，有普通保守的老农，有年轻先进的新农，也有那些有野心的家长式农民，不管他们的性格如何，土地多少，也不管清贫还是富有，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即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他们把握自己所拥有的空间和渠道，不断地开拓、争取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有机会去开拓并创造一个可能的、更开放的公共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台湾当局所扮演的是“长期陪伴”的角色，和农民是相互成长、相互修正的伙伴。绿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她提到台湾“休闲农业”的十年、五次法规修正，“该政策并非推出时就臻于完美，而是跟随民间社会不断修正，以更贴近社会真正需要。”
他们都有一颗“在地”之心，愿意充分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并从中找到生存的经济来源和幸福来源。这一“在地”之心在乡村，常常意味着重新发掘乡村所本来拥有的无穷的资源，使它既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的可能，同时，也成为重新恢复乡村的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契机。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或许这一“在地”之心，恰恰是一个生活群体建构自我的方式。
当农民不再代表阶层与社会地位，而是代表以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态度。台湾作为世界发达的农业地区之一，他们在青山绿水间完成现代化市场所需的一切，从容而殷实。□张立宪
2011年，我随大陆一个乡村建设的团体，到台湾考察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状况。在台湾，听到的最频繁的词语是“在地”，不管是坐在书桌后的知识分子，还是站在田头的老农，都很自然地使用这个词语。所谓“在地”，也许有某种政治意味，但更多地指“在这里”，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自然，它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
当台东池上乡的老农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米给我们讲解他的米是怎样种植、除草、生长和呵护时，他的自豪，他对他那片土地的关切和热爱，从他的衣服、动作和一丝丝眼神里面漫溢出来。那些坐在集市上卖菜的农民，那些在村头开会的农民，沉着、自信，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认命、沉默的气质，他们在大地上耐心耕种，同时，又认真讨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生活，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开拓出空间。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在台江海尾村，接待我们的人先带我们去村里的朝皇宫，那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大的庙，主神是“大道公”。他带领我们给“大道公”行个礼，说：“大道公啊，今天从大陆来了一批客人。希望你能保佑他们，让他们健康，行程顺利。”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村里的老农在庙门口给我们表演他们祭典时的节目。其中一位老人，行动已经有点迟缓，他温柔缓慢地跳着，表情甜蜜，好像在向“大道公”展示着他的情感和爱。庙里有学电脑的、聊天的，各行其是，一名精神似乎看起来有问题的青年一直在庙里跑来跑去，神情激动、兴奋，但他们都很安稳，这是他们的家，是自古以来的公共精神空间和生活场所。
“在地”，包含着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再转换。这一文化方式的恢复也是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我们的情感、道德、交往方式和世界观的合理性，这一过程，既有发掘、拓展，也有审视、加强、清除。
在台中一个农机维修的课程里，我遇到一位高大时尚的年轻人，他一直认真倾听，询问非常具体的问题，但他的样子实在不像我们心中的农民。课后那个年轻人给我讲，他是一名“新农”，厌倦了城市生活，回到农村租了十几亩地，真正以种地为生。
在美浓，我们访问了音乐家林生祥先生，我在北京曾听过他的音乐会，非常喜欢他的现代民谣式旋律和温柔质朴的歌声。林生祥平时就住在美浓。他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返乡青年”，他就是美浓的一分子。最初的他喜欢摇滚音乐、重金属，在一次美浓的庙会上，他被自己的乡亲轰下了台，这对他刺激非常大。他开始想，他和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片土地上有什么？他想起从小在丧礼上听到的哭歌、在庙会上看到的戏剧，那才是他们的生活啊。他走访一些音乐老人，重新拾起几乎失传的传统乐器——月琴，以美浓客家传统音乐作为自己音乐的根基，同时，也收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融合进自己的音乐之中，最终，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新民谣体。他越来越自由，感觉找到了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一定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很深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与这里的土地、气候，与每一处的细节都是自然应合的。我知道我用了什么元素，那就在我的血液里。”
林生祥拿着吉他，唱了一首新歌《母亲》—他的忠实搭档钟永丰为老母亲写的一首诗，他谱曲。他闭着眼睛，轻拨慢唱，歌声悠长，仿佛在温柔地向这片大地，向自己的母亲倾诉心中的爱。
美浓是自在的。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建筑大型水库，他们爱他们的家，爱美浓的天空和大地。
我喜欢台湾的那份安静和内在的生机勃勃，喜欢他们做事的诚恳和对生活的认知。在乡村，有空寂、萧条，有迁移、衰败，也有矛盾、博弈，但同时，似乎还有新的力量在诞生，在成长。生活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参与，并且，也有渠道参与到一种建构中，这让人激动、兴奋。
这些忙碌的农民经常开会，他们要讨论争取市里的补贴，讨论怎么样使用农药、集约化耕作、寻找市场，讨论如何和资本做斗争，等等。他们对自己的话语权利非常坚持，他们不认命，他们要抗争。当那些政治家、大商人或某些机构试图盘算他们时，他们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寻找出路。因为，生活是自己的，他们有权利使自己的生活更好。
在台南，当地的农民给我们讲，他们有自己的环境纠察队，由妇女、学童、退休老人组成，定期沿着河道检查各地的入水口。一旦发现有化学污染或其他污染，就竖下牌子，追踪溯源，找到哪一家工厂，哪一间手工作坊。这些行动，没有任何费用，都是自主自愿。为什么？因为这河流是你自己的！你不管它，谁来管它？
绿妖所考察的农民，有普通保守的老农，有年轻先进的新农，也有那些有野心的家长式农民，不管他们的性格如何，土地多少，也不管清贫还是富有，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即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他们把握自己所拥有的空间和渠道，不断地开拓、争取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有机会去开拓并创造一个可能的、更开放的公共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台湾当局所扮演的是“长期陪伴”的角色，和农民是相互成长、相互修正的伙伴。绿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她提到台湾“休闲农业”的十年、五次法规修正，“该政策并非推出时就臻于完美，而是跟随民间社会不断修正，以更贴近社会真正需要。”
他们都有一颗“在地”之心，愿意充分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并从中找到生存的经济来源和幸福来源。这一“在地”之心在乡村，常常意味着重新发掘乡村所本来拥有的无穷的资源，使它既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的可能，同时，也成为重新恢复乡村的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契机。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或许这一“在地”之心，恰恰是一个生活群体建构自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