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幼儿园小班，那天去接他，老师让我们留一下。我心中忐忑：难道孩子惹祸了？送走其他家长，老师回来和我聊起来。原来因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长大后想做什么？”多數孩子都志存高远，给出的答案是科学家、工程师、大明星、大画家;唯独我家孩子志向不够“远大”——想做一名公交司机。听完老师的陈述，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老师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做家长的要学会引导孩子。我只好应诺，说一定帮孩子树立一项“鸿鹄之志”。
　　“做一名公交司机”，其实是孩子的真实想法。周末他喜欢让我陪着坐公交车遛弯儿，记站名。附近几路公交车他都坐过，最长的一路有近30个站名，他能按顺序准确无误地报出。他的“志向”也跟我“透露”过，倒没引起我的“焦虑”。如果孩子有天赋，做司机并不耽误他成为画家、科学家、作家，职业不是唯一的。我唯一担心的倒是无人驾驶将来若普及，司机没得可做。
　　问孩子长大后想做什么，不如问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正直的人”远比各种“大家”和“大师”重要。那些想做科学家、工程师的孩子，未必明白怎么回事，而是被“灌输”的结果。
　　如何为孩子选择“起跑线”，是多数家长的焦虑。我邻居家女主人是位全职妈妈，家里有俩孩子，都上小学。一到周末，她就忙着接送孩子上辅导班。那天碰见，我问她：“你家孩子报了不下十个班吧？”她摆摆手：“没有，没那么多。”接着屈指一数，她自己也大吃一惊——小的报了9个班，大的报了11个。谁都想“望子成龙”，但很少有人明白“望子成龙”的目的何在，是光宗耀祖的“面子”？是活得比自己强的“里子”？不过在当下，都化作了跟风攀比的忙碌的影子。
　　为了尽早给孩子选对“跑道”，一项名为“天赋基因检测”的项目火了，“一口唾液就能测出孩子的天赋和潜能”，虽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虽被媒体一再“戳穿”，但不少家长仍“宁可信其有”，花费几万、十几万就为测出自家孩子的“禀赋”，找出“天才”“神童”的基因。
　　而且，在某些人看来，神童不但可以被“测出”，还可以被“制造”。
　　家长们的焦虑和面子，是有传统的。回顾历史，“神童热”总会时不时地来一阵，甚至固化为文化里的一个因子。当年与恢复高考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对“少年班”的选拔。这些“神童”，映射出一个国家对人才的焦虑——“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寄托着多少国人希望和时代使命啊！几十年后，“神童”接受采访，似乎并不领情：“我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果青春可以重来，我决不会再选择读少年班。”
　　近年，“神童热”化作“状元热”，各省市区县的高考状元、单科状元，不仅是父母之骄子，也是各界热捧之对象。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红头文件印发——不得炒作状元。然而，越不让干，“魅力”越大，“状元热”仍每年来一阵。
　　其实，这些制造神童的操作方式，早被试验了上千年。对神童的“膜拜”由来已久，《史记》开篇便是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帝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这些神童于口耳中相传，与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具有与自然抗争的神秘能量。国家级神童，被视作“国瑞”，《三字经》里的刘晏就是这样的人物，8岁被唐玄宗授为秘书省太子正字（相当于国家文史馆的研究员）。古代还为制造神童设立了一套制度流程：尚未发明科举之前的汉代，“举孝廉”取士，专设童子科，衡量标准首选“孝悌”，并催生了孔融让梨、黄香温席等典型案例。隋唐开科取士，设童子科专取10岁以下神童，赐出身，给官做。宋代，制造神童的程序更为复杂，分上中下等。历史上，童子科到底取了多少神童？似乎没人做过统计，但神童做出的成绩，实在寥寥。反倒是望子成龙的父母们，为走捷径，弄虚作假的例子比比皆是。神童孔融长大后，除了搞些吊死问生的繁文缛节，无所建树;论文章，曹丕送他一语“理不胜辞”——辞藻华丽而说理不清，也算中肯。
　　制造神童是一种病，这种病只会让“伤仲永”一代代伤而复伤。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培养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而非制造神童、创造神话。
　　孤山夜雨荐自《今晚报》2019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