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7岁，开始上学了。父亲在县城上班，放假后，父亲叫我到他身边去使嘴跑腿。有一天，他带我上街，经过新华书店时，我跑了进去，看到一本《红岩》放在玻璃柜里，就对父亲说，我想买本《红岩》。
　　 父亲让卖书的阿姨拿出一看，定价一元两角，父亲有些吃惊：“太贵了！”父亲一月的工资四十六元，猪肉七角五分一斤。
　　 回到老家山上，母亲带我去供销社，称了十斤盐巴，还给我买了两支铅笔：一支一分钱，另一支两分钱，带橡皮擦。其间，我无意又跑到旁边一个铺子里，那里居然在收中药材。过秤的一个大叔认识我，我问他收的价格如何，他说，柴胡八分钱一斤，麻芋子五块钱一斤。我忽然精神一振，明白了！
　　 从那周星期天开始，我背着小背篼，手拿小锄头，在屋前坡地，屋后树林，甚至离人家很远的荒地嘴，深沟边，寻觅那一把绿伞下面，长在土里的圆圆的果子。麻芋子的根長得很深，果子挖起来还要保证完好无缺。柴胡很常见，根底浅，轻轻一挖就来了，一天挖一小背篼轻而易举。
　　 三个星期天之后，我背着一小背篼晒干的柴胡和麻芋子，兴冲冲地奔向供销社的中草药收购店。柴胡一称，七斤，五角六分。要称麻芋子了，没想到那个大叔却拿来一个小筛子，筛子的方孔足有成人的食指指甲盖那么大。他把我那袋麻芋子倒进筛子里，然后筛了几下，那些比方孔小的麻芋子哗哗地掉下去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都要哭了。大叔说，再筛几下就莫得了，给你称一下吧。我算了一下，一共卖了一元一角六分。要买一本《红岩》还差四分钱，这倒不是问题，我平时还存下了一些零钱。
　　 我把卖来的钱小心翼翼地装进我的内衣兜里。出了收购店，我仍然在埋怨那个可恶的筛子，我还想起了大人们所讲的那个广为流传的苏联逼我们中国还债的故事。
　　 放了假，我又去县城父亲那里。父亲给他曾经的战友写了一封信，贴好邮票，让我到外边街上把它投进邮筒里。我出了门，走到街上不远，就在红星旅馆旁边的墙上，找到了那个墨绿的邮筒。我完成了任务，又趁机去了一趟新华书店。
　　 我对卖书的阿姨说，我买一本《红岩》。
　　 阿姨说，一块二。
　　 我说买！
　　 阿姨又确认了一遍，才慢吞吞地弯腰从柜台里取书。
　　 等她把那本沉甸甸的书放在玻璃柜台上，我也才慢吞吞地从衣兜里掏出那些零钱，放在柜台上，再数了两遍，然后把钱推给她。
　　 阿姨把柜台上的角票、硬币刨成一堆，捧起来，数都没数，就随手丢进身后的抽屉里，然后“啪”的一声关上了。
　　 柜台上还放着印章印泥，阿姨拿起印章，蘸了蘸印泥，然后郑重地在书的扉页右下角盖了章。那时，如果没有盖红印章，就会被怀疑这书是偷来的。
　　 我兴高采烈地走出书店，也并不像往常那样把书夹在腋窝下，而是双手捧着，书面向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像一个凯旋的将军。
　　 回到家，父亲问我怎么这么久才回来？随即发现了我手中的书，又问，你哪来的钱买书啊？我把整个经过讲了，父亲脸上绽放出赞许的笑容。
　　 可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挖过柴胡和麻芋子。一是，的确卖不了几个钱，柴胡看着一大背篼，晒干了就轻飘飘的。二是，麻芋子不好挖，果子长在地下很深，稍不注意挖烂了就不收了。三是，麻芋子挖起来大如盘盂，一晒干就小如硬币，再加上中药铺的大筛子无情地旋转，把我太阳底下的劳动都浪费了。
　　责任编辑：蒋建伟
　　插图选自《红岩》连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