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毕飞宇约见在西子湖畔宝石山上的纯真年代书吧。穿着白衬衫的他刚一落座，我便隐隐感到了这位在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中频频出现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双料得主，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在无形中给人的威严感。然而聊了几句之后，这种威严感便在他幽默而认真的言语中被一点点消解。采访中，助理偶尔递过待接的电话，“不接”，他“任性”地回答，然后深吸了一口烟，满足地继续聊他的故事。整个采访就像一堂风趣的小说课，时间一如窗外西湖的湖水，缓缓流淌，消逝于起伏之间。
　　像只蛀虫那样去阅读
　　记：从四年前起，您每个学期都会开设一场关于小说的讲座，至今，已经讲解了八部名著。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事，并将这些讲稿汇编成《小说课》呢？
　　毕：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很强学术能力的老师，我再自信也不敢说那样的话。但我为什么还敢走到课堂中去，说到底就是希望把小说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拉近一些。我毕竟是个写小说的人，同学们有时候会更愿意听一个作家讲小说，因此我选择去开这样的讲座，做这样一本文学讲稿——《小说课》。
　　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审美能力。注重审美的孩子在审美趣味得到了巨大满足后，会变得更加热爱生活。我曾经看过一部法国的少儿文学作品，讲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知道自己的姨妈要来作客后，跟弟弟妹妹一起商量如何去捉弄姨妈的故事。他的姨妈是一个穿衣非常讲究的人，于是他们就打算在姨妈作客的路途中把她的衣服弄脏。这个故事写得好极了，第一是因为我们从这段文字中看出了一个孩子对生活盎然的趣味；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为了把姨妈衣服弄脏所呈现出的强悍想象力。所以我在看这段文字时，看得津津有味。等我把这段文字看完，我脑子里得出的结论是，为什么我们的少儿文学作品写不出这样的趣味？因为我们在书写类似片段时的重点可能会错放在他们如何在姨妈衣服脏了之后把姨妈衣服弄干净，然后得到妈妈和姨妈的夸赞这一过程。这种说教的意味和原本文字里体现的童趣完全不一样。
　　记：从读者角度出发，您觉得他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阅读小说？
　　毕：我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读者如何真正进入到小说中，我自己就特别愿意进入小说。如果小说是一个苹果，我不愿意只是像保洁员一样，一遍遍擦它，把它擦得锃亮，或者用水果刀将之削皮、劈成几瓣然后吃掉；我更愿意做一只蛀虫，进入苹果内部，没头没脑地到处乱钻，身体周边洋溢着果汁，从而让自己得到最多的果汁，最大的滋养。
　　记：有学生在阅读一些经典作品后只觉得这本书很好看，却读不到书中蕴含的深意。对此，您怎么看？
　　毕：这是作家写作年龄和读者阅读年龄之间存在差异所导致的。一个好的读者，最要紧的姿态是面对文本，相信自己。好的作品，经典的文学作品，值得全人类花费全部的生命时间去读。随着读者逐渐成长，他们每读一遍，就会对作品生出不同的感受，也许等他们到了作者这个年纪，就能建立起有效的对话关系。屈原、曹雪芹、蒲松龄、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就是值得读一辈子的。
　　记：您怎么看待阅读和写作的关系？
　　毕：写作是阅读的儿子，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多读。读到一定程度，写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写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少读或不读的情况下还能把东西写好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不要迷信传说，不要迷信那种所谓的天才，不读书是没法把东西写好的。
　　记：您在苏北农村长大，可在您的作品中却看不到属于农村的“乡土气”，这是什么缘故？
　　毕：我不太相信今天的作家还会对土地有多强烈的感情，因为我们的生活跟土地的关系已经不再那么紧密了。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土地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几乎没有位置。即使受到批评，我也必须这样说。我不反对别人对土地抒发情感，但是我不会那么做，原因很简单，我对土地没有情感。
　　记：这和您的童年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吗？
　　毕：我出生在一个叫“杨家庄”的地方。5岁时，做乡村教师工作的父母因工作调动来到另一地方，我生活的村子由此变成了“陆王村”。11岁时，我又来到了“中堡镇”。后因父亲被打成“右派”，有段时间我们一家还居无定所。所以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样的漂泊中度过。可能是我的身世太特殊，很害怕回到那些村子。那些乡村不是我的，但我又在那儿长大，有些怯，所以尽量不回去。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我能写这么多东西，需要归功于我的父亲母亲，是他们给了我这些特殊的经历。
　　记：您认为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小说家？
　　毕：一个拥有虚构能力的人。写小说有点像做梦，它能和梦一样重构、还原现实，同时又有理性的成分参与其中。
　　记：怎样才能拥有写作的能力？
　　毕：如果你有了一个什么题材，那么就把它试着写下来，修改，然后放着。等再有新的题材故事时，再写，再修改，直到拥有了虚构的能力。一個人，也许要写20万字，甚至写80万字，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小说。对于文学创作的初学者来说，要把自己起跳的踏板找好，把那些最优秀的小说家的作品读好，研究好，不能以简单逻辑定义自己，要有创造性，才能跳得远。
　　记：那您看小说评论家对您的评论吗？您是怎样看待这些评论的？
　　毕：有些评论家说他们写的东西，作家是不看的，但我是看的。有一次看到评论家给我写的评论后，我很生气。按理说那时我刚拿鲁迅文学奖，就像一小伙子刚当新郎官，认识的人总得向我说几句祝贺的话。结果祝贺的话他只说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都是对我作品的批评。不过友谊的升华靠的是批评，因为在批评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本质，而不是一点私交，那东西是靠不住的。所以这种批评，我经得起。
　　记：您觉得对于学生来说，什么样的上课状态是比较好的？
　　毕：假设今天上午有两节课，一节课是作家的，一节课是文学教授的。如果我是学生，你让我做一万次选择，我都会选择文学教授的课。因为教授的课是基础课，这些课不是用来玩的，它是几十年几百年的教育积淀下来后形成的一个体系。那我什么时候会选择作家的课呢？没课的时候，或者晚自习的时候。为什么呢？教授的课是基础，作家的课是点缀。如果只贪图自己上课的快乐，而不关注基础，这样的学生是没出息的。
　　有些书是必须得读的，有些课是必须得上的，有些事是必须硬着头皮“啃”下来的，然后再去根据爱好学习其他内容，只有这样，你才是个合格的毕业生。总是去看戏、去看小品，去哈哈一笑，这是没用的。即便我在课上眉飞色舞，但我在任何地方都会说，同学们首先要把文学教授们的课上好，然后才能上毕飞宇的小说课。
　　记：您觉得中学生应该怎样安排写作的时间呢？
　　毕：中学生如果仅在周末的一点时间练习写作，这种效果未必好。我的建议还是要多读。至于推荐书，我觉得每个老师都有推荐书的能力，同学们要和老师做好沟通，老师的指导永远是好的。我从我儿子读小学一年级那天起就告诫他，要跟老师沟通好，要听老师的话，不要听爸爸的，即使是文学上的建议。因为老师能站在那个讲台上，一定有他的道理，永远不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站在讲台上。所以，老师一定是比你强的，要学会跟老师沟通，在老师的建议下你是会有进步的。
　　记：如果让您给中学生们推荐一本书，你会选哪本？
　　毕：我会推荐一本我在其他场合也推荐过的书——加缪的《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