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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19岁，开始了教学生涯。虽然是学特教的，对未来本应有艰苦的预期，但在真正接触学生之前，我仍然怀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那一天，我为第一节课准备了一肚子慷慨激昂的话，自信而激动地走进了教室，可是，还来不及微笑，更来不及说什么，我就被眼前的景象弄得不知所措。
他们是一年级新入学的17名听力障碍学生。17个学生，许多人会觉得少得可怜，可在聋人教育的班额范围里，这已经是超编了。那时，助听设备还没普及，孩子们还完全生活在无声世界里。他们懵懂无知、随意任性、倔强蛮横地孤独了六、七年，第一天来到陌生的学校，踢桌子，满地跑，挠老师，躺在地上打滚，死死拽着家长不撒手……当我伸手去抱时，他们挥着小拳头打过来，挣开父母的手朝我又踢又踹。一个早晨的时间，17个孩子的教室就像市场一样吵闹混乱。我哄住一个，旁边另几个又闹起来。每叫一个孩子，都不是光喊他们的名字这么简单，因为他听不到，所以要直接走到他跟前，用最亲切的表情，最简单的手势，说出想说的话。好不容易把家长和孩子们都安顿好，能让他们暂时坐在椅子上时，我却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些孩子除了有听力障碍，有的还伴随智力障碍、注意力障碍、情绪障碍等。我说话，他们听不见；我写字，他们看不懂；我打手语，他们也不明白。他们甚至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他将要在这里做什么。他们的固执与任性，包括一无所知，都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原来，念书期间的见习，接触的都是被老师教导好的聋孩子，可以直接交流和上课。而真正面对自己的学生时，却是如此一番失控的场面。那一天，我有着太多的委屈和无奈。晚上，我静静反思，是不是对这份工作抱有太高的期望了？是不是自己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以至不能应付自如？沉思中，我甚至生出隐隐的恐惧。
开学第一周，孩子们无法配合教学，所有计划停滞下来。每天下班后，我都暗暗告诉自己，万事开头难，一定要坚持住。当我和孩子们终于能正常上课，能开怀地做游戏时，我知道，我们终于彼此接纳了，虽然这种接纳也是那样充满艰辛。就像a、o 、e这样简单的内容，我也要借助小镜子、压舌板、纽扣、纸条等物品，才能帮助他们学会正确发音。
犹记得，为教声母“h”的发音，我准备了两大杯水，先蹲在地上，喝一口含在嘴里，然后仰起头，发出“h”音时，要让学生看到水在喉咙里冒泡泡的状态。好不容易给每个学生分别示范一次后，我的肚子已灌满了水；但一遍两遍又怎能学会呢？在反复演示、纠正，蹲下，喝水，站起，再蹲下的循环中，我腿麻了，头晕了。但如此艰辛的反复，我只能坚持。终于有一天，当一个孩子举着水杯，费力地对着我轻轻发出一声“h”时，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那一刻，我体会到的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那些从出生就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那些对周围世界一无所知的孩子，我教他们摸声带，按鼻翼，感受声音的震动；教他们用手背或纸条，观察发音时的气流；用小勺子，压舌板帮他们找到正确的发音部位；我蹲下身，让他们十次二十次甚至数十次地看我的口形，体会发音要领；我教他们从风雨雷电的声音听起，让他们熟悉并认识电话声、敲门声、妈妈和老师的呼唤声等等，当他们终于能发出声音，能叫“爸爸妈妈”，能问候我“老师好”时，这一声声不算清晰的话语，这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让我满足又窃喜。我不在乎那些无法计算的心血和汗水，而是突然领悟：这如此艰难的开始，是多么弥足珍贵的起步！这些小小的聋孩子，他们在等着我成长，等着我强大，等着我张开羽翼去保护和支撑他们。而我，怎么能退缩和畏惧、怎么能质疑对职业的选择？
有一天早晨，我在一间教室里，摸了摸一个新来的调皮男孩的头，笑着看他散乱了一桌子的积木。他转头看了我一眼，伸出手搂着我的胳膊并慢慢把头靠了上来。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靠在我身上。我低头看了看他瘦小的身子，眼里忽然涌出了泪水。一个被命运无情剥夺了听力，又被父母遗弃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的孩子，本来是那么顽皮好动，为什么会在我身边突然地静下来？他那一刻的静，还有那将我当成依靠的瞬间，让我心疼。我知道，他只是想在我身上体会一种久违了的妈妈的味道。或许我无法弥补他小小心灵受到的伤害，但每天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点妈妈的爱，我想我能做到。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听宿管阿姨讲，他夜里等阿姨和别的孩子都睡着时，偷偷爬起来，打开别的小朋友的柜子拿东西吃。因为睡前摘掉了助听器，他想不到也听不到在寂静的深夜嚼吃虾片会发出很明显的声音，并被阿姨发现。第二天，当我听到此事时，内心涌起深深的自责。别的住宿孩子都会有家长带小食品来，我却粗心地忽略了他。第二天中午，我拉着他的手，到超市买了两大袋食品，告诉他要与另一个父母是聋人的小朋友分享，然后再三叮嘱他，无论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找王老师，绝不能再拿别人的东西。自此以后，这个孩子就成了我的牵挂。只要有时间，我就给他买比萨，带他吃饺子、尝烤肉，买些学具玩具，还让女儿和他成了好朋友。
看着他渐渐长高长大，我心里有无限的欣喜。听着他与我们清晰而顺畅地交流，我与他奶奶几次协商，希望她将孩子送去普通小学就读。毕业时，奶奶来接他，坐在我的办公室不肯走，说是特意带了两百块钱，一定要请我吃顿饭。我回绝了奶奶的好意，却失去了将这祖孙俩送到校门口的勇气。看着他们一老一小离开我的视线，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所幸孩子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络。周末，我会接到他清晨的问候；考试后，会听到他焦急地汇报成绩；节日里，他在电话里雀跃地喊：王老师，奶奶杀猪了，你领姐姐来我家吃肉吧。这就是孩子给我的爱，也就是这些听起来有些稚嫩的声音，让我体会到一种别样的收获与幸福，让我更加无怨无悔地坚守在特殊教育的战线上。
有时候，家长指着我说：孩子的事我不管，这已经是她的姑娘了，一切都由她做主。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深深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嘱托，也是一份信任与交付。我们肩上担负的不只是一个残疾孩子的命运，也是一对对父母的殷殷期望，更关系着一个个家庭的生存质量。面对这些，我们岂敢懈怠，又怎能不竭尽全力？
面对这些聋孩子，我们有很多种身份。有时，我们像父母，第一时间明白孩子们的需要；有时，我们是朋友，在他们受嘲讽和冷落的时候，默默地与他们并肩站立，接受风雨；有时，我们是师长，一个音一个词地教他们开口说话，让他们像健听孩子一样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有时，我们是法官，在他们与家人发生冲突时，我们把爱融入在一串串的手语里，为他们化解大大小小的矛盾；有时，我们更是心灵的导师，让自己蹲下身来，读懂他们的眼神和愿望，倾听他们的心声和渴求，看透他们心底脆弱的呼喊和挣扎，了解他们成长道路上的迷茫和彷徨。我们要用一双手，一颗心，让这些不幸的孩子真正缩短与健听儿童的距离，不仅仅在语言上，还在心理上。我们有那么多的身份，而每一重身份，都是以爱的名义，为这群孩子铺一条通往有声世界的路！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学生，只有用真心，用真爱，才能做好教育。我常想，其实要感谢教师的职业，给了我们一杆标尺，让我们时刻去丈量自己的内心；感谢学生，给了我们一面自省的镜子，让我们处处规范和检验自己的言行。感谢这些残疾的孩子们，让我们思考并懂得人生一定会有遗憾，在无法完美的现实中，学会珍爱生命、珍惜身体、珍视家人！
十六年的经历，伴着汗水，渗着辛酸，更多的是收获与成长，是体味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幸福。在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深深体会到，教育是最不能有功利之心的，尤其作为一名特教人，只有守住朴素的灵魂，才能在寂寞和清贫中走出丰实的人生。
（作者单位：长春市特殊教育学校 吉林长春 262300）
责任编辑 余志权
他们是一年级新入学的17名听力障碍学生。17个学生，许多人会觉得少得可怜，可在聋人教育的班额范围里，这已经是超编了。那时，助听设备还没普及，孩子们还完全生活在无声世界里。他们懵懂无知、随意任性、倔强蛮横地孤独了六、七年，第一天来到陌生的学校，踢桌子，满地跑，挠老师，躺在地上打滚，死死拽着家长不撒手……当我伸手去抱时，他们挥着小拳头打过来，挣开父母的手朝我又踢又踹。一个早晨的时间，17个孩子的教室就像市场一样吵闹混乱。我哄住一个，旁边另几个又闹起来。每叫一个孩子，都不是光喊他们的名字这么简单，因为他听不到，所以要直接走到他跟前，用最亲切的表情，最简单的手势，说出想说的话。好不容易把家长和孩子们都安顿好，能让他们暂时坐在椅子上时，我却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些孩子除了有听力障碍，有的还伴随智力障碍、注意力障碍、情绪障碍等。我说话，他们听不见；我写字，他们看不懂；我打手语，他们也不明白。他们甚至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他将要在这里做什么。他们的固执与任性，包括一无所知，都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原来，念书期间的见习，接触的都是被老师教导好的聋孩子，可以直接交流和上课。而真正面对自己的学生时，却是如此一番失控的场面。那一天，我有着太多的委屈和无奈。晚上，我静静反思，是不是对这份工作抱有太高的期望了？是不是自己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以至不能应付自如？沉思中，我甚至生出隐隐的恐惧。
开学第一周，孩子们无法配合教学，所有计划停滞下来。每天下班后，我都暗暗告诉自己，万事开头难，一定要坚持住。当我和孩子们终于能正常上课，能开怀地做游戏时，我知道，我们终于彼此接纳了，虽然这种接纳也是那样充满艰辛。就像a、o 、e这样简单的内容，我也要借助小镜子、压舌板、纽扣、纸条等物品，才能帮助他们学会正确发音。
犹记得，为教声母“h”的发音，我准备了两大杯水，先蹲在地上，喝一口含在嘴里，然后仰起头，发出“h”音时，要让学生看到水在喉咙里冒泡泡的状态。好不容易给每个学生分别示范一次后，我的肚子已灌满了水；但一遍两遍又怎能学会呢？在反复演示、纠正，蹲下，喝水，站起，再蹲下的循环中，我腿麻了，头晕了。但如此艰辛的反复，我只能坚持。终于有一天，当一个孩子举着水杯，费力地对着我轻轻发出一声“h”时，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那一刻，我体会到的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那些从出生就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那些对周围世界一无所知的孩子，我教他们摸声带，按鼻翼，感受声音的震动；教他们用手背或纸条，观察发音时的气流；用小勺子，压舌板帮他们找到正确的发音部位；我蹲下身，让他们十次二十次甚至数十次地看我的口形，体会发音要领；我教他们从风雨雷电的声音听起，让他们熟悉并认识电话声、敲门声、妈妈和老师的呼唤声等等，当他们终于能发出声音，能叫“爸爸妈妈”，能问候我“老师好”时，这一声声不算清晰的话语，这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让我满足又窃喜。我不在乎那些无法计算的心血和汗水，而是突然领悟：这如此艰难的开始，是多么弥足珍贵的起步！这些小小的聋孩子，他们在等着我成长，等着我强大，等着我张开羽翼去保护和支撑他们。而我，怎么能退缩和畏惧、怎么能质疑对职业的选择？
有一天早晨，我在一间教室里，摸了摸一个新来的调皮男孩的头，笑着看他散乱了一桌子的积木。他转头看了我一眼，伸出手搂着我的胳膊并慢慢把头靠了上来。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靠在我身上。我低头看了看他瘦小的身子，眼里忽然涌出了泪水。一个被命运无情剥夺了听力，又被父母遗弃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的孩子，本来是那么顽皮好动，为什么会在我身边突然地静下来？他那一刻的静，还有那将我当成依靠的瞬间，让我心疼。我知道，他只是想在我身上体会一种久违了的妈妈的味道。或许我无法弥补他小小心灵受到的伤害，但每天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点妈妈的爱，我想我能做到。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听宿管阿姨讲，他夜里等阿姨和别的孩子都睡着时，偷偷爬起来，打开别的小朋友的柜子拿东西吃。因为睡前摘掉了助听器，他想不到也听不到在寂静的深夜嚼吃虾片会发出很明显的声音，并被阿姨发现。第二天，当我听到此事时，内心涌起深深的自责。别的住宿孩子都会有家长带小食品来，我却粗心地忽略了他。第二天中午，我拉着他的手，到超市买了两大袋食品，告诉他要与另一个父母是聋人的小朋友分享，然后再三叮嘱他，无论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找王老师，绝不能再拿别人的东西。自此以后，这个孩子就成了我的牵挂。只要有时间，我就给他买比萨，带他吃饺子、尝烤肉，买些学具玩具，还让女儿和他成了好朋友。
看着他渐渐长高长大，我心里有无限的欣喜。听着他与我们清晰而顺畅地交流，我与他奶奶几次协商，希望她将孩子送去普通小学就读。毕业时，奶奶来接他，坐在我的办公室不肯走，说是特意带了两百块钱，一定要请我吃顿饭。我回绝了奶奶的好意，却失去了将这祖孙俩送到校门口的勇气。看着他们一老一小离开我的视线，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所幸孩子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络。周末，我会接到他清晨的问候；考试后，会听到他焦急地汇报成绩；节日里，他在电话里雀跃地喊：王老师，奶奶杀猪了，你领姐姐来我家吃肉吧。这就是孩子给我的爱，也就是这些听起来有些稚嫩的声音，让我体会到一种别样的收获与幸福，让我更加无怨无悔地坚守在特殊教育的战线上。
有时候，家长指着我说：孩子的事我不管，这已经是她的姑娘了，一切都由她做主。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深深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嘱托，也是一份信任与交付。我们肩上担负的不只是一个残疾孩子的命运，也是一对对父母的殷殷期望，更关系着一个个家庭的生存质量。面对这些，我们岂敢懈怠，又怎能不竭尽全力？
面对这些聋孩子，我们有很多种身份。有时，我们像父母，第一时间明白孩子们的需要；有时，我们是朋友，在他们受嘲讽和冷落的时候，默默地与他们并肩站立，接受风雨；有时，我们是师长，一个音一个词地教他们开口说话，让他们像健听孩子一样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有时，我们是法官，在他们与家人发生冲突时，我们把爱融入在一串串的手语里，为他们化解大大小小的矛盾；有时，我们更是心灵的导师，让自己蹲下身来，读懂他们的眼神和愿望，倾听他们的心声和渴求，看透他们心底脆弱的呼喊和挣扎，了解他们成长道路上的迷茫和彷徨。我们要用一双手，一颗心，让这些不幸的孩子真正缩短与健听儿童的距离，不仅仅在语言上，还在心理上。我们有那么多的身份，而每一重身份，都是以爱的名义，为这群孩子铺一条通往有声世界的路！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学生，只有用真心，用真爱，才能做好教育。我常想，其实要感谢教师的职业，给了我们一杆标尺，让我们时刻去丈量自己的内心；感谢学生，给了我们一面自省的镜子，让我们处处规范和检验自己的言行。感谢这些残疾的孩子们，让我们思考并懂得人生一定会有遗憾，在无法完美的现实中，学会珍爱生命、珍惜身体、珍视家人！
十六年的经历，伴着汗水，渗着辛酸，更多的是收获与成长，是体味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幸福。在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深深体会到，教育是最不能有功利之心的，尤其作为一名特教人，只有守住朴素的灵魂，才能在寂寞和清贫中走出丰实的人生。
（作者单位：长春市特殊教育学校 吉林长春 262300）
责任编辑 余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