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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题材创作不够繁荣，首先应该归结为作家对工厂生活、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缺乏感性了解和理性认识。
中国是农业大国，拥有庞大的农业人口，中国现在的城市居民，有相当一部分出身于乡村，即使在城市土生土长的，往前追溯两代、三代，也大部分出身乡土。中国作家的出身也大致如此。工业文明晚于农业文明到来，中国作家对农业文明、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理解更深刻、更有话可说，这些都是工业题材创作在数量上不够多、在内涵上不够深刻的重要理由。
活跃在文坛上的当代中国作家，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大部分是知青，回城以后少数可能有短暂的工厂经历，更多的时间是在高校、文联、作协等文化部门，总体而言，工厂生活、尤其当下的工厂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更是如此，这些作家大部分可能连工厂的大门都没进去过，从中学校园到大学校园，毕业以后大部分也是在文联、作协、高校、机关供职。现代企业制度、兼并重组、资产置换、股份制、老工业基地改造，这些当前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可能仅仅停留在报纸和文件上，少有切身体会。这样一个作家群体，让他们去写工厂，创作出有深度的关于工业文明的作品，有难度。
工业文明是与城市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放眼当前国内的文学创作，包括国家级的文学大奖，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获奖作品，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反映乡土社会的。工业题材创作只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对工业文明、对城市文明的把握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工业题材创作的缺失，除了作家对工厂的不够了解、缺乏生活积淀，也跟工业题材的难以把握有关。
站在十几米高、百多米长的盾构机前，工人们渺小得像一枚枚螺丝钉。工厂里有什么？机器、轰鸣、旋转的车床、飞溅的钢花……跟乡村的田间小路、袅袅炊烟相比，工厂冰冷、单调，没有四季变化可以让作家施展生花妙笔，没有传统乡村的伦理冲突可以让作家去施展手脚。作家们熟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了工厂，变成了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机器跟自然不同，自然先于人而存在，或者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机器是人创造、生产出来的，反过来，在工厂里，人好像也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人生产机器，再和机器一起生产新的机器。工厂里的工人，不可能像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机器24小时不停地运转，操持机器的工人只能随着机器24小时工作，两班倒或者三班倒，有些工人长年夜间工作白天休息。农民靠天吃饭，旱还是涝，对他们一年的收成至关重要。工人关心订单。没有订单，人和机器一样只能闲置。土地闲置一年可能休养生息，机器闲置了会生锈。农民顶天立地，头顶蓝天白云，脚踏生机盎然的泥土。工人的头顶上是车间遮风蔽雨的顶棚，脚下是坚硬的水泥、耐火砖。产业工人的思索和关注点，跟命运系于土地的农民的思想波动、精神焦虑肯定不会一样。中外作家、艺术家对农业文明的思考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可以借鉴，对工业文明的探索时间尚短，少有前车之鉴，这是客观事实。
看过电影《摩登时代》的人，对卓别林拧螺丝的动作一定印象深刻。人在机器面前既渺小又无奈。人与机器之间是一对既和谐又冲突的矛盾体。怎样艺术地表达这种矛盾，表现人在现代社会、在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机器面前的喜怒哀乐、精神困惑，不但需要有对工厂生活的表象了解，更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要有对人类文明、工业文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高远目光。我们的作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能力？有了这样的思想能力，能不能找到适合于文学的表达方式？这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对工业文明的思索、研判，表达出工业文明中人的精神风貌而不是皮毛，是摆在当代作家、艺术家面前的一个艰巨课题。
舆论的引导和政策倾斜非常重要。社会在发展，作家的思想观念、艺术观念发生了变化。像老作家草明那样自觉走进工厂、自觉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书写工人、工厂命运为己任的作家，值得我们尊重。但今天的作家、艺术家还面临着市场的诱惑，还要跨跃出版门坎。作家去写电视剧本赚钱，出版社对工业题材作品的出版不热心，这都是客观现实。读者爱看，印数、收视率高，获得奖励，都能成为作家、艺术家的动力。在当前的形势下，在各级权威评奖中政策倾斜，在重点作品扶持方面政策倾斜，在出版方面政策倾斜，当是能够产生促进作用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有了正确的导向和政策，还要加大对有潜力的作家、艺术家的培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草明在鞍钢工作期间，长期坚持为工人作者办创作班，为鞍山培养出了一批骨干作者，写出《沸腾的群山》的李云德就曾经是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历史不可简单复制，但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目前活跃在工厂企业的业余作者还有多少？有必要做一个统计调查，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创作条件，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艺术上已经相对成熟的作家，应该结合他们个人的意愿，有选择地把他们派到工厂企业中去体验生活。过去我们一说体验生活就是去农村，以为我们的作家生活在城市，对城市生活已经熟悉了。其实看看我们的文学作品就知道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对城市生活的了解，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不够。热火朝天的城市改造变迁、波澜壮阔的股市狂潮、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发展等等，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还很少能够看到，不是我们的作家不想写，是我们不懂，或者懂得很少，写不了。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分工越来越细，作家、艺术家只有对某个生活领域有了深刻的了解，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最简单的常识。不了解今天的工厂，怎么可能写出让读者满意的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不能深入城市生活的某个领域，怎么可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社会主义新农村值得我们写，与现代城市文明紧密相联的工厂企业、都市里弄也值得我们去写。发挥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充分发掘他们的创作潜力，需要有关部门下力气研究、做切实可行的组织工作。
抓工业题材创作，不能急功近利。要尊重艺术规律，扎扎实实，志存高远。作品获奖只是评价标准之一，发行量和收视率也只是标准之一。文艺作品是否有生命力，除了获奖和发行量、收视率，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时间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当代文学史上一些能够提上一笔的工业题材作品，现在回头看，除了专门的研究人员和学习文学史的中文系学生，仍旧能够进入普通读者视野的已经不多。就像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要经过几代读者的选择。
艺术地再现而不是简单的政策图解，是文艺作品保持长远生命力的不二法门。派一个作家去工厂，两个月可能写出一篇及时反映现实的报告文学，但非常可能，一个作家在工厂呆了一辈子，只写了一本书，甚至过去我们有的作家深入工厂一辈子，竟然一本书都没写出来。这也很正常。文艺创作有自己的规律，“一刀切”行不通，“大跃进”也行不通。突击出来的作品注定了是短命的。
文艺创作是金字塔。全唐诗多少首？今天仍能传诵的，几百首而已。工业题材创作想有质的飞跃，首先要有量的积累，这是我们文学界应该达成的共识。
中国是农业大国，拥有庞大的农业人口，中国现在的城市居民，有相当一部分出身于乡村，即使在城市土生土长的，往前追溯两代、三代，也大部分出身乡土。中国作家的出身也大致如此。工业文明晚于农业文明到来，中国作家对农业文明、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理解更深刻、更有话可说，这些都是工业题材创作在数量上不够多、在内涵上不够深刻的重要理由。
活跃在文坛上的当代中国作家，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大部分是知青，回城以后少数可能有短暂的工厂经历，更多的时间是在高校、文联、作协等文化部门，总体而言，工厂生活、尤其当下的工厂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更是如此，这些作家大部分可能连工厂的大门都没进去过，从中学校园到大学校园，毕业以后大部分也是在文联、作协、高校、机关供职。现代企业制度、兼并重组、资产置换、股份制、老工业基地改造，这些当前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可能仅仅停留在报纸和文件上，少有切身体会。这样一个作家群体，让他们去写工厂，创作出有深度的关于工业文明的作品，有难度。
工业文明是与城市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放眼当前国内的文学创作，包括国家级的文学大奖，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获奖作品，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反映乡土社会的。工业题材创作只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对工业文明、对城市文明的把握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工业题材创作的缺失，除了作家对工厂的不够了解、缺乏生活积淀，也跟工业题材的难以把握有关。
站在十几米高、百多米长的盾构机前，工人们渺小得像一枚枚螺丝钉。工厂里有什么？机器、轰鸣、旋转的车床、飞溅的钢花……跟乡村的田间小路、袅袅炊烟相比，工厂冰冷、单调，没有四季变化可以让作家施展生花妙笔，没有传统乡村的伦理冲突可以让作家去施展手脚。作家们熟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了工厂，变成了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机器跟自然不同，自然先于人而存在，或者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机器是人创造、生产出来的，反过来，在工厂里，人好像也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人生产机器，再和机器一起生产新的机器。工厂里的工人，不可能像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机器24小时不停地运转，操持机器的工人只能随着机器24小时工作，两班倒或者三班倒，有些工人长年夜间工作白天休息。农民靠天吃饭，旱还是涝，对他们一年的收成至关重要。工人关心订单。没有订单，人和机器一样只能闲置。土地闲置一年可能休养生息，机器闲置了会生锈。农民顶天立地，头顶蓝天白云，脚踏生机盎然的泥土。工人的头顶上是车间遮风蔽雨的顶棚，脚下是坚硬的水泥、耐火砖。产业工人的思索和关注点，跟命运系于土地的农民的思想波动、精神焦虑肯定不会一样。中外作家、艺术家对农业文明的思考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可以借鉴，对工业文明的探索时间尚短，少有前车之鉴，这是客观事实。
看过电影《摩登时代》的人，对卓别林拧螺丝的动作一定印象深刻。人在机器面前既渺小又无奈。人与机器之间是一对既和谐又冲突的矛盾体。怎样艺术地表达这种矛盾，表现人在现代社会、在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机器面前的喜怒哀乐、精神困惑，不但需要有对工厂生活的表象了解，更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要有对人类文明、工业文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高远目光。我们的作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能力？有了这样的思想能力，能不能找到适合于文学的表达方式？这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对工业文明的思索、研判，表达出工业文明中人的精神风貌而不是皮毛，是摆在当代作家、艺术家面前的一个艰巨课题。
舆论的引导和政策倾斜非常重要。社会在发展，作家的思想观念、艺术观念发生了变化。像老作家草明那样自觉走进工厂、自觉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书写工人、工厂命运为己任的作家，值得我们尊重。但今天的作家、艺术家还面临着市场的诱惑，还要跨跃出版门坎。作家去写电视剧本赚钱，出版社对工业题材作品的出版不热心，这都是客观现实。读者爱看，印数、收视率高，获得奖励，都能成为作家、艺术家的动力。在当前的形势下，在各级权威评奖中政策倾斜，在重点作品扶持方面政策倾斜，在出版方面政策倾斜，当是能够产生促进作用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有了正确的导向和政策，还要加大对有潜力的作家、艺术家的培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草明在鞍钢工作期间，长期坚持为工人作者办创作班，为鞍山培养出了一批骨干作者，写出《沸腾的群山》的李云德就曾经是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历史不可简单复制，但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目前活跃在工厂企业的业余作者还有多少？有必要做一个统计调查，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创作条件，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艺术上已经相对成熟的作家，应该结合他们个人的意愿，有选择地把他们派到工厂企业中去体验生活。过去我们一说体验生活就是去农村，以为我们的作家生活在城市，对城市生活已经熟悉了。其实看看我们的文学作品就知道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对城市生活的了解，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不够。热火朝天的城市改造变迁、波澜壮阔的股市狂潮、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发展等等，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还很少能够看到，不是我们的作家不想写，是我们不懂，或者懂得很少，写不了。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分工越来越细，作家、艺术家只有对某个生活领域有了深刻的了解，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最简单的常识。不了解今天的工厂，怎么可能写出让读者满意的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不能深入城市生活的某个领域，怎么可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社会主义新农村值得我们写，与现代城市文明紧密相联的工厂企业、都市里弄也值得我们去写。发挥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充分发掘他们的创作潜力，需要有关部门下力气研究、做切实可行的组织工作。
抓工业题材创作，不能急功近利。要尊重艺术规律，扎扎实实，志存高远。作品获奖只是评价标准之一，发行量和收视率也只是标准之一。文艺作品是否有生命力，除了获奖和发行量、收视率，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时间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当代文学史上一些能够提上一笔的工业题材作品，现在回头看，除了专门的研究人员和学习文学史的中文系学生，仍旧能够进入普通读者视野的已经不多。就像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要经过几代读者的选择。
艺术地再现而不是简单的政策图解，是文艺作品保持长远生命力的不二法门。派一个作家去工厂，两个月可能写出一篇及时反映现实的报告文学，但非常可能，一个作家在工厂呆了一辈子，只写了一本书，甚至过去我们有的作家深入工厂一辈子，竟然一本书都没写出来。这也很正常。文艺创作有自己的规律，“一刀切”行不通，“大跃进”也行不通。突击出来的作品注定了是短命的。
文艺创作是金字塔。全唐诗多少首？今天仍能传诵的，几百首而已。工业题材创作想有质的飞跃，首先要有量的积累，这是我们文学界应该达成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