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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作为中国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屏风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西周早期就已开始使用,当时称之为“邸”,是天子专用的器具。及至汉唐,上层社会已经广泛地使用屏风,其形式也较前代有所增加,由原来的独扇屏发展为多扇屏拼合的曲屏,可叠,可开合,材质也由木板上漆后加以彩绘发展为纸糊。宋代以前,屏风上的绘画均绷在硬框上,大约到了北宋,逐渐流行将从屏风上拆下来的单片改装成绢轴,屏条便应运而生。明清两朝,屏条作为中国书画的一种装裱形式,发展得更为成熟,分为独景和通景两类。独景屏如春夏秋冬四景屏,虽各自独立却有固定的次序,因此在张挂时也必须顾及。明末清初,又产生出四幅以上多至十二幅甚至十六幅,紧挂相联成双数的完整画面,称“通景屏”或“通屏”,又称“海幔”。
通景屏中的十二条屏屏条数量较多,画面绘制复杂,尤其是其中的人物故事题材,往往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物质生活和思想状态,寓意颇深。烟台市博物馆所藏的《清娱图》十二条通景屏(图一),每屏纵160.5厘米,横40.5厘米,绢本,以工笔重彩绘34位女性形象,融人物、山水、花鸟等多种画科为一体。画中展现的是新春景色,此时柳树尚未发芽,但见松柏葱郁,新篁初生,白梅正吐蕊怒放。庭院中曲径通幽,34位女性集聚于此。在几块屏风的隔断下,她们三五成群,或立或坐,形成几个彼此独立又互相关联的女性空间。精通乐器的女子或奏箫,或吹笙,或鼓拍板,或弹琵琶,或撩拨三弦。坐在桌案旁带项圈的蓝衣女性(图二),右手捏一把轻巧的折扇,左手略微抬起,似在和着乐声吟唱,一位红衣女子翩翩起舞,姿态婀娜。曲声阵阵,婉转悠扬,连站在屏风另一侧的婢女都被吸引,好奇地侧耳倾听。其他女性就在曲声的陪伴下织补闲聊,下棋作画,煮酒论道,浇花赏古,焚香抚琴。有姿容俏丽的女子手擎铜镜,轻点绛唇,有的读书倦了半寐于座,还有的则引颈翘首,望向伸向墙外的苍翠古松(图三)。画中唯一一位取“十分像”的正面画女子(图四),面如满月,着交领右衽红衣,披帛,衣着华贵,仪态端庄。她端坐于作画的女子右侧,却并没有看女伴创作,只是幽幽地向画外望来。与之四目相接,观者心中难免会倏然一惊,竟不知道她看向的究竟是自己所处的苑囿深处还是观者所处的现实世界。
《清娱图》通景屏中的仕女形象秉承以唐寅、仇英等为代表的带有职业化趋向的文人画家所创造的“新美人”之风,人物身形瘦长,意态娴静,面目敷色妍丽,五官俊俏。这种病态美的纤弱清秀的女性形象,以纤细、修颈、削肩、柳腰为特征,反映出新兴市民文化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调适。在《清娱图》中,除簪花、舞乐、织绣等娱乐外,其他如下棋和品评书画这一类的活动已与文人雅集没有太大差别。而她们背后的屏风更明确而清晰地表现出文人画属性(图五),其洒脱纵逸的笔意,是文人高雅情趣的折射。古今中外,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反映着彼时彼刻的社会风貌。她们的穿着打扮、吃穿用度,是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思想精神状态的缩影。画中出现的诸多器物和装饰纹样,均带有鲜明而浓重的写实主义色彩。
家具
明代嘉靖、万历到清代康熙、雍正(1522-1735年)这二百多年,堪称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家具式样纷呈,常有变化,但均遵循严格的法度准则,造型优美,选材考究,制作精细。在《清娱图》通景屏中,共出现家具9种,分别为:杌凳、坐墩、长凳、椅、香几、桌、案、罗汉床、屏风,从中可一窥明式家具的面貌。
束腰鼓腿彭牙方凳
生火的侍女将炉子放在一件束腰鼓腿彭牙方凳(图六)上。家具在束腰以下,腿子和牙子都向外凸出的做法即为“鼓腿彭牙”。明末清初,王朝没落衰亡的背面是对个人精致闲适生活的探寻与追求。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渗透到艺术和设计领域的方方面面,家具制作亦不例外。文人参与家具设计,使文心和匠意达到绝妙平衡。
高束腰六足香几
画中黑漆嵌螺钿束腰六足香几(图七),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黄花梨香几在外形上极为相似(图八)。漆木家具在明代前期取得了耀眼的成就,与永乐、宣德两位帝王对漆木工艺有特殊爱好不无关系。永宣两朝成立了专门的官家作坊,延请名匠进行制作。明中期因政局动荡,漆木家具制作一度衰微,至嘉靖时又重新振作起来。嵌螺钿工艺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是明清时期较为流行的漆器装饰艺术。尤其是明末清初,嵌螺钿工艺的制作达到了高峰,数量众多,品种丰富。画中的香几,属于在硬木家具上使用的嵌螺钿工艺。
桌、案
画中出现的桌、案共10件,大部分镶嵌理石板,这一装饰手段广泛见于明清家具中。而家具足端马蹄的形状(图九),则能够体现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的区别。明式家具足端马蹄与清式家具大为不同(图十),从中可明显看出明式家具简洁、优美,而清式家具较为繁复、僵硬。在明万历年间刊刻的《仇画列女传》(图十一)中,也绘有同类形制的足端马蹄,与《清娱图》中的如出一辙,可相互对照。
屏风
画中共出现5组屏风,以通景屏中间为界,第一组屏风系折屏,位于左方,泥金地,以工笔重彩绘牡丹孔雀;第二组位于中右方,与第一组同为泥金地折屏,绘鸿雁修竹;第三组与上同,位于右方,绘锦鸡牡丹;第四组为春夏秋冬四景屏,座屏,绘写意山水;第五组为座屏,位于操琴的仕女身后,绘工笔设色的海棠翠鸟(图十二)。画家借助屏风实现了对空间的分割、连接和延伸,既将画面中的仕女分成若干互不干扰的群组,又将之连接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而单景屏中的风景更将观众的视线引向画外。
器物
《清娱图》通景屏中出现的器物种类较为丰富,有金银器、漆器、瓷器、青铜器等。
金银器
《清娱图》中金彩的大面积使用,无疑是为了彰显上层社会物质生活的奢华。而金银器的描绘则更为细致,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三件。
鎏金菱花口折沿盘(图十三),菱花口,折沿,金灿夺目。辽宋之后,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持续加强。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件银鎏金缠枝卷草纹盘(图十四),与此盘在器形上较为接近,作果盘用。 金双耳银台盏,图二中的两位女子面前各放一只,金盏银台,一如宋人对水仙花的称谓,煞是好看。台盏是酒器的一种固定组合,为酒盏和酒台子的合称。画中所绘金双耳银台盏,与《三才图会》中一帧盘盏图(图十五)极为相似。
鎏金花浇(图十六),在仇英的《贵妃晓妆图》(图十七)中,也有一件花浇,与《清娱图》中的同为鎏金器皿,均为圆腹,细长颈,莲蓬口,带錾,《清娱图》中的这件在腹部还有海棠形开光。
漆器
明代漆器品类极盛,其品类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有盒、盘、匣、尊、盏托、碗等,装饰华美,工艺精良。在《清娱图》中出现的漆器,最有趣的是下面两件。
朱漆戗金如意纹盒(图十八),置于红衣吹笛仕女身后的桌子上,与湖南益阳八字哨元代窖藏的银如意纹盒(图十九)几乎如出一辙。漆器中的如意云纹在宋代已经出现,元、明、清三代使用较多(图二十、二十一)。北宋《释氏要览》记载:“如意之制,盖心之表也,故菩萨皆执之,状如云叶。”宋以后漆器中的如意云纹便取这里所说的形与意,是吉祥纹饰的一种。其特征是以一个如意头形为单位,作多次反复排列,布满器物。
在图二女性身后有一只醒目的方胜式朱漆盘,里面装七只小碟,每只碟子里盛放不同小食。方胜式器物出现于明代中期以后,在隆庆、万历等朝的瓷器上均可找到相互印证的实物。明清两代的漆器以多种髹法结合,丰富性远超前代,形成了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各类工艺品都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吉祥纹饰的流行。表现在漆器上,吉祥纹饰的内容集中在福寿、龙凤吉祥等方面,各种寓意纹样屡见不鲜,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甚至将部分漆器直接做成了方胜形和银锭形,如《清娱图》中的这件朱漆盒便是如此。这是中国长期以来追求瑞应祥符思想最集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社会末期上层社会思想的写照。
青铜器
画中出现的青铜器有鼎、炉、等器形,比较特别的是在香几上放着的炉瓶三事中的簋式炉。《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道:“这里贾母花厅上摆了十来席酒,每席傍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炉瓶三事指焚香用的香炉、香盒和箸瓶。画中女子手中拿着的是香盒,她正从中拈取香料,另有香炉一,箸瓶一,瓶中有香箸和香铲,与《人跸图》可相互对照。青铜器中的簋本为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流行于商周时期。宋代以后的瓷器和铜器中多有仿其形制但实为炉的器物,供焚香用。
织锦地毯上放着一只梅瓶,内插牡丹。明代中晚期,插花艺术更趋成熟完善和系统化,瓶花成为此时的主流。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张谦德在《瓶花谱》中则云:“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古铜瓶、钵,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画中牡丹有部分枝叶已经发黄,颜色黯淡,应该是插放许久,而其花朵仍显娇艳,十分写实。
瓷器
荷叶盖罐,画中这只荷叶盖罐为白釉,直颈丰肩。宋元时期,单色釉的荷叶盖罐多见于龙泉窑瓷器,在枢府釉瓷器中也可见。到了明代,青花荷叶盖罐的数量明显增多。而白釉荷叶盖罐尤以明永乐的甜白釉器最为名贵。
酒注,自元代开始就已经不再流行与温碗合为一副。但明代饮酒仍习惯热饮,器中酒冷,需随时烫热。图六中婢女在炉上热着的便是一只酒注,此外在方胜形盘旁边也放着一只酒注,器形修长,与另一只釉色相仿,应为青釉瓷器。在河北宣化发掘出土的辽代墓葬壁画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酒注,亦为宝珠盖钮,细长颈,丰肩,下腹内收,但《清娱图》中酒注的流已明显变长,弯曲,线条优美流畅,更具有中原特色,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之间的调适与融合。
渣斗,撇口,长颈,扁腹,有圈足,肩部起弦,釉色青灰,小巧别致。渣斗又称“奓斗”、“唾壶”,用于盛放唾吐物。瓷质渣斗最早见于东汉,三国、两晋时期大为流行。在元人笔记中载:“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筋瓶、渣斗。”可见渣斗是古代上流社会宴饮时用于盛放肉骨、鱼刺等食物渣滓的器皿,是盛具的一种。
(责任编辑:李珍萍)
通景屏中的十二条屏屏条数量较多,画面绘制复杂,尤其是其中的人物故事题材,往往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物质生活和思想状态,寓意颇深。烟台市博物馆所藏的《清娱图》十二条通景屏(图一),每屏纵160.5厘米,横40.5厘米,绢本,以工笔重彩绘34位女性形象,融人物、山水、花鸟等多种画科为一体。画中展现的是新春景色,此时柳树尚未发芽,但见松柏葱郁,新篁初生,白梅正吐蕊怒放。庭院中曲径通幽,34位女性集聚于此。在几块屏风的隔断下,她们三五成群,或立或坐,形成几个彼此独立又互相关联的女性空间。精通乐器的女子或奏箫,或吹笙,或鼓拍板,或弹琵琶,或撩拨三弦。坐在桌案旁带项圈的蓝衣女性(图二),右手捏一把轻巧的折扇,左手略微抬起,似在和着乐声吟唱,一位红衣女子翩翩起舞,姿态婀娜。曲声阵阵,婉转悠扬,连站在屏风另一侧的婢女都被吸引,好奇地侧耳倾听。其他女性就在曲声的陪伴下织补闲聊,下棋作画,煮酒论道,浇花赏古,焚香抚琴。有姿容俏丽的女子手擎铜镜,轻点绛唇,有的读书倦了半寐于座,还有的则引颈翘首,望向伸向墙外的苍翠古松(图三)。画中唯一一位取“十分像”的正面画女子(图四),面如满月,着交领右衽红衣,披帛,衣着华贵,仪态端庄。她端坐于作画的女子右侧,却并没有看女伴创作,只是幽幽地向画外望来。与之四目相接,观者心中难免会倏然一惊,竟不知道她看向的究竟是自己所处的苑囿深处还是观者所处的现实世界。
《清娱图》通景屏中的仕女形象秉承以唐寅、仇英等为代表的带有职业化趋向的文人画家所创造的“新美人”之风,人物身形瘦长,意态娴静,面目敷色妍丽,五官俊俏。这种病态美的纤弱清秀的女性形象,以纤细、修颈、削肩、柳腰为特征,反映出新兴市民文化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调适。在《清娱图》中,除簪花、舞乐、织绣等娱乐外,其他如下棋和品评书画这一类的活动已与文人雅集没有太大差别。而她们背后的屏风更明确而清晰地表现出文人画属性(图五),其洒脱纵逸的笔意,是文人高雅情趣的折射。古今中外,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反映着彼时彼刻的社会风貌。她们的穿着打扮、吃穿用度,是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思想精神状态的缩影。画中出现的诸多器物和装饰纹样,均带有鲜明而浓重的写实主义色彩。
家具
明代嘉靖、万历到清代康熙、雍正(1522-1735年)这二百多年,堪称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家具式样纷呈,常有变化,但均遵循严格的法度准则,造型优美,选材考究,制作精细。在《清娱图》通景屏中,共出现家具9种,分别为:杌凳、坐墩、长凳、椅、香几、桌、案、罗汉床、屏风,从中可一窥明式家具的面貌。
束腰鼓腿彭牙方凳
生火的侍女将炉子放在一件束腰鼓腿彭牙方凳(图六)上。家具在束腰以下,腿子和牙子都向外凸出的做法即为“鼓腿彭牙”。明末清初,王朝没落衰亡的背面是对个人精致闲适生活的探寻与追求。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渗透到艺术和设计领域的方方面面,家具制作亦不例外。文人参与家具设计,使文心和匠意达到绝妙平衡。
高束腰六足香几
画中黑漆嵌螺钿束腰六足香几(图七),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黄花梨香几在外形上极为相似(图八)。漆木家具在明代前期取得了耀眼的成就,与永乐、宣德两位帝王对漆木工艺有特殊爱好不无关系。永宣两朝成立了专门的官家作坊,延请名匠进行制作。明中期因政局动荡,漆木家具制作一度衰微,至嘉靖时又重新振作起来。嵌螺钿工艺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是明清时期较为流行的漆器装饰艺术。尤其是明末清初,嵌螺钿工艺的制作达到了高峰,数量众多,品种丰富。画中的香几,属于在硬木家具上使用的嵌螺钿工艺。
桌、案
画中出现的桌、案共10件,大部分镶嵌理石板,这一装饰手段广泛见于明清家具中。而家具足端马蹄的形状(图九),则能够体现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的区别。明式家具足端马蹄与清式家具大为不同(图十),从中可明显看出明式家具简洁、优美,而清式家具较为繁复、僵硬。在明万历年间刊刻的《仇画列女传》(图十一)中,也绘有同类形制的足端马蹄,与《清娱图》中的如出一辙,可相互对照。
屏风
画中共出现5组屏风,以通景屏中间为界,第一组屏风系折屏,位于左方,泥金地,以工笔重彩绘牡丹孔雀;第二组位于中右方,与第一组同为泥金地折屏,绘鸿雁修竹;第三组与上同,位于右方,绘锦鸡牡丹;第四组为春夏秋冬四景屏,座屏,绘写意山水;第五组为座屏,位于操琴的仕女身后,绘工笔设色的海棠翠鸟(图十二)。画家借助屏风实现了对空间的分割、连接和延伸,既将画面中的仕女分成若干互不干扰的群组,又将之连接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而单景屏中的风景更将观众的视线引向画外。
器物
《清娱图》通景屏中出现的器物种类较为丰富,有金银器、漆器、瓷器、青铜器等。
金银器
《清娱图》中金彩的大面积使用,无疑是为了彰显上层社会物质生活的奢华。而金银器的描绘则更为细致,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三件。
鎏金菱花口折沿盘(图十三),菱花口,折沿,金灿夺目。辽宋之后,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持续加强。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件银鎏金缠枝卷草纹盘(图十四),与此盘在器形上较为接近,作果盘用。 金双耳银台盏,图二中的两位女子面前各放一只,金盏银台,一如宋人对水仙花的称谓,煞是好看。台盏是酒器的一种固定组合,为酒盏和酒台子的合称。画中所绘金双耳银台盏,与《三才图会》中一帧盘盏图(图十五)极为相似。
鎏金花浇(图十六),在仇英的《贵妃晓妆图》(图十七)中,也有一件花浇,与《清娱图》中的同为鎏金器皿,均为圆腹,细长颈,莲蓬口,带錾,《清娱图》中的这件在腹部还有海棠形开光。
漆器
明代漆器品类极盛,其品类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有盒、盘、匣、尊、盏托、碗等,装饰华美,工艺精良。在《清娱图》中出现的漆器,最有趣的是下面两件。
朱漆戗金如意纹盒(图十八),置于红衣吹笛仕女身后的桌子上,与湖南益阳八字哨元代窖藏的银如意纹盒(图十九)几乎如出一辙。漆器中的如意云纹在宋代已经出现,元、明、清三代使用较多(图二十、二十一)。北宋《释氏要览》记载:“如意之制,盖心之表也,故菩萨皆执之,状如云叶。”宋以后漆器中的如意云纹便取这里所说的形与意,是吉祥纹饰的一种。其特征是以一个如意头形为单位,作多次反复排列,布满器物。
在图二女性身后有一只醒目的方胜式朱漆盘,里面装七只小碟,每只碟子里盛放不同小食。方胜式器物出现于明代中期以后,在隆庆、万历等朝的瓷器上均可找到相互印证的实物。明清两代的漆器以多种髹法结合,丰富性远超前代,形成了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各类工艺品都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吉祥纹饰的流行。表现在漆器上,吉祥纹饰的内容集中在福寿、龙凤吉祥等方面,各种寓意纹样屡见不鲜,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甚至将部分漆器直接做成了方胜形和银锭形,如《清娱图》中的这件朱漆盒便是如此。这是中国长期以来追求瑞应祥符思想最集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社会末期上层社会思想的写照。
青铜器
画中出现的青铜器有鼎、炉、等器形,比较特别的是在香几上放着的炉瓶三事中的簋式炉。《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道:“这里贾母花厅上摆了十来席酒,每席傍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炉瓶三事指焚香用的香炉、香盒和箸瓶。画中女子手中拿着的是香盒,她正从中拈取香料,另有香炉一,箸瓶一,瓶中有香箸和香铲,与《人跸图》可相互对照。青铜器中的簋本为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流行于商周时期。宋代以后的瓷器和铜器中多有仿其形制但实为炉的器物,供焚香用。
织锦地毯上放着一只梅瓶,内插牡丹。明代中晚期,插花艺术更趋成熟完善和系统化,瓶花成为此时的主流。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张谦德在《瓶花谱》中则云:“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古铜瓶、钵,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画中牡丹有部分枝叶已经发黄,颜色黯淡,应该是插放许久,而其花朵仍显娇艳,十分写实。
瓷器
荷叶盖罐,画中这只荷叶盖罐为白釉,直颈丰肩。宋元时期,单色釉的荷叶盖罐多见于龙泉窑瓷器,在枢府釉瓷器中也可见。到了明代,青花荷叶盖罐的数量明显增多。而白釉荷叶盖罐尤以明永乐的甜白釉器最为名贵。
酒注,自元代开始就已经不再流行与温碗合为一副。但明代饮酒仍习惯热饮,器中酒冷,需随时烫热。图六中婢女在炉上热着的便是一只酒注,此外在方胜形盘旁边也放着一只酒注,器形修长,与另一只釉色相仿,应为青釉瓷器。在河北宣化发掘出土的辽代墓葬壁画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酒注,亦为宝珠盖钮,细长颈,丰肩,下腹内收,但《清娱图》中酒注的流已明显变长,弯曲,线条优美流畅,更具有中原特色,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之间的调适与融合。
渣斗,撇口,长颈,扁腹,有圈足,肩部起弦,釉色青灰,小巧别致。渣斗又称“奓斗”、“唾壶”,用于盛放唾吐物。瓷质渣斗最早见于东汉,三国、两晋时期大为流行。在元人笔记中载:“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筋瓶、渣斗。”可见渣斗是古代上流社会宴饮时用于盛放肉骨、鱼刺等食物渣滓的器皿,是盛具的一种。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