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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所藏1770片甲骨，是天博诸多类型藏品中很有特色的一项，也是收藏意义极高的一项。其数量之大，藏品之精，学术价值之高，在国内乃至国际收藏甲骨的公私单位、个人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殷墟甲骨，作为20世纪初中国四大学术发现之一，从它浮现于世人眼中的那一天起，就确定了它在文物收藏界的极高地位。甲骨文是中华文明诞生以来，最早的成系统、可识别的文字记录，是了解中华文明源流最原始、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天博所藏甲骨，是在几代人的艰辛付出、无私奉献下留给世人的一笔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天津博物馆所藏甲骨，主要来源于近代著名甲骨收藏家王襄、王福重、陈邦怀、孟广慧等人的收藏。王襄还是近代最早收藏、研究、著录甲骨的学者。另有一部分甲骨来源于王懿荣、罗振玉、方若等人的旧藏。
王襄（1876-1965年），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天津。中国现代金石学家、甲骨学家。长期从事金石学、甲骨学研究，为中国的金石、甲骨学研究，特别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王襄早年家境清贫，故他所收藏甲骨多为小片。他长期坚持收藏、鉴赏甲骨，一生总计收藏甲骨约4000余片。1953年，他把自己含辛茹苦积攒了一生的珍贵甲骨全部捐售给国家。
王懿荣（1845-1900年），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人，中国近代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志士，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泛涉书史，尚经世之务，嗜金石，因见药店所售“龙骨”上的刻纹，发现甲骨文。三为国子监祭酒。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时，投井死。王懿荣殉难之后，家人变卖家中收藏，最后将所藏大部分甲骨卖给了刘鹗，而只留了一小部分由其子女收藏。王懿荣留给后人的这些甲骨，大多数留在了天津，其中一部分收藏在天津新声书院，一部分后来捐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陈邦怀（1897-1986年），祖籍江苏省丹徒县，生于江苏省东台县（今东台市）。1954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后任副馆长。1979年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问，同时兼任天津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陈邦怀是中共党员，古文学和考古学家。生前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甲骨文合集》编委会委员、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口岸文物出口鉴定组顾问。
盂广慧（1868-1941年），天津人，书工四体，擅临摹，于何绍基、郑板桥、王文治、伊秉绶、陈鸿寿、翁方纲等几可乱真，时与华世奎、严修、赵元礼并称“天津四大画家”。孟广慧自幼喜好古物，收集各朝代出土文物及书法用纸、扇面、信笺，收藏以大钱最为出名；尤其重视甲骨文的研究和收藏，也是中国的甲骨文收藏家之一，前后共收购甲骨430片。
天津博物馆所藏甲骨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收藏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据胡厚宣先生统计，国内大陆各机关收藏甲骨95880件，私人收藏1731件，台湾地区收藏30204件，香港收藏89件，合计127904件。其中，国内机关收藏甲骨数量前三位分别是国家图书馆（34512件）、北京故宫（22463件）、山东博物馆（10588件）。其他收藏甲骨数量较多的单位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旅顺博物馆等文博考古机构，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上述机关收藏甲骨数量均超过千件。天津博物馆藏甲骨共计1770件，是国内大宗收藏甲骨的文博机构。
二、藏品流传有绪，著录明确。王襄等人捐献给国家的甲骨，并非对安阳殷墟小屯科学发掘获得的，而是由甲骨商人从当地收购而来，因此缺少科学的地层叠压信息，稍有遗憾。然而这第一批被学者有意收藏的早期藏品，还是有其独特的价值。王襄等学者得到这批珍贵文物以后，对其进行了细心整理和著录，留下了中国最早的甲骨收藏记录，也为后来《甲骨文合集》的编撰积累了经验。天津博物馆所藏甲骨，被著录于王襄《簠室殷契徵文》、陈邦怀《甲骨文零拾》等学者私人收藏目录，后来又被收录于《甲骨文合集》、《殷墟卜辞综类》等大型甲骨目录。此外，部分馆藏也收录于其他学者的著作，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商承祚《殷契佚存》、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等等。
三、藏品形态完整，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所谓形态完整，主要是指刻辞完整，可以成篇，缺字、泐字较少。如馆藏洹祸牛骨卜辞，正面刻辞6条，49字；反面刎辞2条，11字。刻辞内容主要记载占卜洹水是否给商邑造成灾祸和商王妃嫔妇果分娩是否顺利之事。该卜辞完整，字大而多。再如馆藏史人于口卜辞，正面刻辞3条，18字；反面刻辞1条，3字；骨臼刻辞1条，8字。正面刻辞主要记载在某地祭祀殷先公岳，杀牲十牛，使人到某地那里去的事。骨臼刻辞为记事刻辞，记载丁巳日邑验收进贡的兽骨五束之事。上述两例皆为卜辞完整的典型例证。
甲骨形态完整的另一方面，是指背面钻凿、烧灼形态的完整。甲骨主要用于占卜，在占卜之前要进行整治，最主要的一项工序就是钻凿。先在甲骨的背面凿一个纵向的椭圆形的孔，再紧挨着凿孔钻一个圆形的钻孔，然后用炽艾灼烧钻孔的底部，这样就会在甲骨的正面形成一个“卜字的形状。占卜就是根据“卜”字的形状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
馆藏甲骨的钻凿形态，有典型的凿钻并用型。如馆藏牛骨卜辞，卜骨的正面有两个人工制作的窠槽，形状为椭长，两端略现尖圆，凹入中间的长条，其深处成一直线。这种类型的窠槽成为凿，凿旁有一灼痕。反面有六个凿六个钻，钻处有施灼痕迹。钻的形状通常近乎圆形。此片卜骨采用凿钻并用的方法，钻紧挨着凿，钻的一部分为凿处侵去，近乎半圆。另如馆藏在上虞卜旬牛骨卜骨（图一），五个凿和五个钻分两行排列，钻处有灼痕。此外馆藏甲骨也有有凿无钻型和有钻无凿型，一般都有灼痕。
钻凿形态对于甲骨的分期、分组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馆藏甲骨这样的早期藏品，由于缺乏考古学信息，很难断定属于哪个时期。部分甲骨借由贞人姓名可以确定时代，当这些甲骨的钻凿形态比较完整时，就具有了类似青铜器标准器的意义，可以借以给缺少其他特征然而钻凿比较完整的甲骨分期、分组。 四、馆藏甲骨文字数量大，具有很高的文字学价值。甲骨文是目前可释读的最古老的汉字，迄今为止，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了释读甲骨文单字，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目前所知甲骨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已经识别的有2500多字。馆藏甲骨1770件，单字数量极为可观。部分甲骨单片文字数量少则十几字、几十字，多达上百字。如上述在上虞卜旬甲骨，正面刻辞7条，共计100字。上述周祭牛骨卜骨，正面刻辞2条，54字。馆藏妇好冥牛骨卜骨，正面刻辞3条，33字。
馆藏甲骨数量可观的单字表达了丰富的内容，有人名、地名、方国名、祭名、动植物名、干支名、数名。从词性上来看，有名词、动词、副词等等。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上述周祭牛骨卜骨，记载商王祭祀祖先的方式有“祭”“裸”“协”，均为祭名。又如馆藏燎人祈雨牛骨卜骨，记载用火烧烤活人祈求下雨，是否能够如愿，“燎”也是祭名。再如馆藏龟腹甲田猎获兽二百零五卜辞（图二），记载商王一次田猎获兽的情况，共获各种野兽二百零五，有“兕”“鹿”“豕”“麇”“虎”“兔”“雉”。卜辞中所见的人名，有卜人名，如“宾”、“喜”；有先祖名，如“岳”；有贵族名，如“雀”、“蔑”；也有妇名，如“好”。卜辞中所见方国名有“土方”、“危”等。
馆藏甲骨按照卜辞分期多属于第一期，即武丁时期卜辞，也有少量二到五期卜辞。各期卜辞的字体风格也不同，如一期卜辞，属于盘庚到武丁时期，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馆藏甲骨分属不同时期，展现了甲骨书法的不同风貌。
五、馆藏甲骨内容极其丰富，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馆藏甲骨卜辞的内容包括战争、祭祀、农业、气象、田猎、生育、疾病等等。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是商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往往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馆藏牛骨告土方于先祖卜辞，记载土方来侵，商王准备采取行动而告祭于祖先上甲和商汤之事。又如馆藏途虎方牛骨卜辞，记载商王命令望乘和二舆征伐虎方，并告祭先祖大甲、祖乙之事。
商王经常举行祭祀活动，祭祀的对象除了上天、山川、河流之外，主要是祭祀先祖，即殷商的先公先王。例如馆藏牛骨祭祀先公卜辞，记录了商王杀牲祭祀“喾”“毕”“河”三个先公。又如馆藏牛骨自丁陟自唐降卜辞，记录了祭祀殷先祖自唐（即商汤）至丁（武丁）之事。再如馆藏龟腹甲用象祭祖乙卜辞，记录用象侑祭祖乙的情况。商代还经常举行一种周祭活动，在帝乙、帝辛时期（第五期）卜辞中比较多见，例如馆藏周祭牛骨卜骨（图三），记录商王祭祀祖先河亶甲、沃甲、阳甲之事。周祭是商王祭祀自上甲以下的历代先祖先妣，往往是一次同时祭祀多位先祖，且轮番祭祀。目前学界对周祭研究比较透彻，常玉芝对此有专著论述。对周祭的研究有助于恢复商代历谱，通过卜辞的系联，可以恢复商王世系。
记录有关战争的卜辞也很多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商王朝主动发起对周边方国的战争，如馆藏征伐工方牛骨卜骨、馆藏牛骨命多子族从犬侯伐周『、辞、馆藏牛骨征伐四个边境方国卜辞。另一种情况是周边方国发起对商王朝的进攻，卜辞中描述这种情况的用词是“来侵”“来艰”，如馆藏来艰自方卜辞、馆藏有来艰牛骨卜辞。
农业是商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商王经常卜问收成。例如馆藏牛骨受稻年卜辞，记载商王在甲申日卜问稻子是否能获得丰收，这是卜辞中明确商人种植稻子的记录。与农业息息相关的是天文气象，卜辞中多见商王祈雨的记录，如上述燎人祈雨牛骨卜骨即为一例。卜辞中还记录了其他的气象状况，如馆藏大暴风牛骨卜辞，刻辞不完整，缺字很多，惟“大暴风”三字在甲骨文中常见。又如馆藏月有食牛骨卜辞，反面刻辞“旬壬申夕月有食”，甲骨卜辞中目前发现的月食记录很少，对研究天文、历法十分重要。
馆藏卜辞内容还包括田猎、生育、疾病等等。商代比较迷信，大小事情都要卜问吉凶，所以卜辞给我们留下的关于商代社会生活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
天津博物馆所藏甲骨上述五个特点，说明这批甲骨是王襄等近代甲骨收藏家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很好地保护和利用。首先，结合《甲骨文合集》等大型甲骨目录，对馆藏全部甲骨卜辞进行分期和分组。其次，要对未识字进行释读，力争发现更多可识别的单字，这样才能更完整地发掘馆藏甲骨的文献价值。经过不懈的努力，天津博物馆不仅成为收藏大宗甲骨的文博机构，也将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重镇，发挥好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功能。
（责任编辑：李珍萍）
殷墟甲骨，作为20世纪初中国四大学术发现之一，从它浮现于世人眼中的那一天起，就确定了它在文物收藏界的极高地位。甲骨文是中华文明诞生以来，最早的成系统、可识别的文字记录，是了解中华文明源流最原始、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天博所藏甲骨，是在几代人的艰辛付出、无私奉献下留给世人的一笔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天津博物馆所藏甲骨，主要来源于近代著名甲骨收藏家王襄、王福重、陈邦怀、孟广慧等人的收藏。王襄还是近代最早收藏、研究、著录甲骨的学者。另有一部分甲骨来源于王懿荣、罗振玉、方若等人的旧藏。
王襄（1876-1965年），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天津。中国现代金石学家、甲骨学家。长期从事金石学、甲骨学研究，为中国的金石、甲骨学研究，特别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王襄早年家境清贫，故他所收藏甲骨多为小片。他长期坚持收藏、鉴赏甲骨，一生总计收藏甲骨约4000余片。1953年，他把自己含辛茹苦积攒了一生的珍贵甲骨全部捐售给国家。
王懿荣（1845-1900年），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人，中国近代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志士，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泛涉书史，尚经世之务，嗜金石，因见药店所售“龙骨”上的刻纹，发现甲骨文。三为国子监祭酒。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时，投井死。王懿荣殉难之后，家人变卖家中收藏，最后将所藏大部分甲骨卖给了刘鹗，而只留了一小部分由其子女收藏。王懿荣留给后人的这些甲骨，大多数留在了天津，其中一部分收藏在天津新声书院，一部分后来捐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陈邦怀（1897-1986年），祖籍江苏省丹徒县，生于江苏省东台县（今东台市）。1954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后任副馆长。1979年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问，同时兼任天津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陈邦怀是中共党员，古文学和考古学家。生前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甲骨文合集》编委会委员、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口岸文物出口鉴定组顾问。
盂广慧（1868-1941年），天津人，书工四体，擅临摹，于何绍基、郑板桥、王文治、伊秉绶、陈鸿寿、翁方纲等几可乱真，时与华世奎、严修、赵元礼并称“天津四大画家”。孟广慧自幼喜好古物，收集各朝代出土文物及书法用纸、扇面、信笺，收藏以大钱最为出名；尤其重视甲骨文的研究和收藏，也是中国的甲骨文收藏家之一，前后共收购甲骨430片。
天津博物馆所藏甲骨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收藏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据胡厚宣先生统计，国内大陆各机关收藏甲骨95880件，私人收藏1731件，台湾地区收藏30204件，香港收藏89件，合计127904件。其中，国内机关收藏甲骨数量前三位分别是国家图书馆（34512件）、北京故宫（22463件）、山东博物馆（10588件）。其他收藏甲骨数量较多的单位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旅顺博物馆等文博考古机构，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上述机关收藏甲骨数量均超过千件。天津博物馆藏甲骨共计1770件，是国内大宗收藏甲骨的文博机构。
二、藏品流传有绪，著录明确。王襄等人捐献给国家的甲骨，并非对安阳殷墟小屯科学发掘获得的，而是由甲骨商人从当地收购而来，因此缺少科学的地层叠压信息，稍有遗憾。然而这第一批被学者有意收藏的早期藏品，还是有其独特的价值。王襄等学者得到这批珍贵文物以后，对其进行了细心整理和著录，留下了中国最早的甲骨收藏记录，也为后来《甲骨文合集》的编撰积累了经验。天津博物馆所藏甲骨，被著录于王襄《簠室殷契徵文》、陈邦怀《甲骨文零拾》等学者私人收藏目录，后来又被收录于《甲骨文合集》、《殷墟卜辞综类》等大型甲骨目录。此外，部分馆藏也收录于其他学者的著作，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商承祚《殷契佚存》、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等等。
三、藏品形态完整，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所谓形态完整，主要是指刻辞完整，可以成篇，缺字、泐字较少。如馆藏洹祸牛骨卜辞，正面刻辞6条，49字；反面刎辞2条，11字。刻辞内容主要记载占卜洹水是否给商邑造成灾祸和商王妃嫔妇果分娩是否顺利之事。该卜辞完整，字大而多。再如馆藏史人于口卜辞，正面刻辞3条，18字；反面刻辞1条，3字；骨臼刻辞1条，8字。正面刻辞主要记载在某地祭祀殷先公岳，杀牲十牛，使人到某地那里去的事。骨臼刻辞为记事刻辞，记载丁巳日邑验收进贡的兽骨五束之事。上述两例皆为卜辞完整的典型例证。
甲骨形态完整的另一方面，是指背面钻凿、烧灼形态的完整。甲骨主要用于占卜，在占卜之前要进行整治，最主要的一项工序就是钻凿。先在甲骨的背面凿一个纵向的椭圆形的孔，再紧挨着凿孔钻一个圆形的钻孔，然后用炽艾灼烧钻孔的底部，这样就会在甲骨的正面形成一个“卜字的形状。占卜就是根据“卜”字的形状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
馆藏甲骨的钻凿形态，有典型的凿钻并用型。如馆藏牛骨卜辞，卜骨的正面有两个人工制作的窠槽，形状为椭长，两端略现尖圆，凹入中间的长条，其深处成一直线。这种类型的窠槽成为凿，凿旁有一灼痕。反面有六个凿六个钻，钻处有施灼痕迹。钻的形状通常近乎圆形。此片卜骨采用凿钻并用的方法，钻紧挨着凿，钻的一部分为凿处侵去，近乎半圆。另如馆藏在上虞卜旬牛骨卜骨（图一），五个凿和五个钻分两行排列，钻处有灼痕。此外馆藏甲骨也有有凿无钻型和有钻无凿型，一般都有灼痕。
钻凿形态对于甲骨的分期、分组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馆藏甲骨这样的早期藏品，由于缺乏考古学信息，很难断定属于哪个时期。部分甲骨借由贞人姓名可以确定时代，当这些甲骨的钻凿形态比较完整时，就具有了类似青铜器标准器的意义，可以借以给缺少其他特征然而钻凿比较完整的甲骨分期、分组。 四、馆藏甲骨文字数量大，具有很高的文字学价值。甲骨文是目前可释读的最古老的汉字，迄今为止，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了释读甲骨文单字，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目前所知甲骨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已经识别的有2500多字。馆藏甲骨1770件，单字数量极为可观。部分甲骨单片文字数量少则十几字、几十字，多达上百字。如上述在上虞卜旬甲骨，正面刻辞7条，共计100字。上述周祭牛骨卜骨，正面刻辞2条，54字。馆藏妇好冥牛骨卜骨，正面刻辞3条，33字。
馆藏甲骨数量可观的单字表达了丰富的内容，有人名、地名、方国名、祭名、动植物名、干支名、数名。从词性上来看，有名词、动词、副词等等。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上述周祭牛骨卜骨，记载商王祭祀祖先的方式有“祭”“裸”“协”，均为祭名。又如馆藏燎人祈雨牛骨卜骨，记载用火烧烤活人祈求下雨，是否能够如愿，“燎”也是祭名。再如馆藏龟腹甲田猎获兽二百零五卜辞（图二），记载商王一次田猎获兽的情况，共获各种野兽二百零五，有“兕”“鹿”“豕”“麇”“虎”“兔”“雉”。卜辞中所见的人名，有卜人名，如“宾”、“喜”；有先祖名，如“岳”；有贵族名，如“雀”、“蔑”；也有妇名，如“好”。卜辞中所见方国名有“土方”、“危”等。
馆藏甲骨按照卜辞分期多属于第一期，即武丁时期卜辞，也有少量二到五期卜辞。各期卜辞的字体风格也不同，如一期卜辞，属于盘庚到武丁时期，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馆藏甲骨分属不同时期，展现了甲骨书法的不同风貌。
五、馆藏甲骨内容极其丰富，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价值。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馆藏甲骨卜辞的内容包括战争、祭祀、农业、气象、田猎、生育、疾病等等。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是商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往往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馆藏牛骨告土方于先祖卜辞，记载土方来侵，商王准备采取行动而告祭于祖先上甲和商汤之事。又如馆藏途虎方牛骨卜辞，记载商王命令望乘和二舆征伐虎方，并告祭先祖大甲、祖乙之事。
商王经常举行祭祀活动，祭祀的对象除了上天、山川、河流之外，主要是祭祀先祖，即殷商的先公先王。例如馆藏牛骨祭祀先公卜辞，记录了商王杀牲祭祀“喾”“毕”“河”三个先公。又如馆藏牛骨自丁陟自唐降卜辞，记录了祭祀殷先祖自唐（即商汤）至丁（武丁）之事。再如馆藏龟腹甲用象祭祖乙卜辞，记录用象侑祭祖乙的情况。商代还经常举行一种周祭活动，在帝乙、帝辛时期（第五期）卜辞中比较多见，例如馆藏周祭牛骨卜骨（图三），记录商王祭祀祖先河亶甲、沃甲、阳甲之事。周祭是商王祭祀自上甲以下的历代先祖先妣，往往是一次同时祭祀多位先祖，且轮番祭祀。目前学界对周祭研究比较透彻，常玉芝对此有专著论述。对周祭的研究有助于恢复商代历谱，通过卜辞的系联，可以恢复商王世系。
记录有关战争的卜辞也很多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商王朝主动发起对周边方国的战争，如馆藏征伐工方牛骨卜骨、馆藏牛骨命多子族从犬侯伐周『、辞、馆藏牛骨征伐四个边境方国卜辞。另一种情况是周边方国发起对商王朝的进攻，卜辞中描述这种情况的用词是“来侵”“来艰”，如馆藏来艰自方卜辞、馆藏有来艰牛骨卜辞。
农业是商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商王经常卜问收成。例如馆藏牛骨受稻年卜辞，记载商王在甲申日卜问稻子是否能获得丰收，这是卜辞中明确商人种植稻子的记录。与农业息息相关的是天文气象，卜辞中多见商王祈雨的记录，如上述燎人祈雨牛骨卜骨即为一例。卜辞中还记录了其他的气象状况，如馆藏大暴风牛骨卜辞，刻辞不完整，缺字很多，惟“大暴风”三字在甲骨文中常见。又如馆藏月有食牛骨卜辞，反面刻辞“旬壬申夕月有食”，甲骨卜辞中目前发现的月食记录很少，对研究天文、历法十分重要。
馆藏卜辞内容还包括田猎、生育、疾病等等。商代比较迷信，大小事情都要卜问吉凶，所以卜辞给我们留下的关于商代社会生活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
天津博物馆所藏甲骨上述五个特点，说明这批甲骨是王襄等近代甲骨收藏家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很好地保护和利用。首先，结合《甲骨文合集》等大型甲骨目录，对馆藏全部甲骨卜辞进行分期和分组。其次，要对未识字进行释读，力争发现更多可识别的单字，这样才能更完整地发掘馆藏甲骨的文献价值。经过不懈的努力，天津博物馆不仅成为收藏大宗甲骨的文博机构，也将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重镇，发挥好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功能。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