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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在考虑农作物的种植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但心中诚惶诚恐，害怕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与小小的马铃薯联系起来，会过于武断。今天读到陈亚平老师在《读书》二○○七年十二期上发表的《玉米与资本主义》一文，感触之余也使我勇气倍增。作为一种农作物的玉米，竟然与资本主义的兴衰密切相关，在陈老师博古通今的笔下，玉米的价值更是跃然纸上。文中曾提到因为单一食用玉米而造成的疾病与一八四五至一八五一年间的马铃薯枯萎病一起，成为欧洲历史上的“黑暗篇章”。本文要探讨的就是那场马铃薯的枯萎病，它导致了欧洲历史上自黑死病后最严重的饥荒，造成爱尔兰人口的大量死亡。
一八四五年，一种当时不为人知的病害使得爱尔兰岛的马铃薯受灾。这场灾害悄然而至，且来势凶猛，仿佛一夜之间，那些郁郁葱葱的田野就变成“草木皆烂，荒芜一片”。当时的一名英国旅游者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形：“在从科克（Cork）到都柏林（Dublin）的路上，我看见这种作物（马铃薯）花期正旺，应该会有一个好收成。八月三日，在我返回的途中，却只看到腐烂的作物覆盖了广阔的原野。有好些地方，穷苦的人们沮丧地坐在他们被毁坏的菜园的栅栏上，绞着双手，悲痛万分，因为灾害刚刚夺走他们的食粮。”（《马修致特里夫里安的信》，一九四六年）一八四六年九月，估计有四分之三的马铃薯收成被摧毁，对于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人民而言，灾难已经降临了。
这场被称为“爱尔兰大饥馑”的灾难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根据当时的人口普查，爱尔兰的人口在一八五一年已经减少到六百六十万（《爱尔兰史》，一九七四年）。如果考虑到自然增长，总的人口“赤字”达到二百四十多万。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饥荒中死亡的爱尔兰人约有一百一十万万（《爱尔兰大饥荒》，94页）。毫无疑问，人口的锐减给爱尔兰社会带来沉痛的创伤；同时，大饥荒也给爱尔兰的语言——盖尔语以沉重的打击。十八世纪初期，英语已经在爱尔兰普及，但直到一八四五年，还有四百多万爱尔兰人使用盖尔语。到一八五一年，这部分人已减少了一半，原因在于人们在饥荒中死去或者移民海外。饥荒使得贫穷、落后和盖尔语之间画上等号，加速了盖尔语的消亡。到一九○一年，只有14%的爱尔兰人还在说盖尔语，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能说两种语言，且一般集中在西部的偏远地区。
大饥荒的另一个可见的影响就是移民数量的增加。在饥荒前，移民就早已开始，但是从一八四六年末开始，移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人潮不断涌向西部，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和农业工人。在离开旧大陆赶往大西洋彼岸碰运气的人中，有五分之四是爱尔兰人。在饥荒和霍乱在岛上肆虐的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而爱尔兰的人口在不断减少。约有一百多万人在饥荒期间离开了爱尔兰（《爱尔兰大饥荒》，94页）。这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也是使爱尔兰问题成为国际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在大饥荒时期，爱尔兰国家的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非常分明的起讫点。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是很罕见的，取消合并运动、武装起义乃至立宪斗争等，都突然销声匿迹了（《爱尔兰史》，700页）。大饥荒对现代爱尔兰的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很多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在一八四五年后发生的。更为重要的是，大饥荒所留下的深刻精神创伤如同幽灵一般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爱尔兰人，饥荒后的爱尔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关于这场灾难的原因，大部分爱尔兰史学家认为英国应该为此负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英国具备强盛的国力和足够的资源来应付这场灾难，可惜当时只关心谷物牲畜出口的英国人并不关注爱尔兰人民的死活。在饥荒的高峰时期，当岛上到处都是吃不饱肚子的穷人时，“爱尔兰的码头上还堆满了一袋袋的玉米，准备出口到英格兰去”（《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42页）。而且少得可怜的赈灾物资和救援工作也因为管理不当和中饱私囊而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总之，爱尔兰人民认为是英国政府的野蛮剥削和不负责任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英国的政治家和民众却认为爱尔兰人应该为自己的灾难负责。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宗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他们认为袭击爱尔兰的“灾难”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认为大灾难是上帝对信奉天主教者的惩罚。总之，确信饥荒源自上帝的旨意是英国人的基本想法。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导致爱尔兰出现这场灾难的原因很复杂，涉及诸如土地的分配、英国人野蛮的经济剥削、缺乏同情心以及无效率的救援工作等因素，还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气候、地理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最近读到《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一书，深受作者对于植物与人之关系论述的启示，其实所有這些所谓偶然因素构成的那座大厦，其根基却是建立在一种植物之上的，更为确切地说，是建立在一种植物与一个民族的关系之上。也可以说，爱尔兰人民对马铃薯的严重依赖埋下了这场灾难的种子。
当马铃薯于十六世纪末首次到达欧洲时，它要找到一个落脚之地是不太容易的。问题不在于欧洲的土壤和气候（这里的土壤和气候证明是非常适宜马铃薯的生长，至少在北部），而在于欧洲人的头脑。绝大部分欧洲文化对马铃薯仍是持一种不友好的态度，即使是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新来的植物比起其他任何农作物能够在更少的土地上产出更多的粮食，总的看来，欧洲人认为在这种新植物里面人类的文化含量太少了，而没有进行过重建的自然含量太多了（《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09—210页）。
但是爱尔兰却偏偏是个例外，马铃薯非常合乎爱尔兰人的口味。如同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爱尔兰的文化、政治和生物环境对于这种新植物都是再适宜不过的了。谷类植物在这个岛上长得不好，而小麦几乎不能生长。十七世纪，克伦威尔率领英国军队把仅有的一些适于耕种的土地抢走给了英国地主。资料表明：爱尔兰北部六郡在当时共有土地三百五十万英亩，英国新教徒就占去了其中的三百万英亩，余下部分才归天主教徒所有（《爱尔兰史》，439页）。到一七○三年，爱尔兰天主教徒占有土地的比率下降到整个爱尔兰的13%。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尔兰农民必须依靠余下的贫瘠土地维持生计，正是马铃薯的引进解决了这个难题，这种作物使得爱尔兰人能够从英国殖民者不屑于经营的土地上收获更多的粮食。
爱尔兰人很快就发现马铃薯的优点，几英亩贫瘠的土地就能产生出足够的马铃薯来养活一大家人和这一家的牲畜。爱尔兰人还发现，他们可以用最少的劳力和工具在人们所称的“懒床”里来种植这些马铃薯。既不要耕地，也不要田垄，这在英国人眼中是一种可诅咒的缺点，因为其显然缺乏农业的庄严和秩序。但是贫穷的爱尔兰人已经太饥饿了，已经顾不上去考虑农业美学了。
总之，马铃薯的引进为爱尔兰人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使他们可以在英国人所控制的经济圈子之外来养活他们自己了，可以不必再那么关心面包的价格和工资的涨落了。因为，爱尔兰人业已发现，由马铃薯和自家的奶牛所生产的牛奶所构成的食谱在营养上已经够了。除了碳水化合物所具有的能量外，马铃薯还能提供相当多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以及维生素C，它所缺乏的只是维生素A，而这喝牛奶就可以弥补了。而且，马铃薯的烹饪方法也很容易：挖出来，加热或是放在锅里煮，或者干脆把它们扔到火里烤，而后吃掉（《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12页）。事实就是，马铃薯刚刚被引进欧洲，爱尔兰人就喜欢上了这种植物，马铃薯所具有的这些超过其他粮食的优点最终征服了整个爱尔兰岛。到十七世纪结束时，马铃薯在爱尔兰岛的种植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了。
到十九世纪初期，马铃薯几乎成为爱尔兰人的唯一食物。在农村，农业工人每天消费的马铃薯为六点三公斤，妇女和十岁以上的儿童大约为五公斤，小一点的儿童的消费量为二点三公斤。一八四○年，人所消耗的马铃薯全年总计增加到七百万吨左右。一百五十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养家糊口，三百万小耕种者主要都靠马铃薯来维持生存，而有产阶级对马铃薯的消费也要比英国多得多（《爱尔兰大饥荒》，31—32页）。
关于爱尔兰人和马铃薯的关系，英国人主要有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马铃薯让爱尔兰人可以自给自足，减轻了帝国的负担；而另外一些人看到的则是爱尔兰人对马铃薯的依赖。英国当时的著名记者卡比特认为马铃薯的确是养活了爱尔兰人，但它也使他们贫困，因为它使得这个国家的人口迅速上升——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三百万升到了八百万。甚至有社会学家指出高产的马铃薯使得爱尔兰年轻人结婚更早、家庭规模越来越大；而且随着劳动力的增加，工资也就随之降低了。马铃薯的慷慨正是它的可诅咒之处（《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16页）。
马尔萨斯从更高的理论层面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马铃薯体系”的危险就在于它解开了使人口得到控制的经济约束。这正是爱尔兰问题的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只要马铃薯体系还能够使他们的人口这般增长，远远超过了对于劳动力的正常需求，下等爱尔兰人的这种懒惰、喧闹的习性就永远不会改正。”（《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16页）马尔萨斯的逻辑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的：人们被食色的欲望所驱使，只有饥饿的威胁才能使得人口不至于爆炸。
虽然这种依赖所造成的潜在危险在大饥荒后已经显现出来，但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这些危险却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当时的爱尔兰，马铃薯的种植曾经弥补了因其他收成的波动而造成的损失。对爱尔兰人而言，马铃薯仍然比其他任何谷物更受青睐，没有人预见到将要席卷全国的灾难。
但是，历史将证明这些政治经济学家们是正确的。马铃薯看起来所具有的那种赐福于爱尔兰人的能力，结果被证明变成了一幅残酷的图景。事实上，过度依赖马铃薯使得爱尔兰人极为脆弱，这不是指面对经济的潮涨潮落，而是指面对大自然的不测风云。
导致马铃薯腐烂的霜霉病来源于一种被称为马铃薯晚疫病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发育，靠风或水携带自己的孢子来繁殖。一八四五年夏天，爱尔兰多雨阴霾的气候特别有利于这种真菌的发育。在几周的时间内，这种凶猛的真菌靠着风的传播，席卷了这个大陆，使得马铃薯以及那些吃马铃薯的人都难逃一劫。当时的植物学家在总体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情况恶化是由那年特别高的湿度造成的，当时有些人已经考虑到了真菌，但是科学权威人士根本不予理睬。在饥荒过去的三十年后，人们才找到问题的真正来源和恰当的解决办法。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马铃薯的枯萎病蔓延到了欧洲各地，但只是在爱尔兰岛才导致了一场大灾难。因为在其他地方，当一种庄稼歉收后，人们还可以依靠其他食物维持生存，但是爱尔兰很穷，其人民主要依赖马铃薯生活，被排除在现金经济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当时世界其他地方粮食充足、粮食进口价格相当优惠的情况下，遭受饥荒威胁的爱尔兰人没有钱来购买玉米、小麦或是其他的谷物。其严重的后果就是在十年的时间内，爱尔兰的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
十九世纪的爱尔兰人主要种植马铃薯，这毫无疑问是人们有史以来尝试过的最大规模单一栽培； 其灾难性的后果也有力地证明了单一栽培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不仅仅是爱尔兰的农业和食物过度依赖马铃薯，而且还几乎完全是依賴于一个马铃薯品种：“卢姆伯。”当爱尔兰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时，政治和经济的逻辑规定了马铃薯的单一栽培；而到了一八四五年，自然界的逻辑就投出了它的反对票，单一栽培以及爱尔兰人对马铃薯的严重依赖使其无力对抗大自然的灾难。一百万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本来正是靠马铃薯才得以存活下来的）毁灭了（《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44页）。历史证明了当自然界的逻辑与人类社会的经济逻辑相遇时，自然界的逻辑往往能够占到上风。可是当我们就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的时候，所关注的多是人的因素，而没有考虑到植物的影响，也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爱尔兰的大饥馑并非是马铃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马铃薯的单一种植导致的，而是因为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依靠自己的智慧对物种进行过多的选择，从而导致了人类对植物的依赖，而一旦这种农作物遭到毁坏，人类的灾难也往往随之而来。
当然，笔者并非是植物学方面的专家，只是希望从人与植物的关系方面入手，重新探讨和平时期发生在欧洲历史上的最大饥荒。历史事实既不支持“对英国政府的高声叫骂”；也不强调饥荒的不可抗拒性。客观的态度应该是正视这样的灾难并从中吸取教训。一九九四年在爱尔兰罗斯康芒郡的斯特洛克镇修建的博物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范例。该博物馆举办了一系列展览，通过文本、资料和图片将饥荒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加以解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在全世界宣传大饥荒的历史，提醒人们怎样避免这样的灾难。在人类试图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反而会被自然控制，这是大饥荒给人类社会最大的警示。同时，这样的研究也为解释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植物学视角，虽然不能排除天灾和人祸的因素，但是导致这样一场灾难的根源却是一种农作物，或者称其为蔬菜的马铃薯。
（《爱尔兰史》（上、下册），［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一九七四年版；《爱尔兰大饥荒》，彼得·格雷〔Peter Gray〕著，邵明、刘宇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 [美]迈克尔·波论〔Michael Pollan〕著，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
一八四五年，一种当时不为人知的病害使得爱尔兰岛的马铃薯受灾。这场灾害悄然而至，且来势凶猛，仿佛一夜之间，那些郁郁葱葱的田野就变成“草木皆烂，荒芜一片”。当时的一名英国旅游者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形：“在从科克（Cork）到都柏林（Dublin）的路上，我看见这种作物（马铃薯）花期正旺，应该会有一个好收成。八月三日，在我返回的途中，却只看到腐烂的作物覆盖了广阔的原野。有好些地方，穷苦的人们沮丧地坐在他们被毁坏的菜园的栅栏上，绞着双手，悲痛万分，因为灾害刚刚夺走他们的食粮。”（《马修致特里夫里安的信》，一九四六年）一八四六年九月，估计有四分之三的马铃薯收成被摧毁，对于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人民而言，灾难已经降临了。
这场被称为“爱尔兰大饥馑”的灾难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根据当时的人口普查，爱尔兰的人口在一八五一年已经减少到六百六十万（《爱尔兰史》，一九七四年）。如果考虑到自然增长，总的人口“赤字”达到二百四十多万。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饥荒中死亡的爱尔兰人约有一百一十万万（《爱尔兰大饥荒》，94页）。毫无疑问，人口的锐减给爱尔兰社会带来沉痛的创伤；同时，大饥荒也给爱尔兰的语言——盖尔语以沉重的打击。十八世纪初期，英语已经在爱尔兰普及，但直到一八四五年，还有四百多万爱尔兰人使用盖尔语。到一八五一年，这部分人已减少了一半，原因在于人们在饥荒中死去或者移民海外。饥荒使得贫穷、落后和盖尔语之间画上等号，加速了盖尔语的消亡。到一九○一年，只有14%的爱尔兰人还在说盖尔语，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能说两种语言，且一般集中在西部的偏远地区。
大饥荒的另一个可见的影响就是移民数量的增加。在饥荒前，移民就早已开始，但是从一八四六年末开始，移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人潮不断涌向西部，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和农业工人。在离开旧大陆赶往大西洋彼岸碰运气的人中，有五分之四是爱尔兰人。在饥荒和霍乱在岛上肆虐的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而爱尔兰的人口在不断减少。约有一百多万人在饥荒期间离开了爱尔兰（《爱尔兰大饥荒》，94页）。这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也是使爱尔兰问题成为国际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在大饥荒时期，爱尔兰国家的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非常分明的起讫点。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是很罕见的，取消合并运动、武装起义乃至立宪斗争等，都突然销声匿迹了（《爱尔兰史》，700页）。大饥荒对现代爱尔兰的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很多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在一八四五年后发生的。更为重要的是，大饥荒所留下的深刻精神创伤如同幽灵一般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爱尔兰人，饥荒后的爱尔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关于这场灾难的原因，大部分爱尔兰史学家认为英国应该为此负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英国具备强盛的国力和足够的资源来应付这场灾难，可惜当时只关心谷物牲畜出口的英国人并不关注爱尔兰人民的死活。在饥荒的高峰时期，当岛上到处都是吃不饱肚子的穷人时，“爱尔兰的码头上还堆满了一袋袋的玉米，准备出口到英格兰去”（《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42页）。而且少得可怜的赈灾物资和救援工作也因为管理不当和中饱私囊而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总之，爱尔兰人民认为是英国政府的野蛮剥削和不负责任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英国的政治家和民众却认为爱尔兰人应该为自己的灾难负责。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宗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他们认为袭击爱尔兰的“灾难”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认为大灾难是上帝对信奉天主教者的惩罚。总之，确信饥荒源自上帝的旨意是英国人的基本想法。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导致爱尔兰出现这场灾难的原因很复杂，涉及诸如土地的分配、英国人野蛮的经济剥削、缺乏同情心以及无效率的救援工作等因素，还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气候、地理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最近读到《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一书，深受作者对于植物与人之关系论述的启示，其实所有這些所谓偶然因素构成的那座大厦，其根基却是建立在一种植物之上的，更为确切地说，是建立在一种植物与一个民族的关系之上。也可以说，爱尔兰人民对马铃薯的严重依赖埋下了这场灾难的种子。
当马铃薯于十六世纪末首次到达欧洲时，它要找到一个落脚之地是不太容易的。问题不在于欧洲的土壤和气候（这里的土壤和气候证明是非常适宜马铃薯的生长，至少在北部），而在于欧洲人的头脑。绝大部分欧洲文化对马铃薯仍是持一种不友好的态度，即使是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新来的植物比起其他任何农作物能够在更少的土地上产出更多的粮食，总的看来，欧洲人认为在这种新植物里面人类的文化含量太少了，而没有进行过重建的自然含量太多了（《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09—210页）。
但是爱尔兰却偏偏是个例外，马铃薯非常合乎爱尔兰人的口味。如同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爱尔兰的文化、政治和生物环境对于这种新植物都是再适宜不过的了。谷类植物在这个岛上长得不好，而小麦几乎不能生长。十七世纪，克伦威尔率领英国军队把仅有的一些适于耕种的土地抢走给了英国地主。资料表明：爱尔兰北部六郡在当时共有土地三百五十万英亩，英国新教徒就占去了其中的三百万英亩，余下部分才归天主教徒所有（《爱尔兰史》，439页）。到一七○三年，爱尔兰天主教徒占有土地的比率下降到整个爱尔兰的13%。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尔兰农民必须依靠余下的贫瘠土地维持生计，正是马铃薯的引进解决了这个难题，这种作物使得爱尔兰人能够从英国殖民者不屑于经营的土地上收获更多的粮食。
爱尔兰人很快就发现马铃薯的优点，几英亩贫瘠的土地就能产生出足够的马铃薯来养活一大家人和这一家的牲畜。爱尔兰人还发现，他们可以用最少的劳力和工具在人们所称的“懒床”里来种植这些马铃薯。既不要耕地，也不要田垄，这在英国人眼中是一种可诅咒的缺点，因为其显然缺乏农业的庄严和秩序。但是贫穷的爱尔兰人已经太饥饿了，已经顾不上去考虑农业美学了。
总之，马铃薯的引进为爱尔兰人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使他们可以在英国人所控制的经济圈子之外来养活他们自己了，可以不必再那么关心面包的价格和工资的涨落了。因为，爱尔兰人业已发现，由马铃薯和自家的奶牛所生产的牛奶所构成的食谱在营养上已经够了。除了碳水化合物所具有的能量外，马铃薯还能提供相当多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以及维生素C，它所缺乏的只是维生素A，而这喝牛奶就可以弥补了。而且，马铃薯的烹饪方法也很容易：挖出来，加热或是放在锅里煮，或者干脆把它们扔到火里烤，而后吃掉（《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12页）。事实就是，马铃薯刚刚被引进欧洲，爱尔兰人就喜欢上了这种植物，马铃薯所具有的这些超过其他粮食的优点最终征服了整个爱尔兰岛。到十七世纪结束时，马铃薯在爱尔兰岛的种植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了。
到十九世纪初期，马铃薯几乎成为爱尔兰人的唯一食物。在农村，农业工人每天消费的马铃薯为六点三公斤，妇女和十岁以上的儿童大约为五公斤，小一点的儿童的消费量为二点三公斤。一八四○年，人所消耗的马铃薯全年总计增加到七百万吨左右。一百五十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养家糊口，三百万小耕种者主要都靠马铃薯来维持生存，而有产阶级对马铃薯的消费也要比英国多得多（《爱尔兰大饥荒》，31—32页）。
关于爱尔兰人和马铃薯的关系，英国人主要有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马铃薯让爱尔兰人可以自给自足，减轻了帝国的负担；而另外一些人看到的则是爱尔兰人对马铃薯的依赖。英国当时的著名记者卡比特认为马铃薯的确是养活了爱尔兰人，但它也使他们贫困，因为它使得这个国家的人口迅速上升——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三百万升到了八百万。甚至有社会学家指出高产的马铃薯使得爱尔兰年轻人结婚更早、家庭规模越来越大；而且随着劳动力的增加，工资也就随之降低了。马铃薯的慷慨正是它的可诅咒之处（《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16页）。
马尔萨斯从更高的理论层面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马铃薯体系”的危险就在于它解开了使人口得到控制的经济约束。这正是爱尔兰问题的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只要马铃薯体系还能够使他们的人口这般增长，远远超过了对于劳动力的正常需求，下等爱尔兰人的这种懒惰、喧闹的习性就永远不会改正。”（《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16页）马尔萨斯的逻辑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的：人们被食色的欲望所驱使，只有饥饿的威胁才能使得人口不至于爆炸。
虽然这种依赖所造成的潜在危险在大饥荒后已经显现出来，但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这些危险却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当时的爱尔兰，马铃薯的种植曾经弥补了因其他收成的波动而造成的损失。对爱尔兰人而言，马铃薯仍然比其他任何谷物更受青睐，没有人预见到将要席卷全国的灾难。
但是，历史将证明这些政治经济学家们是正确的。马铃薯看起来所具有的那种赐福于爱尔兰人的能力，结果被证明变成了一幅残酷的图景。事实上，过度依赖马铃薯使得爱尔兰人极为脆弱，这不是指面对经济的潮涨潮落，而是指面对大自然的不测风云。
导致马铃薯腐烂的霜霉病来源于一种被称为马铃薯晚疫病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发育，靠风或水携带自己的孢子来繁殖。一八四五年夏天，爱尔兰多雨阴霾的气候特别有利于这种真菌的发育。在几周的时间内，这种凶猛的真菌靠着风的传播，席卷了这个大陆，使得马铃薯以及那些吃马铃薯的人都难逃一劫。当时的植物学家在总体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情况恶化是由那年特别高的湿度造成的，当时有些人已经考虑到了真菌，但是科学权威人士根本不予理睬。在饥荒过去的三十年后，人们才找到问题的真正来源和恰当的解决办法。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马铃薯的枯萎病蔓延到了欧洲各地，但只是在爱尔兰岛才导致了一场大灾难。因为在其他地方，当一种庄稼歉收后，人们还可以依靠其他食物维持生存，但是爱尔兰很穷，其人民主要依赖马铃薯生活，被排除在现金经济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当时世界其他地方粮食充足、粮食进口价格相当优惠的情况下，遭受饥荒威胁的爱尔兰人没有钱来购买玉米、小麦或是其他的谷物。其严重的后果就是在十年的时间内，爱尔兰的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
十九世纪的爱尔兰人主要种植马铃薯，这毫无疑问是人们有史以来尝试过的最大规模单一栽培； 其灾难性的后果也有力地证明了单一栽培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不仅仅是爱尔兰的农业和食物过度依赖马铃薯，而且还几乎完全是依賴于一个马铃薯品种：“卢姆伯。”当爱尔兰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时，政治和经济的逻辑规定了马铃薯的单一栽培；而到了一八四五年，自然界的逻辑就投出了它的反对票，单一栽培以及爱尔兰人对马铃薯的严重依赖使其无力对抗大自然的灾难。一百万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本来正是靠马铃薯才得以存活下来的）毁灭了（《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244页）。历史证明了当自然界的逻辑与人类社会的经济逻辑相遇时，自然界的逻辑往往能够占到上风。可是当我们就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的时候，所关注的多是人的因素，而没有考虑到植物的影响，也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爱尔兰的大饥馑并非是马铃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马铃薯的单一种植导致的，而是因为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依靠自己的智慧对物种进行过多的选择，从而导致了人类对植物的依赖，而一旦这种农作物遭到毁坏，人类的灾难也往往随之而来。
当然，笔者并非是植物学方面的专家，只是希望从人与植物的关系方面入手，重新探讨和平时期发生在欧洲历史上的最大饥荒。历史事实既不支持“对英国政府的高声叫骂”；也不强调饥荒的不可抗拒性。客观的态度应该是正视这样的灾难并从中吸取教训。一九九四年在爱尔兰罗斯康芒郡的斯特洛克镇修建的博物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范例。该博物馆举办了一系列展览，通过文本、资料和图片将饥荒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加以解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在全世界宣传大饥荒的历史，提醒人们怎样避免这样的灾难。在人类试图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反而会被自然控制，这是大饥荒给人类社会最大的警示。同时，这样的研究也为解释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植物学视角，虽然不能排除天灾和人祸的因素，但是导致这样一场灾难的根源却是一种农作物，或者称其为蔬菜的马铃薯。
（《爱尔兰史》（上、下册），［爱尔兰］艾德蒙·柯蒂斯著，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一九七四年版；《爱尔兰大饥荒》，彼得·格雷〔Peter Gray〕著，邵明、刘宇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 [美]迈克尔·波论〔Michael Pollan〕著，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