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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唐诗这一艺术高峰之后宋诗也作出了许多的创新，无论是从内容题材上还是从文学主张上都进行了尝试并且颇有成就。然而，在唐诗之后的突围中，宋诗有面临了许多尴尬的境地。本文从“模仿”和“议论为诗、以文为诗、文字为诗”这两大创新方法上分析了宋诗在改革出新上的僵局。
关键词： 宋诗 创新 模拟 西昆体 江西诗派 苏轼 议论为诗 以文为诗 文字为诗
［正文］
当人们还沉浸在盛唐诗歌的璀璨余晖中时，宋诗却已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虽然李白已乘黄鹤西去，杜甫也驾扁舟远走，历史早已在战火纷飞中改头换面，但盛唐诗歌的绚烂夺目早已成为高不可攀的诗歌“巅峰”，令后世之人仰而行止，望洋兴叹。但对于“文人称霸”的宋朝来说，唐，可鉴之，但要这群“桀骜不驯”的文人甘居其之下，却也是难以想像的。“宋人生唐后，开辟真为难”。［１］宋诗想要变革，其难度亦可想而知。因其难以改变却不得不变，于是，宋人便开始了他们艰难的创新之路。
玉石之分——“模仿”与“盗窃”
众所周知，宋诗之风的改变由王禹偁起，开平淡风格的先声。王禹偁批判晚唐五代的艳冶文风，他在《哀高锡》一诗中写道：
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
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
在《送孙何序》中，也写道：
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有所闻。
于是，他学习白居易的浅晓，又学习老杜的积极永世，诗风也渐渐像老杜靠拢。在他的一首诗《春居杂兴》中，他写道：
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山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诗的前两句显示了白居易随意而出、脱口而作的特点，后两句则颇具杜诗风味。能学习前人诗文之精华是自我创作和创新的第一步。“模仿”，可以算是学术之初、创作之起步。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便已提出，“模仿”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才能，表现在广泛的艺术领域。然而，“模仿”并不是指简单的复制，单纯的借鉴，而是一种复杂的中介处理。王禹偁在模仿这一面做得恰到好处，他领悟了白、杜诗的精神所在，以一种不自觉的状态进行创作，与这二者风神气貌肖似，一改晚唐五代艳冶之风，也为宋诗新风的开创指明了方向。
从王禹偁为代表的“白体诗”再到宋初“西昆体”，似见宋诗的“由浅入深”，但却可以窥见其中“模仿”的意味似乎正沿着一条“危险”的路走下去。
杨亿等人在白体的基础上开创了西昆体，却也不是白手起家，而是有着自己的“模板”，这就是李商隐和唐彦谦的诗歌。《中山诗话》说道：
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子仪画义山像，写其诗句列左右，贵重如此。
另外，可将西昆体与义山诗作比较。首先就内容和题材来讲，第一，《西昆集》中的题材，据增枣庄《论西昆体》一书，可以分为咏史、咏怀、咏物、爱情和朋友之情五类，这五类在义山诗中份量都很大。第二，杨亿赞美李商隐的咏史诗，《西昆集》中约30首咏史诗的产生，当受义山诗影响。杨、刘诸人未曾听闻有香艳故事流传，然而《西昆集》中竟也有20多首爱情诗，这其中也是受义山诗影响。第三，再看诗题，《西昆集》中，《南朝》、《槿花》、《夜意》、《荷花》、《泪》、《七夕》、《宋玉》、《即目》、《属疾》等题，均见于义山诗集中。这类作品共约60首，占《西昆集》的近四分之一。
其次，在诗歌的用典上，西昆诗为了表现相近的主题，和李商隐选择同样的题材，甚至会用相同的典故：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无复插鸡翘。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李商隐《茂陵》）
蓬莱银阙浪漫漫，若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杨亿《汉武》）
二诗都以汉武帝为主人公，既赞其利通西域之功，又刺其追求长生之虚妄，结尾则寄托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二诗在立意、构思、用典等方面都是一致的，个别典故譬如“天马”、和“龙种”也是大同小异。
然而，“模仿”到了这般境地也就变了味道。如果说，王禹偁是脱胎于“模仿”，化而为己用，为宋诗开辟蹊径，那么“西昆体”，尤其是后期的“西昆”则显得过分依赖于“模仿”，这种“手到擒来”的惰性出现在这一时期大量的诗歌中便会令人感到空乏无味，诗歌便仅仅成为依傍于某一唐诗门户的衍生品，所谓创新，则变得尴尬而形式主义了。且看后期的西昆体，也仅仅是流于生吞活剥，摘扯撕取的末流，因此，以李商隐为创作的矿藏源头的西昆体，生命也就要寿终正寝了。《古今诗话》载：
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语。尝御赐百官宴，优人有装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
由此可知，西昆体的流弊于当时便已显露无疑了。
由西昆体到江西诗派，或许是个转机，是江西诗派渴望本派可以扭转西昆的尴尬境地，从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来重新将宋诗的创新拉上正途。“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两法，意思相近，要以却不尽相同。前者是总纲，已在从总体的意向上提倡多读书，多用书，指出渊博知识与作诗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是具体方法的例举，是从无数种方法中略举两种方法。一种是“不易其意”而换一种说法，就是说，一般不改变原作的基本诗意，而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技巧和思维转换，而使之生新；一种是“窥摹其意”，即基本上不改变原作的语势、语象、语词，而是对于原作的意义加以某种程度的转化或提升。
如此，照张福勋先生的总结。“夺胎换骨”可分五类，分别为用意法、用事法、用章法、用句法、用字法。其中，用意又可分为正用、倒用。譬如《池口风雨留三日》结句：“俛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云读残书。”反用王羲之《兰亭集序》成句“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诸如此般种种，不胜枚举。而“点铁成金”则要求“读书浩如海”［2］、“博览群书，取之左右逢其源。”［3］“转古语为我家物”，这是黄庭坚在《云巢诗序》中的话，以此言喻其法则，可谓一言以蔽之。江西诗派这一理论一出，时人纷纷效法。因其仿佛回到了“模仿”的正途，从空间和时间上扩展了“模仿”的对象，也使其在深度上杜绝了一味的抄袭。然而，这所谓的创新兼具了颇多的文人习气，企图从古人的书袋中挖掘出宋诗的鲜明个性，然而时代的个性又怎么会乖乖地躺在沧桑的前尘之中呢？清人袁枚在《续诗品》中有过思考：
不学古人，法无一可。
竟似古人，何处着我？
字字古有，句句古无。
吐故吸新，其庶几乎？
于是，文人们便都揣摩着“模仿”的限度，介乎“仿”与“抄”之间，纠结于文人偏爱的字眼，神乎其神地运用着“颠”、“倒”、“正”、“反”，在自以为创新的洋洋得意中固步自封，殊不知自己总却跳不出文字游戏的圈子，满以为自己是对前代大师的“超越”。钱钟书先生对于此种现象则化用了西方批判古典主义的套路幽默地打趣道“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
宋诗于前人的古籍中力图创新，却在盗盗抄抄的路上跌跌撞撞，尽管有不错的诗，却免不了文人的一股子酸劲儿。满口“子曰”、“诗云”，“他说”、“你讲”。试想如果一篇套用《大明宫词》为噱头的抒情散文，却只是敷陈其中的台词，哪怕是再优美的断句，怕也只是会被看作敷衍了事的毫无诚意的作品吧。然而，宋诗始终渴望建立自己的“文艺理论”，即便无法掩盖盛唐的辉煌也不至于“天壤之别”，即便创新这条路走得尴尬无比，他们却也是继续艰难前行。
文人的倔强——议论为诗、以文为诗、文字为诗
谈及宋诗，甚至整个宋代文学，不得不谈到的人是苏轼。苏轼是个有着传奇经历与强大内心的大诗人、大词人。对于他的“冠名”数不胜数，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尽管苏轼于诗的成就远远不如他的词，然而他有自己的“文学理论”。
苏轼一直以来都被评论为“以议论为诗”，所谓“议论为诗”简单说来值得是诗人对其主体思想、情感、认识、道理的直接抒发。南宋张戒曾说过：
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4］
他们批评苏轼的诗因“议论”而破坏了诗歌传统的意境。“议论入诗”明白晓畅，这似乎一反前人诗歌的含蓄蕴藉，因其反传统而一时间遭到横眉冷对、骂声一片。然而，革新者必当有面对千夫所指的勇气与心胸，破旧难，立新更难，宋诗的创新由此开拓了新的境界，“议论入诗”的艺术特色很快，便成为了宋诗区别于传统诗歌的一个鲜明的标志。
“议论为诗”在苏轼的一步步阐释下很快便一改宋诗创新的颓靡之气，获得了宋诗革新以来的不小胜利。于是苏轼“乘胜追击”，“大放厥词”致使“以文为诗”从“别开生面”成为“一代之大观”。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抽右旋无不如意，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家也。［5］
苏轼的洒脱不羁仿佛渗透在他的每一个方面，文学也不例外。他从字法上变革诗歌，将当时不便于入词的新鲜词汇及方言、土语广泛地在诗中加以使用，从而使得宋代诗歌从“认为艺术”进一步走向“自然艺术”的流变中发生了语言上的变革。另外，苏轼还在句法和章法结构上进行了变革，这里不再多言。
前两步，苏轼走得洒脱帅气，令宋诗耳目一新，仿佛逐渐摆脱了之前的种种不快，在创新的康庄大道上欢快地奔驰。诗文从内容和结构上都有的很大的进步，于是，为了愉悦审美，文人们便开始在“用字酌句”上下起了功夫，这便是“以文字为诗”。
“以文字为诗”滋生于稳定的北宋环境，在这个时代造就了“才学性”的同时，也直接培养了“文字性”。所谓“玩弄音韵，游戏文字”“酬韵征逐”等等，一时之间成为了时代的风尚，成为了当时士大夫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诗人们不仅仅以笔为“文字”之戏，而且以口为“文字”之乐。
《野朝遗迹》载：
刘贡父觞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刘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子瞻曰：“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
（刘贡父所说三果为：杏、枣、李，一药为苁蓉（为草苁蓉和肉苁蓉的统称）；东坡所说三果为：柰（柰子，为苹果的一种）、蔗、柿，一药为当归。）
如此这般玩弄智慧的文字游戏总令文人们乐此不疲，这种出口成章、成对的娱乐方式以才学之名满足了文人对于自我的满足，仿佛通过此种方式来表达所谓文辞之妙。如果唐诗对于宋人始终难以撼动它的地位，那唯有以精雕细琢来体现宋诗之能。于遣词造句之处精益求精。“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澈，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6］弗朗西斯·培根也说，对言语模仿的热心研究，这一风气迅速发展走向极端。人们越来越追求语词精雕细琢、组句圆滑利落、妙语连珠、好句连篇，追求用各种比喻和修辞格变换花样进行说明……因此便产生了学术的第一个弊病：只研究字词、不研究内容。宋诗的这一变化逐渐走向极端，令刚刚有所起步的创新陷入了僵局。
在宋诗的不断革新里，文人们始终走不出盛唐的影子，想要另辟蹊径却又总是力不从心，一旦有了小小的成果却往往会一不小心陷入极端的危险沼泽。于是，进亦忧，退亦忧，在这场力图突围的自我营救中陷入了僵局，这一局便是几千年，承受不起的无奈与尴尬。
参考文献：
［1］［清］蒋士铨.忠雅堂诗集·辨诗（卷十三）.
［2］［宋］黄庭坚.赠别李端叔.
［3］［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题王观复所作文后.
［4］［宋］张戒.岁寒堂诗话.
［5］［清］赵翼.瓯北诗话·苏东坡诗.
［6］钱钟书.宋诗选注.
关键词： 宋诗 创新 模拟 西昆体 江西诗派 苏轼 议论为诗 以文为诗 文字为诗
［正文］
当人们还沉浸在盛唐诗歌的璀璨余晖中时，宋诗却已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虽然李白已乘黄鹤西去，杜甫也驾扁舟远走，历史早已在战火纷飞中改头换面，但盛唐诗歌的绚烂夺目早已成为高不可攀的诗歌“巅峰”，令后世之人仰而行止，望洋兴叹。但对于“文人称霸”的宋朝来说，唐，可鉴之，但要这群“桀骜不驯”的文人甘居其之下，却也是难以想像的。“宋人生唐后，开辟真为难”。［１］宋诗想要变革，其难度亦可想而知。因其难以改变却不得不变，于是，宋人便开始了他们艰难的创新之路。
玉石之分——“模仿”与“盗窃”
众所周知，宋诗之风的改变由王禹偁起，开平淡风格的先声。王禹偁批判晚唐五代的艳冶文风，他在《哀高锡》一诗中写道：
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
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
在《送孙何序》中，也写道：
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有所闻。
于是，他学习白居易的浅晓，又学习老杜的积极永世，诗风也渐渐像老杜靠拢。在他的一首诗《春居杂兴》中，他写道：
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山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诗的前两句显示了白居易随意而出、脱口而作的特点，后两句则颇具杜诗风味。能学习前人诗文之精华是自我创作和创新的第一步。“模仿”，可以算是学术之初、创作之起步。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便已提出，“模仿”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才能，表现在广泛的艺术领域。然而，“模仿”并不是指简单的复制，单纯的借鉴，而是一种复杂的中介处理。王禹偁在模仿这一面做得恰到好处，他领悟了白、杜诗的精神所在，以一种不自觉的状态进行创作，与这二者风神气貌肖似，一改晚唐五代艳冶之风，也为宋诗新风的开创指明了方向。
从王禹偁为代表的“白体诗”再到宋初“西昆体”，似见宋诗的“由浅入深”，但却可以窥见其中“模仿”的意味似乎正沿着一条“危险”的路走下去。
杨亿等人在白体的基础上开创了西昆体，却也不是白手起家，而是有着自己的“模板”，这就是李商隐和唐彦谦的诗歌。《中山诗话》说道：
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子仪画义山像，写其诗句列左右，贵重如此。
另外，可将西昆体与义山诗作比较。首先就内容和题材来讲，第一，《西昆集》中的题材，据增枣庄《论西昆体》一书，可以分为咏史、咏怀、咏物、爱情和朋友之情五类，这五类在义山诗中份量都很大。第二，杨亿赞美李商隐的咏史诗，《西昆集》中约30首咏史诗的产生，当受义山诗影响。杨、刘诸人未曾听闻有香艳故事流传，然而《西昆集》中竟也有20多首爱情诗，这其中也是受义山诗影响。第三，再看诗题，《西昆集》中，《南朝》、《槿花》、《夜意》、《荷花》、《泪》、《七夕》、《宋玉》、《即目》、《属疾》等题，均见于义山诗集中。这类作品共约60首，占《西昆集》的近四分之一。
其次，在诗歌的用典上，西昆诗为了表现相近的主题，和李商隐选择同样的题材，甚至会用相同的典故：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无复插鸡翘。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李商隐《茂陵》）
蓬莱银阙浪漫漫，若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杨亿《汉武》）
二诗都以汉武帝为主人公，既赞其利通西域之功，又刺其追求长生之虚妄，结尾则寄托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二诗在立意、构思、用典等方面都是一致的，个别典故譬如“天马”、和“龙种”也是大同小异。
然而，“模仿”到了这般境地也就变了味道。如果说，王禹偁是脱胎于“模仿”，化而为己用，为宋诗开辟蹊径，那么“西昆体”，尤其是后期的“西昆”则显得过分依赖于“模仿”，这种“手到擒来”的惰性出现在这一时期大量的诗歌中便会令人感到空乏无味，诗歌便仅仅成为依傍于某一唐诗门户的衍生品，所谓创新，则变得尴尬而形式主义了。且看后期的西昆体，也仅仅是流于生吞活剥，摘扯撕取的末流，因此，以李商隐为创作的矿藏源头的西昆体，生命也就要寿终正寝了。《古今诗话》载：
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语。尝御赐百官宴，优人有装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
由此可知，西昆体的流弊于当时便已显露无疑了。
由西昆体到江西诗派，或许是个转机，是江西诗派渴望本派可以扭转西昆的尴尬境地，从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来重新将宋诗的创新拉上正途。“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两法，意思相近，要以却不尽相同。前者是总纲，已在从总体的意向上提倡多读书，多用书，指出渊博知识与作诗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是具体方法的例举，是从无数种方法中略举两种方法。一种是“不易其意”而换一种说法，就是说，一般不改变原作的基本诗意，而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技巧和思维转换，而使之生新；一种是“窥摹其意”，即基本上不改变原作的语势、语象、语词，而是对于原作的意义加以某种程度的转化或提升。
如此，照张福勋先生的总结。“夺胎换骨”可分五类，分别为用意法、用事法、用章法、用句法、用字法。其中，用意又可分为正用、倒用。譬如《池口风雨留三日》结句：“俛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云读残书。”反用王羲之《兰亭集序》成句“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诸如此般种种，不胜枚举。而“点铁成金”则要求“读书浩如海”［2］、“博览群书，取之左右逢其源。”［3］“转古语为我家物”，这是黄庭坚在《云巢诗序》中的话，以此言喻其法则，可谓一言以蔽之。江西诗派这一理论一出，时人纷纷效法。因其仿佛回到了“模仿”的正途，从空间和时间上扩展了“模仿”的对象，也使其在深度上杜绝了一味的抄袭。然而，这所谓的创新兼具了颇多的文人习气，企图从古人的书袋中挖掘出宋诗的鲜明个性，然而时代的个性又怎么会乖乖地躺在沧桑的前尘之中呢？清人袁枚在《续诗品》中有过思考：
不学古人，法无一可。
竟似古人，何处着我？
字字古有，句句古无。
吐故吸新，其庶几乎？
于是，文人们便都揣摩着“模仿”的限度，介乎“仿”与“抄”之间，纠结于文人偏爱的字眼，神乎其神地运用着“颠”、“倒”、“正”、“反”，在自以为创新的洋洋得意中固步自封，殊不知自己总却跳不出文字游戏的圈子，满以为自己是对前代大师的“超越”。钱钟书先生对于此种现象则化用了西方批判古典主义的套路幽默地打趣道“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
宋诗于前人的古籍中力图创新，却在盗盗抄抄的路上跌跌撞撞，尽管有不错的诗，却免不了文人的一股子酸劲儿。满口“子曰”、“诗云”，“他说”、“你讲”。试想如果一篇套用《大明宫词》为噱头的抒情散文，却只是敷陈其中的台词，哪怕是再优美的断句，怕也只是会被看作敷衍了事的毫无诚意的作品吧。然而，宋诗始终渴望建立自己的“文艺理论”，即便无法掩盖盛唐的辉煌也不至于“天壤之别”，即便创新这条路走得尴尬无比，他们却也是继续艰难前行。
文人的倔强——议论为诗、以文为诗、文字为诗
谈及宋诗，甚至整个宋代文学，不得不谈到的人是苏轼。苏轼是个有着传奇经历与强大内心的大诗人、大词人。对于他的“冠名”数不胜数，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尽管苏轼于诗的成就远远不如他的词，然而他有自己的“文学理论”。
苏轼一直以来都被评论为“以议论为诗”，所谓“议论为诗”简单说来值得是诗人对其主体思想、情感、认识、道理的直接抒发。南宋张戒曾说过：
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4］
他们批评苏轼的诗因“议论”而破坏了诗歌传统的意境。“议论入诗”明白晓畅，这似乎一反前人诗歌的含蓄蕴藉，因其反传统而一时间遭到横眉冷对、骂声一片。然而，革新者必当有面对千夫所指的勇气与心胸，破旧难，立新更难，宋诗的创新由此开拓了新的境界，“议论入诗”的艺术特色很快，便成为了宋诗区别于传统诗歌的一个鲜明的标志。
“议论为诗”在苏轼的一步步阐释下很快便一改宋诗创新的颓靡之气，获得了宋诗革新以来的不小胜利。于是苏轼“乘胜追击”，“大放厥词”致使“以文为诗”从“别开生面”成为“一代之大观”。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抽右旋无不如意，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家也。［5］
苏轼的洒脱不羁仿佛渗透在他的每一个方面，文学也不例外。他从字法上变革诗歌，将当时不便于入词的新鲜词汇及方言、土语广泛地在诗中加以使用，从而使得宋代诗歌从“认为艺术”进一步走向“自然艺术”的流变中发生了语言上的变革。另外，苏轼还在句法和章法结构上进行了变革，这里不再多言。
前两步，苏轼走得洒脱帅气，令宋诗耳目一新，仿佛逐渐摆脱了之前的种种不快，在创新的康庄大道上欢快地奔驰。诗文从内容和结构上都有的很大的进步，于是，为了愉悦审美，文人们便开始在“用字酌句”上下起了功夫，这便是“以文字为诗”。
“以文字为诗”滋生于稳定的北宋环境，在这个时代造就了“才学性”的同时，也直接培养了“文字性”。所谓“玩弄音韵，游戏文字”“酬韵征逐”等等，一时之间成为了时代的风尚，成为了当时士大夫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诗人们不仅仅以笔为“文字”之戏，而且以口为“文字”之乐。
《野朝遗迹》载：
刘贡父觞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刘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子瞻曰：“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
（刘贡父所说三果为：杏、枣、李，一药为苁蓉（为草苁蓉和肉苁蓉的统称）；东坡所说三果为：柰（柰子，为苹果的一种）、蔗、柿，一药为当归。）
如此这般玩弄智慧的文字游戏总令文人们乐此不疲，这种出口成章、成对的娱乐方式以才学之名满足了文人对于自我的满足，仿佛通过此种方式来表达所谓文辞之妙。如果唐诗对于宋人始终难以撼动它的地位，那唯有以精雕细琢来体现宋诗之能。于遣词造句之处精益求精。“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澈，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6］弗朗西斯·培根也说，对言语模仿的热心研究，这一风气迅速发展走向极端。人们越来越追求语词精雕细琢、组句圆滑利落、妙语连珠、好句连篇，追求用各种比喻和修辞格变换花样进行说明……因此便产生了学术的第一个弊病：只研究字词、不研究内容。宋诗的这一变化逐渐走向极端，令刚刚有所起步的创新陷入了僵局。
在宋诗的不断革新里，文人们始终走不出盛唐的影子，想要另辟蹊径却又总是力不从心，一旦有了小小的成果却往往会一不小心陷入极端的危险沼泽。于是，进亦忧，退亦忧，在这场力图突围的自我营救中陷入了僵局，这一局便是几千年，承受不起的无奈与尴尬。
参考文献：
［1］［清］蒋士铨.忠雅堂诗集·辨诗（卷十三）.
［2］［宋］黄庭坚.赠别李端叔.
［3］［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题王观复所作文后.
［4］［宋］张戒.岁寒堂诗话.
［5］［清］赵翼.瓯北诗话·苏东坡诗.
［6］钱钟书.宋诗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