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理性的非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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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早期的传统写实,到中期的苏菲迷思、太空冥想,再到后期的批判回归,莱辛深受多种主义思潮的影响,她一直在探寻能化解其思想危机和理清其对分裂世界的丰富认知的承载物。而其中苏菲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哲学观,于莱辛整个的创作生涯,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衣钵。莱辛对苏菲主义的走近、走入和最后的隐性疏离,都可以从她各时期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心理得以应证。
  关键词: 苏菲主义 多丽丝·莱辛 创作流变
  
  作为二十世纪文坛兼具思辨力度和创作才情的扛鼎女作家,莱辛一直致力书写人类丰富的分裂。从早期对非洲黑人和现代女性等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到中期的内心自我和宇宙太空的神秘书写,再到后期现实批判的回归,莱辛的创作都体现了一种深邃的格调,即希望通过审视来警示现实的文明危机,所以其作品一直洋溢着一种危机意识。其实在这种危机背后也隐藏了一种神秘思想——苏菲主义,作为其吸收的多种思潮之一,对其创作思想和创作心理的滋养。苏菲主义之于莱辛的小说创作流变可以说是一次理性的非理性选择,上世纪60年代出现创作危机时,理性地决定从共产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理念中抽离,选择用反理性的苏菲思想来解释她所意识到的犹如叶芝诗中“万物分崩离析”的非理性世界。在这里,莱辛是智慧的也是专横的。论者试以苏菲主义中蕴藏的怀疑精神、天启情绪和原初意识来对照莱辛早中晚期的书写特征,进而探讨莱辛创作生涯的这场理性的非理性选择以及藏匿在这场创作流变中莱辛的创作心理。
  一、怀疑精神和早期的现实分裂书写
  怀疑精神于莱辛的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基调,对万物秉承怀疑,以解释丰富的分裂,可以说是莱辛一以贯之的创作旨意。莱辛的创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第一本创作《野草在歌唱》发表于1954年,六十年代后期忠诚地选择伊德里斯·沙赫所释读的苏菲主义,但实质上接受苏菲思想前,莱辛早期的创作已然出现了危机——尤以《金色笔记》中出现的共产理想幻灭为显著——同时其早期创作也存在一种转向苏菲主义的潜在因子,即怀疑精神。因深邃的怀疑精神而对现实分裂强烈书写成了莱辛与苏菲主义走近的某种缘分。在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中,同样酝酿着这样一种对固有世界观和认知观的怀疑底蕴。
  在莱辛的小说中,人物往往会陷入个人空间的自在冥想和回忆,这种冥想和回忆没有任何的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进行。之所以会安排这种有如苏菲教门徒般的思考方式,即是因为莱辛希望改变西方人长久以来所崇尚的单一、线形、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使人们能够多角度地运用直觉感知,通过个人体验来重新认识这个非理性的现实世界,重新认识自我。这样才能不受社会道德和伦理基准的无形禁锢,这样才能以一种反理性的方式来认清这个非理性社会的真实。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不属于任何原来的既定观念也不属于任何外人,只属于即时即刻那个存在之我的直觉体验。因此,莱辛走近苏菲主义并非毫无迹象可寻的。在她早期的创作中已经存在与苏菲主义的某种提前契合。
  在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中,莱辛描绘了一个深受父权观念和种族歧视意识困扰的穷白女人最后走向分裂并导致灭亡的过程。这部作品中莱辛塑造白种女人悲剧一开始的焦点,对准的就不只是一个女人的成长,而是包括黑人、男人在内的所有作为个体的存在突围,同时也通过描绘固有道德和种族观念造成的白人和黑人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对整个社会旧有的价值观进行了一种思考和批判。随后的《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和《金色笔记》中,莱辛的关注视角也不仅局限于女性成长的某一隅,而是投向了社会政治、时代变革等诸多宏大的外部问题,与此同时她似乎也开始注重作为个体存在的精神探索。比如《金色笔记》中,“黑色笔记”关注的是黑暗混乱的殖民地和种族等问题,“红色笔记”书写的是作者共产党信仰的炽热、荒唐和虚无,“黄色笔记”则思考了女性的成长,而最后一本日记“蓝色笔记”则集中反映了莱辛希冀的精神探索——既是安娜作为女性的精神自由探索,也是以孩子汤姆为代表的所有个体的自我精神的探索。由此可见莱辛一度历尽种种尝试来书写人类现实分裂的危机,但在经历了40年代和50年代种种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精神危机,菜辛试图通过社会变革,拯救世事的愿望及种种现实努力终归失败之后,无奈之中她开始转而求助于精神探索,这在《金色笔记》的最后一卷日记“蓝色笔记”中可见端倪,而这种求助也说明了莱辛创作理念的危机,即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已不是通过现实理性的书写和批判可以修复的了。如果说莱辛50年代的创作是希望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危机书写和现实批判来警世的话,到了60年代初创作的《金色笔记》和《四门城》时,即可洞察莱辛50年代的创作理念在此已然动摇,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精神危机,政治主题批判、女性关怀、殖民意识和种族问题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的现实意义莱辛至此产生了怀疑,她开始了新的理念和表达方式的寻觅。
  二、天启情绪和中期的苏菲迷思书写
  苏菲思想中的天启情绪包括预感、预言、先知口吻、末日审判及拯救等,天启情绪是对黑暗的认识,是黑暗中的知觉。然而,对莱辛来说,她笔下的天启冲动,是产生于外部黑暗还是内心黑暗?是对于外在黑暗世界的知觉和响应,还是对于自身内部黑暗的知觉和响应?这成了一道值得追寻的命题。
  60年代初接受伊德里斯·沙赫作为自己苏菲思想的精神导师后,书写了大量文章来展示她对苏菲主义的理解和热爱。此时莱辛的创作也开始华丽地转向苏菲迷思书写,表现之一即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天启情绪。从《四门城》开始,到后来的“南船星系列太空小说”五部曲,莱辛的叙述视角从我们日常的经验视角自然地脱离出来,转而至一种带有现代意味的“预言视角”和“宇宙视角”,这种叙述视角的转向与莱辛所接受的苏菲主义强调“人可以凭借直觉在神秘中体味永恒的意义世界”的观点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视角的选择也为读者呈现了不同的故事展开方式和故事之下的隐藏视域。
  对于《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的最后一部《四门城》,莱辛自己称之为“预言小说”,创作于1969年的小说,作者在结束部分已将时间推至1998年,这样一种预言视角的安排,莱辛是期望通过玛莎的叙述声音给我们预测和展现核战争劫后人类经受的恐怖生活。生于本世纪初卒于本世纪末的主人公玛莎,她的一生是本世纪历史的缩影,而本世纪则是一个充满战争、恐怖、饥饿,种种灾难和丑恶的可怕时代。《四门城》以热核爆炸和劫后余生收场,这个阴郁的预言,也体现了莱辛的忧惧和惶恐。莱辛这种预言视角的选择有别于卡夫卡《城堡》里的预言视角,从一开始就设置一个焦点“大体说来,这个城堡的远景是在K的预料之中的。”这样一句话点明了接下来对城堡的观察和分析是人物K作出的,如“目力所及,他望见那儿只有一座高塔,它究竟是属于一所住宅的呢,还是属于教堂的,他没法肯定。”“目力所及”当然是K的目力所能见到的,“他没法肯定”更是一种人物视点的提示,说明这一段描写完全是按K的眼光和视点展开的。如果说在卡夫卡那里,预言视角是通过K之于城堡远景一开始的预料之中展开的,莱辛的预言视角似乎没有任何的提示,她只是围绕着玛莎·奎斯特的梦境安排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阐释了梦境与现实的背离,然而小说里的现实于莱辛的现实世界却是一个未来的预言。所以这个预言明显地带有了苏菲思想的“神秘感”。
  此外,莱辛这一阶段天启情绪的书写,还体现在她的末日审判和拯救的思路中。这种思路通过“回忆”这一意识流的最佳方式呈现。《幸存者回忆录》中,莱辛在开头就设定了一个情景,“大家都记得那个时代”,“回忆”在莱辛这里不仅仅是她的叙述方式,也像在普鲁斯特笔下一样,具有了诗学功能。莱辛通过幸存者穿梭在冥想空间和现实空间中,勾勒世界荒芜和虚浮的景象。尽管中年主妇、艾米莉、杰拉尔德和路上的迁移人群等这批幸存者的姿态,不及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为了提醒大家防止“抽象”扼杀“记忆”时描述的那样让人悚然惊呼——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抽象数字(纳粹杀死了六百万犹太人),而是一个人,加上一个人,再加一个人……显然这样的加法具体得令人发指。可莱辛在这通过“回忆”进行的文明末世到来的冥想和审判——爱的匮乏,本能的压抑,精神的荒芜——同样也是会让人比照现实分裂然后凝神深思而心有余悸的。
  三、原初意识和后期的理性回归书写
  发现了苏非主义之后,莱辛的小说并没有失却关注政治和社会的激情,但她通过苏非主义而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得以化解或是升华。对于莱辛来说,苏非主义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消除各种界限的哲学,它“扩展人们的心灵,使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观察、思考和生存。”但是后期莱辛经历中期对苏菲思想的迷恋书写后,也开始理性地回归早期的现实批判了,只是这并不代表莱辛对苏菲主义的摒弃,而是完成了一种内化后,由炽热转入沉静的吸收和消化,以及反省。这主要体现在她对原初意识的关注上。
  在她的《好人恐怖分子》这本被公认的有苏菲迷思转向现实批判的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了现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小团体的亚文化。莱辛有一种智慧,一种愤慨,以及叙述的敏捷性,将左翼献祭者的形象收罗笔下。其中爱丽丝等人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对社会极端不满和仇视,建立起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心联盟”,试图用“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社会现状。这群“恐怖分子”没有明确的信仰和主张,宛若一盘散沙,既不为正规革命组织所承认、吸纳,也得不到普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没有爱丽丝不知疲倦地忙里忙外,这盘散沙可能早就风流云散,根本不可能有其后散兵游勇式的“革命”活动。在搬进公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革命”活动不过是讲演、游行示威、四处涂写宣传标语,并未给社会带来什么危害。正因其没有明确的信仰指导行动,正因其边缘化的现实处境,这盘散落社会一隅的“沙粒”才逐步发展成以暴力的形式变相吸引社会的关注,用伤害无辜的手段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并最终在闹市区引爆了汽车炸弹,酿成五人死亡、众多无辜路人受伤的惨剧。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告诉我们:事情还没完。43号是一个中转站,它打开生活的横断面,连接着无法回首的过去与无法预知的未来。多丽丝·莱辛把我们带到现场,直面这断壁残垣,迫使我们思考这个荒诞诡异的世界。43号的明天将会怎样?多丽丝·莱辛把这个问题随意一抛,然后悠闲地坐在自家门口,微笑地望着神情凝重的我们。这样的开放结局,她同样在《裂缝》这部最近力作中,以原初意识制造了同样的效果。
  《裂缝》是莱辛后期理性回归后时期的作品,但这部作品同样也显露了苏菲主义对莱辛创作影响的遗留症。这一时期莱辛其实并没有申明自己对苏菲主义的摒弃,也没有驳斥苏菲思想的任何只言片语流出,走出苏菲主义完全成了属于她自己的隐性行为。因为不是摒弃,故最近书写的《裂缝》,莱辛依然夹杂了她的苏菲门徒式的思维,回归到原初意识,看看世界和情感是否能合理重生。《裂缝》以罗伯特·格雷夫斯的“男人付诸行动,女人保持不变”一语开篇,视角定位在女性身上,毫无疑问,这是她对前期女性主义书写的传统回归。但是莱辛在此构造的不只是人类起源女人男人的生活重想,还包括了情感的初现,比如惊恐,比如威胁感,比如同情心、母爱、尊重、孤独等等,明显地这是经历了中期苏菲迷思书写,探讨未来和外太空人类是否能安然幸存后的莱辛,有企图地回归原初自省的一种行径。因此,公众认同的莱辛后期创作对现实的回归只是是一种理性且隐性的回归。
  萨义德·侯赛因·纳斯尔在《伊斯兰教》中指出“苏菲的精神之旅需要揭开遮蔽心灵之眼的面纱”,莱辛的整个创作其实追求的就是这种“炼金术”。不论早期的传统写实,中期的苏菲迷思、太空冥想,还是后期的批判回归,终而究之,莱辛都在完成自己对丰富分裂的理解的同时,警示世人人类文明分裂的危机需要赤裸裸的直面。也许不能像穆林·加格(《东方与西方》:(Between East and West: Sufism in the Novel of Doris Lessing,1997)所理解的莱辛从共产主义、政治学、心理学、荣格心理分析,最后发展到苏非主义,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原因是所有这些思想学派中都隐含着苏非主义的思想成份。但莱辛走近、走入和隐性走出苏菲主义确实都存在一种水到渠成的契机。这些契机与莱辛小说的创作理念和特色有关,也和苏菲主义本身的内涵以及它在西方世界得到重新解读的时机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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