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摊开的这本书,叫《那年那天》,朱叶青著、袁运生画,三联书店2005年1月出版,共三百九十八页。
　　这本书很特别。曾为自由职业者、现为中国美院副教授的朱叶青,在扉页的题记中说:“这本书不关心什么是艺术,仅仅讲述一些在艺术名义之下发生的故事。”
　　此言是此书的核心。那么,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七八届的学生朱叶青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院,是七七届油画班查立他们十三人的学弟。写这本书的起因是画家袁运生老师的一批水墨肖像作品,画于1981年5月的敦煌。画中人是浙江美术学院七七届国画班、油画班、版画班的学生。二十三年后的2004年,本书作者朱叶青重逢袁运生。朱看到经历过巨大磨难的袁老师老了,觉得画画人老了,画中人(他的学长们)亦老矣。应该“开始轮到我们这拨人来对后人讲述从前是如何如何的故事了”。
　　袁运生曾被划为“右派”,又曾在首都机场墙上画了那幅闻名全国的《泼水节》,因画中有裸女而掀起轩然大波,因而“额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生命体悟。(顺便提及:改革开放初期,霍英东对是否投资内地犹豫不决。他悄悄观察机场上那幅《泼水节》是否还存在,见它未被除去,才放心投了资。他认为此画象征着大陆政治的稳定和安全)。
　　三联书店跟袁运生商量出版一本书,以这批肖像画为基点来讲述画中人的故事,撰写的任务就落在了朱叶青肩上。他说,《那年那月》不是一部史书,纯然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产物。但“其中若是有误”,他“是愿意去承担法律责任的”。而我从那种散淡、平和的叙述之中体悟到深藏的无限悲凉与沉痛!
　　我是从“查立”那章开始阅读的。一个个场景电影镜头似的向我袭来——
　　我见过青春年少时的查立。此刻在书中抓拍下来的照片里,已是经历过霜雪的中年人了。他怎么会被开除的呢?
　　查立是浙大附中的尖子考进入美院艺术殿堂的。当兴高采烈走进教室上第一堂素描课,大家傻了眼:刚摆好的古希腊石膏像被拿掉了,换上了一个鸡蛋似毫无结构和表情的东方女孩的石膏头像。說是第一张作品必须画中国人,不能画外国人。为什么?大家心头画上了一个大问号。查立日后对朱叶青说:“自从进美院的第一堂课开始,我们就陷入了与日俱增的迷茫。”
　　让查立迷茫的是,美院的教学大纲从来没说过第一张作品必须是画中国人,而不能画外国人的。有些艺术家人家不给你戴手铐,自己给自己戴,这是不是畸形的变态心理?
　　中学时代查立看到吕洪仁先生一批小幅的刮刀油画,难以忘怀。进校后,十分严肃的吕洪仁当了他们的班主任。某冬,在上海戏剧学院,闲得无聊,班主任来找同学聊天。睡集体统铺的学生窝在被窝里坐着。吕老师说:“今天我们大家来谈谈,畅所欲言,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讲错了也没关系。”同学们沉默着。于是吕老师说:“你们是如何看待雷锋的?”沉默依然。查立想打破僵局,就率先说了:“雷锋应该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将来四个现代化了,人人都有了小汽车,老太太不会在漆黑的雨夜里打着伞走着泥泞的小道去看儿子,那时候雷锋就不存在了……”
　　“放你的混账狗屁!这是什么意思,这简直无法无天,胡说八道到了极点……”没等查立说完,吕先生突然高叫起来,洪钟般的声音如同炸雷把大家惊呆了,他咆哮完了便扬长而去。
　　查立没来得及说下去的话是:雷锋精神在不同的社会物质条件下会有不同体现,1960年代体现的可能是扶老携幼的好人好事,2000年代,可能体现为环境保护、世界和平、勇敢反恐……吕先生食言“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破口训斥,“这种当年社会上人人痛恨的引蛇出洞的伎俩”使学生在内心里彻底丧失了对这位老师的信任和尊敬。
　　这仅是黑色幽默而已,下面这个例子我觉得“黑色”该换为“血色”了。这已非果戈里式或左琴科式的调侃和挖苦,而是把认真对待学业的学生推向深坑的罪恶之举。那是一堂政治课引起的——
　　查立回忆,那天不知是上课时间通知错了,还是人人都热得发昏,忘记了下午的政治课,上课铃响过半天教室里只到了两个学生。政治老师李钦郎就像等待戈多似的站在讲台前。没人再来,另一位同学站了起来,连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课堂。李钦郎老师眼泪汪汪地跟查立对视着。查立心里可得意了: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学生哪,竟然是您课堂里惟一的学生!
　　李钦郎老师尴尬地问查立是否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学生不来上课。查立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明天告诉你答案。当晚,查立思绪活跃,洋洋洒洒写了大约七八页的一封长信,综述了同学们对政治课提不起兴趣的原因。
　　查立大二时读了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追根溯源,开始钻研古典哲学,从黑格尔追踪到康德,从康德到毕达哥拉斯,随即发现哲学是一环套一环的。接下去又钻研现代的,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直到法兰克福学派和青年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手稿》中的才华横溢和意气风发给查立留下尤其深刻的印象。查立给李钦郎的长信中第一个要求,是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放到西方哲学历史的大背景中来教学,而不是把它完全剥离出来灌输给学生。查立自己的求知方式则愿意从马克思著作延伸开去。
　　查立说,他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和深邃的近代西方思想发展的世界,为什么学校里的政治课就不教这些内容呢?即使到了今天,查立仍然觉得当时从学习马列开始阅读了许多西方近代思想的著作,让自己受益一辈子。他说:“比如亚当·斯密经济理论中关于‘无形的手’的学说,今天我在经商和企业管理中,还经常不断地引用,来教育团队。”
　　查立在长信中的第二点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是十九世纪的人,他们的知识难免受时代的局限。当时听说有很多说法,说他们的《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基础是十分初级的,还有许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地方。因此,查立问李老师,政治课是否可以来澄清诸如此类让学生迷惑的问题,把马克思放在一个科学公正的历史高度来讨论,以便学生树立学习马列的信心基础。还有一些疑问,比如“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这“需”应该如何科学地界定?如果这个“需要”基本上是大家有饭吃,有衣穿,那么共产主义理想未免太原始了。如果笼统地按“需”分配,你要啥给啥,地球上恐怕也没有足够的资源。
　　第二天就把信当面交给了李钦郎。李老师说,让他好好看一下然后跟查立来讨论。但他食言了。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有几位对查立比较关心的老师突然惊异地责备查立为什么写出这样的东西!查立当时非常疑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又过了几天,查立从另一位院办工作的老师那里看到了一份文件,这是在美院领导内部传阅的由李钦郎打的小报告,其中把查立那封长信中的许多话,断章取义一段段摘录出来,不少关键字下还加了下划线。这就构成了查立“有系统、有理论地反对马列主义”的罪名。
　　下面这又一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件(分开来描述是时空错开的两个场景),查立说它是“肥皂剧”,我则认为可跟时下热播的谍战剧中的片段媲美。尝试把查立的回忆改成一组蒙太奇看看——
　　
　　场景一:美院大会议室。一个老外在演讲。挤满着听众。(老外Kenneth Moffett,波士顿博物馆艺术总监,在杭州举办画展后来校交流)演讲结束。掌声。查立从听众席起身,上前。把一张纸条(没通过翻译)递给老外。老外看了一眼,塞进上衣口袋。【特写】暗处,闪现出几双贼亮的眼睛。
　　【镜头切换·全景】翌日。校园。学生三五成群。【推成特写】一张嘴对向一只耳朵,另一张嘴对向另一只耳朵:“查立给外国人递送情报!”……传闻不胫而走。
　　【镜头切换】查立被外办、保卫科、版画系接踵调查。【特写】查立辩解的嘴不断翕动。四周射向他不信任的目光……
　　场景二:当晚。Kenneth Moffett下榻的宾馆。几名便衣包围着老外。
　　“查立给你的纸条呢?上面写的是什么?”
　　“请把纸条交出来!”
　　老外摊摊双手耸耸肩,始终拒交。
　　(让他难以相信的是,怂恿便衣来调查的人,竟是白天演讲时的翻译!)
　　
　　这场景,是多年后查立到美国康州去看Kenneth Moffett时才知道的。K.M.去火车站接查立时拥抱了他,流了泪。查立回忆说:“美国人常常会因此产生英雄感,希望给黑暗带来火苗,希望能主持公道,就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
　　至于那张纸条,其实是查立想向Kenneth Moffett打听一本艺术理论书,因为在图书馆里找不到。查立感叹:在一个法律不完善的环境里,我们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是“Burden of proof”(证明清白)。
　　让我们回到那封长信上。令查立不安的是,以前艺术观点的分歧还属学术上的讨论。现在把这种分歧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起了质的变化,问题就严重了。“无论我的信中有哪些东西写得不对,老师有必要和学生进行全面沟通来帮助学生提高认识。但令人不解的是,李钦郎从未找我谈过关于这封信的事……”
　　在艺术上,查立那个油画系是最早涉猎西方多种流派的。1979年(书中写1980年有误)“美国时代/生活书展”在杭州举办,书刊与招贴画分别在外文书店和美院陈列馆展出。诸如莫奈的《日出》、马蒂斯的剪纸之类的几幅招贴画都是大众性的作品。查立说,“时代/生活出版社在美国是通俗读物出版社,用中国话说,出的都是‘下里巴人’式的作品”。但当时的语境和“美院思维”(阅读至此临时蹦出来这个生造的词)中,“美国的‘下里巴人’变成了美院的‘洪水猛兽’!无数老师再三关照,这些画是只能看,不准学的。也有人明确说:这些画全是垃圾”。
　　但是,“美院老师没有最基本的依据来否定这些‘垃圾’,他们无法令人信服。于是油画系七七届的同学们在业余时间开始了一次由印象派到野兽派到表演派到抽象派的进化体验。为了想真正弄懂现代派,我们开始先来尝试印象派的画法,不久又画了野兽派风格、立体派风格。这些流派既然学校里没人会讲没人会教,我们自己学可以吧?就这样,这个地球上一个叫杭州的地方举办的一个在美国人看来毫无惊人之处的小型商业书展,竟然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持久的、剧烈的艺术思潮……”
　　查立经过了对现代派感性的实践之后,感到了对于理性和逻辑认识的饥渴,渴望搞懂现代艺术的理论基础。1980年夏天,他终于弄到了一本康定斯基的原著《论艺术的精神》。他用了一个暑假,把自己关在一处借来的房间里,买好几个星期的食品,从早到晚就凭几本词典硬生生把这本颇为艰涩的书译成了中文。手稿先是在同学中传抄,后来中国社科院李泽厚的一套美学丛书将其编了进去。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几经周折。当时有过几次像“反精神污染”之类的思想整顿,硬是把这本书从印刷厂里撤了下来,直到1983年才正式出版。查立感慨:“二十年后的2003年此书又再版,我突然发现我们都已经老了。”
　　校园都听闻油画系七七届学生对现代派的热切追求。从院最高领导到系到班主任都极为担心:这批学生在毕业创作时可能会表现到极限,以致闹到让学校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毕业创作尚未开始,就不断有人来打招呼,甚至警告:毕业创作必须老老实实,否则可能不予毕业之类。到毕业创作正式开始,系里三令五申定调子:毕业创作的题材,写实的比变形的好,现实的比历史的好,等等。
　　这些关照和指令起到了理想的效果。查立回忆:“毕业创作展开幕那天,当看到我们的作品时,本想借机吹毛求疵、兴风作浪的老师瞠目结舌”,一切无可挑剔:因为画的不是“生活比蜜甜”、科学工作者在实验(当时破天荒认定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女工织地毯、工业写实、渔民捕鱼之类,幅幅都是现实生活的颂歌。查立称他们七七届毕业创作“是一个没有高潮的争吵的休止符”。之所以“休止”,是因为那会儿同学们已经“非常成熟”,事先他们私下都平静地讨论过对策,绝对不搞毕加索《格洛尼卡》式的作品。查立这句“非常成熟”的自我评价令我心颤!原来,一所美术的高等学府就是这样在把一批迷恋绘画、思维活跃、渴望探求艺术本真的青年学子,千方百计拿捏成同一模式的“标准件”的!这是滴血的“成熟”!
　　我在书中另处读到的几句叙述,正好拿来用作这种“拿捏”的又一个实例:那年,查立的暑假作业是一幅《年轻的张志新》,底色用了厚厚的大红色。查立只是想让彩色强烈一些。第一任班主任、一位徐姓老师不予通过,说这是影射“文革”为“红色恐怖”。查立只好重画,把色调改为淡色的,象征英雄的灵魂在升华;又被说成是“白色恐怖”……
　　作者朱叶青在跟查立对话时插言:“中国近二十年来在艺术上的分歧,往往不大像是对于一个问题的真正的分歧,而更像是伪问题。在谈论艺术的时候其实是在维护各自的利益,从而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一个心怀满腔热情的青年人在坚持艺术理念的时候,必然会在被艺术包裹着的政治与经济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我认为,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时代的宿命。在这种无形势力的掌控下,不仅学生而且老师都难以选择自己的道路。
　　一位叫王流秋的老师“凭着自己在艺术上和政治上的经历,被历史性地推到了油画系七七届担任最后几学期的班主任”。对这位老师,查立做了如下描述——
　　王老师是华侨,怀着一腔热血远渡重洋回中国参加革命,我老是把他想象成聂耳、冼星海式的革命文艺战士。王先生在“文革”时坐牢,据说在流放劳动之余,他趁空制作了一条木筏,在一个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黑夜,他顺水而下,要逃出这个国家。但人算不如天算,他误算了距离,在他以为已经出了国境线时上岸,于是又马上落入了边防民兵的法网,被捉拿回监狱,直到“文革”结束才走出牢房,回到美院。王先生曾是马克西莫夫的高材生,专攻写实油画。但在狱中,以及晚年,他悟出人生和艺术的真谛,即追求色彩和形式,常常用互补的颜色,相互交替,相互覆盖。“薄薄地涂”——这是他常用来形容自己作画方法的说法。这么一位德高望重、追求真理的老师,充当了一群大逆不道的学生和把艺术创作和个性进行庸俗政治化的政客艺术家之间的平衡人物,他似乎能在两边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德”来摆平原则,王先生太沉重了,悲哉,哀哉!
　　也就是这位王老师,成了另一位高材生林琳被开除的导火线。
　　林琳有一次在寝室里跟同学辩论时的某些话,被他们班的一个工农兵学员留校的助教偷听了,然后断章取义地汇报给系里。一天,林琳在教室里与那位助教发生了口头争执。林琳要和他对质澄清事实。但在场的王先生光了火,说林琳不尊重老师,并要他向助教道歉。那时学生很怕掌握着学生生死大权的老师(成绩、评语、分配等等都在老师手里)。无奈,林琳向助教鞠了一躬以示道歉。此事本应就此结束,哪知王先生继续发火,那位助教也继续打他的小报告。使得一群对林琳咬牙切齿的艺术家老师找到了开除他的契机。逻辑是:“连王老师都发火了,那一定是太过分了,一定要开除。”于是开除林琳的布告“以最高工作效率张贴出来了”。七七届同学们的签名声援也不起任何作用。接着查立也被开除,只是没有马上贴出布告,以免在同学离校前引起更大风波。
　　1985年某天,美院那位最高领导突然仙逝,查立神奇地收到许多老师的来信,要他回去报考他们的研究生。那年夏天,查立从他“发配”之处阜阳回校,在操场上与林琳不期而遇。他俩回来办同一件事:拿成绩单,去申请出国。林琳去美国,查立去英国。
　　作为浙江美院的两大才子,查立与林琳各自的成绩单上的得分却大部分是三分(苏联式的五分制计分),也有不及格的,还有不少空白处。
　　查立出国前去北京“出国培训”,看了一部介绍西方的纪录片。片子里有一个镜头是伦敦因为空气污染,马路上的行人戴着防毒面具。查立心里很紧张,以为一下飞机自己就會被空气毒死。他到英国是8月下旬,秋天最美好的季节,蓝天、阳光、大树参天、鲜花遍地。回想在北京看的纪录片,心想自己这前半生全上当了。不久,查立与林琳第一次在国外重逢时,没想到两人竟不约而同地感叹了这句:“我的前半生全上当了。”
　　查立几经困顿挣扎,在海外成了一名成功商人,而林琳则不幸命丧纽约街头——也是由他不愿屈服于暴力的性格所导致的。
　　《那年那天》中,查立、路海燕、朱春秧、焦小健、管建新、秦岱华、池沙鸿、艾未未、张谦等等众多同学以及书作者朱叶青本人都为林琳扼腕长叹和深切怀念。朱叶青说,林琳是美院七七、七八届绝大多数同学之命运的“相似性里变成了最尖锐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