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淑英(1920.2.20—2001.4.18)，1942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曾先后供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1986年入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她一生为国家图书馆藏书建设事业，为版本目录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2年，我编辑整理《冀淑英文集》，在冀先生家人帮助下，可以说收集到了冀淑英先生的全部文章。当时我无法理解，作为20世纪杰出的目录版本学大家，先生文集仅有20万字！然而，当我把这些文章一一拜读之后，被先生的真知灼见深深折服。先生的学术思想不仅仅反映在20万字的文章和论述中，更深刻地体现在她丰富的版本目录学实践中，她一生编纂的公私藏书目录，均为传世之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堪称前无古人。冀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正如她在《学林春秋》中自题的座右铭那样：为学不做媚时语，实践方能出真知。
　　冀淑英先生终身供职于图书馆，故公藏书目成为其著述之大端。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先生曾师从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研习版本目录校勘之学。1945年，北京大学准备整编抗日战争期间购藏的李盛铎藏书，延请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善本特藏部主任、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先生指导。这年的12月，冀淑英先生来到北大图书馆，参与这批书的编目，这是冀先生版本目录学的最初实践。李盛铎木犀轩藏书9900多种，仅宋元本就有300余种，名家抄校稿本、日本、高丽刻本、活字本为数众多，对于刚刚入行的人来说，是份非常丰富的教材。在鉴定版本、分类编目过程中，先生得以时时请教赵万里先生，深得赵先生器重。在1948年李氏书目编完之后，于9月，转至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供职。其间编辑完成的《北京大学藏李氏书目》于195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抗战胜利后，运至天津的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所余92种售归北平图书馆，郑振铎先生抗战期间在上海孤岛抢救采购的珍贵古籍也运抵北平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著名的公私藏书，如瞿氏铁琴铜剑楼、傅氏双鉴楼、潘氏宝礼堂、周叔先生、常熟翁氏、涵芬楼等，或捐赠，或转让，让明清以来累世宝藏如百川归海，陆续入藏北京图书馆。冀先生继续在赵万里先生指导下，对这些古籍进行鉴定编目。际此嘉会，历代留存古刻名抄，先贤墨迹，先生一一寓目，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段经历为先生日后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编目后先生建立了一套包括书名目录、著者目录、分类目录三部分的目录卡片，几年后规模初具，向读者开放，为读者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以这套卡片为基础，1959年，北京图书馆的国庆10周年献礼项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了。与此同时，另一个献礼项目——由赵万里先生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在196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雕版印刷发展的大型图录，冀先生协助赵先生选书的同时，撰写了明清部分的说明文字。这部大型图录至今仍为最权威的、研习目录版本学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影响之深远，至今尚无与伦比。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到1987年重编时，其主要内容仍是冀先生的这套卡片。
　　197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病重期间指示“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1979年全国善本书总目的编委会正式成立，1980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和其他藏书单位的目录卡片开始汇集，整编工作正式展开。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出任主编，冀先生和南京潘天祯先生任副主编。这是中国千百年来未有之盛业，冀先生协助顾廷龙先生经营擘划，为顾先生倚重。特别是项目进行的17年中，先生为保证目录的准确性，走遍大江南北，将目录卡片与原书一一核验，其对版本鉴定之精，所见之广，可以说罕有其匹。这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录》是先生晚年倾注大量心血完成的，1986年至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笔者曾经于1989年前后在总目办公室随冀先生工作，对先生编制总目时的敬业、执著留下深刻印象。
　　目录编纂期间，先生曾赴英国进行学术交流，并在伦敦亚非学院进行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古籍善本收录范围》的演讲。目录完成后，又写下近万言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记》，叙述缘起始末，阐释发凡起例，源源本本，真知灼见，随处可见，清晰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冀先生的目录学思想。
　　冀先生还在1963年与王树伟、朱家濂、冯宝琳为已故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的藏书合编了《西谛书目》（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年为周叔先生藏书编写了《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古籍出版社）。
　　冀先生生前还曾经手定《国家图书馆抄校稿本图录》选目，可惜未及看到其实施。目前此项工作正由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晚学继续完成。
　　1984年，冀先生曾应邀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授“古代目录学简述”，录音录像播出后深受好评。为全面反映冀先生目录学实践和理论，在编辑《冀淑英文集》时，这篇讲义也曾一并收入。
　　冀先生得益于经眼善本数量之巨，其版本研究堪称理论与实证兼顾兼擅，有其精到过人之处。先生认为鉴定一书的版本，不止只分析辨别其刻板或抄写的年代，还应进一步熟悉某书历来传世有多少版本，现在某本稀见，某本流传尚多，某本由某本出，各个本子的异同优劣，辨其版刻源流。并提出，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吸收前人的成果，多读前人的目录和序跋，一方面从书的本身条件来寻求解决的途径。她特别强调，所有可以断定版本的因素，不可以孤立地看待和应用。这些观点在先生为宋元古刻名抄撰写的序跋中清晰地反映出来。在这些序跋中，她把一部书的版刻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下，“溯版本之源流，辨版刻之时地，纠前贤之舛误，堪与顾（广圻）黄（丕烈）相颉，而又远过之。”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撰写的《律附音义》序中，根据书中刻工与同时代刻工的分析，证实书为南宋重刻天圣本，从而推翻了前人北宋天圣本的判断。在为《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影印说明》中又是根据与其他书刻工的比对、南宋初避讳不严等因素，将《集韵》先贤定为北宋仁宗刻本的结论推翻，定为南宋初年明州刊本。
　　在运用刻工的因素判定版本方面，她的《谈谈版刻中的刻工问题》、《谈谈明刻本及刻工》等文章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做，80年代重编的“苏州刻工表”，为我们鉴定版本提供了客观依据，大大推进了版本学的研究。
　　先生曾经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委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部分善本书的词条，在词条中先生以寥寥数语将书的版本情况揭示得清清楚楚，亦足以显示先生在版本学方面的精深造诣。
　　除版本目录学之外，冀淑英先生在善本古籍修复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上也颇有建树。上世纪80年代，她针对敦煌文献的特点，把敦煌文献的修复原则总结为“抢救为主，治病为辅”，以期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献的一切信息。这个理念为业界一致认同，并推广到其他珍贵文献的修复和保护中。
　　冀淑英先生对国家图书馆藏书建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与藏书家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主要源于冀先生对珍贵善本古籍的珍惜和了解，这是令许多藏书家放心地将珍藏多年的善本书交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主要原因。1952年，周叔先生将他藏书中的最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书，共计715种，26712册，全数捐给国家图书馆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曾满腔热情地对他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了出来，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而周叔先生选择国家图书馆作为捐书所在的原因，在他对儿子周珏良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充分了解：“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手下又有他培养出来的如冀淑英同志等，书捐到那里可谓得所，我是放心的。”受冀淑英等前辈的影响，现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工作人员依然遵从着爱书如护头目的传统，不忍心看到书受一点损伤。这种影响来源于前人以身作则的身教，也得益于冀先生的晚生后学的真切关心和爱护。
　　冀先生对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年轻人的提携帮助是毫无保留的。在1997年，冀先生曾经给善本部的年轻人做过10余次业务培训，将她亲身经历的善本书入藏国家图书馆的来龙去脉娓娓到来，包括藏书家的传记、所藏书的递承关系，以及各家藏书的特点，其熟悉程度，真可谓如数家珍。这些珍贵的活的历史，善本部同仁已经作为珍贵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录音、整理，并随着《冀淑英文集》的出版发行公诸于世，为世人共享。而她“为学不做媚时语，实践方能出真知”的做人和治学的准则，正在为善本部的年轻人尊崇和实践着。
　　作为晚学，我不敢对先生的一生妄自评论，借用王绍曾先生在《冀淑英文集》序言中的评价，我想恰如其分——余深慨当今目录版本之学，几成绝响，每读先生鸿文，辄有一字千金之感。综观先生一生，于版本目录之学，卓然成家。就其渊源而言，实上继乡前辈艺风老人之余绪，下承江安傅氏、海盐张氏。而又亲炙于海盐赵氏之门，益加恢张，故其创获之宏，贡献之巨犹远过之。
　　先生逝于2001年4月18日，五周年祭。作此小文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