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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物界，说起傅大卣(1917．8—1994．8)，不了解的人只知个中一二，有人说，傅先生是做拓片的，当今无人可比，应当是传拓专家；有人说，傅先生是鉴定玉器的，他经常在三间房工艺品库房鉴选玉器；有人说，傅先生是篆刻家，篆刻和书法在20世纪也是一家。就我对傅先生的了解，傅先生是集金石、篆刻、传拓、鉴定为一体的稀世之才。
认识傅大卣先生是在1978年底。我高中毕业即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复制厂工作。文物复制厂位于宽街附近的北京市文物局大院。当时，市文物局大院里70％以上的房屋都用来存放着“文革”时期抄家抄来的文物，从琉璃厂古玩店、中国书店选拔的一批思想好、觉悟高、眼力好、知识丰富的老专家们正在进行清理，对外称“落实组”。在这里，我见到了大批文物，也真正接触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前古玩店学徒出身的老专家(称师傅，或老师，或某某老)，如李梦东、傅大卣、马宝山、程常新、孙会元、魏隐儒、赵存义、黄镜涵等二三十位先生。他们大多也是家父贾玉波在琉璃厂古玩店学徒时的朋友，多为京畿附近的河北人，10来岁到北京琉璃厂学徒。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的中国文物鉴定界，无论眼力，还是经验，他们是绝对的权威。我跟从这些先生学到了很多，从古玩行的故事掌故，到如何接触文物、拿取文物的方法、文物识别鉴定的技巧、历代名家轶事、传拓技法等等。教我最多的是傅大卣、马宝山、程常新、魏隐儒、赵存义等先生。
我自幼酷爱金石书画、篆刻，遗憾的是没有系统学习，篆刻的方法是见到报纸上发表什么就临什么，无章无法。我的篆刻和传拓技术真正入门是由傅大卣先生引领的。傅大卣先生中午很少休息，不是刻印，就是传拓，我经常借机求教。多少年过去了，往事情景历历在目。傅先生手把手指导我刻印：“不要什么都刻，也不能学的太杂。以我学印的经验，建议你从刻汉印开始临，每天临刻几块，积少成多，一年几百方上千方。有二三年的时间，你自然能领略到其中的门道。”从那时起，1至2寸长的石头，刻了磨，磨了刻，没几天就剩几厘米长了。传拓技术最难的莫过于立体拓“全形拓”，这是傅先生的看家本领，先生毫无保留地将其中的关键之处传授给了我。
傅大卣先生走的是从学徒到专家的道路。学徒生涯是其学者生涯的起点。傅大卣是河北三河人，1931年到北京琉璃厂古光阁当学徒。古光阁主营治印传拓，掌柜周康元字希丁，是京城治印高手，传拓名家。古光阁也是北京著名学术研究团体冰社的活动场所。成立于1921年的冰社，名取自《荀子·劝学》中“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之义。社员职业五花八门，都是国粹的弘扬者、文物收藏家，如清史馆总纂柯劭忞，溥仪师傅陈宝琛，金石家罗振玉，《公言日报》、《新社会报》创办人林白水，学者或艺术家黄季刚、马衡、徐森玉、梅兰芳、尚小云等人。每到周末，社员各携所藏古器到古光阁后院的冰社，考释铭文、鉴别年代，互通信息，交流研究心得。冰社于后世古文字研究影响最大的要算金石拓本的广泛流传了。古文上的铭文是研究古代历史、制度，艺术、文字的宝贵资料。从明代嘉靖以后，开始出现铜器传拓，将古器的器形、铭文拓出，刻印成书。如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从此，传拓日渐兴盛，出现了许多名家高手，如焦山僧达受所拓淡墨如蝉翼，陈介祺所拓(实为陈介祺同乡陈佩纲所拓)重墨如漆。冰社社长周希丁继承并发展了达、陈两家传拓技艺，独辟蹊径，能“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墨之深浅，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待算理之吻合”，在原器物上直接以立体拓浊拓出器物全形，为一时传拓之冠。
鉴定文物如不能多识珍器，终属纸上谈兵。作为学徒的傅大卣得到了别人难逢的机缘：他从冰社社员切磋研讨中，学得了鉴别文物的本领及中国古代史、文字等方面的学问，又承继了周希丁的传拓绝艺。冰社社员多有丰富的收藏，傅大卣得以尽窥，已属眼福不浅，加上精湛的传拓技艺，使他见到他人难得一见的珍品。民国初年的大总统徐世昌之弟徐世璋，家藏古砚千余方，为一时砚石收藏之冠。清康熙朝黄萃田任端州知府时，每年都向朝廷进献的砚品，多出自雕砚名师顾德麟和其儿媳顾二娘之手，徐世璋藏品中便有黄氏贡品多方。傅大卣是拓砚高手，据老辈人讲，傅先生“不但能拓全形，而且端砚能拓出眼，歙砚能拓出纹”。徐世璋自然求到他头上。傅大卣在徐世璋家拓砚前后6年之久，徐氏所藏砚品无一漏其手。
傅大卣好古甚笃，上自殷墟甲骨文，下迄元明遗物，均有涉猎。从业60余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拓砚、拓钟鼎彝器、玉器、印拓上了。其传拓作品淡墨轻扑，独具风格，全形缀合得当，图纹俱细，锋芒毕显，以臻炉火纯青，前无古人之境。近来，我帮傅大卣之子傅万里先生整理《傅大卣手拓历代铜镜集》时，看到一张现存拓片统计表：玉器约1500张、甲骨约1000张、金文约2000张、玺印12000方、古镜800张、竹木雕刻80张、篆刻(明清及现代)约1000方、陶文约500张、兵器50张、泉范80张、带钩50张、权诏40张、西番片100张、砖瓦80张、古尺符牌50张、铜洗30张、铜杂100张、造像40张、古砚50张、古墨100张，合约19650张。这还只是傅先生自己留存的部分。其毕生所拓可能是自己保留的一倍或二倍!这是何种力量才能够办到的事?一年365天，这些拓片需要多少年，多少天?这种事只有在傅大卣身—亡才能实现，今天或明天的年青人哪个能有这种毅力，哪个能有这种精神?
傅大卣先生的另一个嗜好是金石篆刻。其书法取自青铜器金文，有商周金文铸字之琢，圆浑丰润，结体婉转，风姿绰约，疏疏朗朗，井井有条，风格既端庄典雅，又灵动妩媚。先生仿刻战国古玺及秦汉印，功力极深，尽其中之味，白文印深厚古朴，朱文印纤细挺拔。傅先生为人治印是出了名的，北京市文物局的人几乎都有傅先生刻章。据我所知，傅先生为很多名人治印，如为毛泽东刻过藏书印，为黄胄、史树青、容庚、于省吾、唐兰治过印。
正是有了金石学的功底和苦学实干精神，傅大卣才成为当代当之无愧的文物大家，精通青铜器、玉器、杂项等文物鉴定。著名古文字学专家、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容庚，一次途经山东时买了个铜制小钱柜，到北京后便兴冲冲地告诉傅大卣：“我买了一个宝贝，让你开开眼”。傅先生一看，笑了：“容先生，您交学费了”。容庚不信，傅大卣便指给他看，钱柜的单片虽不假，但是拼焊而成的，战国时代没有这种样子。这东西是山东刘春甫的，曾想卖给傅大卣，开价40元。容庚恍然，连呼上当：买这个钱柜，花了400元!郭沫若是考古界领袖，有次认定一只商代爵是赝品，原因是爵上有一块铜锈剥落，里面呈红色。傅大卣却说是真品，并告诉郭老，安阳出土的铜器中，这种现象不罕见。郭老大感惊讶。
鉴定文物需要学，也需要识。傅大卣学知兼擅。他说，东西放在那儿，不但要知道真假，而且要知道它是什么时代 的东西，是什么地方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取当地玉料磨成，中厚边薄，呈刃形；新莽时期铜镜，以细线勾轮廓，形状、字体都有特征；袁世凯当皇帝时，曾烧过三窑居仁堂瓷器，这种洪宪瓷比道光、咸丰、光绪、宣统四朝的瓷器更为精致……凡此等等，要能识别，均非一日之功。对伪器不仅要知道其假，还要懂得什么地方造的伪器是什么锈，什么地方作伪上什么漆，出土的真品与仿造品在轻重、音响上有什么不同……要能分辨当然不是一日之功。
我认为，傅大卣是达到了这种境界。这里有几个故事可证傅大卣的学识。
“文革”期间，海外有人要向国家捐赠“传国玉玺”。好读稗官野史的人，对“传国玉玺”耳熟能详。有人就此事求证傅大卣，他淡然一笑：无稽之谈。因为他知道，虽然朱剑心《金石学》等著作中都有“传国古玺”记述，但实在是场骗局。肇其端者，乃是宋代的蔡京。大约在1098年，陕西发现了所谓“传国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此事轰动朝野，宋哲宗为此改元元符，大赦天下。这一闹剧是蔡京一手导演的。自那以后，“传国玉玺”屡有所传，却没一件是真的。后来证明，海外那枚也是件赝品。
1955年，有位河南人携方古玺到京，托人请傅大卣鉴别。来人刚将印谱送给傅大卣看，并随手准备打开带来的包袱，傅大卣摆手叫停：“这古玺可是覆斗形的?片形纽上面还残一片?”来人呆住了。傅大卣告诉他，这是一枚假玺，日伪时的河南省长李培基也收藏同样一方。傅大卣还拿出历代假古玺图谱指证给对方看，使客人心悦诚服。
傅大卣深厚的鉴别功力，既挡住了赝品，也为国家抢救了真品、珍品。新中国成立初，琉璃厂一家古玩店的学徒从上海买回一个铜虎片，请傅大卣鉴定。傅大卣一看，竟然是一个虎节。节，是古代使臣执以示信之物。《周礼》所谓“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虎节少见，价值颇高。傅大卣建议他卖给国家，并告诉了故宫博物院唐兰先生。也就在那段时期，傅大卣还在鲜鱼口的万姓人家里，看到一只残缺鼎耳，重20余斤。处处留心的傅大卣马上想到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见过一只缺耳大鼎。他仔细端详，认定这只耳正是那只大鼎的原配，便立即买下，送回中国历史博物馆，使这只战国时期的大鼎终成“完璧”。
在傅大卣所藏古玉舞人拓片中，有张汉代舞人拓片，注明1976年3月12日见北京文物店。拓片下有这样一段文字：“此文物局无眼者以处理品调给文物店，该店又以仿品待之。”傅大卣曾告诉我，这是在一家小文物店无意中发现的。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实在太多了。
1973年广交会期间，北京、天津等四口岸的外贸公司收购大批玉器准备出口创汇。傅大卣的两位学生发现其中有些似为古玉，特请傅大卣帮助鉴定。傅大卣从北京外贸公司准备外销的玉器中扣下了2800多件，有几件堪称国宝：天津外贸公司准备出售的玉器中，傅大卣捡出了一块碗大的圆玉透雕。这块西汉的白玉透雕兽纹璧是价值连城的国宝，正准备混在大批玉器中，以1万元100件的价格出售海外呢!而当时，这样的透雕兽纹璧国内也仅见此一块呢!据说，这件玉器已归天津博物馆收藏。
1979年，日本一家书店向中国外贸部门订购7200方石章，大石章每块6元，小石章每块3元。外贸部门如数备齐，傅大卣验看后，将其中许多刻字的旧石章扣下。他告诉外贸部门：“这不仅是石头，这里有艺术，有流派，有文化!”在扣下的石章中，包括吴昌硕、西泠八家和浙派诸大家的石章。
博闻多见和勤奋好学，使傅大卣先生成为造诣极深的文物鉴赏大家，1986年3月，受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他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财富：精美绝伦的各式传拓，金文书法，功力极深的仿战国、秦汉古玺印篆……傅大卣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文物事业，其成就永示人间。
认识傅大卣先生是在1978年底。我高中毕业即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复制厂工作。文物复制厂位于宽街附近的北京市文物局大院。当时，市文物局大院里70％以上的房屋都用来存放着“文革”时期抄家抄来的文物，从琉璃厂古玩店、中国书店选拔的一批思想好、觉悟高、眼力好、知识丰富的老专家们正在进行清理，对外称“落实组”。在这里，我见到了大批文物，也真正接触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前古玩店学徒出身的老专家(称师傅，或老师，或某某老)，如李梦东、傅大卣、马宝山、程常新、孙会元、魏隐儒、赵存义、黄镜涵等二三十位先生。他们大多也是家父贾玉波在琉璃厂古玩店学徒时的朋友，多为京畿附近的河北人，10来岁到北京琉璃厂学徒。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的中国文物鉴定界，无论眼力，还是经验，他们是绝对的权威。我跟从这些先生学到了很多，从古玩行的故事掌故，到如何接触文物、拿取文物的方法、文物识别鉴定的技巧、历代名家轶事、传拓技法等等。教我最多的是傅大卣、马宝山、程常新、魏隐儒、赵存义等先生。
我自幼酷爱金石书画、篆刻，遗憾的是没有系统学习，篆刻的方法是见到报纸上发表什么就临什么，无章无法。我的篆刻和传拓技术真正入门是由傅大卣先生引领的。傅大卣先生中午很少休息，不是刻印，就是传拓，我经常借机求教。多少年过去了，往事情景历历在目。傅先生手把手指导我刻印：“不要什么都刻，也不能学的太杂。以我学印的经验，建议你从刻汉印开始临，每天临刻几块，积少成多，一年几百方上千方。有二三年的时间，你自然能领略到其中的门道。”从那时起，1至2寸长的石头，刻了磨，磨了刻，没几天就剩几厘米长了。传拓技术最难的莫过于立体拓“全形拓”，这是傅先生的看家本领，先生毫无保留地将其中的关键之处传授给了我。
傅大卣先生走的是从学徒到专家的道路。学徒生涯是其学者生涯的起点。傅大卣是河北三河人，1931年到北京琉璃厂古光阁当学徒。古光阁主营治印传拓，掌柜周康元字希丁，是京城治印高手，传拓名家。古光阁也是北京著名学术研究团体冰社的活动场所。成立于1921年的冰社，名取自《荀子·劝学》中“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之义。社员职业五花八门，都是国粹的弘扬者、文物收藏家，如清史馆总纂柯劭忞，溥仪师傅陈宝琛，金石家罗振玉，《公言日报》、《新社会报》创办人林白水，学者或艺术家黄季刚、马衡、徐森玉、梅兰芳、尚小云等人。每到周末，社员各携所藏古器到古光阁后院的冰社，考释铭文、鉴别年代，互通信息，交流研究心得。冰社于后世古文字研究影响最大的要算金石拓本的广泛流传了。古文上的铭文是研究古代历史、制度，艺术、文字的宝贵资料。从明代嘉靖以后，开始出现铜器传拓，将古器的器形、铭文拓出，刻印成书。如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从此，传拓日渐兴盛，出现了许多名家高手，如焦山僧达受所拓淡墨如蝉翼，陈介祺所拓(实为陈介祺同乡陈佩纲所拓)重墨如漆。冰社社长周希丁继承并发展了达、陈两家传拓技艺，独辟蹊径，能“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墨之深浅，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待算理之吻合”，在原器物上直接以立体拓浊拓出器物全形，为一时传拓之冠。
鉴定文物如不能多识珍器，终属纸上谈兵。作为学徒的傅大卣得到了别人难逢的机缘：他从冰社社员切磋研讨中，学得了鉴别文物的本领及中国古代史、文字等方面的学问，又承继了周希丁的传拓绝艺。冰社社员多有丰富的收藏，傅大卣得以尽窥，已属眼福不浅，加上精湛的传拓技艺，使他见到他人难得一见的珍品。民国初年的大总统徐世昌之弟徐世璋，家藏古砚千余方，为一时砚石收藏之冠。清康熙朝黄萃田任端州知府时，每年都向朝廷进献的砚品，多出自雕砚名师顾德麟和其儿媳顾二娘之手，徐世璋藏品中便有黄氏贡品多方。傅大卣是拓砚高手，据老辈人讲，傅先生“不但能拓全形，而且端砚能拓出眼，歙砚能拓出纹”。徐世璋自然求到他头上。傅大卣在徐世璋家拓砚前后6年之久，徐氏所藏砚品无一漏其手。
傅大卣好古甚笃，上自殷墟甲骨文，下迄元明遗物，均有涉猎。从业60余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拓砚、拓钟鼎彝器、玉器、印拓上了。其传拓作品淡墨轻扑，独具风格，全形缀合得当，图纹俱细，锋芒毕显，以臻炉火纯青，前无古人之境。近来，我帮傅大卣之子傅万里先生整理《傅大卣手拓历代铜镜集》时，看到一张现存拓片统计表：玉器约1500张、甲骨约1000张、金文约2000张、玺印12000方、古镜800张、竹木雕刻80张、篆刻(明清及现代)约1000方、陶文约500张、兵器50张、泉范80张、带钩50张、权诏40张、西番片100张、砖瓦80张、古尺符牌50张、铜洗30张、铜杂100张、造像40张、古砚50张、古墨100张，合约19650张。这还只是傅先生自己留存的部分。其毕生所拓可能是自己保留的一倍或二倍!这是何种力量才能够办到的事?一年365天，这些拓片需要多少年，多少天?这种事只有在傅大卣身—亡才能实现，今天或明天的年青人哪个能有这种毅力，哪个能有这种精神?
傅大卣先生的另一个嗜好是金石篆刻。其书法取自青铜器金文，有商周金文铸字之琢，圆浑丰润，结体婉转，风姿绰约，疏疏朗朗，井井有条，风格既端庄典雅，又灵动妩媚。先生仿刻战国古玺及秦汉印，功力极深，尽其中之味，白文印深厚古朴，朱文印纤细挺拔。傅先生为人治印是出了名的，北京市文物局的人几乎都有傅先生刻章。据我所知，傅先生为很多名人治印，如为毛泽东刻过藏书印，为黄胄、史树青、容庚、于省吾、唐兰治过印。
正是有了金石学的功底和苦学实干精神，傅大卣才成为当代当之无愧的文物大家，精通青铜器、玉器、杂项等文物鉴定。著名古文字学专家、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容庚，一次途经山东时买了个铜制小钱柜，到北京后便兴冲冲地告诉傅大卣：“我买了一个宝贝，让你开开眼”。傅先生一看，笑了：“容先生，您交学费了”。容庚不信，傅大卣便指给他看，钱柜的单片虽不假，但是拼焊而成的，战国时代没有这种样子。这东西是山东刘春甫的，曾想卖给傅大卣，开价40元。容庚恍然，连呼上当：买这个钱柜，花了400元!郭沫若是考古界领袖，有次认定一只商代爵是赝品，原因是爵上有一块铜锈剥落，里面呈红色。傅大卣却说是真品，并告诉郭老，安阳出土的铜器中，这种现象不罕见。郭老大感惊讶。
鉴定文物需要学，也需要识。傅大卣学知兼擅。他说，东西放在那儿，不但要知道真假，而且要知道它是什么时代 的东西，是什么地方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取当地玉料磨成，中厚边薄，呈刃形；新莽时期铜镜，以细线勾轮廓，形状、字体都有特征；袁世凯当皇帝时，曾烧过三窑居仁堂瓷器，这种洪宪瓷比道光、咸丰、光绪、宣统四朝的瓷器更为精致……凡此等等，要能识别，均非一日之功。对伪器不仅要知道其假，还要懂得什么地方造的伪器是什么锈，什么地方作伪上什么漆，出土的真品与仿造品在轻重、音响上有什么不同……要能分辨当然不是一日之功。
我认为，傅大卣是达到了这种境界。这里有几个故事可证傅大卣的学识。
“文革”期间，海外有人要向国家捐赠“传国玉玺”。好读稗官野史的人，对“传国玉玺”耳熟能详。有人就此事求证傅大卣，他淡然一笑：无稽之谈。因为他知道，虽然朱剑心《金石学》等著作中都有“传国古玺”记述，但实在是场骗局。肇其端者，乃是宋代的蔡京。大约在1098年，陕西发现了所谓“传国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此事轰动朝野，宋哲宗为此改元元符，大赦天下。这一闹剧是蔡京一手导演的。自那以后，“传国玉玺”屡有所传，却没一件是真的。后来证明，海外那枚也是件赝品。
1955年，有位河南人携方古玺到京，托人请傅大卣鉴别。来人刚将印谱送给傅大卣看，并随手准备打开带来的包袱，傅大卣摆手叫停：“这古玺可是覆斗形的?片形纽上面还残一片?”来人呆住了。傅大卣告诉他，这是一枚假玺，日伪时的河南省长李培基也收藏同样一方。傅大卣还拿出历代假古玺图谱指证给对方看，使客人心悦诚服。
傅大卣深厚的鉴别功力，既挡住了赝品，也为国家抢救了真品、珍品。新中国成立初，琉璃厂一家古玩店的学徒从上海买回一个铜虎片，请傅大卣鉴定。傅大卣一看，竟然是一个虎节。节，是古代使臣执以示信之物。《周礼》所谓“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虎节少见，价值颇高。傅大卣建议他卖给国家，并告诉了故宫博物院唐兰先生。也就在那段时期，傅大卣还在鲜鱼口的万姓人家里，看到一只残缺鼎耳，重20余斤。处处留心的傅大卣马上想到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见过一只缺耳大鼎。他仔细端详，认定这只耳正是那只大鼎的原配，便立即买下，送回中国历史博物馆，使这只战国时期的大鼎终成“完璧”。
在傅大卣所藏古玉舞人拓片中，有张汉代舞人拓片，注明1976年3月12日见北京文物店。拓片下有这样一段文字：“此文物局无眼者以处理品调给文物店，该店又以仿品待之。”傅大卣曾告诉我，这是在一家小文物店无意中发现的。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实在太多了。
1973年广交会期间，北京、天津等四口岸的外贸公司收购大批玉器准备出口创汇。傅大卣的两位学生发现其中有些似为古玉，特请傅大卣帮助鉴定。傅大卣从北京外贸公司准备外销的玉器中扣下了2800多件，有几件堪称国宝：天津外贸公司准备出售的玉器中，傅大卣捡出了一块碗大的圆玉透雕。这块西汉的白玉透雕兽纹璧是价值连城的国宝，正准备混在大批玉器中，以1万元100件的价格出售海外呢!而当时，这样的透雕兽纹璧国内也仅见此一块呢!据说，这件玉器已归天津博物馆收藏。
1979年，日本一家书店向中国外贸部门订购7200方石章，大石章每块6元，小石章每块3元。外贸部门如数备齐，傅大卣验看后，将其中许多刻字的旧石章扣下。他告诉外贸部门：“这不仅是石头，这里有艺术，有流派，有文化!”在扣下的石章中，包括吴昌硕、西泠八家和浙派诸大家的石章。
博闻多见和勤奋好学，使傅大卣先生成为造诣极深的文物鉴赏大家，1986年3月，受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他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财富：精美绝伦的各式传拓，金文书法，功力极深的仿战国、秦汉古玺印篆……傅大卣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文物事业，其成就永示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