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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生的光辉历程和不朽功勋，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毛泽东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的开拓者、探索者和创始者。历史的发展不能割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性贡献。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困苦的起步阶段，毛泽东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为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72页）。应当肯定邓小平同志所做的这个“基本结论”是对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应当肯定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做了艰辛探索的，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许多的曲折，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在这个“基本结论”上是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的。
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在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后，他成功地领导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领导建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他还领导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最广泛的国际友好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他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一，1955年毛泽东就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而且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指导原则。
第二，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国情依据和战略目标。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得出了中国正在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有了初步认识。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是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基本出发点。
第三，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
第四，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高度重视的，他多次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在法制问题上，他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五，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毛泽东自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他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明确指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认为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这些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重要的理论储备。
第六，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形势和特点，及时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要始终警惕和预防共产党变质变色。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强调维护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等等，他还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科学论断，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强调必须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规定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等等。
当然，毛泽东在探索实践中也出现严重错误和挫折，但他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制度条件、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探索，与今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可以看作是同一件大事的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同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总体历史进程，前者是后者的探索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论是从历史实践上说，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说，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作者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河南郑州）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困苦的起步阶段，毛泽东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为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72页）。应当肯定邓小平同志所做的这个“基本结论”是对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应当肯定毛泽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做了艰辛探索的，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许多的曲折，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在这个“基本结论”上是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的。
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在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后，他成功地领导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领导建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他还领导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最广泛的国际友好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他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一，1955年毛泽东就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而且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指导原则。
第二，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国情依据和战略目标。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得出了中国正在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有了初步认识。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是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基本出发点。
第三，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
第四，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高度重视的，他多次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在法制问题上，他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五，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毛泽东自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他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明确指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认为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这些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重要的理论储备。
第六，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形势和特点，及时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要始终警惕和预防共产党变质变色。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强调维护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等等，他还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科学论断，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强调必须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规定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等等。
当然，毛泽东在探索实践中也出现严重错误和挫折，但他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制度条件、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探索，与今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可以看作是同一件大事的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同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总体历史进程，前者是后者的探索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论是从历史实践上说，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说，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作者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河南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