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新加坡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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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除了在北京与几位中国领导人会谈外,他还到四川考察了新川合作项目、地震灾区映秀镇等;到天津参观了中新生态城建设、天津城市规划展览馆、意式风情区和文化中心等;并在中央党校就当前形势和新方立场做主题演讲。六天三地的紧凑行程,足见新加坡高层对发展中新关系的重视。
  李显龙“满载而归”
  李显龙总理此行传达了三方面信息,也取得了三方面收获。第一个信息是,新加坡承认并支持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但应维护“开放、兼容、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外交关系”。第二个信息是,新加坡接受美国在战后创造的亚太秩序,并希望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会成为破坏中美关系、扰乱地区秩序的因素。第三个信息是,南海问题上,新加坡主张依据国际法解决争议,同时强调东盟必须团结起来发挥作用。第一个收获是,进一步深化并扩大中新经济合作,将中新在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等项目上的合作经验和管理理念推广到更多中国城市,并进一步开拓商业街、食品加工基地等方面的合作。第二个收获是,在十八大召开前与中国高层沟通,有助于为中新关系下一阶段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最大的收获是,中新领导人之间加深了理解、增进了互信。
  中国受益于“新加坡经验”
  中新两国1990年才建交,但老一辈领导人早在1970年代就经常到对方国家考察参观。由此,两个有大量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国家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深厚友谊。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东亚大国,而新加坡就像嵌在东南亚版图上的一颗星钻,两者在各方面的差距着实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两国建立并保持紧密的友好关系,其中的秘诀就是相互尊重和信任,尤其是大国与小国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交流,同时又灵活运用新加坡的小国理念和经验。这方面,最知名的实例莫过于中新合作建设的苏州工业园。该项合作建立在中新两国领导人前期深入交流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相互尊重和认可之上,是谋划20余载、系统性借鉴新加坡发展经验的创新之举。在苏州工业园经验的基础上,中新两国政府和企业进一步深化合作,开启了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等一系列重点城市合作项目,并开始深入各产业合作。
  目前,每年中新之间人员往来约有180万人次,中国在新留学生总数达40000人,而新在华留学生也有3000人。现在的中国人大多能够认识到,新加坡虽然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是个独立的国家,与中国有着太多不同。新加坡也意识到民众对中国文化有强烈的兴趣和一定误解,有必要对其做系统介绍,因此向中方提议,于2009年建立“中国文化中心”。该中心对增进中新文化交流、促进两国民众更深刻地认识彼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经验”的最大特点是“政府主导 主动调整”。在新加坡独立之初,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资源贫瘠、基础薄弱的小小岛国能有后来的发展成就。而以李光耀为代表的老一代新加坡精英,整合全国之力,发挥地理优势,先做地区主要港口、转口贸易,再向高科技和自主创新发展,带领这个国家逐步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发达经济体。应该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确实对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时“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此邓小平建议中国经济发展应“向新加坡学习”。目前,每年仍有大批中国官员赴新学习考察,借鉴其城市和社会管理经验等。
  中新关系有变化吗
  1990~1997年间,中新发展差距迅速减小,两国合作领域和深度有了质的提高,中新合作也开始全方位地深入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另一方面,中新关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发挥作用,包括帮助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各成员国更好地认识彼此、加强沟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力保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东南亚经济度过危机。作为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当时也遇到不小困难,经济曾出现负增长,但受中国经济支持而迅速反弹。1997年至2009年间是东亚合作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10 1”、“10 3”、“10 6”、“10 8”等各机制蓬勃发展。中国由于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出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赢得了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的信任和好感,率先与东盟签订自贸协定,并另与新加坡单独签订自贸协定,大大推动了东亚功能性经济合作机制化进程。在这一时期,中新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近,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新之间原本单向投资为主的经济合作结构发生巨大转变,大量资金进入新加坡等东南亚经济体,资本流动双向性特征日益明显。
  2009年至今,国际和地区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中新关系由此迈上新平台,需要重新适应彼此的新地位和新角色。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和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逐一落实,中国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地区国家联系日益紧密,但中国前一阶段快速发展的结果开始让地区国家越来越不适应,对中国“崛起后果”的种种不必要担心愈发显现,以至于已退居二线的李光耀于2009年亲自提醒美国加大对亚太的关注,以维持这一区域的平衡,防止中国崛起为地区首要大国后变成“无敌存在”。2010年,中新建交20周年之际,新加坡主流媒体《联合早报》就新时期中新关系问题采访笔者时曾提出,新加坡方面存在对“中国不再需要向新加坡学习、不再需要新加坡”的担心。
  笔者认为,首先,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与改革开放初期借鉴新加坡的有益经验分不开,对注重情义的中国来说,这份传统的深厚友谊不会淡漠;其次,新时期的中新关系对中新双方仍然非常重要,新加坡的地理优势、高新技术信息优势、全球和地区经济金融网络优势,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市场优势、潜力优势,都使双方拥有更广阔的进一步合作空间;此外,中新双方还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一定默契,有助于加强信息沟通,并给予对方一定的特殊支持。应该说,新加坡对中国快速发展带来变化而做出调整动作较快。李显龙此访在中央党校演讲时指出,“中期和长期来看,中国的腾飞为世界带来巨大利益”,但“短期内却让别国感受到竞争和调整发展战略的压力”。
  1975年至今,中新关系的主线没有变,基础没有变,对两国和地区发展做出有益贡献也没有变。一直以来,中新关系都以相互尊重和信任为基础,而尊重和信任又得益于双方各层次的频繁沟通和交流。中新关系中合作占绝大部分的大局没有变,政府力争为双方经济往来搭建有利平台、提供更多便利,企业也不断开拓在新产业的合作。
  如何看待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虽然中新各层次交流沟通密切,但彼此间仍不可避免地存有担心。
  新方主要有两方面的担心。一是,快速发展的中国综合实力上升迅速,希望掌控亚太秩序。这不但会改变战后美国塑造的亚太现有秩序,从而引起改变带来的不适应问题,而且可能使中国在南海等地区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此,为避免陷入被动,东盟须采取主动的偏强硬措施。二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可能扰乱新加坡社会秩序。近年来,随着交往增多,中国移民新加坡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的情况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讨论和争议也在增多。2008年,新加坡永久居民张元元回中国参加国庆阅兵式就像一枚重磅炸弹,掀起了针对来自中国“新移民”的争论。今年的“法拉利飙车案”和“冯天薇铜牌价值争议”使这一议题再度升温。新方批评观点主要是:中国“新移民”素质偏低,只利用新作跳板,对新加坡效忠感差;而也有人理性分析称:中国“新移民”确实为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新国人应承认并尊重其价值。此外,新加坡至今仍担心别国误解其与中国存在政治依存关系,仍热衷于宣传其独立自主外交地位。
  其实,新加坡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尊重是双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中国努力遵守现有国际秩序、融入国际体系,但各方也应给予中国足够的尊重和谅解,考虑到中国特殊国情的特殊要求。对于“新移民”问题,新加坡出于自身劳动力匮乏的需要和吸引资本推进金融服务业发展的目的,引进移民是一定时期内新政府仍将继续实行的政策,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特定技能劳动力移民也是新经济特别需要的。例如,新已连续四年在华招募巴士司机,形成了较完整的运作机制,双方都有较大收益。各个移民国家都对“新移民”有一定的适应过程,未来新加坡民众可能会更好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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