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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2日—5月4日，第四届中外校长论坛在江苏南京举行。为期三天的第四届中外校长论坛，将以往八天的会期浓缩，中外大学校长一次次对话，一次次交流，纵论大学改革走势，展示中国大学的风貌和高教改革的成就，高效密集的互动、企业高管的参与，使得本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再掀“头脑风暴”……
本届论坛以“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为主题，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位世界知名大学校长、国内12l位大学校长、3位跨国公司高管和华为公司总裁共153位代表围绕“大学营造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环境”“高水平大学的教学模式创新”“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与评价”“可持续大学校园建设(绿色大学建设)”4个议题进行交流研讨。本刊将分两期刊载本届论坛的精彩。
议题一：大学营造创新型人才对长的环境
“钱学森之问”再次将创新型人才培养问题摆在了中国大学的面前。当新一年的高考季来临之际，高校再次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在国家新一轮课改的背景下，高校作为培育创新人才的高地，要如何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
通识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的角色
主讲人：耶鲁大学校长理 查德·莱文
演讲摘要
中国高校在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高校校长们开始思考：如何对课程和教学法进行改革，才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中国大学所缺——创造性的独立思维和评判性思维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要取得成功，需要付出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个是，中国需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而不仅仅是在应用科学方面取得成功，因为基础科学是所有应用技术的源泉。在这一方面中国已经付诸行动且收效较多。
第二个就是要有足够的财政支持，政府和市场能够支持高风险的原创性企业。这些企业有强大的创新优势，同时能够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它们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产生的创造力和新鲜的思想比例是非常高的。在这一方面，中国开放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利用创投资金进行私募融资。
中国目前创新经济的关键缺陷是第三点，即中国的教育体系要鼓励学生能够进行创造性的独立思维，其是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中国需要创建一种课程及教学法来鼓励学生的创造力及独立思维，这是创新经济的基础和源泉。
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评判性思维的培养。和一流的欧洲大学和美国大学不同，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很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一般不会挑战教授和同伴的观点，所以学习总的来说是把注意力放在对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人的独立和评判性思维能力。这样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培养领导力和创新人才就显得过时。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担心中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超过西方，但亚洲人包括中国的领导者所担心的是，学生缺乏独立的思维和创造能力，这对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前两年会选择各种各样的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进行学习。为什么这样做呢?多个学科的接触，会使得学生有能力去应付新的、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他们通过不同学科的学习会有不同的视角。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广度，能够使毕业生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新的问题。
☆创新思维的教学法
1828年耶鲁大学报告(the Yale Report of 1828)，提出了头脑的修炼和充实(the discipline and furniture of the mind)。耶鲁报告认为，学生获得某一个专业的知识，就像脑袋里面装进了一件物品，这种填充在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中，从长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而学生希望在商界、医疗、法律、政府以及学术界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头脑的修炼或者说思考的框架，让他们不断适应一个变化的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美国的模式是互动式的讨论会，或者说是小班授课，一小群学生去立论、辩论，去挑战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导师的观点。现在美国顶级大学的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一些事实，而是让学生去解决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去分析某一个观点的正反两个方面，同时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相对于教学内容而言，教学风格的改变更困难。首先，小班授课成本会更高，其次，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教职员工应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对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已认识到这种教学方法非常必要，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充满了困难和挑战。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使之掌握新的教学模式。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好处和风险共存。高等教育推动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的能力，会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造力，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繁荣和增长，因为这是创新和创造的源泉。另外，创新和评判性的思维也会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争端和环境恶化等。另外，对于中国而言，风险也是存在的。因为，这样一种独立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会让社会听到公众更多反对的声音，会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影响。总体而言，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
现场交流
◎浙江大学较长杨卫：浙江大学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尝试。您认为进行通识教育有三方面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教师，包括政府、企业、外资企业等有人单位，他们希望接收比较专业的毕业生。这是通识教育的第一个障碍。第二，对于一部分本科生而言，他们要进入到研究生这样一个阶段，需要进行入学考试，考试内容非常专业化。第三，在美国大部分的学位是在研究生这个层面授予的，而中国像法律、商业、教育、医学、工程、理工科是从本科就开始授予学位的，学位制度对通识教育产生了一些影响。因此，通识教育在大学全面展开有困难，请您做出评论。
莱文校长：第一个障碍，对于就业市场中雇主对员工的专业化要求，需要大学去培训雇主、企业和用人单位，改变他们的观念。从政府到企业，大学需要不断地教育雇主，不断地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从长远来讲，学生的创造和创新能力、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企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些超过了简单的技能训练。
第二个障碍，在考博士或者考硕士的过程中需要一些专业知识，或者是非常专业的考试。在美国，大学是两年的通识教育加上两年的专业教育。在美国，研究生考试时，美国学生需要和来自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留学生竞争，美国的学生不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差。和美国学生相比，中国或者德国的学生在某一个领域学习四年，从竞争力和水平来看，美国的学生也不差于来自亚洲、德国或欧洲的学生。
至于第三个障碍，其实美国对本科教育也在不断地进 行改革。哈佛大学的校长曾提到，本科教学的改革强调在某些学院如医学院，取消单纯的本科教育，确立本科和硕士以及博士连读的体系。换句话说，哈佛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完全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美国一般还是强调学生至少要有两年的通识教育，比如读医学的要先接受两年的通识教育，然后在20岁，而不是18岁，进入大学开始专业的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目前中国社会有一些提法，如在本科阶段要面向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要以市场需求或者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我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据我了解，一些美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美国的工程教育就有一种讲法是要回归工程。怎么样培养出有一定能力的人才，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大学始终有一些交锋。
莱文校长：美国的教育体系有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有一些教育机构是专门培养最有竞争力、最高端的学生或者未来的人才的。这些教育机构比较注重通识教育，数量比较少。还有很多的大学是职业培训的机构，专门为以后具体的一个就业方向培训学生。所以美国一半的高等教育学生是在两年制的、专门的职业培训学校学习，纯粹为了就业，为了找到一个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因为高等教育范围非常广泛。最高端的大学，即美国最优秀的大学或中国最好的100所大学，倡导一种通识教育模式。这正如中国胡锦涛主席在“五年计划”提出，并且给在座各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不单是培养能找到工作的具有某种技能的人，更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创造性、创新能力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不需要仅仅是以就业或以制造业为导向的教育目标。
二战后，美国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而中国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以低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制造业模式。这样的阶段必然要跨越，走向更高端的模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要解决这样一个长远的目标，培养下一代的CEO，培养下一代的部长、副部长和高级的政府官员，我们相信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是不足以适应中国未来发展的。
大学如何吸引和培养优秀的人才
主讲人：牛津大学校长 安德鲁·汉密尔顿
演讲摘要
大学需要杰出的学术人才。在我工作过的每一所大学，每一个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和系主任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学校可以招募到和留住杰出人才。如何做到这一点，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考虑。
☆大学要有一个良好的支持创新的环境
顶尖大学都有一个良好的支持创新的环境，包括工作条件、能够获得竞争性的研究经费、合理的教学科研工作量，还有有效的管理支持，更重要的是，有使年轻教师能够自由开展那些由好奇心驱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教授那些我们看起来是错误的课程。除关注待遇外，人才更关注大学所提供的条件可支持他们做什么。所以，一旦大学吸引到了人才，就需要去思考怎样主动地帮他们实现自我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教职员工。牛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支持年轻的研究人员。最近，牛津在所有的学科都设立了“新人发展基金”，连续三年支持年轻学者，使他们能够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取得进展，在取得学术零认之前帮助他们发表第一篇论文和出版第一本书，这在他们的学术生涯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牛津大学给研究生提供大量的学术实践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学校以严格的目光评估学生是否能够成为可能的终身教授。这样我们既可以选择最好的人才，也可以保持我们最高的学术标准。
☆终身职教制度也是一种支持和培养杰出人才获得成功的制度
我在耶鲁大学任教务长时，校长和我建了一个委员会来评审终身教职的运行情况。委员会发现了一些弊端，如终身教职候选人的挑选过程，要长达10年。我们缩短了这种进程，代之以时间进程。终身教职不仅仅是一个评估过程，而且是一个发展性的评估系统。我们引入了教师带薪学术休假制度，允许那些能力合格但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年轻学者离岗一年的自由度，以取得早期的学术成就。
此外，大学要想引领高层次的研究，提供好的教学吸引优秀学生，就要有多样化人才。这需要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性别的教职员工。牛津大学40％的教职员工是来自其他国家，主要来自美国、德国和中国，牛津大学希望能够成为更加国际化的大学，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化教职员工来工作。同时，我们注重教师的不同学术背景和不同文化背景，这些可以加强学术研究，提高教育的质量。我在多所大学任职的经验说明，大学必须重视多样化，必须建立起一个时间目标期限，努力实现多样化发展目标，要投入资源和拿出强有力的执行力。
☆大学如何吸引高质量的学生
大学必须要清晰地说出自己能够给学生提供什么，从而使学生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选择合适的学校。牛津大学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程序，可以确保每一个有才华的学生不会因为家庭贫困而放弃牛津的学业。挑选的过程既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注重他的潜力，以及他所申请的专业考试。牛津大学会对每个学生进行专业面试，由未来可能会指导他的老师和学生面谈，以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学生。除严格的筛选过程，创设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每天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学生在图书馆、教室学习新知识外，学校还要通过非常强有力的指导系统地改变学生对整个世界的认识。通常，大学是通过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才能的，然而著名大学的教育目标基本一样，就是希望通过提高学生分析问题、批判思维的能力，能够培养出学以致用、能将知识用于解决问题，并且能够具有持续终身学习能力的公民。
好的学习环境，不仅取决于课程内容的设置，还取决于教学传授方式。在牛津大学，本科生经常参加一些独立自主的学习、研究和讲座，学校提供许多小班学科教学，甚至是教授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教学，有针对性的教课。这样，学生受到导师严格的学习训练，必须直面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学生逐渐养成自我学习和自我激励的习惯。另外，为学生创设学术环境，不仅仅在教室里，还包括教室之外。学校在培养人才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学生学会相互学习。这就是学生参加很多社团活动的原因。学生通过课外活动去发现自己其他的重要潜能，产生一些和自己的学术兴趣完全不同的兴趣。例如，牛津大学最大的社团是创立于2003年的牛津企业家社团，现在有5000多名成员。这个社团产生了很多好的创意，很多创意是在其他的国家实现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学生通过网络、实践活动来开发非常实用的创业技能。另外，牛津大学为700多名本科生和硕士生提供跨学科的社区生活，比如化学系的学生可能和学哲学的学生共处一室，他们可以共进早餐，一起喝着咖啡探讨问题。
大学的根本在于人，但重要的是要根据不同的人满足不同的需求。学校的领导者，应该了解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同时非常灵活地去考虑是建构成一个怎样的发展性支持环境。杰出的人才是大学宝贵的财富，大学领导要不断反思如何更好地支持他们的发展。
现场交流
◎北京理工大学胡海岩较长：我们知道世界上绝大多 数的顶级人才都诞生于这些大学，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的领袖。我想问一下在这两个顶级大学，对于那些无法成功，无法成为领袖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感到有一些沮丧，那么学校如何从学习的角度，帮助他们来克服这些心理上的障碍呢?
汉密尔顿校长：大学的作用在于激发和挑战学生的潜力，让他们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不管他的才能是什么。要成为总理，需要有很多政治方面的技巧，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你也许会选择成为一个高中教师。或者成为一个设计师，或者是记者，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领域，成为一个领袖或者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只是一个途径。在很多的领域，我们都需要创新的思维，这种东西希望能够通过牛津的教育来提供。我们不应该鼓励学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不成为首相，或者不成为足球场上的贝克汉姆，他们就失败了。我想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为社会做出重大的贡献，无论是在商界、教育界还是在社会工作方面。
◎华东理工大学钱旭红校长：我知道您是一个知名的化学家，我也从事化学研究。我们知道均衡对化学反应是很重要的，那么在大学，如何去实现质量和多元化之间的平衡呢?
汉密尔顿校长：在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实现多元化的同时，如何保证教育质量，这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在招聘教师时，要广撒网，要有一个非常宽泛的选择标准。非常重要的是，卓越的标准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所谓卓越或者优秀，不应该只是反映某一个人的智商有多高，同时也要去反映他知识的广度。我们在教育中，也要灌输这样一种理念：所谓的优秀不只是你在某一个专业上的优秀，也是指你对这个方面的理解广度。和美国不同，英国大学本科教育的专业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在牛津大学我们希望教育的广度有所提高，使得学生对自己主修科目以外的内容也有所了解。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所谓的质量优异或者说卓越，这个定义本身也应该把多元化的含义包含在内。
◎盐城师范学院薛家宝院长：您在世界上很多的著名大学担任过校长，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怎么样招聘教授，怎么样吸引学生。您谈到我们要入乡随俗，在美国你是不是按照美国的做法来做，如果说你到了北京大学的话，会不会按照北京大学的规则来做校长。
汉密尔顿校长：今天早上一直在讨论的就是互相之间学习。我们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系统和方法，但不能够直接的照搬或者移植。莱文校长和我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牛津和耶鲁有很多的共同点，也有很多的不同点。牛津大学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导师教育，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优势，我们会继续坚持。目前，我们面临财务方面的挑战，牛津、剑桥及英国所有的大学也都面临财务方面的压力。导师制是最昂贵的一种教育制度，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放弃导师制，因为这是牛津、剑桥的传统，而且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可以牺牲其他的东西，可以停止投资楼盘，停止投资设备，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导师制。我们在中国访问时看到很多全新的大楼和实验室，牛津在这方面肯定已经比不上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则。我们不会牺牲导师制和牺牲人这样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我们的教授、员工是最关键的财富，他们也为大学做出了很多牺牲，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当我在耶鲁的时候，我没有把导师制引入耶鲁，哈佛大学也没有推广导师制。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教育系统长期以来积累的一些优势和劣势。最后，我还是要讲，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需要去因地制宜。就像我们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样，每个国家的大学也应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我们比较看重导师制，可能在其他大学更加注重讲座式的教课方式，而美国可能更加注重互动式的。另外，我们也强调大学要有一个健康生态系统，要有一个高度动态的健康的生态系统来维系整个大学的环境。而在这其中，自由选择权对学生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
推动办学优势转化，促进创新型人才成长
主讲人：清华大学校长 顾秉林
演讲摘要
在人才培养上，清华大学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校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1911年—1949年)。在这个阶段，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典型特色是“厚基础”。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1949年—1978年)。这一个时期，面对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急迫需求，清华强调“厚基础，强实践”。在这个阶段，把“强实践”与第一阶段的“厚基础”有机结合，使广大学生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脱颖而出。改革开放后，清华人才培养的特色进入到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今)。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以来，面对激烈的国际与人才竞争，在过去的“厚基础，重实践”之上，我们感到“求创新”已成为时代提出的突出要求。
☆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在创新的实践中培养并成长
从机制上看，就是要努力将学校具有的多方面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资源，服务于对学生的创新性实践教育，把所有的学校能够利用的优势资源都转化为培养学生的资源，都转化为提高教学质量的资源。
首先，要发挥综合性学科布局的优势。我们说清华的学科很全，这是为什么?实际上是为了给学生的成长提供丰富的土壤。我们提出综合性、研究性、开放性的办学地位，在工程科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理学、管理、人文社会、艺术、医学等学科。
第二，要发挥前沿研究的优势，学生创造、创新的空间是通过发挥前沿研究的优势来提供的，我们提出了科研定位的六字方针，即“顶天、立地、树人”。“顶天”就是紧跟科学技术的前沿，“立地”就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树人”就是培养人才。也就是说，要面向世界学术前沿，要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在科研中培育创新人才。
第三，是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充分发挥一流学者的作用，为学生配备高水平的导师。我们学校有科学院士37人，工程院院士37人，如果他们不跟学生面对面的接触，不参与学生培养工作，实际上就没有把这些优势资源转化为学生培养的优势资源。这些年来，我们坚持培养与引进有机结合，吸引了从海外归来的一些人才，特别是一些大师和领军人物到清华任教。那么，有了一流的师资，我们特别注重让他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学生培养上。所以，清华在2003年开始搞新生研讨课，小班上课，10-15个人左右，由名师主持，以探索和批判性思维和研究为基础，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教师的言传身教，现在我们的新生研讨课已经陆续开设了250种，先后每年有4000多名新生受益。同时，我们还继续实施“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由学生自己选择课题，在教授的指导下利用课外时间开展研究。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与了“学生研究训练计划”。
第四，是充分发挥国际交流的优势，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我们坚持国际化办学，目前40％的 博士生和25％的本科生在学期间有到海外学习访问的经历。同时还专门设立了基金，每年资助1500名研究生出国出境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我们也积极与世界一流大学联合办学。在推动学生走出去的同时，还积极聘请海外著名的学者。目前每年大约有800多位海外学者来清华讲学授课，联合指导学生。另外，还与国外著名高等学校合作开展科学研究，与很多国外名校互办“大学周”、“大学日”等，让学生在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和浓厚的国际学术交流气氛中受到熏陶。比如说，我们与剑桥大学成立了低碳能源三校联盟。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即“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这个计划首先遴选有潜质的学生，为他们创造一流的师资，提供最好的条件，创造浓厚的氛围，使得人选这个计划的学生作为一个领跑者，在全校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因为经常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考到清华的学生都是拔尖的学生，为什么还要挑选一批?我们主要是把他们当作领跑者，在全校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就像奥运会比赛一样，领跑者不见得是冠军，但领跑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班是不断调整的，适合的学生就会补充进来，不适合的也可以退出去，所以说，领跑不一定都是冠军，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引领的作用，把速度和氛围都带起来。我们这个计划分成若干个班，都由著名的学者担任首席教授。同时，特别注重人文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希望早日就工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建立一个良好的平台。
现场交流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宗永忠：顾校长刚才讲到，这些年清华大学发展了文科和理科，不是为了发展学科而发展，而是为了营造综合性大学这样一个氛围来培养创新性人才。我的问题是，现在清华大学已经是综合性大学了，今后将如何利用综合性大学这种强大的优势来培养创新型人才?有哪些具体举措?
顾秉林校长：正如我刚才所谈到的，清华为什么要发展综合性?主要是从学术角度考虑的。我们希望清华的学生有非常坚实的基础，既有很好的人文素质，也有非常好的科学素质。这在单一的学科中，我们努力做也不是不可能，但确实是比较难的。有了这样一个综合性布局以后，对学生的熏陶就很不一样了。比如说，学生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是在专家的指导下去学的，而不是在教书匠的指导下去学的，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当我们考虑清楚了以后，我们这些年来大刀阔斧地进行综合性的一些扩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华东理工大学钱旭红：清华大学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也有非常高的国际声誉。每当遇到国际大学的校长，我就会了解在以理工为主的学校中哪些高校影响是最大的，他们认为我们国家有两所学校，一所是清华大学，另一所是中国科技大学。但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国外的，有的从事很好的职业，也有的只是在做一般工作，而中国科技大学则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在很多世界著名大学里任职，特别是8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我想请问贵校今后在提高质量方面有哪些新的重要举措?
顾秉林校长：我们曾经在美国顶尖大学和一般大学对清华的学生做过一个调研。从调研中可以看出，我们最大的不足是师生互动不够，这一点与美国大学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师生互动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教育现在虽然有了网络化，有了计算机和虚拟世界，但是最本质的、能使学生耳濡目染接触的并深受启迪的还是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在发言中讲了很多例子，都是从这个出发点出发的。
论坛热议
多给学生机会、选择
上海大学常务尉校长周哲玮：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斯坦福当时的校长提出，希望教授跟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接触，因为一年级学生天真的问题往往会对学科提出根本性的挑战。现在的问题是，学校的老师包括校长们想把年轻人按照我们的模式来培养，想把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在他们头上。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在毁灭他们的创造性。因此，大学，特别是中国环境中的大学，第一步不要毁灭学生的创造性，第二要尽可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平等的对话机会。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对于营造培养创新人才的环境，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本科生，要给大学生更多的选择，给予学生更多的个性化指导。如果学生没有强大的内在学习动力，创新人才是培养不出来的，所以兴趣是很重要的。对研究型的大学本科生的个性化指导，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让最拔尖的导师走进本科生的讲堂，走到低年级的课堂，这需要有硬性的规定和规则。
青海大学校长梁曦东：大学营造创新型人才环境要因校制宜，顶尖大学和普通大学是不一样的。大多西部大学更侧重培养西部应用型人才，着重于不同解决方案的探索。我觉得，大学里，我们目前能做的第一是保护尊重学生，第二给学生提供不是唯一的标准的答案。
让教师成为学生创新的引领者
合肥工业大学校长徐枞巍：创新的人才培养环境应该跟国情相适应，在现有的情况下，关键还是要有创新意识的教师，对工程教育来讲，就是要求我们的教师首先通过各种自主创新的活动，把学生引入自主创新活动中。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个创新型的人才培养环境更稳固建立起来。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校长罗斯·米尔本：首先我们要有富有创造性的教师，能够把创造型的思维传递给学生；第二要有良好的课程设计；第三点就是要有一套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架构，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力。
创新人才培养也需基础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目前，越是高水平的大学，对本科生越是忽视，这让我感到寒心。相反我们这些一般大学反倒把重点放在本科生身上，这值得我们反思。如果说营造创新型环境各家有各家的高招的话，那么校长必须要关心基础知识，所有的人才从这个基础产生，如果我们做好了，对高中和社会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解。
因校制宜培养人才
盐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成长春：无论是我们研究型大学还是像我们地方的教学型大学，都应该用一种责任意识来培养创新型的人才。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高校，都有一个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任务。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我们一流的高校培养的是创新型人才中的白领，那么地方高校就培养蓝领灰领，因为一个创新型的团队里面必须有领军人物，同时还要有合作伙伴。所以研究性大学可以培养白领，我们这样的学校培养蓝领灰领。
徐州工程学院院长韩宝平：国家高等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它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大学，有不同类型的大学，我们需要多样性。
创新氛围的营造要靠全社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山红红：创新氛围的营造要靠全社会的支持，不仅是大学也不仅是教育。我们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逐渐改变大的社会政策的环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对文科大学来说，创新型研究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任务更加艰巨。大学要营造创新人才的环境，至少应在四个方面下工夫：首先是学术环境，其关键应该是学术自由，一定要营造一个以学术自由为中心的学术环境。第二，文化环境。文化环境的关键是以人为本，就是要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文化环境，建立一个新的师生关系。第三，知识环境。要营造一个以多元化学科为内容的文化环境。大学能够给学生什么样的学术套餐来供学生自由的选择，是对大学的管理者和师资队伍一个极大的挑战。第四，实践环境。我们要营造一个开放式的实践环境，大学不是象牙塔。最后，我觉得营造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环境单纯交给大学是不能奏效的，整个社会要形成一个创新、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环境、体制、政策。
本届论坛以“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为主题，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位世界知名大学校长、国内12l位大学校长、3位跨国公司高管和华为公司总裁共153位代表围绕“大学营造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环境”“高水平大学的教学模式创新”“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与评价”“可持续大学校园建设(绿色大学建设)”4个议题进行交流研讨。本刊将分两期刊载本届论坛的精彩。
议题一：大学营造创新型人才对长的环境
“钱学森之问”再次将创新型人才培养问题摆在了中国大学的面前。当新一年的高考季来临之际，高校再次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在国家新一轮课改的背景下，高校作为培育创新人才的高地，要如何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
通识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的角色
主讲人：耶鲁大学校长理 查德·莱文
演讲摘要
中国高校在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高校校长们开始思考：如何对课程和教学法进行改革，才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中国大学所缺——创造性的独立思维和评判性思维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要取得成功，需要付出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个是，中国需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而不仅仅是在应用科学方面取得成功，因为基础科学是所有应用技术的源泉。在这一方面中国已经付诸行动且收效较多。
第二个就是要有足够的财政支持，政府和市场能够支持高风险的原创性企业。这些企业有强大的创新优势，同时能够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它们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产生的创造力和新鲜的思想比例是非常高的。在这一方面，中国开放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利用创投资金进行私募融资。
中国目前创新经济的关键缺陷是第三点，即中国的教育体系要鼓励学生能够进行创造性的独立思维，其是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中国需要创建一种课程及教学法来鼓励学生的创造力及独立思维，这是创新经济的基础和源泉。
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评判性思维的培养。和一流的欧洲大学和美国大学不同，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很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一般不会挑战教授和同伴的观点，所以学习总的来说是把注意力放在对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人的独立和评判性思维能力。这样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培养领导力和创新人才就显得过时。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担心中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超过西方，但亚洲人包括中国的领导者所担心的是，学生缺乏独立的思维和创造能力，这对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前两年会选择各种各样的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进行学习。为什么这样做呢?多个学科的接触，会使得学生有能力去应付新的、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他们通过不同学科的学习会有不同的视角。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广度，能够使毕业生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新的问题。
☆创新思维的教学法
1828年耶鲁大学报告(the Yale Report of 1828)，提出了头脑的修炼和充实(the discipline and furniture of the mind)。耶鲁报告认为，学生获得某一个专业的知识，就像脑袋里面装进了一件物品，这种填充在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中，从长远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价值，而学生希望在商界、医疗、法律、政府以及学术界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头脑的修炼或者说思考的框架，让他们不断适应一个变化的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美国的模式是互动式的讨论会，或者说是小班授课，一小群学生去立论、辩论，去挑战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导师的观点。现在美国顶级大学的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一些事实，而是让学生去解决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去分析某一个观点的正反两个方面，同时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相对于教学内容而言，教学风格的改变更困难。首先，小班授课成本会更高，其次，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教职员工应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对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已认识到这种教学方法非常必要，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充满了困难和挑战。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使之掌握新的教学模式。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好处和风险共存。高等教育推动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的能力，会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造力，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繁荣和增长，因为这是创新和创造的源泉。另外，创新和评判性的思维也会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争端和环境恶化等。另外，对于中国而言，风险也是存在的。因为，这样一种独立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会让社会听到公众更多反对的声音，会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影响。总体而言，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
现场交流
◎浙江大学较长杨卫：浙江大学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尝试。您认为进行通识教育有三方面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教师，包括政府、企业、外资企业等有人单位，他们希望接收比较专业的毕业生。这是通识教育的第一个障碍。第二，对于一部分本科生而言，他们要进入到研究生这样一个阶段，需要进行入学考试，考试内容非常专业化。第三，在美国大部分的学位是在研究生这个层面授予的，而中国像法律、商业、教育、医学、工程、理工科是从本科就开始授予学位的，学位制度对通识教育产生了一些影响。因此，通识教育在大学全面展开有困难，请您做出评论。
莱文校长：第一个障碍，对于就业市场中雇主对员工的专业化要求，需要大学去培训雇主、企业和用人单位，改变他们的观念。从政府到企业，大学需要不断地教育雇主，不断地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从长远来讲，学生的创造和创新能力、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企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些超过了简单的技能训练。
第二个障碍，在考博士或者考硕士的过程中需要一些专业知识，或者是非常专业的考试。在美国，大学是两年的通识教育加上两年的专业教育。在美国，研究生考试时，美国学生需要和来自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留学生竞争，美国的学生不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差。和美国学生相比，中国或者德国的学生在某一个领域学习四年，从竞争力和水平来看，美国的学生也不差于来自亚洲、德国或欧洲的学生。
至于第三个障碍，其实美国对本科教育也在不断地进 行改革。哈佛大学的校长曾提到，本科教学的改革强调在某些学院如医学院，取消单纯的本科教育，确立本科和硕士以及博士连读的体系。换句话说，哈佛的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完全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美国一般还是强调学生至少要有两年的通识教育，比如读医学的要先接受两年的通识教育，然后在20岁，而不是18岁，进入大学开始专业的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目前中国社会有一些提法，如在本科阶段要面向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要以市场需求或者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我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据我了解，一些美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美国的工程教育就有一种讲法是要回归工程。怎么样培养出有一定能力的人才，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大学始终有一些交锋。
莱文校长：美国的教育体系有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有一些教育机构是专门培养最有竞争力、最高端的学生或者未来的人才的。这些教育机构比较注重通识教育，数量比较少。还有很多的大学是职业培训的机构，专门为以后具体的一个就业方向培训学生。所以美国一半的高等教育学生是在两年制的、专门的职业培训学校学习，纯粹为了就业，为了找到一个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因为高等教育范围非常广泛。最高端的大学，即美国最优秀的大学或中国最好的100所大学，倡导一种通识教育模式。这正如中国胡锦涛主席在“五年计划”提出，并且给在座各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不单是培养能找到工作的具有某种技能的人，更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创造性、创新能力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不需要仅仅是以就业或以制造业为导向的教育目标。
二战后，美国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而中国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以低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制造业模式。这样的阶段必然要跨越，走向更高端的模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要解决这样一个长远的目标，培养下一代的CEO，培养下一代的部长、副部长和高级的政府官员，我们相信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是不足以适应中国未来发展的。
大学如何吸引和培养优秀的人才
主讲人：牛津大学校长 安德鲁·汉密尔顿
演讲摘要
大学需要杰出的学术人才。在我工作过的每一所大学，每一个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和系主任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学校可以招募到和留住杰出人才。如何做到这一点，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考虑。
☆大学要有一个良好的支持创新的环境
顶尖大学都有一个良好的支持创新的环境，包括工作条件、能够获得竞争性的研究经费、合理的教学科研工作量，还有有效的管理支持，更重要的是，有使年轻教师能够自由开展那些由好奇心驱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教授那些我们看起来是错误的课程。除关注待遇外，人才更关注大学所提供的条件可支持他们做什么。所以，一旦大学吸引到了人才，就需要去思考怎样主动地帮他们实现自我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教职员工。牛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支持年轻的研究人员。最近，牛津在所有的学科都设立了“新人发展基金”，连续三年支持年轻学者，使他们能够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取得进展，在取得学术零认之前帮助他们发表第一篇论文和出版第一本书，这在他们的学术生涯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牛津大学给研究生提供大量的学术实践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学校以严格的目光评估学生是否能够成为可能的终身教授。这样我们既可以选择最好的人才，也可以保持我们最高的学术标准。
☆终身职教制度也是一种支持和培养杰出人才获得成功的制度
我在耶鲁大学任教务长时，校长和我建了一个委员会来评审终身教职的运行情况。委员会发现了一些弊端，如终身教职候选人的挑选过程，要长达10年。我们缩短了这种进程，代之以时间进程。终身教职不仅仅是一个评估过程，而且是一个发展性的评估系统。我们引入了教师带薪学术休假制度，允许那些能力合格但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年轻学者离岗一年的自由度，以取得早期的学术成就。
此外，大学要想引领高层次的研究，提供好的教学吸引优秀学生，就要有多样化人才。这需要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性别的教职员工。牛津大学40％的教职员工是来自其他国家，主要来自美国、德国和中国，牛津大学希望能够成为更加国际化的大学，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化教职员工来工作。同时，我们注重教师的不同学术背景和不同文化背景，这些可以加强学术研究，提高教育的质量。我在多所大学任职的经验说明，大学必须重视多样化，必须建立起一个时间目标期限，努力实现多样化发展目标，要投入资源和拿出强有力的执行力。
☆大学如何吸引高质量的学生
大学必须要清晰地说出自己能够给学生提供什么，从而使学生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选择合适的学校。牛津大学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程序，可以确保每一个有才华的学生不会因为家庭贫困而放弃牛津的学业。挑选的过程既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注重他的潜力，以及他所申请的专业考试。牛津大学会对每个学生进行专业面试，由未来可能会指导他的老师和学生面谈，以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学生。除严格的筛选过程，创设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每天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学生在图书馆、教室学习新知识外，学校还要通过非常强有力的指导系统地改变学生对整个世界的认识。通常，大学是通过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才能的，然而著名大学的教育目标基本一样，就是希望通过提高学生分析问题、批判思维的能力，能够培养出学以致用、能将知识用于解决问题，并且能够具有持续终身学习能力的公民。
好的学习环境，不仅取决于课程内容的设置，还取决于教学传授方式。在牛津大学，本科生经常参加一些独立自主的学习、研究和讲座，学校提供许多小班学科教学，甚至是教授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教学，有针对性的教课。这样，学生受到导师严格的学习训练，必须直面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学生逐渐养成自我学习和自我激励的习惯。另外，为学生创设学术环境，不仅仅在教室里，还包括教室之外。学校在培养人才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学生学会相互学习。这就是学生参加很多社团活动的原因。学生通过课外活动去发现自己其他的重要潜能，产生一些和自己的学术兴趣完全不同的兴趣。例如，牛津大学最大的社团是创立于2003年的牛津企业家社团，现在有5000多名成员。这个社团产生了很多好的创意，很多创意是在其他的国家实现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学生通过网络、实践活动来开发非常实用的创业技能。另外，牛津大学为700多名本科生和硕士生提供跨学科的社区生活，比如化学系的学生可能和学哲学的学生共处一室，他们可以共进早餐，一起喝着咖啡探讨问题。
大学的根本在于人，但重要的是要根据不同的人满足不同的需求。学校的领导者，应该了解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同时非常灵活地去考虑是建构成一个怎样的发展性支持环境。杰出的人才是大学宝贵的财富，大学领导要不断反思如何更好地支持他们的发展。
现场交流
◎北京理工大学胡海岩较长：我们知道世界上绝大多 数的顶级人才都诞生于这些大学，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的领袖。我想问一下在这两个顶级大学，对于那些无法成功，无法成为领袖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感到有一些沮丧，那么学校如何从学习的角度，帮助他们来克服这些心理上的障碍呢?
汉密尔顿校长：大学的作用在于激发和挑战学生的潜力，让他们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不管他的才能是什么。要成为总理，需要有很多政治方面的技巧，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你也许会选择成为一个高中教师。或者成为一个设计师，或者是记者，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领域，成为一个领袖或者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只是一个途径。在很多的领域，我们都需要创新的思维，这种东西希望能够通过牛津的教育来提供。我们不应该鼓励学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不成为首相，或者不成为足球场上的贝克汉姆，他们就失败了。我想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为社会做出重大的贡献，无论是在商界、教育界还是在社会工作方面。
◎华东理工大学钱旭红校长：我知道您是一个知名的化学家，我也从事化学研究。我们知道均衡对化学反应是很重要的，那么在大学，如何去实现质量和多元化之间的平衡呢?
汉密尔顿校长：在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实现多元化的同时，如何保证教育质量，这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在招聘教师时，要广撒网，要有一个非常宽泛的选择标准。非常重要的是，卓越的标准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所谓卓越或者优秀，不应该只是反映某一个人的智商有多高，同时也要去反映他知识的广度。我们在教育中，也要灌输这样一种理念：所谓的优秀不只是你在某一个专业上的优秀，也是指你对这个方面的理解广度。和美国不同，英国大学本科教育的专业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在牛津大学我们希望教育的广度有所提高，使得学生对自己主修科目以外的内容也有所了解。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所谓的质量优异或者说卓越，这个定义本身也应该把多元化的含义包含在内。
◎盐城师范学院薛家宝院长：您在世界上很多的著名大学担任过校长，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怎么样招聘教授，怎么样吸引学生。您谈到我们要入乡随俗，在美国你是不是按照美国的做法来做，如果说你到了北京大学的话，会不会按照北京大学的规则来做校长。
汉密尔顿校长：今天早上一直在讨论的就是互相之间学习。我们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系统和方法，但不能够直接的照搬或者移植。莱文校长和我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牛津和耶鲁有很多的共同点，也有很多的不同点。牛津大学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导师教育，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优势，我们会继续坚持。目前，我们面临财务方面的挑战，牛津、剑桥及英国所有的大学也都面临财务方面的压力。导师制是最昂贵的一种教育制度，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放弃导师制，因为这是牛津、剑桥的传统，而且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可以牺牲其他的东西，可以停止投资楼盘，停止投资设备，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导师制。我们在中国访问时看到很多全新的大楼和实验室，牛津在这方面肯定已经比不上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则。我们不会牺牲导师制和牺牲人这样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我们的教授、员工是最关键的财富，他们也为大学做出了很多牺牲，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当我在耶鲁的时候，我没有把导师制引入耶鲁，哈佛大学也没有推广导师制。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教育系统长期以来积累的一些优势和劣势。最后，我还是要讲，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需要去因地制宜。就像我们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样，每个国家的大学也应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我们比较看重导师制，可能在其他大学更加注重讲座式的教课方式，而美国可能更加注重互动式的。另外，我们也强调大学要有一个健康生态系统，要有一个高度动态的健康的生态系统来维系整个大学的环境。而在这其中，自由选择权对学生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
推动办学优势转化，促进创新型人才成长
主讲人：清华大学校长 顾秉林
演讲摘要
在人才培养上，清华大学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校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1911年—1949年)。在这个阶段，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典型特色是“厚基础”。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1949年—1978年)。这一个时期，面对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急迫需求，清华强调“厚基础，强实践”。在这个阶段，把“强实践”与第一阶段的“厚基础”有机结合，使广大学生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脱颖而出。改革开放后，清华人才培养的特色进入到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今)。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以来，面对激烈的国际与人才竞争，在过去的“厚基础，重实践”之上，我们感到“求创新”已成为时代提出的突出要求。
☆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在创新的实践中培养并成长
从机制上看，就是要努力将学校具有的多方面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资源，服务于对学生的创新性实践教育，把所有的学校能够利用的优势资源都转化为培养学生的资源，都转化为提高教学质量的资源。
首先，要发挥综合性学科布局的优势。我们说清华的学科很全，这是为什么?实际上是为了给学生的成长提供丰富的土壤。我们提出综合性、研究性、开放性的办学地位，在工程科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理学、管理、人文社会、艺术、医学等学科。
第二，要发挥前沿研究的优势，学生创造、创新的空间是通过发挥前沿研究的优势来提供的，我们提出了科研定位的六字方针，即“顶天、立地、树人”。“顶天”就是紧跟科学技术的前沿，“立地”就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树人”就是培养人才。也就是说，要面向世界学术前沿，要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在科研中培育创新人才。
第三，是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充分发挥一流学者的作用，为学生配备高水平的导师。我们学校有科学院士37人，工程院院士37人，如果他们不跟学生面对面的接触，不参与学生培养工作，实际上就没有把这些优势资源转化为学生培养的优势资源。这些年来，我们坚持培养与引进有机结合，吸引了从海外归来的一些人才，特别是一些大师和领军人物到清华任教。那么，有了一流的师资，我们特别注重让他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学生培养上。所以，清华在2003年开始搞新生研讨课，小班上课，10-15个人左右，由名师主持，以探索和批判性思维和研究为基础，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教师的言传身教，现在我们的新生研讨课已经陆续开设了250种，先后每年有4000多名新生受益。同时，我们还继续实施“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由学生自己选择课题，在教授的指导下利用课外时间开展研究。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与了“学生研究训练计划”。
第四，是充分发挥国际交流的优势，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我们坚持国际化办学，目前40％的 博士生和25％的本科生在学期间有到海外学习访问的经历。同时还专门设立了基金，每年资助1500名研究生出国出境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我们也积极与世界一流大学联合办学。在推动学生走出去的同时，还积极聘请海外著名的学者。目前每年大约有800多位海外学者来清华讲学授课，联合指导学生。另外，还与国外著名高等学校合作开展科学研究，与很多国外名校互办“大学周”、“大学日”等，让学生在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和浓厚的国际学术交流气氛中受到熏陶。比如说，我们与剑桥大学成立了低碳能源三校联盟。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即“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这个计划首先遴选有潜质的学生，为他们创造一流的师资，提供最好的条件，创造浓厚的氛围，使得人选这个计划的学生作为一个领跑者，在全校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因为经常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考到清华的学生都是拔尖的学生，为什么还要挑选一批?我们主要是把他们当作领跑者，在全校起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就像奥运会比赛一样，领跑者不见得是冠军，但领跑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班是不断调整的，适合的学生就会补充进来，不适合的也可以退出去，所以说，领跑不一定都是冠军，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引领的作用，把速度和氛围都带起来。我们这个计划分成若干个班，都由著名的学者担任首席教授。同时，特别注重人文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希望早日就工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建立一个良好的平台。
现场交流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宗永忠：顾校长刚才讲到，这些年清华大学发展了文科和理科，不是为了发展学科而发展，而是为了营造综合性大学这样一个氛围来培养创新性人才。我的问题是，现在清华大学已经是综合性大学了，今后将如何利用综合性大学这种强大的优势来培养创新型人才?有哪些具体举措?
顾秉林校长：正如我刚才所谈到的，清华为什么要发展综合性?主要是从学术角度考虑的。我们希望清华的学生有非常坚实的基础，既有很好的人文素质，也有非常好的科学素质。这在单一的学科中，我们努力做也不是不可能，但确实是比较难的。有了这样一个综合性布局以后，对学生的熏陶就很不一样了。比如说，学生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是在专家的指导下去学的，而不是在教书匠的指导下去学的，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当我们考虑清楚了以后，我们这些年来大刀阔斧地进行综合性的一些扩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华东理工大学钱旭红：清华大学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也有非常高的国际声誉。每当遇到国际大学的校长，我就会了解在以理工为主的学校中哪些高校影响是最大的，他们认为我们国家有两所学校，一所是清华大学，另一所是中国科技大学。但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国外的，有的从事很好的职业，也有的只是在做一般工作，而中国科技大学则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在很多世界著名大学里任职，特别是8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我想请问贵校今后在提高质量方面有哪些新的重要举措?
顾秉林校长：我们曾经在美国顶尖大学和一般大学对清华的学生做过一个调研。从调研中可以看出，我们最大的不足是师生互动不够，这一点与美国大学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师生互动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教育现在虽然有了网络化，有了计算机和虚拟世界，但是最本质的、能使学生耳濡目染接触的并深受启迪的还是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在发言中讲了很多例子，都是从这个出发点出发的。
论坛热议
多给学生机会、选择
上海大学常务尉校长周哲玮：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斯坦福当时的校长提出，希望教授跟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接触，因为一年级学生天真的问题往往会对学科提出根本性的挑战。现在的问题是，学校的老师包括校长们想把年轻人按照我们的模式来培养，想把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在他们头上。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在毁灭他们的创造性。因此，大学，特别是中国环境中的大学，第一步不要毁灭学生的创造性，第二要尽可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平等的对话机会。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对于营造培养创新人才的环境，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本科生，要给大学生更多的选择，给予学生更多的个性化指导。如果学生没有强大的内在学习动力，创新人才是培养不出来的，所以兴趣是很重要的。对研究型的大学本科生的个性化指导，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让最拔尖的导师走进本科生的讲堂，走到低年级的课堂，这需要有硬性的规定和规则。
青海大学校长梁曦东：大学营造创新型人才环境要因校制宜，顶尖大学和普通大学是不一样的。大多西部大学更侧重培养西部应用型人才，着重于不同解决方案的探索。我觉得，大学里，我们目前能做的第一是保护尊重学生，第二给学生提供不是唯一的标准的答案。
让教师成为学生创新的引领者
合肥工业大学校长徐枞巍：创新的人才培养环境应该跟国情相适应，在现有的情况下，关键还是要有创新意识的教师，对工程教育来讲，就是要求我们的教师首先通过各种自主创新的活动，把学生引入自主创新活动中。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个创新型的人才培养环境更稳固建立起来。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校长罗斯·米尔本：首先我们要有富有创造性的教师，能够把创造型的思维传递给学生；第二要有良好的课程设计；第三点就是要有一套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架构，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力。
创新人才培养也需基础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目前，越是高水平的大学，对本科生越是忽视，这让我感到寒心。相反我们这些一般大学反倒把重点放在本科生身上，这值得我们反思。如果说营造创新型环境各家有各家的高招的话，那么校长必须要关心基础知识，所有的人才从这个基础产生，如果我们做好了，对高中和社会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解。
因校制宜培养人才
盐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成长春：无论是我们研究型大学还是像我们地方的教学型大学，都应该用一种责任意识来培养创新型的人才。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高校，都有一个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任务。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我们一流的高校培养的是创新型人才中的白领，那么地方高校就培养蓝领灰领，因为一个创新型的团队里面必须有领军人物，同时还要有合作伙伴。所以研究性大学可以培养白领，我们这样的学校培养蓝领灰领。
徐州工程学院院长韩宝平：国家高等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它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大学，有不同类型的大学，我们需要多样性。
创新氛围的营造要靠全社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山红红：创新氛围的营造要靠全社会的支持，不仅是大学也不仅是教育。我们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逐渐改变大的社会政策的环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对文科大学来说，创新型研究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任务更加艰巨。大学要营造创新人才的环境，至少应在四个方面下工夫：首先是学术环境，其关键应该是学术自由，一定要营造一个以学术自由为中心的学术环境。第二，文化环境。文化环境的关键是以人为本，就是要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文化环境，建立一个新的师生关系。第三，知识环境。要营造一个以多元化学科为内容的文化环境。大学能够给学生什么样的学术套餐来供学生自由的选择，是对大学的管理者和师资队伍一个极大的挑战。第四，实践环境。我们要营造一个开放式的实践环境，大学不是象牙塔。最后，我觉得营造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环境单纯交给大学是不能奏效的，整个社会要形成一个创新、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环境、体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