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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人民币,够买把小葱,够买2度电,够买0.005克黄金……还够买什么?从2009年开始,它还能买“湖南首富”、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一年的工作时间。梁稳根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拿“1元年薪”的知名中国企业家。
马云在春节前给员工的电子邮件里说,阿里巴巴集团仍然做了2008年丰厚的年终奖计划和2009年的加薪计划,但“此次调薪惟有一点不同往年,包括副总裁在内的所有高层管理人员全部不加薪。”还有上市公司亿阳信通,高管薪酬在2009年下调10%~20%;上海市国资委管辖下的九大国企领导集体降薪,降薪幅度在10%~40%之间。
对“1元”企业家,部分舆论报以支持和肯定的声音,也有观点认为“1元年薪”,不过是作秀。
“1元”并非中国特色
其实,“1元年薪”始于30年前的美国,李·艾科卡祭起“1元年薪”的大旗,拯救克莱斯勒公司于濒死,并创造辉煌业绩。之后又有苹果、思科、雅虎、Google的CEO,每每在公司非生即死的危难之际,采用“1元年薪”,激励自己和员工共命运、振奋士气。苹果的乔布斯到2008年已是连续11年拿1元基本年薪。尽管苹果最近几年来已成鱼翻身、风生水起。
另一个巧合是,三一重工也是股权分置改革以来首家实现股份全流通的A股上市公司。梁稳根持股58.5%的三一集团持有上市公司61.29%的股权,其个人持股市值即便在市值大缩水的当下也超过百亿元人民币。同理,阿里巴巴部分高管也在阿里巴巴香港上市公司持有数量不等的股权期权。
他们对个人所得、物质收入的衡量与感觉,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公司人。不少企业家从当初创业为了“活得更自由、更好”,到今天主动承担责任与压力,试图以个人拿更少的现金收入激励团队实现愿景,这固然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一种进化,却也是制度进化在某个层面之反映。
上海市国资委何处长表态,国企领导能够带头降薪带领企业共度时艰,国资委是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对于三一重工梁稳根董事长的“1元年薪”,何处长表示:“这种姿态,我个人很敬佩,但我认为在国企不应该提倡,国有企业领导实际是比较高级的打工者,如果去拿1元年薪,完全没有必要也没可能。只要你跟职工是一个合理的关系,跟绩效是个合理的关系,就行。”
何处长所说的合理的关系,指的是依据国资委指定颁发的《央企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最高工资,要根据同地区、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乘上一个系数,最高不超过职工评价工资的五倍。
春节前,财政部向各大国有金融企业下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据报道,该意见稿规定,金融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最大值为70万元,最小值为5万元人民币;绩效年薪与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结果挂钩,以基本年薪为基数,其绩效年薪一股控制在基本年薪的3倍以内。
民营企业家主动为自己降薪,国有企业领导人也面临着来自政府的“限薪令”。“1元”这个指标,微妙地体现出经济危机下,企业高管与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正在被调整。
三一“1元年薪”出台始末
1月14日,长沙清冷,微雨,整个下午,三一集团的董事们都集中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旁的一间宽大会议室中。
黄昏时分,郊外的树林显得枯瘦,寒风令甬路更加漫长,十多辆泵车在路侧静静排开。董事长梁稳根拉开门走出来,和身边的人说说笑笑:“就一块钱,我今年的日子还真不好过,一大家子人需要我养呢。”
这个下午,梁创造了一个纪录:中国上市公司董事长中的最低年薪,只有1元。根据三一重工2007年年报,梁之前的年薪为63万元。相对他的上百亿身家,2009年的损失不过九牛一毛,但对他来说,这仍是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是否需要减薪?谁能减薪?减多少合适?能否给减薪增添“附加值”?这是从2008年11月份就困扰三一决策层的难题。
2008年初,三亚董事会上,梁稳根高调宣布要在2012年实现销售800~1000亿的目标。其时,三一集团销售收入刚达到135亿。工程机械行业对经济周期最为敏感,他的雄心很快遭遇一连串意外挑战,他又提出“一升两紧三降六加强”,所谓三十二字过冬方针。
11月份,成为三一业绩最差的一个月,这一信号令集团颇为紧张。“这种情况下,怎样去面对危机,利用危机,每个公司都在考虑。我们也觉得需要营造一种氛围和状态。”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回忆。
一次公开活动中,突然有人向参会的三一重工副总裁何真临发问:你们裁不裁员?何真临稍楞了—下,随后承诺,三一董事会已经说了,这次不管多么困难都不会裁员。这是三一首次公开承诺不裁员,实际当时董事会尚未正式决定,但何真临听到梁稳根和向文波接待宾客时曾如此讲过。何的表态得到了董事会认同,“不裁员”的原则随即确定下来,但是否减薪,梁稳根还在犹豫。
何真临记得,一次吃饭时,梁稳根曾提及,想让全体员工每人减薪一元,以塑造大家的危机感,但又觉得这样即可能达不到预计效果,反而会引起混乱,没有落实。
三一有个不逊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团体系,内部文件显示,其党委曾发过一份《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的倡议书,其中包括建议党员干部带头“降薪”,“推迟年薪或领取一半年薪,推迟领取年终奖或领取一半年终奖。”
接到倡议书后,各支部根据自己的理解,分别组织活动,多数“上书”自动要求减薪和减少福利——即“5000员工主动要求降薪”事件。一时间,关于三一变相裁员、减薪的帖子四处传播,“员工主动要求降薪”被斥为如同闹剧。
恰在此时,经营环境再次发生变化,各种救市措施密集出台,拉动基础建设的政策与三一直接相关,12月份经营业绩立竿见影回于卜。三一的过冬术略做调整,保持现金规模不再是金科玉律。它还启动了在德国科隆市投资1亿欧元的项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欧洲最大的一笔实业投资。
2009年的1月6日,梁稳根第一次提出自己只拿一元年薪的想法。14日,此事成为定论,同时还确定了高管减薪标准,即全体董事2009年减薪90%,总监助理(含)以上的高管,可以自愿申请减薪,幅度在50%以下。
降薪范围内的高管在200人左右,年薪在10万以上,一般都配有座车。据参会者回忆,对高层减薪,讨论时并无争议,分歧焦点在于普通员工是否还需要减薪。
部分董事认为,既然已承诺不裁员,普通员工适当减一点薪水也可以理解。其他董事则觉得,高管把握企業方向,平时也算“养尊处优”,减薪可以起到表率和刺激。普通员工降薪则大无必要,他们承受能力差,而且可能家人已经失业或减薪,将压力释放到这一层,对士气是个打击。董事会采纳了后一种观点,普通员工不降薪。
点评:弗里德曼曾说过,一个家庭行走的速度往往取决于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因为壮年总会去扶老携幼的。一个国家岂不也是这样?适逢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富人阶层主动或被动地放低姿态,或许正好为化解日渐“剑拔弩张”的社会对立开了个好头也未可知。
他们都曾经领过“1元年薪”
案例1:1978年克莱斯勒亏损2.04亿美元,1979年初,亏损高达11亿美元,积欠多种债务达48亿美元。李·艾科卡上任后宣称:公司起死回生之前,自己年薪为1美元。随后他推行改革,终在几年内使公司绝处逢生:1980年扭亏为盈,1982年盈利11.7亿美元,还清了13亿美元的短期债务,1983盈利9亿美元,提前7年偿还了15亿政府贷款保证金;1984年盈利24亿美元。从此“1元年薪”被写入商业教科书,成为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再创辉煌的代名词。
案例2:“1元年薪”另一个经典案例发生10年前的1998年,美国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重回苹果公司担任CEO,仅用了1年时间便带领苹果从亏损10亿美元扭转为盈利3.09亿美元。也祭出了“1元年薪”的战旗。
案例3:思科公司CEO约翰·钱伯斯在2001年——2004年间也曾拿了3年的1美元年薪。钱伯斯在思科销售额锐减18%。股价下跌90%、裁员8500人后,再次带领思科走出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阴影。当时有评论称,1美元,买不到一杯咖啡,但却买到了思科全球34000员工的斗志,平抚了数十万思科股东的忿恨之情。
案例4:2004年,为了挑战当时的网络霸主雅虎,Google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以及两住创始人、联合总裁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三位高管,从2004年第二季度起,要求将他们的年薪降低到1美元。从那之后,Google在三巨头的带领下超越了雅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编辑 何 乐
马云在春节前给员工的电子邮件里说,阿里巴巴集团仍然做了2008年丰厚的年终奖计划和2009年的加薪计划,但“此次调薪惟有一点不同往年,包括副总裁在内的所有高层管理人员全部不加薪。”还有上市公司亿阳信通,高管薪酬在2009年下调10%~20%;上海市国资委管辖下的九大国企领导集体降薪,降薪幅度在10%~40%之间。
对“1元”企业家,部分舆论报以支持和肯定的声音,也有观点认为“1元年薪”,不过是作秀。
“1元”并非中国特色
其实,“1元年薪”始于30年前的美国,李·艾科卡祭起“1元年薪”的大旗,拯救克莱斯勒公司于濒死,并创造辉煌业绩。之后又有苹果、思科、雅虎、Google的CEO,每每在公司非生即死的危难之际,采用“1元年薪”,激励自己和员工共命运、振奋士气。苹果的乔布斯到2008年已是连续11年拿1元基本年薪。尽管苹果最近几年来已成鱼翻身、风生水起。
另一个巧合是,三一重工也是股权分置改革以来首家实现股份全流通的A股上市公司。梁稳根持股58.5%的三一集团持有上市公司61.29%的股权,其个人持股市值即便在市值大缩水的当下也超过百亿元人民币。同理,阿里巴巴部分高管也在阿里巴巴香港上市公司持有数量不等的股权期权。
他们对个人所得、物质收入的衡量与感觉,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公司人。不少企业家从当初创业为了“活得更自由、更好”,到今天主动承担责任与压力,试图以个人拿更少的现金收入激励团队实现愿景,这固然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一种进化,却也是制度进化在某个层面之反映。
上海市国资委何处长表态,国企领导能够带头降薪带领企业共度时艰,国资委是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对于三一重工梁稳根董事长的“1元年薪”,何处长表示:“这种姿态,我个人很敬佩,但我认为在国企不应该提倡,国有企业领导实际是比较高级的打工者,如果去拿1元年薪,完全没有必要也没可能。只要你跟职工是一个合理的关系,跟绩效是个合理的关系,就行。”
何处长所说的合理的关系,指的是依据国资委指定颁发的《央企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最高工资,要根据同地区、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乘上一个系数,最高不超过职工评价工资的五倍。
春节前,财政部向各大国有金融企业下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据报道,该意见稿规定,金融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最大值为70万元,最小值为5万元人民币;绩效年薪与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结果挂钩,以基本年薪为基数,其绩效年薪一股控制在基本年薪的3倍以内。
民营企业家主动为自己降薪,国有企业领导人也面临着来自政府的“限薪令”。“1元”这个指标,微妙地体现出经济危机下,企业高管与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正在被调整。
三一“1元年薪”出台始末
1月14日,长沙清冷,微雨,整个下午,三一集团的董事们都集中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旁的一间宽大会议室中。
黄昏时分,郊外的树林显得枯瘦,寒风令甬路更加漫长,十多辆泵车在路侧静静排开。董事长梁稳根拉开门走出来,和身边的人说说笑笑:“就一块钱,我今年的日子还真不好过,一大家子人需要我养呢。”
这个下午,梁创造了一个纪录:中国上市公司董事长中的最低年薪,只有1元。根据三一重工2007年年报,梁之前的年薪为63万元。相对他的上百亿身家,2009年的损失不过九牛一毛,但对他来说,这仍是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是否需要减薪?谁能减薪?减多少合适?能否给减薪增添“附加值”?这是从2008年11月份就困扰三一决策层的难题。
2008年初,三亚董事会上,梁稳根高调宣布要在2012年实现销售800~1000亿的目标。其时,三一集团销售收入刚达到135亿。工程机械行业对经济周期最为敏感,他的雄心很快遭遇一连串意外挑战,他又提出“一升两紧三降六加强”,所谓三十二字过冬方针。
11月份,成为三一业绩最差的一个月,这一信号令集团颇为紧张。“这种情况下,怎样去面对危机,利用危机,每个公司都在考虑。我们也觉得需要营造一种氛围和状态。”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回忆。
一次公开活动中,突然有人向参会的三一重工副总裁何真临发问:你们裁不裁员?何真临稍楞了—下,随后承诺,三一董事会已经说了,这次不管多么困难都不会裁员。这是三一首次公开承诺不裁员,实际当时董事会尚未正式决定,但何真临听到梁稳根和向文波接待宾客时曾如此讲过。何的表态得到了董事会认同,“不裁员”的原则随即确定下来,但是否减薪,梁稳根还在犹豫。
何真临记得,一次吃饭时,梁稳根曾提及,想让全体员工每人减薪一元,以塑造大家的危机感,但又觉得这样即可能达不到预计效果,反而会引起混乱,没有落实。
三一有个不逊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团体系,内部文件显示,其党委曾发过一份《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的倡议书,其中包括建议党员干部带头“降薪”,“推迟年薪或领取一半年薪,推迟领取年终奖或领取一半年终奖。”
接到倡议书后,各支部根据自己的理解,分别组织活动,多数“上书”自动要求减薪和减少福利——即“5000员工主动要求降薪”事件。一时间,关于三一变相裁员、减薪的帖子四处传播,“员工主动要求降薪”被斥为如同闹剧。
恰在此时,经营环境再次发生变化,各种救市措施密集出台,拉动基础建设的政策与三一直接相关,12月份经营业绩立竿见影回于卜。三一的过冬术略做调整,保持现金规模不再是金科玉律。它还启动了在德国科隆市投资1亿欧元的项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欧洲最大的一笔实业投资。
2009年的1月6日,梁稳根第一次提出自己只拿一元年薪的想法。14日,此事成为定论,同时还确定了高管减薪标准,即全体董事2009年减薪90%,总监助理(含)以上的高管,可以自愿申请减薪,幅度在50%以下。
降薪范围内的高管在200人左右,年薪在10万以上,一般都配有座车。据参会者回忆,对高层减薪,讨论时并无争议,分歧焦点在于普通员工是否还需要减薪。
部分董事认为,既然已承诺不裁员,普通员工适当减一点薪水也可以理解。其他董事则觉得,高管把握企業方向,平时也算“养尊处优”,减薪可以起到表率和刺激。普通员工降薪则大无必要,他们承受能力差,而且可能家人已经失业或减薪,将压力释放到这一层,对士气是个打击。董事会采纳了后一种观点,普通员工不降薪。
点评:弗里德曼曾说过,一个家庭行走的速度往往取决于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因为壮年总会去扶老携幼的。一个国家岂不也是这样?适逢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富人阶层主动或被动地放低姿态,或许正好为化解日渐“剑拔弩张”的社会对立开了个好头也未可知。
他们都曾经领过“1元年薪”
案例1:1978年克莱斯勒亏损2.04亿美元,1979年初,亏损高达11亿美元,积欠多种债务达48亿美元。李·艾科卡上任后宣称:公司起死回生之前,自己年薪为1美元。随后他推行改革,终在几年内使公司绝处逢生:1980年扭亏为盈,1982年盈利11.7亿美元,还清了13亿美元的短期债务,1983盈利9亿美元,提前7年偿还了15亿政府贷款保证金;1984年盈利24亿美元。从此“1元年薪”被写入商业教科书,成为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再创辉煌的代名词。
案例2:“1元年薪”另一个经典案例发生10年前的1998年,美国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重回苹果公司担任CEO,仅用了1年时间便带领苹果从亏损10亿美元扭转为盈利3.09亿美元。也祭出了“1元年薪”的战旗。
案例3:思科公司CEO约翰·钱伯斯在2001年——2004年间也曾拿了3年的1美元年薪。钱伯斯在思科销售额锐减18%。股价下跌90%、裁员8500人后,再次带领思科走出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阴影。当时有评论称,1美元,买不到一杯咖啡,但却买到了思科全球34000员工的斗志,平抚了数十万思科股东的忿恨之情。
案例4:2004年,为了挑战当时的网络霸主雅虎,Google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以及两住创始人、联合总裁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三位高管,从2004年第二季度起,要求将他们的年薪降低到1美元。从那之后,Google在三巨头的带领下超越了雅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编辑 何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