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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于小型文化体系，提出了微观生态符号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地方性，将其作为考察地方文化和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础单位。由于符号活动的语境性和生命与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意义关系，地方性作为生态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可能起点，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和高度的可操作性。并且，这种强调符号主体的地方性、语境性的概念，为解构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将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地方性；语境性；生态符号学；环境；符号主体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3-0037-07
[作者简介]蒂莫·马伦（Timo Maran），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符号学研究和自然文学研究。
[译者简介]汤 黎（1982—），女，四川内江人，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研究。（四川成都 610041）
Title： Locality as a Foundational Concept for Ecosemiotics
Author： Timo Maran
Abstract： Based on observations of small culture system， this paper defines locality as a basic conception of ecosemiotics， taking it as the basic unit to make research on local cultures and ecosystem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due to the contextuality of semiosis and the integrated relations of meaning between life and its environment， local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possible starting point of ecosemiotic studies. It is theoretically sound and operative， and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construct the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Key words： locality； contextuality； ecosemiotics； environment； semiotic subject
一、引言
要研究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在不同的科学领域内进行讨论，因为，没有一门所谓的纯学科可以处理这样一个丰富的主题。自上世纪60年代始，几门不同的学科，如生态批评、文化生态学、环境美学、环境哲学等，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这些由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以及艺术哲学理论产生的学科试图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此种研究情形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理论框架、研究对象、文化语境和自然语境。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的第一项，即理论框架承载了学术认同和科学的历史遗产，而后三项则有赖于特别的研究对象和地方性的条件。上述边界学科的理论背景大多（尽管并非绝对地、独一地）源于英美学术传统，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源自一个科学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如何对另一个传统中的、地方性的材料进行分析呢？
例如，在思考爱沙尼亚这个芬兰-乌戈尔语系的小型文化体时，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我正好来自那里。在研究爱沙尼亚的文化与自然关系时，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生态批评的重要概念，如“荒野”、“环境书写”、甚至“文化”与“自然”，它们本身的对立都不具有操作性。较之于英国和美国，我们的文化环境、历史遗产和自然经验都有所不同。或许在较大的文化体与较小的文化体之间，以及由这些文化产生的范式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的普遍程度有所差异。大型的文化以及由其衍生的大的科学传统可以自然而然地宣称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经验和知识，而对于小型文化，学术界总持有这样的怀疑：它们所取得的知识是否只代表地方性的实践，或者是否与普遍性相关。此外，对小型文化体而言，自我身份的问题也要重要得多。
因此，与寻求共性的“大”的文化相反，源于这样一个文化的学术传统的优势在于，它是以差异为主题的。而且，就小型文化而言，在对象层面和元语言层面描述和验证其不同与特性的科学概念都尤为宝贵。由于缺乏对地方之轴进行描述和评估的方法，在融合地方文化和全球科学的道路上，全球性就成为最显而易见的、令人忧心的障碍。而我们的理论语言对于表现地方的独特性是否足够灵敏，这也可能成为阻碍发展对文化与自然之研究的一个问题。填补这一罅隙的一个方法可能就是，创造出综合性的理论概念，它可以为描述地方文化指明一些方向，同时又使这种描述的确切本质保持开放性。
在元层次上，作为描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描述人类在生物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人类文化中的自然的学科，符号学的兴起可算姗姗来迟。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起，生态学的符号学研究就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但作为范式的生态符号学是直到诺特（Winfred N■th）1996年的论文发表后才有迹可循的。①在该文中，诺特将生态符号学定义为：研究生命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之符号学方面的科学。②两年后，库尔缩小了这个词的范畴，认为它包含了发生在人类及其所在的环境之间的符号过程，即“生态符号学可以被定义为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符号学”，③由此将生态符号学与生物符号学区别开来。2000年，在伊马特拉国际暑期研究所进行的符号学与结构研究，以及几家符号学期刊的专刊④也见证了这一新范式的产生。生态符号学最近的发展则包括了在系统生态学⑤、风景生态学⑥和生态批评⑦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 接下来，我们将要探问：生态符号学方法的何种知识可以运用于研究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话语，运用于融合了生态批评、文化生态学、环境美学、科学生态学、环境哲学和其他学科的讨论。本文旨在尝试一种谨慎的可能：将地方性视为主体及其环境之关系的、一以贯之的特性，并对这一以符号学为基础的概念提出一个定义。这里，我把地方性作为符号结构的一个特征来进行分析，这些符号结构以如此的方式和环境一起出现，以致如果不大大改变结构或是结构所包含的信息，它们就无法脱离环境。这一概念源于如下理解：一个符号过程总是包含着特别的、独有的现象。在皮尔斯（和西比奥克）的符号学传统中，文化和自然的绝大部分可以被视为符号过程的结果或者模式，这些符号过程不可避免地将重点放在文化与自然的地方性身份之上。另一方面，地方性的概念强调了环境关系的质性特点。
后文将会提到，主体及其所在的环境之间互为条件性是生命体与人类起源的符号系统的典型特征，并且，我们是从理论生物学和理论符号学——即产生生态符号学的两门主要学科——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因此，在这里提出的方法认为，对生态符号学而言，自然是特征性的，而且，这种方法能够运用于更广意义上的，对文化与自然之关系的研究。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将会讨论在文化认同的塑造中，作为安置的地方性在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作为生命体特征的地方性
每个生命体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适应于它所在的环境，这一理念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生物学的主要观点，属于生态学的核心部分。但是，在现代进化论生物学中，生命体及其环境仍然是相当抽象的，它是在某种间接的、抽象的指标，比如适应性、适应价值之上被定义的。如果我们对某一物种的个体行为进行观察，那么，作为围绕真实的生命体、具有特征的媒介，环境可以成为行为研究、自然史研究或是生物学领域其他形式研究的对象。
动物及其环境的适应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生理上的相应性，如动物的身体构造、生理及其环境之间的一致性；交流与符号学上的一致性，作为个体的动物在其间对特有的环境进行感知、作出反应。这两个方面是必然相关的，比如说，像哺乳动物的眼睛构造这样的生理适应，使得人类能够以我们的方式来感知风景。同时，这两个方面内容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交流和符号学上的一致性是质性的，并且和个体的解释与发展相关。只要我们将生命体作为主体来进行检视，允许它有某种解释和选择的自由，生命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会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生物符号学的主要缔造者乌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对这一主体性的现象学观点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动物的身体可以被比作一所房子，以此来进行研究，解剖学家一直详细地研究它是如何被建造的；生理学家则研究房子里的机械应用；而生态学家描述和研究的，是这个房子所在的花园。
然而，对这座花园的描述使它看起来好像是自我展现在人们眼前一样，导致了房子的居住者对这幅画卷完全无视……每一所房子都有俯瞰这座花园的窗户：光线之窗、声音之窗、气味之窗和味觉之窗以及许多扇触觉之窗。
从房子看出去，花园的景象随着窗户的结构和设计而变化：它不会是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是这所房子拥有的唯一世界——它的环境界。①
如果我们从乌克斯库尔的符号学范式出发，当我们对生命体及其环境的关系进行检视时，那么，在某个特定环境中对生命体的安置就变得至关重要——而环境与生命体的特征则在主体的解释行为，即符号过程中得以呈现。环境规定了生命体的一些代表性特征，由此，作为主体的生命体可以对环境因素赋予自身物种特有的意义。在其他环境因素的情况下，整个意义系统就会有所不同——它们和符号载体相互关联。主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为符号过程产生的次现象作出了很好的定义：经验（从之前的符号过程中积累而来），记忆（使得之前的经验可以被辨认出来），物种层面上的累积以及在进化过程中得到部分发展的特征（后者可以被称为符号选择）。主体及其环境之间的每一个以反应为基础的交流模式都可以被作为结构方式进行检验，这种结构方式允许了主体及其环境之间一致性的发展，或者说允许了适应。或许最广为人知、被引用最多的就是乌克斯库尔的功能圈模式，主体在其间通过感觉和行为与对象发生关联。（见右图）
在乌克斯库尔的功能圈模式中，主体和对象经由感知世界（merkwelt）和行动世界（wirkwelt）相互关联。①
生物符号学界的其他权威学者也发现了生命体和所在环境之间关系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导致的符号决定。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写道：
考虑进化时，重要的不是物种的适应性，而是符号学上的适应性。毕竟，适应性取决于关系——只有在给定的语境中，某物才能够去适应。但是，如果基因类型和环境类型相互构成了度量适应性的语境，那么，我们似乎就该在适应者的关系整体中去讨论它，这种关系能力是一种符号能力。②
以霍夫梅耶的解释为基础，更宽泛意义上的符号学适应性可以被定义为：主体成功地适应了它所在的环境，它借助符号过程把来自自身和环境的信息联接在一起。如果生命体能够成功地与周遭环境的信息进行互译，它就具有符号学上的适应性。在对环境的适应中，主体将自己地方化了，因此，符号学上的适应性就暗示了地方化的成功。另一方面，它也显示出：如果主体脱离了环境，它的结构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鉴于这种双重结构，地方化不应被理想化为一种合适的条件，因为关联也就意味着依赖。在生物学中，特化（specialization）与协同进化的适应（co-evolutionary adaptations）被作为生命体独特的生命策略来进行研究。对于独特的环境条件的、显著的特化和作为生存策略的稀有性是携手而行的，而特化的种族往往在面对环境变化时更为脆弱。
三、符号过程的语境性（contextuality）
在符号学和文化理论的讨论中，作为符号结构特征的地方性也相当引人注目，它和语境及语境性的概念相关。有好几种符号学方法都认为，意义是由语境所调节的。在这些方法中，诺特认为英国语境学派（British contextual school）和分指语言学（distributive linguistics）较为重要。例如，尤金·尼达（Eugene Nida）在他发表于1952年的论文中提出：“意义是由环境赋予的。”①在他以后的著作中，也可以注意到类似的观点（如讨论单词 “run”的意义是如何取决于文字和环境语境的②）。瑞恰慈（I. A. Richards）则补充了源自过去的时间轴对意义和环境间关系的意义： 像任何其他符号一样，一个词语是通过属于一组再现的事件而获得意义的，这组事件可以成为语境。由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词的语境是过去的一组事件的某种再现模式，我们说它的意义取决于它的语境，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取决于它在其中获得意义的那个过程的某一点。③
在布拉格符号学派的著作中，语境的概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雅柯布森发展了卡尔·比勒（Karl Burhler）的语言模式，在他的语言交流模式中，他将文本和语言的指涉功能联系在一起。在雅柯布森的学生、美国著名的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对动物交流的符号学研究，也就是动物符号学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④
作为围绕文本或符号的一种结构，语境对符号的形式以及主体可能赋予符号的意义都有影响。语境存在于符号之外，同时通过符号关系规定着符号的局限和特征。如此，新的词语在形态上的形式和意义不仅取决于语言中已经存在的概念，还取决于语言中意义与形式之间罅隙的存在。在不同的语境中，一个词语的意义会有所不同，行为是否合宜也取决于它的语境。一件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以及文艺评论家对它们的批评，也是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语境中获得部分意义的。在对符号的解释中，西比奥克强调了语境的作用，他用以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信息与语境的冲突：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人基于语境作出解释，而完全忽略了信息。⑤
“限制”（restraint）这一概念源自控制论，它被引入符号学中，在描述语境所起到的决定作用上具有核心意义。这一概念认为，语境带来了对符号冗余（redundancy）的限制。从冗余开始，这种限制就有可能规定符号可能具有的意义，但是，符号本身也能够负载语境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引用格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来说明这种符号对彼此具有约束性的影响：
如果我对你说“下雨了”，这就将冗余引入了宇宙、信息和雨点之中；由此，单单从这条信息你就可以猜到，如果你看向窗外，就会看到某物——而这种推想可不是随机遇上的。⑥
任何已经有效的符号过程都会部分地决定这一过程未来的发展可能——在时间的轴线上，语境的作用本身得到了扩展。在读小说或看电影时，我们可以发现，经历过的事会影响到将来的结果。同样，每一篇科学论文或艺术作品都部分地决定了正在被观察着的话语的发展可能。符号与文本之间关系的这种特征让我们想到了符号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皮尔斯已经对此进行了描述：一个符号过程是如何引导未来符号过程的可能的。这种倾向似乎成为符号过程的概括性特点，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如是说：
比如说，如果为了交流和思想而将符号和符号相结合，那么，就必须对期待（expectation）进行引导，并且对将来联接的可能性作出限制。随之而来的符号不能被预先决定，不能太出人意料。因此，每一个符号不仅必须将自己作为一个实体来发生作用，它还会提供多余的信息。①
符号学理论将语境作为某种类型的一般抽象物来进行检视，由此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疑虑：将和语境有关的某种适应性作为较之于对其他语境而言的某种语境偏好来谈论，这样做是否切题。因为，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语境总是围绕着所有的符号结构，即使在语境意味着符号结构的缺失时也是如此。而且，当我们想到符号结构的自我组织能力时就会明白，这样的疑虑是无法驳斥的。主体通过符号活动建立了与语境相关的、对冗余的限制，从而使周围的语境变得有价值。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客观的角度来描述主体与语境的关系，还要考虑到个体的、现象学上的、质性的关系。符号学上的适应性和语境、或者说环境的价值性源于具体语境中主体的存在和主体在其间的符号活动。对环境而言，存在于其间的时间是一个价值标准。
四、地方身份与环境
地方文化和环境相互作用，这种关系支撑着地方文化的身份。英国人类学家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一个双重的过程——人类和动物在其间适应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使这个环境个体化了。②地方创造这种身份的机制在人类文化的所有层面上进行运作：主体所在的本土之地以及种种因素支撑着它个体的自我定义，语言成为描述环境对象和现象的手段；而与主体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记忆和环境也是地方所特有的。主体和环境的关系也可以是非语言的，瑞典人类学家、符号学家阿尔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对生活于亚马逊的印第安人的环境关系进行研究时，对感觉符号（sensory sign）、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和经济符号（economical sign）进行了区分。包括“眼睛、耳朵、舌头、皮肤的感觉——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我们思考并归入语言学范围”③在内的各种感觉符号允许人和环境进行最为深入的交流。如果我们回到以控制论为中心的方法上去，就可以断言，通过对原有文化的积极参与，将主体和所在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冗余信息的量会得到增加。当信息逐渐累积，个体就能够预知环境的过程，并由此依赖于他/她的环境。
由于外部文化因素而造成环境的突然变化，或者对另一个环境的进入也会带来身份上不可避免的变化。作为符号结构的个体和文化为了自我维持总会要求某种语境，因此，当之前的环境消失时，对和新环境相关的新的符号关系的创造就开始了。换句话说，如果语境缺失了，那么文化和个体就会创造出他们自己的语境。当一个人将他/她的自然环境替换成人工环境，在自己周围创造出存储他身份的新媒介，并以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弥补记忆传统的遗失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符号过程。霍恩伯格将这一过程描述为用感觉和语言符号来取代更多的、没有鲜明特点的、表示价值交换的经济符号。①但是，对新语境的创造往往会带来标准化和简单化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环境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和随机的过程来提供创造性和新颖性，文化就可能对现有的模式产生最大的依赖。
较之于全球规模的文化，地方文化的唯一优势往往就在于它和周围环境的联系。全球文化是自足的，通过抽象的、向外投射的观念和价值，如经济价值、抽象象征和理想来获得自己的身份。而地方文化的关注点则更多地导向它周围的环境以及它的模式和特性。约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描述了这两种研究世界的方法的对立，他将自足性归因于西方哲学传统，归因于悲剧这种体裁和生物群落中的更新物种，而将环境和地方文化的中心性归因于喜剧体裁和本地物种。② 符号主体的地方性和语境性概念和强调自然与文化的二元主义截然对立。在概念上，宣称自然是文化的产物，不可能学习处于文化之外的自然，这对于地方文化甚至是危险的。③这种论述使未然文化的自然环境，以及文化与它特有的地方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不重要。另一方面，对文化在语境安置上的理解也可能会和自然科学、自然保护的看法相冲突。为了保护自然环境，我们也应该保护它的非物质成分，即文化传统，因为它支撑着这个环境，并增加了它的价值，这种思考方式有别于建立在荒野概念上的、二元式的自然保护。在《风景和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一书中，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勾勒出了不同文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关系，特别是讨论了地方的自然环境被纳入文化记忆、被文化采用并在文学、艺术和神话中得以反映的那些方面。④我们可能时常会发现，如果不在解释中考虑环境本身的模式和过程——或者说非人类动物的符号活动，或者说交流活动的结果，就无法对与自然相关的文化文本，如自然书写、自然文献、环境艺术作出解释。从符号学上来说，这样的文化文本具有双重的特点，除了文本本身展现的意义，它们还包括了或者说指涉着环境中在场的信息。被纳入文化记忆的那部分自然不可避免地属于作为地方实体（local entity）的自然环境，通过对自然的描述，文化将自己和自然联系在一起。正如文化拥抱自然，使自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并赋予它意义一样，文化本身也开始和自然、和自然中的具体地方变得类似；也正如文化赋予自然以意义一样，它也和它的自然环境变得相像。
五、结论
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化语境的同一化。地方之间的自然环境无疑是有所差异的，而同一化的过程使得人对于地方性的自然符号的适应性降低了。与主体和环境相关的信息的一致性会受到阻碍，或者更直白地说，人们不再明白如何在自然中存在。同时，大众媒体一直试图减弱地方文化和地方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文化同质化这一全球化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
要研究这样的过程需要有合适的理论概念。符号学对符号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讨论良多，而理论生物学全面地研究了生命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符号学源于这两门学科能够积极地参与对文化和地方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这里提出了地方性的概念，而语境、语境性的概念和它们在文化理论上的历史以及霍夫梅耶的符号适应性观念，都可以是可能的、适合的起点。
责任编辑：王俊暐
[关键词]地方性；语境性；生态符号学；环境；符号主体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3-0037-07
[作者简介]蒂莫·马伦（Timo Maran），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符号学研究和自然文学研究。
[译者简介]汤 黎（1982—），女，四川内江人，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研究。（四川成都 610041）
Title： Locality as a Foundational Concept for Ecosemiotics
Author： Timo Maran
Abstract： Based on observations of small culture system， this paper defines locality as a basic conception of ecosemiotics， taking it as the basic unit to make research on local cultures and ecosystem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due to the contextuality of semiosis and the integrated relations of meaning between life and its environment， local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possible starting point of ecosemiotic studies. It is theoretically sound and operative， and w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construct the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Key words： locality； contextuality； ecosemiotics； environment； semiotic subject
一、引言
要研究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在不同的科学领域内进行讨论，因为，没有一门所谓的纯学科可以处理这样一个丰富的主题。自上世纪60年代始，几门不同的学科，如生态批评、文化生态学、环境美学、环境哲学等，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这些由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以及艺术哲学理论产生的学科试图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此种研究情形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理论框架、研究对象、文化语境和自然语境。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的第一项，即理论框架承载了学术认同和科学的历史遗产，而后三项则有赖于特别的研究对象和地方性的条件。上述边界学科的理论背景大多（尽管并非绝对地、独一地）源于英美学术传统，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源自一个科学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如何对另一个传统中的、地方性的材料进行分析呢？
例如，在思考爱沙尼亚这个芬兰-乌戈尔语系的小型文化体时，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我正好来自那里。在研究爱沙尼亚的文化与自然关系时，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生态批评的重要概念，如“荒野”、“环境书写”、甚至“文化”与“自然”，它们本身的对立都不具有操作性。较之于英国和美国，我们的文化环境、历史遗产和自然经验都有所不同。或许在较大的文化体与较小的文化体之间，以及由这些文化产生的范式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的普遍程度有所差异。大型的文化以及由其衍生的大的科学传统可以自然而然地宣称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经验和知识，而对于小型文化，学术界总持有这样的怀疑：它们所取得的知识是否只代表地方性的实践，或者是否与普遍性相关。此外，对小型文化体而言，自我身份的问题也要重要得多。
因此，与寻求共性的“大”的文化相反，源于这样一个文化的学术传统的优势在于，它是以差异为主题的。而且，就小型文化而言，在对象层面和元语言层面描述和验证其不同与特性的科学概念都尤为宝贵。由于缺乏对地方之轴进行描述和评估的方法，在融合地方文化和全球科学的道路上，全球性就成为最显而易见的、令人忧心的障碍。而我们的理论语言对于表现地方的独特性是否足够灵敏，这也可能成为阻碍发展对文化与自然之研究的一个问题。填补这一罅隙的一个方法可能就是，创造出综合性的理论概念，它可以为描述地方文化指明一些方向，同时又使这种描述的确切本质保持开放性。
在元层次上，作为描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描述人类在生物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人类文化中的自然的学科，符号学的兴起可算姗姗来迟。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起，生态学的符号学研究就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但作为范式的生态符号学是直到诺特（Winfred N■th）1996年的论文发表后才有迹可循的。①在该文中，诺特将生态符号学定义为：研究生命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之符号学方面的科学。②两年后，库尔缩小了这个词的范畴，认为它包含了发生在人类及其所在的环境之间的符号过程，即“生态符号学可以被定义为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符号学”，③由此将生态符号学与生物符号学区别开来。2000年，在伊马特拉国际暑期研究所进行的符号学与结构研究，以及几家符号学期刊的专刊④也见证了这一新范式的产生。生态符号学最近的发展则包括了在系统生态学⑤、风景生态学⑥和生态批评⑦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 接下来，我们将要探问：生态符号学方法的何种知识可以运用于研究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话语，运用于融合了生态批评、文化生态学、环境美学、科学生态学、环境哲学和其他学科的讨论。本文旨在尝试一种谨慎的可能：将地方性视为主体及其环境之关系的、一以贯之的特性，并对这一以符号学为基础的概念提出一个定义。这里，我把地方性作为符号结构的一个特征来进行分析，这些符号结构以如此的方式和环境一起出现，以致如果不大大改变结构或是结构所包含的信息，它们就无法脱离环境。这一概念源于如下理解：一个符号过程总是包含着特别的、独有的现象。在皮尔斯（和西比奥克）的符号学传统中，文化和自然的绝大部分可以被视为符号过程的结果或者模式，这些符号过程不可避免地将重点放在文化与自然的地方性身份之上。另一方面，地方性的概念强调了环境关系的质性特点。
后文将会提到，主体及其所在的环境之间互为条件性是生命体与人类起源的符号系统的典型特征，并且，我们是从理论生物学和理论符号学——即产生生态符号学的两门主要学科——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因此，在这里提出的方法认为，对生态符号学而言，自然是特征性的，而且，这种方法能够运用于更广意义上的，对文化与自然之关系的研究。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将会讨论在文化认同的塑造中，作为安置的地方性在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作为生命体特征的地方性
每个生命体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适应于它所在的环境，这一理念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生物学的主要观点，属于生态学的核心部分。但是，在现代进化论生物学中，生命体及其环境仍然是相当抽象的，它是在某种间接的、抽象的指标，比如适应性、适应价值之上被定义的。如果我们对某一物种的个体行为进行观察，那么，作为围绕真实的生命体、具有特征的媒介，环境可以成为行为研究、自然史研究或是生物学领域其他形式研究的对象。
动物及其环境的适应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生理上的相应性，如动物的身体构造、生理及其环境之间的一致性；交流与符号学上的一致性，作为个体的动物在其间对特有的环境进行感知、作出反应。这两个方面是必然相关的，比如说，像哺乳动物的眼睛构造这样的生理适应，使得人类能够以我们的方式来感知风景。同时，这两个方面内容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交流和符号学上的一致性是质性的，并且和个体的解释与发展相关。只要我们将生命体作为主体来进行检视，允许它有某种解释和选择的自由，生命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会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生物符号学的主要缔造者乌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对这一主体性的现象学观点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动物的身体可以被比作一所房子，以此来进行研究，解剖学家一直详细地研究它是如何被建造的；生理学家则研究房子里的机械应用；而生态学家描述和研究的，是这个房子所在的花园。
然而，对这座花园的描述使它看起来好像是自我展现在人们眼前一样，导致了房子的居住者对这幅画卷完全无视……每一所房子都有俯瞰这座花园的窗户：光线之窗、声音之窗、气味之窗和味觉之窗以及许多扇触觉之窗。
从房子看出去，花园的景象随着窗户的结构和设计而变化：它不会是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是这所房子拥有的唯一世界——它的环境界。①
如果我们从乌克斯库尔的符号学范式出发，当我们对生命体及其环境的关系进行检视时，那么，在某个特定环境中对生命体的安置就变得至关重要——而环境与生命体的特征则在主体的解释行为，即符号过程中得以呈现。环境规定了生命体的一些代表性特征，由此，作为主体的生命体可以对环境因素赋予自身物种特有的意义。在其他环境因素的情况下，整个意义系统就会有所不同——它们和符号载体相互关联。主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为符号过程产生的次现象作出了很好的定义：经验（从之前的符号过程中积累而来），记忆（使得之前的经验可以被辨认出来），物种层面上的累积以及在进化过程中得到部分发展的特征（后者可以被称为符号选择）。主体及其环境之间的每一个以反应为基础的交流模式都可以被作为结构方式进行检验，这种结构方式允许了主体及其环境之间一致性的发展，或者说允许了适应。或许最广为人知、被引用最多的就是乌克斯库尔的功能圈模式，主体在其间通过感觉和行为与对象发生关联。（见右图）
在乌克斯库尔的功能圈模式中，主体和对象经由感知世界（merkwelt）和行动世界（wirkwelt）相互关联。①
生物符号学界的其他权威学者也发现了生命体和所在环境之间关系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导致的符号决定。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写道：
考虑进化时，重要的不是物种的适应性，而是符号学上的适应性。毕竟，适应性取决于关系——只有在给定的语境中，某物才能够去适应。但是，如果基因类型和环境类型相互构成了度量适应性的语境，那么，我们似乎就该在适应者的关系整体中去讨论它，这种关系能力是一种符号能力。②
以霍夫梅耶的解释为基础，更宽泛意义上的符号学适应性可以被定义为：主体成功地适应了它所在的环境，它借助符号过程把来自自身和环境的信息联接在一起。如果生命体能够成功地与周遭环境的信息进行互译，它就具有符号学上的适应性。在对环境的适应中，主体将自己地方化了，因此，符号学上的适应性就暗示了地方化的成功。另一方面，它也显示出：如果主体脱离了环境，它的结构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鉴于这种双重结构，地方化不应被理想化为一种合适的条件，因为关联也就意味着依赖。在生物学中，特化（specialization）与协同进化的适应（co-evolutionary adaptations）被作为生命体独特的生命策略来进行研究。对于独特的环境条件的、显著的特化和作为生存策略的稀有性是携手而行的，而特化的种族往往在面对环境变化时更为脆弱。
三、符号过程的语境性（contextuality）
在符号学和文化理论的讨论中，作为符号结构特征的地方性也相当引人注目，它和语境及语境性的概念相关。有好几种符号学方法都认为，意义是由语境所调节的。在这些方法中，诺特认为英国语境学派（British contextual school）和分指语言学（distributive linguistics）较为重要。例如，尤金·尼达（Eugene Nida）在他发表于1952年的论文中提出：“意义是由环境赋予的。”①在他以后的著作中，也可以注意到类似的观点（如讨论单词 “run”的意义是如何取决于文字和环境语境的②）。瑞恰慈（I. A. Richards）则补充了源自过去的时间轴对意义和环境间关系的意义： 像任何其他符号一样，一个词语是通过属于一组再现的事件而获得意义的，这组事件可以成为语境。由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词的语境是过去的一组事件的某种再现模式，我们说它的意义取决于它的语境，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取决于它在其中获得意义的那个过程的某一点。③
在布拉格符号学派的著作中，语境的概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雅柯布森发展了卡尔·比勒（Karl Burhler）的语言模式，在他的语言交流模式中，他将文本和语言的指涉功能联系在一起。在雅柯布森的学生、美国著名的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对动物交流的符号学研究，也就是动物符号学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④
作为围绕文本或符号的一种结构，语境对符号的形式以及主体可能赋予符号的意义都有影响。语境存在于符号之外，同时通过符号关系规定着符号的局限和特征。如此，新的词语在形态上的形式和意义不仅取决于语言中已经存在的概念，还取决于语言中意义与形式之间罅隙的存在。在不同的语境中，一个词语的意义会有所不同，行为是否合宜也取决于它的语境。一件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以及文艺评论家对它们的批评，也是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语境中获得部分意义的。在对符号的解释中，西比奥克强调了语境的作用，他用以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信息与语境的冲突：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人基于语境作出解释，而完全忽略了信息。⑤
“限制”（restraint）这一概念源自控制论，它被引入符号学中，在描述语境所起到的决定作用上具有核心意义。这一概念认为，语境带来了对符号冗余（redundancy）的限制。从冗余开始，这种限制就有可能规定符号可能具有的意义，但是，符号本身也能够负载语境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引用格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来说明这种符号对彼此具有约束性的影响：
如果我对你说“下雨了”，这就将冗余引入了宇宙、信息和雨点之中；由此，单单从这条信息你就可以猜到，如果你看向窗外，就会看到某物——而这种推想可不是随机遇上的。⑥
任何已经有效的符号过程都会部分地决定这一过程未来的发展可能——在时间的轴线上，语境的作用本身得到了扩展。在读小说或看电影时，我们可以发现，经历过的事会影响到将来的结果。同样，每一篇科学论文或艺术作品都部分地决定了正在被观察着的话语的发展可能。符号与文本之间关系的这种特征让我们想到了符号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皮尔斯已经对此进行了描述：一个符号过程是如何引导未来符号过程的可能的。这种倾向似乎成为符号过程的概括性特点，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如是说：
比如说，如果为了交流和思想而将符号和符号相结合，那么，就必须对期待（expectation）进行引导，并且对将来联接的可能性作出限制。随之而来的符号不能被预先决定，不能太出人意料。因此，每一个符号不仅必须将自己作为一个实体来发生作用，它还会提供多余的信息。①
符号学理论将语境作为某种类型的一般抽象物来进行检视，由此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疑虑：将和语境有关的某种适应性作为较之于对其他语境而言的某种语境偏好来谈论，这样做是否切题。因为，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语境总是围绕着所有的符号结构，即使在语境意味着符号结构的缺失时也是如此。而且，当我们想到符号结构的自我组织能力时就会明白，这样的疑虑是无法驳斥的。主体通过符号活动建立了与语境相关的、对冗余的限制，从而使周围的语境变得有价值。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客观的角度来描述主体与语境的关系，还要考虑到个体的、现象学上的、质性的关系。符号学上的适应性和语境、或者说环境的价值性源于具体语境中主体的存在和主体在其间的符号活动。对环境而言，存在于其间的时间是一个价值标准。
四、地方身份与环境
地方文化和环境相互作用，这种关系支撑着地方文化的身份。英国人类学家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一个双重的过程——人类和动物在其间适应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使这个环境个体化了。②地方创造这种身份的机制在人类文化的所有层面上进行运作：主体所在的本土之地以及种种因素支撑着它个体的自我定义，语言成为描述环境对象和现象的手段；而与主体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记忆和环境也是地方所特有的。主体和环境的关系也可以是非语言的，瑞典人类学家、符号学家阿尔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对生活于亚马逊的印第安人的环境关系进行研究时，对感觉符号（sensory sign）、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和经济符号（economical sign）进行了区分。包括“眼睛、耳朵、舌头、皮肤的感觉——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我们思考并归入语言学范围”③在内的各种感觉符号允许人和环境进行最为深入的交流。如果我们回到以控制论为中心的方法上去，就可以断言，通过对原有文化的积极参与，将主体和所在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冗余信息的量会得到增加。当信息逐渐累积，个体就能够预知环境的过程，并由此依赖于他/她的环境。
由于外部文化因素而造成环境的突然变化，或者对另一个环境的进入也会带来身份上不可避免的变化。作为符号结构的个体和文化为了自我维持总会要求某种语境，因此，当之前的环境消失时，对和新环境相关的新的符号关系的创造就开始了。换句话说，如果语境缺失了，那么文化和个体就会创造出他们自己的语境。当一个人将他/她的自然环境替换成人工环境，在自己周围创造出存储他身份的新媒介，并以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弥补记忆传统的遗失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符号过程。霍恩伯格将这一过程描述为用感觉和语言符号来取代更多的、没有鲜明特点的、表示价值交换的经济符号。①但是，对新语境的创造往往会带来标准化和简单化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环境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和随机的过程来提供创造性和新颖性，文化就可能对现有的模式产生最大的依赖。
较之于全球规模的文化，地方文化的唯一优势往往就在于它和周围环境的联系。全球文化是自足的，通过抽象的、向外投射的观念和价值，如经济价值、抽象象征和理想来获得自己的身份。而地方文化的关注点则更多地导向它周围的环境以及它的模式和特性。约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描述了这两种研究世界的方法的对立，他将自足性归因于西方哲学传统，归因于悲剧这种体裁和生物群落中的更新物种，而将环境和地方文化的中心性归因于喜剧体裁和本地物种。② 符号主体的地方性和语境性概念和强调自然与文化的二元主义截然对立。在概念上，宣称自然是文化的产物，不可能学习处于文化之外的自然，这对于地方文化甚至是危险的。③这种论述使未然文化的自然环境，以及文化与它特有的地方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不重要。另一方面，对文化在语境安置上的理解也可能会和自然科学、自然保护的看法相冲突。为了保护自然环境，我们也应该保护它的非物质成分，即文化传统，因为它支撑着这个环境，并增加了它的价值，这种思考方式有别于建立在荒野概念上的、二元式的自然保护。在《风景和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一书中，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勾勒出了不同文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关系，特别是讨论了地方的自然环境被纳入文化记忆、被文化采用并在文学、艺术和神话中得以反映的那些方面。④我们可能时常会发现，如果不在解释中考虑环境本身的模式和过程——或者说非人类动物的符号活动，或者说交流活动的结果，就无法对与自然相关的文化文本，如自然书写、自然文献、环境艺术作出解释。从符号学上来说，这样的文化文本具有双重的特点，除了文本本身展现的意义，它们还包括了或者说指涉着环境中在场的信息。被纳入文化记忆的那部分自然不可避免地属于作为地方实体（local entity）的自然环境，通过对自然的描述，文化将自己和自然联系在一起。正如文化拥抱自然，使自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并赋予它意义一样，文化本身也开始和自然、和自然中的具体地方变得类似；也正如文化赋予自然以意义一样，它也和它的自然环境变得相像。
五、结论
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化语境的同一化。地方之间的自然环境无疑是有所差异的，而同一化的过程使得人对于地方性的自然符号的适应性降低了。与主体和环境相关的信息的一致性会受到阻碍，或者更直白地说，人们不再明白如何在自然中存在。同时，大众媒体一直试图减弱地方文化和地方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文化同质化这一全球化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
要研究这样的过程需要有合适的理论概念。符号学对符号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讨论良多，而理论生物学全面地研究了生命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符号学源于这两门学科能够积极地参与对文化和地方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这里提出了地方性的概念，而语境、语境性的概念和它们在文化理论上的历史以及霍夫梅耶的符号适应性观念，都可以是可能的、适合的起点。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