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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撒皮尔在《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临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交际可以使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物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使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因此在世界上各种文明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接触，而语言的接触往往导致不同种类语言的流动。所以，我们研究外来词，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化发展长河中融入的具有新的活力的激流，是历史上民族交往的足迹。我们可以通过它探究各民族语言、文化、性格等方面的特征，也可以通过分析外来词的来源来看各民族之间是如何交往的，是如何融合的。我们通过分析汉代汉语外来词的来源，可以看出在汉代汉民族是如何和其他民族进行交往的，可以看出汉语是如何丰富自身系统的。
西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生产力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科学文化兴盛，国内政局稳定，国势大振，但同时西汉的格局是北面匈奴、西邻西域的局面，因此汉代和匈奴和西域的交往密切。匈奴是草原上崛起的早期北方民族之一，也是和汉朝关系复杂的民族。秦末汉初之际，冒顿单于第一次统一了蒙古草原，进入其鼎盛时期。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对匈奴采取攻势，夺回了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提出和亲，历史上便留下了“昭君出塞”的佳话。到了东汉，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同汉交好，逐渐内迁；北匈奴战败后，向西远迁。“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汉和匈奴几百年来的纷争使两个民族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对方，匈奴人的乐器和歌舞也慢慢传到了汉族地区。除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琵琶”是当年的匈奴语外，还有“笳”：《集韵》中说：“笳”，胡人卷芦叶吹之也。这种乐器在当时的诗歌中经常可以见到，《后汉书· 蔡琰传·悲愤诗》云：“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再如“酪”这个字，最早为匈奴的饮料，是乳浆的意思。《史记·匈奴列传》中讲匈奴每次都会把掠夺来的汉人食物扔掉，以示不如自己的冻酪方便可口。胭脂是面脂和口脂的统称，是古代女性施于颜面与唇部的红妆，古时还写作“燕脂”、“焉支”、“燕支”等等同音字。东汉学者班固记录其弟班超出使西域时的见闻，曾说：“匈奴名妻作曰阏氏，言可爱如燕支。”
西域这个名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是玉门关、阳关以西地方的统称。西域对于当时的汉人来说完全是一片新天地，不但语言、风俗、饮食、文化制度完全不同，而且还有许多异草奇木、珍禽怪兽。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西方诸族的首领遣使者携带礼物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由此展开，西域的植物、农产品、良马、地毯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这是西域地区语言传入的主要途径。如苜蓿一词，《史记·大宛传》中说：“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饶地。”苜蓿是大宛汗血宝马的饲料，汉武帝喜爱汗血宝马，在离宫别院旁种植了很多苜蓿，后来苜蓿逐渐传至民间。据德国学者劳佛尔（B.Laufer）在《中国伊朗编》中的考证，此词是古伊兰语buksuk或buxsux的对音。唐朝诗人王翰《凉州词》中有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这么好的佳酿在汉之前可是享受不到的。葡萄同苜蓿一样原产于大宛。《通志略》卷二十四：“葡萄藤，生传自西域。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而还，中国始有。”类似的还有石榴和核桃。石榴原名安石榴，在我国已有2100多年的栽培历史。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以及清代汪灏等著的《广群芳谱》上均有记载：“有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名为安石榴。”狮子也是当时才被汉人所认识的动物，“狮子”源于西域。《汉书·西域传》：“（条支国）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尔雅·释兽》：“狻麑，如虦猫，食虎豹。”郭璞注：“即师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疎勒王来献犎牛及师子。”《汉书·西域传》：“乌戈地暑热，莽平，而有桃拔、師子、犀牛。” 后来写作“狮子”。
而在中药学中，来源于西域的药理、药方及药材对中国中医学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与此同时，大量具有西域特色的中药名称融入了汉语言之中，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这些外来词有其特有的构词方式，出自西域的物品，其名称前常有如“胡”、“番”、“安”、“西”、“藏”、“回回”、“天竺”等富有地域性特征的词头。这一点在中药名称中也是如此。而汉代出至西域的中药大多在名称前带有“胡”字，如（1）胡桃：胡桃树全株多处可入药，在《中药大辞典》中列有名号的就有十余种药名。例如：胡桃仁、胡桃青皮、胡桃夹、胡桃壳、胡桃枝、胡桃油、胡桃根、胡桃叶、胡桃树皮、胡桃花等等。（2）胡麻：又名黑脂麻、巨胜、狗虱、鸿藏、乌麻、乌麻子、油麻、交麻、黑芝麻、巨胜子、小胡麻等，为胡麻科植物脂麻的黑色种子，可入药。原植物脂麻的茎（麻秸）、叶（胡麻叶）、花（胡麻花）、白色的种子（白芝麻）、果壳（芝麻壳）也都可供药用。（3）胡椒：又名玉椒、浮椒、昧履支。当果穗基部的果实开始变红时，剪下果穗，晒干或烘干后，即呈黑褐色，取下果实，通称“黑胡椒”；如全部果实均已变红时采收，用水浸渍数天，擦去外果皮，晒干，则表面呈灰白色，通称“白胡椒”。黑胡椒与白胡椒均为中药。（4）其他还有胡瓜、胡荽、胡蒜、胡黄连、胡葱、葫芦巴、胡颓叶、胡萝卜等，俱是原本产自西域的中药。
除了这些动植物之外，还有许多新奇的中亚出产的矿物深受汉人的喜爱，如祖母绿、琥珀等。祖母绿又写作助木剌，俗称绿宝石，此物最早来自萨珊王朝,波斯语作zumurrud，当时的统治者阿尔达希尔一世(226年—240年在位)的祖父名叫萨珊,因此此后统治伊朗和两河流域长达4个世纪的伊朗人王朝被称为萨珊王朝，是一度辉煌灿烂的古波斯文明，在中国文化的浩瀚长卷中留下了“祖母绿”。
从汉民族和匈奴、西域各国的交往可以看出，在汉朝时期，汉语所吸收的外来词多限于名物类词语，当从匈奴以及西域各国引进新的事物时，如果在本族语找不到表达这些新事物的适当词语，就将对方的词语直接音译过来或在适应本族语语音的情况下略加改造，成为本族语中的外来词。概括起来，在汉代，汉语吸收外来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音译词
最简单、最方便的是借音词。当人们发现或认识一种在汉民族生活中没有而为其他地域文化中所独有的事物时，就会很自然地用汉字记录下相应地域语言名称的原音来指称该事物，从而吸收到汉语中。
汉代所使用的大部分是纯粹借音词，即用汉字记录外来词的声音。汉代一些外族人名、地名、官名等专有名词，如来自匈奴的单于（注：《汉书·匈奴传上》：“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阏氏、冒顿、居次等，以上皆为纯粹借音词。?属于古音译外来词的应该按照外来词的审音原则处理，如这些来自西域、匈奴语言的国名、人名、姓氏名等，如“大宛”是古西域的国名，“宛”则读作yuān。例：“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汉书·张骞传》）；如“氏”，汉代西域有大月氏、小月氏。“氏’读zhī。例：“（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史记·大宛列传》）；又如汉代对匈奴王后称“阏氏”，“氏”读zhī。例：“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汉书·李广苏建传》）再如“可汗”，是对匈奴君主的称呼，读kèhán。应该按照古代的原有读音来读这些词语。
汉民族语言的习惯是音义结合、字各有义，纯粹表音的音译词不适合汉民族的心理习惯，所以相对较少。一时一地曾经流行的某些音译词也往往逐渐为自创意译词或音意结合词所取代。有些音译词有汉语固有词语相对应，就不会流行久远。《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屠耆”是音译词，没有流行开来，因为汉语有对应的“贤”字。
（二）意译词
意译词分为两种，第一，完全意译词，即用汉语表示外来词的意义。第二，表义复合词，即表义语素与汉语固有词组合者。汉代所采用的主要以表义复合词为主。
汉代以来从西域等周边地区引进了许多物品，也产生了许多新名词。一个最简单的命名方式就是在原有词前加“胡”（注：战国之后，匈奴往往称为“胡”，是音译词，蒙古语族作kun和ku，突厥语族作Hun。）。这与后来的用“番”或“洋”作为外来词标志是一样的。《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此时尚属于偏正结构，没有固定成词。有些后来已固定成词。如《世说新语·任诞》：“踞胡床，为作三调。”
源于胡地的植物多冠以“胡”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木篇》：“胡椒，出摩伽阤国，呼为味履支。”还有胡豆、胡麻、胡葱、胡桃、胡瓜、胡蒜、胡芥、胡萝卜等等，相传都是张骞自西域带回来的。
（三）音义兼顾的外来词
这些借音词巧妙地与汉语固有词语联系起来，音义合璧，比起前两类汉化的程度更高。第一、记音词与汉语固有词语含义的巧妙结合。“骆驼”一词早期的书写形式是橐它、橐他、橐阤、橐駞、橐佗、橐驼等，虽然源于匈奴语data，是音译词，但从字形上还是可以看到汉语固有词语意义与音译的结合。在甲骨文中，橐象袋形，与骆驼的驼峰形状相似，声音也与data近似。《说文·木部》：“橐，囊也。”另外，修饰“橐驼”的量词用“封”，也可见“橐”与“橐驼”的密切关系，《汉书·西域传上》：“出一封橐驼。”颜师古注：“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为封牛。”《史记·匈奴列传》：“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曰：“（橐驼）背肉似橐，故云橐。”《汉书·匈奴传》作“橐佗”，颜师古曰：“橐佗，言能负橐囊而驮物也。”比较二说，似乎司马贞说更贴切。由最初的“橐它”、“橐佗”等形式，很快为它创造了一个形声字“橐驼”。
从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东西文化开始接触,借来了“葡萄、狮子、琵琶、唢呐”等词之后，历朝历代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进了外来词汇，大量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到了近代汉语又从西方借来大量的科技文化方面的词语；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成为吸收外来词的黄金时期,每年有上千个外来词涌到汉语中来,特别是二十一世纪,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文化空前繁荣,国际交往频繁,不同文化的接触,必然导致不同语言的融合。所以,外来词是不同社会、不同民族文化接触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
参考文献：
[1]孙永兰.从外来词语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9（2）：52-54.
[2]刘金梅.浅谈汉语中的外来词[J].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2-13.
[3]郭向辉.汉语中的外来词研究[J].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8（1）：69-71.
[4]张谊生.汉语吸收外来概念的方法与特点 [J].洛阳大学学报，1995，10（3）：31-37.
[5]陈麦池.汉语外来词发展走势新论[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17（7）：62-64.
[6]吴思聪.汉语外来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35（1）：102-107.
（作者简介：李智（1985—），女，汉族，湖北省洪湖市人，硕士，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西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生产力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科学文化兴盛，国内政局稳定，国势大振，但同时西汉的格局是北面匈奴、西邻西域的局面，因此汉代和匈奴和西域的交往密切。匈奴是草原上崛起的早期北方民族之一，也是和汉朝关系复杂的民族。秦末汉初之际，冒顿单于第一次统一了蒙古草原，进入其鼎盛时期。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对匈奴采取攻势，夺回了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提出和亲，历史上便留下了“昭君出塞”的佳话。到了东汉，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同汉交好，逐渐内迁；北匈奴战败后，向西远迁。“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汉和匈奴几百年来的纷争使两个民族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对方，匈奴人的乐器和歌舞也慢慢传到了汉族地区。除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琵琶”是当年的匈奴语外，还有“笳”：《集韵》中说：“笳”，胡人卷芦叶吹之也。这种乐器在当时的诗歌中经常可以见到，《后汉书· 蔡琰传·悲愤诗》云：“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再如“酪”这个字，最早为匈奴的饮料，是乳浆的意思。《史记·匈奴列传》中讲匈奴每次都会把掠夺来的汉人食物扔掉，以示不如自己的冻酪方便可口。胭脂是面脂和口脂的统称，是古代女性施于颜面与唇部的红妆，古时还写作“燕脂”、“焉支”、“燕支”等等同音字。东汉学者班固记录其弟班超出使西域时的见闻，曾说：“匈奴名妻作曰阏氏，言可爱如燕支。”
西域这个名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是玉门关、阳关以西地方的统称。西域对于当时的汉人来说完全是一片新天地，不但语言、风俗、饮食、文化制度完全不同，而且还有许多异草奇木、珍禽怪兽。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西方诸族的首领遣使者携带礼物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由此展开，西域的植物、农产品、良马、地毯等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生活。这是西域地区语言传入的主要途径。如苜蓿一词，《史记·大宛传》中说：“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饶地。”苜蓿是大宛汗血宝马的饲料，汉武帝喜爱汗血宝马，在离宫别院旁种植了很多苜蓿，后来苜蓿逐渐传至民间。据德国学者劳佛尔（B.Laufer）在《中国伊朗编》中的考证，此词是古伊兰语buksuk或buxsux的对音。唐朝诗人王翰《凉州词》中有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这么好的佳酿在汉之前可是享受不到的。葡萄同苜蓿一样原产于大宛。《通志略》卷二十四：“葡萄藤，生传自西域。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而还，中国始有。”类似的还有石榴和核桃。石榴原名安石榴，在我国已有2100多年的栽培历史。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以及清代汪灏等著的《广群芳谱》上均有记载：“有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名为安石榴。”狮子也是当时才被汉人所认识的动物，“狮子”源于西域。《汉书·西域传》：“（条支国）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尔雅·释兽》：“狻麑，如虦猫，食虎豹。”郭璞注：“即师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疎勒王来献犎牛及师子。”《汉书·西域传》：“乌戈地暑热，莽平，而有桃拔、師子、犀牛。” 后来写作“狮子”。
而在中药学中，来源于西域的药理、药方及药材对中国中医学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与此同时，大量具有西域特色的中药名称融入了汉语言之中，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这些外来词有其特有的构词方式，出自西域的物品，其名称前常有如“胡”、“番”、“安”、“西”、“藏”、“回回”、“天竺”等富有地域性特征的词头。这一点在中药名称中也是如此。而汉代出至西域的中药大多在名称前带有“胡”字，如（1）胡桃：胡桃树全株多处可入药，在《中药大辞典》中列有名号的就有十余种药名。例如：胡桃仁、胡桃青皮、胡桃夹、胡桃壳、胡桃枝、胡桃油、胡桃根、胡桃叶、胡桃树皮、胡桃花等等。（2）胡麻：又名黑脂麻、巨胜、狗虱、鸿藏、乌麻、乌麻子、油麻、交麻、黑芝麻、巨胜子、小胡麻等，为胡麻科植物脂麻的黑色种子，可入药。原植物脂麻的茎（麻秸）、叶（胡麻叶）、花（胡麻花）、白色的种子（白芝麻）、果壳（芝麻壳）也都可供药用。（3）胡椒：又名玉椒、浮椒、昧履支。当果穗基部的果实开始变红时，剪下果穗，晒干或烘干后，即呈黑褐色，取下果实，通称“黑胡椒”；如全部果实均已变红时采收，用水浸渍数天，擦去外果皮，晒干，则表面呈灰白色，通称“白胡椒”。黑胡椒与白胡椒均为中药。（4）其他还有胡瓜、胡荽、胡蒜、胡黄连、胡葱、葫芦巴、胡颓叶、胡萝卜等，俱是原本产自西域的中药。
除了这些动植物之外，还有许多新奇的中亚出产的矿物深受汉人的喜爱，如祖母绿、琥珀等。祖母绿又写作助木剌，俗称绿宝石，此物最早来自萨珊王朝,波斯语作zumurrud，当时的统治者阿尔达希尔一世(226年—240年在位)的祖父名叫萨珊,因此此后统治伊朗和两河流域长达4个世纪的伊朗人王朝被称为萨珊王朝，是一度辉煌灿烂的古波斯文明，在中国文化的浩瀚长卷中留下了“祖母绿”。
从汉民族和匈奴、西域各国的交往可以看出，在汉朝时期，汉语所吸收的外来词多限于名物类词语，当从匈奴以及西域各国引进新的事物时，如果在本族语找不到表达这些新事物的适当词语，就将对方的词语直接音译过来或在适应本族语语音的情况下略加改造，成为本族语中的外来词。概括起来，在汉代，汉语吸收外来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音译词
最简单、最方便的是借音词。当人们发现或认识一种在汉民族生活中没有而为其他地域文化中所独有的事物时，就会很自然地用汉字记录下相应地域语言名称的原音来指称该事物，从而吸收到汉语中。
汉代所使用的大部分是纯粹借音词，即用汉字记录外来词的声音。汉代一些外族人名、地名、官名等专有名词，如来自匈奴的单于（注：《汉书·匈奴传上》：“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阏氏、冒顿、居次等，以上皆为纯粹借音词。?属于古音译外来词的应该按照外来词的审音原则处理，如这些来自西域、匈奴语言的国名、人名、姓氏名等，如“大宛”是古西域的国名，“宛”则读作yuān。例：“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汉书·张骞传》）；如“氏”，汉代西域有大月氏、小月氏。“氏’读zhī。例：“（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史记·大宛列传》）；又如汉代对匈奴王后称“阏氏”，“氏”读zhī。例：“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汉书·李广苏建传》）再如“可汗”，是对匈奴君主的称呼，读kèhán。应该按照古代的原有读音来读这些词语。
汉民族语言的习惯是音义结合、字各有义，纯粹表音的音译词不适合汉民族的心理习惯，所以相对较少。一时一地曾经流行的某些音译词也往往逐渐为自创意译词或音意结合词所取代。有些音译词有汉语固有词语相对应，就不会流行久远。《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屠耆”是音译词，没有流行开来，因为汉语有对应的“贤”字。
（二）意译词
意译词分为两种，第一，完全意译词，即用汉语表示外来词的意义。第二，表义复合词，即表义语素与汉语固有词组合者。汉代所采用的主要以表义复合词为主。
汉代以来从西域等周边地区引进了许多物品，也产生了许多新名词。一个最简单的命名方式就是在原有词前加“胡”（注：战国之后，匈奴往往称为“胡”，是音译词，蒙古语族作kun和ku，突厥语族作Hun。）。这与后来的用“番”或“洋”作为外来词标志是一样的。《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此时尚属于偏正结构，没有固定成词。有些后来已固定成词。如《世说新语·任诞》：“踞胡床，为作三调。”
源于胡地的植物多冠以“胡”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木篇》：“胡椒，出摩伽阤国，呼为味履支。”还有胡豆、胡麻、胡葱、胡桃、胡瓜、胡蒜、胡芥、胡萝卜等等，相传都是张骞自西域带回来的。
（三）音义兼顾的外来词
这些借音词巧妙地与汉语固有词语联系起来，音义合璧，比起前两类汉化的程度更高。第一、记音词与汉语固有词语含义的巧妙结合。“骆驼”一词早期的书写形式是橐它、橐他、橐阤、橐駞、橐佗、橐驼等，虽然源于匈奴语data，是音译词，但从字形上还是可以看到汉语固有词语意义与音译的结合。在甲骨文中，橐象袋形，与骆驼的驼峰形状相似，声音也与data近似。《说文·木部》：“橐，囊也。”另外，修饰“橐驼”的量词用“封”，也可见“橐”与“橐驼”的密切关系，《汉书·西域传上》：“出一封橐驼。”颜师古注：“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为封牛。”《史记·匈奴列传》：“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曰：“（橐驼）背肉似橐，故云橐。”《汉书·匈奴传》作“橐佗”，颜师古曰：“橐佗，言能负橐囊而驮物也。”比较二说，似乎司马贞说更贴切。由最初的“橐它”、“橐佗”等形式，很快为它创造了一个形声字“橐驼”。
从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东西文化开始接触,借来了“葡萄、狮子、琵琶、唢呐”等词之后，历朝历代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进了外来词汇，大量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到了近代汉语又从西方借来大量的科技文化方面的词语；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成为吸收外来词的黄金时期,每年有上千个外来词涌到汉语中来,特别是二十一世纪,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文化空前繁荣,国际交往频繁,不同文化的接触,必然导致不同语言的融合。所以,外来词是不同社会、不同民族文化接触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
参考文献：
[1]孙永兰.从外来词语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9（2）：52-54.
[2]刘金梅.浅谈汉语中的外来词[J].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2-13.
[3]郭向辉.汉语中的外来词研究[J].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8（1）：69-71.
[4]张谊生.汉语吸收外来概念的方法与特点 [J].洛阳大学学报，1995，10（3）：31-37.
[5]陈麦池.汉语外来词发展走势新论[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17（7）：62-64.
[6]吴思聪.汉语外来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35（1）：102-107.
（作者简介：李智（1985—），女，汉族，湖北省洪湖市人，硕士，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