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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三块“饷洋”
母亲曾经有三块“饷洋”（银元），是我的奶奶去世前留给她的。
在妯娌三人中（我的母亲排行老二），唯有母亲和奶奶的关系最好。奶奶临终前，悄悄把母亲唤在身边，拉着她的手说：“你家娃娃多，破费大，娃娃他爸又是一条胳膊。我死后，担心你们光景过不好。你对我孝顺了一场，我没有什么好报答的，只有三块饷洋，就留给你吧。一方面作个纪念，另一方面你要把娃娃们好好拉扯大。”这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
母亲默记着奶奶的嘱托，视这三块“饷洋”为一笔厚重的礼物，偷偷地藏了起来，怎么也舍不得花掉。家里人，包括我的父亲在内，谁也不知道。
从我记事起，我家的后窑掌上就放了一只烂红木箱子，印象中它总是牢牢地上着锁，且只有母亲一人拿着钥匙，谁也不许动它！我很是奇怪，不知里面究竟放着什么东西？几次想打开看看，就是一直没有机会。
有一天，母亲外出后，不小心把箱子上的钥匙丢在了家里。机会终于来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便不顾一切地打开红木箱子。呵，我一下子惊呆了！没想到箱子里竟堆满了破旧的衣服和烂棉絮。我生气地抓起一把，使劲地甩了下去。就在我失望地准备扣上箱盖的那一刻，忽然听到“铛啷”一声！这是什么声音？我惊奇地在烂棉絮中翻了起来，一个鲜艳的红洋布包终于展现在眼前。我轻轻地拿了出来，全身颤抖着，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竟然露出一个锈迹斑斑的小圆铁盒。打开一看，里边装着三块明晃晃的“饷洋”（当时我并不认识，后来听母亲说那玩意儿叫“饷洋”）。我害怕极了，连忙复回原状，放回原位，锁好箱子，又把钥匙搁在原处，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后来，母亲发现有人翻过她的箱子，看过那玩意儿，而且似乎猜出了是我偷看的。我也看出了母亲的心思。只是我们母子俩谁也不愿把这一事情“说破”。
有一天晚上，母亲见家中只有我和她，便自言自语地说：“既然你知道了，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她打开那只烂红木箱子，取出那玩意儿，在如豆的油灯下，给我讲了开头的那段话。
在随后的日子里，又一切如常。但不知为何，家中所有人似乎也都知道了那玩意儿，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母亲也并不声张。
在我上初中那阵儿，家中十分困难。为了凑足学费，父亲曾暗示母亲将那三块“饷洋”卖掉，换些钱供我上学。母亲几次跃跃欲试，但最终还是没有舍得卖掉。
母亲渐渐老了。她老人家担心“饷洋”放在烂箱子里不安全，就揣在了贴身的红肚兜里。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母亲总是向我唠叨起如何分配那三块“饷洋”的事。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她老人家犯愁的是，我们弟兄四人，却只有三块“饷洋”，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分配的呀！于是，我提出：“就不要给我分了。要不，就干脆再买一块，凑成四块。”以消除母亲的心头之病。而母亲却一声不吭。末了，甩上一句话：“以后再说吧！”一天半夜里，母亲忽然把熟睡中的我和妻子唤醒，执意要把那三块“饷洋”送给我的妻子。考虑到她老人家珍藏了一辈子，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舍得花，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忍心接受，便婉言谢绝了。
几年后的一年腊月，我照样回家探亲。见到母亲，只见她老人家一脸苦相。我问她怎么了？她依旧一声不吭。我问弟弟出了什么事？弟弟说，母亲把“饷洋”丢了。事情大体经过是，一天早晨，母亲上完厕所回家后，忽然发现她红肚兜里的三块“饷洋”不见了，便唤来了我的哥哥、嫂嫂、弟弟、弟媳，一家人沿着母亲走过的路四处寻找，甚至把家里翻了好几遍，就是不见“饷洋”的踪影。母亲急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怀疑是家中哪个不孝之子偷走了；而哥哥、嫂嫂、弟弟、弟媳，有的猜测是母亲丢在了外边，被过路人拾走了，有的则怀疑对方乘机偷走了。对此，家里人乱作一团，互相分析着、猜忌着，似乎每个人都是“嫌疑犯”，竟然成为“一桩悬案”，谁也断不清楚。
听了家人们的诉说，我既惋惜又好笑！就说：“三块饷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丢就丢了，用不着愁眉苦脸、互相猜忌！”大家一听，一阵哈哈大笑。母亲终于喃喃地说：“还是我娃说的对，丢了好，丢了一了百了！”
一碗粉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人来讲，最大的困惑恐怕就是吃饭问题了。一日三餐，顿顿能够吃上吃饱普通的饭食，那就是最不错的生活了。至于白面、大米、粉条、鸡蛋、新鲜蔬菜、大肉之类的食品，是很匮乏的，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吃到一些，平时很难见到。就陕北地区而言，群众的生活更为困苦。苦菜、洋芋、酸白菜、糠窝窝之类的食物是家常便饭。是呀，填饱肚子就行，谁还再敢痴想那些所谓的美味佳肴呢？
那时候，粮食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虽然隔三差五逢集，但是市场很不发达。谁要是私自公开买卖粮食和农副产品，就会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农民兄弟们，为积攒点钱购置自己不能生产的诸如布匹、食盐、煤油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只能将省吃俭用下来的小米、豆类之类的粮食和鸡、羊、猪等畜禽，偷偷摸摸地到镇上变卖，然后用卖下的钱去置办这些日用品。时运好时，交易还算顺利；时运不好时，特别是遇上“市管会”人员，就会将所卖的东西全部收没。有时还给你付一点儿公购价钱；有时连一分钱都不会给你。老乡们为逃避“市管会”人员追撵、不顾一切地拼命奔跑和“鬼哭狼嚎”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至今想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我们那一带，位于子长、子洲、横山、靖边四县交界地区。到这些县的边界小镇，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华里的路程，最远也就是五十华里吧。有的镇是每月农历“一、六”逢集，有的是“二、七”逢集。农人们每赶一次集，来回就是七、八十华里，又累又饿，十分辛劳。唉，没办法呀，家里的饭食不好，到了镇上又舍不得买东西吃，哪能有饱满的精神去赶路呢？
为此，每逢赶集，人们头天晚上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造饭。吃了饭，顺便再带上几张红高粱面饼子或糠窝窝头，便赶上毛驴，驮上需要变卖的东西，上路了。来回整整一天，饿了就吃一块饼子、啃几口糠窝窝头，渴了就顺便喝几口凉水。但就是不进食堂买一个馍馍和一碗饭菜去吃。 年少时，我曾多次跟着大人或独自去横山县的石湾镇赶集。一方面是为了图红火、看热闹；另一方面是想去新华书店看看书或给自己买一些小小的日用品。那阵儿，我是一名小学生，与那些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兄弟相比，多少还算是个文化人，甚至在老百姓眼里，就是一名知识分子。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很爱面子，不愿当着众位乡亲，尤其是与我同年等岁的那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们面前啃吃糠窝窝头。可是，不啃又不行呀！肚子可不认你这个帐，它连一点儿面子都不给你。每到中午，干瘪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地叫开了，心里早已饿得发慌。这可怎么办呢？忍来忍去，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镇上唯一的国营食堂买一点东西吃，多少填充一下那个“不争气”的咕咕乱叫的肚子。
那个年代，国营食堂的饭菜花样也很少，生意十分萧条，经营最多的饭食是粉汤和馍馍。一碗粉汤一毛五分钱，一个馍馍五分钱、二两粮票。能进国营食堂尤其是喝上一碗粉汤，吃上二两面的一个小馍馍，那真是太牛气了，会引来多少人的惊讶和羡慕！我鼓足勇气，“打肿脸充胖子”，战战兢兢地从衣兜里少得可怜的钱中，抽出两毛钱和二两粮票，下决心买一碗粉汤和一个馍馍，美美地吃上一顿。可是，当我将两毛钱和二两粮票递给窗口后那个肥头大耳的卖票人的那一刻，我竟然犹豫了。是呀，我是个农家子弟，家中姊妹多，父母又年迈力衰，家中的生活十分艰难。尤其是我敬爱的“二老”和我那朴实憨厚的亲爱的大哥，每次赶集上会，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从不拿干粮，更不会进食堂、下馆子。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无论是父亲还是大哥，每次赶集回来的夜晚，精打细算的母亲总是坐在如豆的煤油灯下，听取他们“报帐”。东西卖了多少？置办的货物又花了多少？必须要毫分不差地对上帐。而且家中为了供我上学，荒废了我那至亲至爱的姊妹们的学业，而且决不允许他们乱花一分钱。而对我却是网开一面。尤其是在我的零花钱上，放的比较宽松一些。每每想起这些，常常愧疚得我无地自容，潸然泪下！眼下，母亲给我一些零花钱，让我去镇上置办些手头急需要的学习和生活用品，我怎能铺张浪费，拿出他们的血汗钱去奢侈、耍大方呢？想到这里，我便将伸出去的那只手又赶快缩了回来，紧紧地攥着那两毛钱和二两粮票，咽着刚刚引发食欲的口水，忍着饥饿，红着脸，埋着头，狼狈地离开了那个国营食堂，很快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
一碗粉汤，一个小馍，现在看来不是什么，甚至不值得一提。可是在当年，在那个生活异常困苦的大背景下，是多么地丰盛、诱人呀！而且，所谓的一碗粉汤，也仅仅是在一碗开水中泡了几根细粉，撒了一撮葱花，再夹杂些盐和醋；而一个二两面的馍馍，也不是纯麦面的，往往是玉米面和麦面混杂做成的两面馍馍。如果把当年的这种粉汤和小杂馍端在我们现在人的面前，特别是青年人的面前，我敢断言，许多人会不屑一顾的！可是对于当年我们这些人来说，是那样的诱惑，那样的口馋，吃起来是那样的香美！直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当年国营食堂所卖的那些香喷喷的粉汤和两面馍馍。有一次，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让妻子给我做了一碗烩粉汤，蒸了几个两面馍馍，我要再次品尝一下当年的那种味道，体验一下当年的那种生活。可是，尽管妻子精心地配料，认真地操办，但我吃起来怎么也感觉不到当年的那种滋味。至于两毛钱、二两粮票，现在更不值得一提，恐怕就连拾破烂、照厕所的和那些讨吃要饭的人都看不在眼里。可是当年在我们的心目中，却是那样的值钱，那样的沉重！我所说的这些，只有过来的人才能够体验得到，才能够引起共鸣；而对于八零后的年轻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没有同感，产生不了共鸣！
在杜梨花盛开的时候
阳春三月，我又一次踏上金盆湾这片用革命先烈鲜血染红了的英雄土地。举目四望：汾河畔，柳丝吐翠，燕语呢喃，处处弥散着春的气息；田野里，人来人往，辛勤耕耘，一派繁忙热闹景象；山坡上，草木复苏，绿意浓浓，给汾河川增添了无限春色。忽然，山梁上一簇簇洁白的花儿映入我的眼帘，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啊，这不是杜梨花吗？我的心猛地一怔。望着微风中轻轻摇曳的杜梨花，我又想起了父亲生前给我讲述的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感人故事。
1947年3月，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实行了重点进攻战略，纠集嫡系胡宗南所部23万大军向陕甘宁边区进犯，并狂妄叫嚣三天占领延安，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在这生死紧要关头，父亲所在部队教导旅（原教二旅）所属五千余人，奉命开赴南线，在官庄、临镇、麻洞川、金盆湾一线，组成左翼防御集团，构筑了正面一百余华里，纵深七、八十华里的防御体系，与在富县茶坊一带的右翼防御集团，一起阻击来犯之敌，共同担负起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任。从3月12日拂晓战斗打响到3月18日夜，敌人凭借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整连、整营甚至整团向我防线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我英勇的教导旅官兵，面对数十倍于我的强大敌人，同仇敌忾，临危不惧，英勇顽强，浴血奋战，采取地雷战、麻雀战、夜袭战、运动战等灵活机动的战术，血战七昼夜，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整个战斗异常惨烈。敌人的轰炸机象一群乌鸦遮天蔽日而来，擦着树梢向我军阵地狂轰乱炸；隆隆的炮声象暴雨前的阵雷，炮弹成排成排雨点般地投向我军阵地，刚刚构筑的工事顷刻被夷为平地；战场上硝烟四起，杀声震天，每块阵地几乎都形成了拉锯战，敌我双方反复争夺，阵地上尸首遍野，一片狼籍；由于我军弹药缺乏，主要靠手榴弹、刺刀和敌人拼杀，战士们不断倒下，殷红的鲜血染红了阵地；夜晚，春寒料峭，满山遍野燃起了篝火，映红了汾河两岸。经过七天七夜的血战，我军胜利地完成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任。
在阻击任务即将胜利完成、部队开始转移之际，丧心病狂的敌人仍穷追不舍。营长便命令时任教导旅二团二营一连一排排长的父亲，率领所部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父亲立即集合全排战士，挑了十名勇士，转身就要向山上冲去。营长勃然大怒：“面对如此强大之敌，十个人怎能顶住？岂不白白送死？”父亲毅然答到：“你有你的计划，我有我的安排。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战士们已激战了七昼夜，身心疲惫，弹药不足，整排上去，不但发挥不了作用，而且还会影响士气，贻误战机，完成不了阻击任务。”未等营长同意，父亲已肩背战斗旗，身挎执行带，带头冲上了山岗，立即投入战斗。几百名敌人发疯般地向山上冲来。父亲镇定自若，指挥着十名战士，灵活机动，沉着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把敌人牢牢卡在一条山沟里无法前进。恼羞成怒的敌人终于发现了山上指挥战斗的父亲，便集中火力向父亲打来。突然，一枚炮弹落在了父亲身旁的一棵杜梨树上，盆口粗的树干被拉了一道口子，洁白的杜梨花洒落一地。飞起的弹片不幸击中了父亲的左臂，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洁白的杜梨花。但杀红了眼的父亲竟毫无察觉，继续拼死战斗。大部队已安全转移了，父亲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便率领十名战士沿着一条山梁向松树林方向转移。当他们翻过一座山梁，穿过一个崾山先，接应他们的部队已经赶到。看到满身是血的父亲，一名战士惊讶地喊：“一排长，你挂花了！”父亲这才发现自己受伤了。顿时，他左臂疼痛难忍，两条腿象灌了铅似的，一步也迈不动了，便一头栽倒在地…… 父亲受伤以后，被救护队紧急送往在李渠拐峁的中央医院就治。由于战事吃紧，加之缺医少药，父亲的左臂留下了终身残疾，被迫离开了部队，退伍回家。几十年来，父亲拖着伤残的臂膀，在故乡的土地上默默地劳作，直到70年代的某一天，弹片才自行掉了出来。每当父亲讲起那次战斗时，他总是感慨地说：“要不是那棵杜梨树，我和战友们早已长眠在金盆湾那块土地上了。”
多少年来，那场战斗和这个真实的故事，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无限崇敬和向往之情。我甚至常常痴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带着父亲来到金盆湾，登上高高的山颠，亲眼目睹那棵杜梨树的风采。让父亲再看看他曾经战斗过的这片土地，讲述那段动人的故事。然而，还未等我实现这一夙愿，父亲却在九年前杜梨花盛开的那个早春匆匆离我而去，这已成为我终生的一大憾事！如今当我双脚踏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望着涌涌不退的群山和洁白的杜梨花，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耳畔似乎响起了隆隆炮声和父亲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我想，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流血牺牲正是为了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我一定要继承父亲和先烈们的遗志，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为人民谋利，给百姓造福，以实际行动告慰父亲和先烈们在天之灵。
洁白的杜梨花呀，你永远盛开在我的心中！
一盏马灯
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一带还没有通电，这给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没有电，就没有动力，犁地靠的是黄牛，送粪、吃水则用毛驴去驮，米、面加工仍然沿袭的是原始石碾、石磨方式。至于照明就更困难了，点灯先前用的是麻油，后来用的是煤油。满屋子荧火虫般的灯光，显得十分昏暗，大人做针线、干活和我们看书、学习，只能凭感觉。
更使人犯愁的是夜晚出门。有月亮的夜晚给牲口添草或参加队里开会、夜战，倒也不存在问题，但是遇到天阴或无月亮的黑夜，天地间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光亮，只能摸着黑走。那个时候，我已考上了十几华里外的初中，为节省口粮和在家还能勉强填饱肚子，每逢星期天，我往往不去返校，等到第二天星期一早晨才急急忙忙向学校赶去。一度时期干脆放弃了上灶，竟然跑起灶来。
学校早晨上课上得早，如果起得迟了，走得慢了，必然会迟到，久而久之势必会影响学业。这样迫使母亲不得不早早起来为我做饭，那时，山乡农家普遍没有钟表，判断时间只能靠鸡鸣、星辰的运行规律，害得母亲整夜整夜不能鼾然入睡。有时，饭做好了鸡还没叫，母亲却有意不唤醒我，让我多睡一会，她自己却坐在我的身旁，不去入睡，为我观看时间。我吃罢饭就要出发了，天还不亮，特别是黎明前那一阵，天地更加黑暗，一贯胆小的我又躲躲闪闪，怎么也不敢前行。但为了赶路，只好硬着头皮，振作精神，快步向学校赶去。
我的这一举动，早被母亲发现了。不久，她背了几升粮食，特意赶了一次集，到镇上将粮食卖掉后，买回了一盏极为漂亮的马灯。我至今还记得它的模样：这盏马灯小巧玲珑，灯的底座部分为铁皮做成的油壶，油壶上面凸起一个灯芯，油壶和灯芯外套着一个圆洞玻璃罩，点燃起来十分明亮、耀眼；玻璃罩上面镶嵌了灯盖，这样不管遇到多大的风，马灯不会熄灭；为保护灯罩，灯罩外面又套了个比较松散的铁丝网，两边用一根铁丝串起来，延到灯盖上面，这样提起来就方便多了。
每天黎明，当我动身走向学校的时候，母亲点燃马灯，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柱着棍子，踮着小脚，伴我走出家门，一直把我送上山巅。有母亲的陪伴，有马灯的照明，我的心中就亮堂了许多，踏实了许多，再也不感到担惊受怕了，便不由地加快脚步，大步流星地走向学校……
正是这盏小小的马灯陪伴着我、照耀着我度过那段极其困苦的时光，指引着我、鼓舞着我走出大山，走向未来。
一块手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还是一种稀奇紧缺的产品，一般人是戴不起的，只有那些有钱有身份的诸如当了干部之类的人才能够戴上。戴上手表，既能掌握时间，又能显得尊贵，常常羡慕的我们这些农村年轻后生叹息不止。
七十年代末，我有幸考上了中专学校。我们班有30名同学，来自当时延安地区的14个县（市），除了少数干部之弟、知识青年和乡镇农技员以外，大部分是七四、七五两级高中毕业的返乡青年。绝大多数家庭条件较差，生活拮据。尽管吃得是供应粮、学校还每月补助十七块五毛钱的伙食费，但学习费用和衣物、被褥等还得自己承担。有的同学常常为苦焦的生活和承担不起学习、生活费用而省吃俭用。至于能拥有时尚的收音机、手表之类的适用之物，简直是一种奢望！
记得在全班30名同学中，仅有四、五名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戴着手表，品牌为上海、蝴蝶、青岛之类。每当看到这些同学戴着明晃晃的手表，趾高气扬，时不时看着手表，我是多么地羡慕呀！有时为了掌握起床、吃饭、上下课时间，我常常询问戴手表的同学。开始询问时，这些同学还倒热情，给你提供准确的时讯；可是时间长了、问得多了，他们就产生了厌烦之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不太好好说了，弄得人有时非常尴尬。
面对这种窘况，我暗下决心要买一块手表，也像这些戴手表的同学扬眉吐气！可是钱从哪里来呢？那时我家光景虽然略有好转，但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买一块百十元的手表实属不易！我几次回家或写信想向母亲提出买一块手表，可是几次愈言，几次又止。到了第二学年暑假回家，我终于鼓足勇气向母亲提及了想买一块手表的心思。母亲起初不答应，后来听了我详细的叙说，就再不言语了。暑假期满，我返校不久，就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信中除了教导我厉行节约、好好学习外，还答应给我买一块手表，并寄来80元钱，让我自己看得选购一块。我兴奋得合不拢嘴，一方面跑到镇上邮电所取钱，另一方面向同学们打问买什么手表比较合适。当时上海牌表一块是125元，蝴蝶牌表一块是90元，青岛牌手表85元，而我身边只有80元钱，买这些手表显然是不够的。就在我犯难的时候，一名延安籍的同学偷偷的给我透露了一个信息，说延安手表厂正在生产一批“延安牌”试销表，价格是每块70元，而且他就买了一块，性能、式样是很不错的，目前很是紧张。
我看了这位同学戴得手表，款式和性能就是不错，而且价格也便宜。然而有一点是令我不大满意的，那就是“试销”二字，戴上“试销”表，一旦叫同学们知道或问起，必定会很丢面子。但是没办法，因为自己手头只有80元钱，怎么能够买得起那些名贵的正牌手表呢？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痛下决心购买延安牌试销表，并委托这位同学办理。
几天后，我的这位同学几经周折，终于通过延安手表厂的关系给我买回了延安牌手表。我喜出望外，爱不释手地戴在左手上，不停地擦洗着，时不时扬起手腕看看时间，而且昼夜不离手。在吃饭、聚会等人多的地方有时还有意扬扬手腕，或将袖子挽起，将明晃晃的手表露出来，向同学们炫耀一下，言下之意，我也有自己的手表了，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但是不几天却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痛心的事，一次在饭堂打饭的时候，一不小心将表盘划了一道痕迹，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擦也擦不掉。还是这位同学给我提供了擦洗信息，说将牙膏涂在表盘上的划痕处，用毛巾使劲不停地擦洗就能擦掉。我照这位同学提供的办法，一个人跑到宿舍偷偷地擦起来，擦了大半天，虽然划痕不是很明显了，但细细观察仍依稀可见。就这样只能勉强作罢。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拥有这块延安试销表的兴奋度慢慢地缓解下来，所以也就不计较那道划痕了，更对拥有手表不感到荣耀了。随之，母亲给我80元钱买手表的事也就渐渐淡忘了。可是就在这期间，突然接到远在乡下老家我的三弟给我寄来的信，信中除了对我问候外，还着重告诉我母亲为了给我积攒买这块手表的钱，她省吃俭用，将家里仅有的几斤羊毛、羊绒和些许豆子拿在镇上卖了，才凑够了这笔钱。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眼前突然出现了母亲头发花白、踮着小脚、身材瘦弱的身影。我不停地抚摸着这块受伤的手表，百感交加，心情沉重，一股负疚的泪水夺眶而出。从此，我对这块手表愈来愈喜爱了，愈来愈珍惜了，一直紧紧地戴在手上，陪伴着我完成了上学生涯，走上工作岗位，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母亲曾经有三块“饷洋”（银元），是我的奶奶去世前留给她的。
在妯娌三人中（我的母亲排行老二），唯有母亲和奶奶的关系最好。奶奶临终前，悄悄把母亲唤在身边，拉着她的手说：“你家娃娃多，破费大，娃娃他爸又是一条胳膊。我死后，担心你们光景过不好。你对我孝顺了一场，我没有什么好报答的，只有三块饷洋，就留给你吧。一方面作个纪念，另一方面你要把娃娃们好好拉扯大。”这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
母亲默记着奶奶的嘱托，视这三块“饷洋”为一笔厚重的礼物，偷偷地藏了起来，怎么也舍不得花掉。家里人，包括我的父亲在内，谁也不知道。
从我记事起，我家的后窑掌上就放了一只烂红木箱子，印象中它总是牢牢地上着锁，且只有母亲一人拿着钥匙，谁也不许动它！我很是奇怪，不知里面究竟放着什么东西？几次想打开看看，就是一直没有机会。
有一天，母亲外出后，不小心把箱子上的钥匙丢在了家里。机会终于来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便不顾一切地打开红木箱子。呵，我一下子惊呆了！没想到箱子里竟堆满了破旧的衣服和烂棉絮。我生气地抓起一把，使劲地甩了下去。就在我失望地准备扣上箱盖的那一刻，忽然听到“铛啷”一声！这是什么声音？我惊奇地在烂棉絮中翻了起来，一个鲜艳的红洋布包终于展现在眼前。我轻轻地拿了出来，全身颤抖着，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竟然露出一个锈迹斑斑的小圆铁盒。打开一看，里边装着三块明晃晃的“饷洋”（当时我并不认识，后来听母亲说那玩意儿叫“饷洋”）。我害怕极了，连忙复回原状，放回原位，锁好箱子，又把钥匙搁在原处，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后来，母亲发现有人翻过她的箱子，看过那玩意儿，而且似乎猜出了是我偷看的。我也看出了母亲的心思。只是我们母子俩谁也不愿把这一事情“说破”。
有一天晚上，母亲见家中只有我和她，便自言自语地说：“既然你知道了，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她打开那只烂红木箱子，取出那玩意儿，在如豆的油灯下，给我讲了开头的那段话。
在随后的日子里，又一切如常。但不知为何，家中所有人似乎也都知道了那玩意儿，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母亲也并不声张。
在我上初中那阵儿，家中十分困难。为了凑足学费，父亲曾暗示母亲将那三块“饷洋”卖掉，换些钱供我上学。母亲几次跃跃欲试，但最终还是没有舍得卖掉。
母亲渐渐老了。她老人家担心“饷洋”放在烂箱子里不安全，就揣在了贴身的红肚兜里。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母亲总是向我唠叨起如何分配那三块“饷洋”的事。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她老人家犯愁的是，我们弟兄四人，却只有三块“饷洋”，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分配的呀！于是，我提出：“就不要给我分了。要不，就干脆再买一块，凑成四块。”以消除母亲的心头之病。而母亲却一声不吭。末了，甩上一句话：“以后再说吧！”一天半夜里，母亲忽然把熟睡中的我和妻子唤醒，执意要把那三块“饷洋”送给我的妻子。考虑到她老人家珍藏了一辈子，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舍得花，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忍心接受，便婉言谢绝了。
几年后的一年腊月，我照样回家探亲。见到母亲，只见她老人家一脸苦相。我问她怎么了？她依旧一声不吭。我问弟弟出了什么事？弟弟说，母亲把“饷洋”丢了。事情大体经过是，一天早晨，母亲上完厕所回家后，忽然发现她红肚兜里的三块“饷洋”不见了，便唤来了我的哥哥、嫂嫂、弟弟、弟媳，一家人沿着母亲走过的路四处寻找，甚至把家里翻了好几遍，就是不见“饷洋”的踪影。母亲急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怀疑是家中哪个不孝之子偷走了；而哥哥、嫂嫂、弟弟、弟媳，有的猜测是母亲丢在了外边，被过路人拾走了，有的则怀疑对方乘机偷走了。对此，家里人乱作一团，互相分析着、猜忌着，似乎每个人都是“嫌疑犯”，竟然成为“一桩悬案”，谁也断不清楚。
听了家人们的诉说，我既惋惜又好笑！就说：“三块饷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丢就丢了，用不着愁眉苦脸、互相猜忌！”大家一听，一阵哈哈大笑。母亲终于喃喃地说：“还是我娃说的对，丢了好，丢了一了百了！”
一碗粉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人来讲，最大的困惑恐怕就是吃饭问题了。一日三餐，顿顿能够吃上吃饱普通的饭食，那就是最不错的生活了。至于白面、大米、粉条、鸡蛋、新鲜蔬菜、大肉之类的食品，是很匮乏的，只能在逢年过节时吃到一些，平时很难见到。就陕北地区而言，群众的生活更为困苦。苦菜、洋芋、酸白菜、糠窝窝之类的食物是家常便饭。是呀，填饱肚子就行，谁还再敢痴想那些所谓的美味佳肴呢？
那时候，粮食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虽然隔三差五逢集，但是市场很不发达。谁要是私自公开买卖粮食和农副产品，就会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农民兄弟们，为积攒点钱购置自己不能生产的诸如布匹、食盐、煤油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只能将省吃俭用下来的小米、豆类之类的粮食和鸡、羊、猪等畜禽，偷偷摸摸地到镇上变卖，然后用卖下的钱去置办这些日用品。时运好时，交易还算顺利；时运不好时，特别是遇上“市管会”人员，就会将所卖的东西全部收没。有时还给你付一点儿公购价钱；有时连一分钱都不会给你。老乡们为逃避“市管会”人员追撵、不顾一切地拼命奔跑和“鬼哭狼嚎”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至今想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我们那一带，位于子长、子洲、横山、靖边四县交界地区。到这些县的边界小镇，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华里的路程，最远也就是五十华里吧。有的镇是每月农历“一、六”逢集，有的是“二、七”逢集。农人们每赶一次集，来回就是七、八十华里，又累又饿，十分辛劳。唉，没办法呀，家里的饭食不好，到了镇上又舍不得买东西吃，哪能有饱满的精神去赶路呢？
为此，每逢赶集，人们头天晚上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造饭。吃了饭，顺便再带上几张红高粱面饼子或糠窝窝头，便赶上毛驴，驮上需要变卖的东西，上路了。来回整整一天，饿了就吃一块饼子、啃几口糠窝窝头，渴了就顺便喝几口凉水。但就是不进食堂买一个馍馍和一碗饭菜去吃。 年少时，我曾多次跟着大人或独自去横山县的石湾镇赶集。一方面是为了图红火、看热闹；另一方面是想去新华书店看看书或给自己买一些小小的日用品。那阵儿，我是一名小学生，与那些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兄弟相比，多少还算是个文化人，甚至在老百姓眼里，就是一名知识分子。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很爱面子，不愿当着众位乡亲，尤其是与我同年等岁的那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们面前啃吃糠窝窝头。可是，不啃又不行呀！肚子可不认你这个帐，它连一点儿面子都不给你。每到中午，干瘪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地叫开了，心里早已饿得发慌。这可怎么办呢？忍来忍去，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镇上唯一的国营食堂买一点东西吃，多少填充一下那个“不争气”的咕咕乱叫的肚子。
那个年代，国营食堂的饭菜花样也很少，生意十分萧条，经营最多的饭食是粉汤和馍馍。一碗粉汤一毛五分钱，一个馍馍五分钱、二两粮票。能进国营食堂尤其是喝上一碗粉汤，吃上二两面的一个小馍馍，那真是太牛气了，会引来多少人的惊讶和羡慕！我鼓足勇气，“打肿脸充胖子”，战战兢兢地从衣兜里少得可怜的钱中，抽出两毛钱和二两粮票，下决心买一碗粉汤和一个馍馍，美美地吃上一顿。可是，当我将两毛钱和二两粮票递给窗口后那个肥头大耳的卖票人的那一刻，我竟然犹豫了。是呀，我是个农家子弟，家中姊妹多，父母又年迈力衰，家中的生活十分艰难。尤其是我敬爱的“二老”和我那朴实憨厚的亲爱的大哥，每次赶集上会，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从不拿干粮，更不会进食堂、下馆子。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无论是父亲还是大哥，每次赶集回来的夜晚，精打细算的母亲总是坐在如豆的煤油灯下，听取他们“报帐”。东西卖了多少？置办的货物又花了多少？必须要毫分不差地对上帐。而且家中为了供我上学，荒废了我那至亲至爱的姊妹们的学业，而且决不允许他们乱花一分钱。而对我却是网开一面。尤其是在我的零花钱上，放的比较宽松一些。每每想起这些，常常愧疚得我无地自容，潸然泪下！眼下，母亲给我一些零花钱，让我去镇上置办些手头急需要的学习和生活用品，我怎能铺张浪费，拿出他们的血汗钱去奢侈、耍大方呢？想到这里，我便将伸出去的那只手又赶快缩了回来，紧紧地攥着那两毛钱和二两粮票，咽着刚刚引发食欲的口水，忍着饥饿，红着脸，埋着头，狼狈地离开了那个国营食堂，很快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
一碗粉汤，一个小馍，现在看来不是什么，甚至不值得一提。可是在当年，在那个生活异常困苦的大背景下，是多么地丰盛、诱人呀！而且，所谓的一碗粉汤，也仅仅是在一碗开水中泡了几根细粉，撒了一撮葱花，再夹杂些盐和醋；而一个二两面的馍馍，也不是纯麦面的，往往是玉米面和麦面混杂做成的两面馍馍。如果把当年的这种粉汤和小杂馍端在我们现在人的面前，特别是青年人的面前，我敢断言，许多人会不屑一顾的！可是对于当年我们这些人来说，是那样的诱惑，那样的口馋，吃起来是那样的香美！直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当年国营食堂所卖的那些香喷喷的粉汤和两面馍馍。有一次，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让妻子给我做了一碗烩粉汤，蒸了几个两面馍馍，我要再次品尝一下当年的那种味道，体验一下当年的那种生活。可是，尽管妻子精心地配料，认真地操办，但我吃起来怎么也感觉不到当年的那种滋味。至于两毛钱、二两粮票，现在更不值得一提，恐怕就连拾破烂、照厕所的和那些讨吃要饭的人都看不在眼里。可是当年在我们的心目中，却是那样的值钱，那样的沉重！我所说的这些，只有过来的人才能够体验得到，才能够引起共鸣；而对于八零后的年轻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没有同感，产生不了共鸣！
在杜梨花盛开的时候
阳春三月，我又一次踏上金盆湾这片用革命先烈鲜血染红了的英雄土地。举目四望：汾河畔，柳丝吐翠，燕语呢喃，处处弥散着春的气息；田野里，人来人往，辛勤耕耘，一派繁忙热闹景象；山坡上，草木复苏，绿意浓浓，给汾河川增添了无限春色。忽然，山梁上一簇簇洁白的花儿映入我的眼帘，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啊，这不是杜梨花吗？我的心猛地一怔。望着微风中轻轻摇曳的杜梨花，我又想起了父亲生前给我讲述的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感人故事。
1947年3月，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实行了重点进攻战略，纠集嫡系胡宗南所部23万大军向陕甘宁边区进犯，并狂妄叫嚣三天占领延安，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在这生死紧要关头，父亲所在部队教导旅（原教二旅）所属五千余人，奉命开赴南线，在官庄、临镇、麻洞川、金盆湾一线，组成左翼防御集团，构筑了正面一百余华里，纵深七、八十华里的防御体系，与在富县茶坊一带的右翼防御集团，一起阻击来犯之敌，共同担负起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任。从3月12日拂晓战斗打响到3月18日夜，敌人凭借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整连、整营甚至整团向我防线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我英勇的教导旅官兵，面对数十倍于我的强大敌人，同仇敌忾，临危不惧，英勇顽强，浴血奋战，采取地雷战、麻雀战、夜袭战、运动战等灵活机动的战术，血战七昼夜，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整个战斗异常惨烈。敌人的轰炸机象一群乌鸦遮天蔽日而来，擦着树梢向我军阵地狂轰乱炸；隆隆的炮声象暴雨前的阵雷，炮弹成排成排雨点般地投向我军阵地，刚刚构筑的工事顷刻被夷为平地；战场上硝烟四起，杀声震天，每块阵地几乎都形成了拉锯战，敌我双方反复争夺，阵地上尸首遍野，一片狼籍；由于我军弹药缺乏，主要靠手榴弹、刺刀和敌人拼杀，战士们不断倒下，殷红的鲜血染红了阵地；夜晚，春寒料峭，满山遍野燃起了篝火，映红了汾河两岸。经过七天七夜的血战，我军胜利地完成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任。
在阻击任务即将胜利完成、部队开始转移之际，丧心病狂的敌人仍穷追不舍。营长便命令时任教导旅二团二营一连一排排长的父亲，率领所部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父亲立即集合全排战士，挑了十名勇士，转身就要向山上冲去。营长勃然大怒：“面对如此强大之敌，十个人怎能顶住？岂不白白送死？”父亲毅然答到：“你有你的计划，我有我的安排。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战士们已激战了七昼夜，身心疲惫，弹药不足，整排上去，不但发挥不了作用，而且还会影响士气，贻误战机，完成不了阻击任务。”未等营长同意，父亲已肩背战斗旗，身挎执行带，带头冲上了山岗，立即投入战斗。几百名敌人发疯般地向山上冲来。父亲镇定自若，指挥着十名战士，灵活机动，沉着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把敌人牢牢卡在一条山沟里无法前进。恼羞成怒的敌人终于发现了山上指挥战斗的父亲，便集中火力向父亲打来。突然，一枚炮弹落在了父亲身旁的一棵杜梨树上，盆口粗的树干被拉了一道口子，洁白的杜梨花洒落一地。飞起的弹片不幸击中了父亲的左臂，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洁白的杜梨花。但杀红了眼的父亲竟毫无察觉，继续拼死战斗。大部队已安全转移了，父亲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便率领十名战士沿着一条山梁向松树林方向转移。当他们翻过一座山梁，穿过一个崾山先，接应他们的部队已经赶到。看到满身是血的父亲，一名战士惊讶地喊：“一排长，你挂花了！”父亲这才发现自己受伤了。顿时，他左臂疼痛难忍，两条腿象灌了铅似的，一步也迈不动了，便一头栽倒在地…… 父亲受伤以后，被救护队紧急送往在李渠拐峁的中央医院就治。由于战事吃紧，加之缺医少药，父亲的左臂留下了终身残疾，被迫离开了部队，退伍回家。几十年来，父亲拖着伤残的臂膀，在故乡的土地上默默地劳作，直到70年代的某一天，弹片才自行掉了出来。每当父亲讲起那次战斗时，他总是感慨地说：“要不是那棵杜梨树，我和战友们早已长眠在金盆湾那块土地上了。”
多少年来，那场战斗和这个真实的故事，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我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无限崇敬和向往之情。我甚至常常痴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带着父亲来到金盆湾，登上高高的山颠，亲眼目睹那棵杜梨树的风采。让父亲再看看他曾经战斗过的这片土地，讲述那段动人的故事。然而，还未等我实现这一夙愿，父亲却在九年前杜梨花盛开的那个早春匆匆离我而去，这已成为我终生的一大憾事！如今当我双脚踏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望着涌涌不退的群山和洁白的杜梨花，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耳畔似乎响起了隆隆炮声和父亲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我想，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流血牺牲正是为了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我一定要继承父亲和先烈们的遗志，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为人民谋利，给百姓造福，以实际行动告慰父亲和先烈们在天之灵。
洁白的杜梨花呀，你永远盛开在我的心中！
一盏马灯
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一带还没有通电，这给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没有电，就没有动力，犁地靠的是黄牛，送粪、吃水则用毛驴去驮，米、面加工仍然沿袭的是原始石碾、石磨方式。至于照明就更困难了，点灯先前用的是麻油，后来用的是煤油。满屋子荧火虫般的灯光，显得十分昏暗，大人做针线、干活和我们看书、学习，只能凭感觉。
更使人犯愁的是夜晚出门。有月亮的夜晚给牲口添草或参加队里开会、夜战，倒也不存在问题，但是遇到天阴或无月亮的黑夜，天地间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光亮，只能摸着黑走。那个时候，我已考上了十几华里外的初中，为节省口粮和在家还能勉强填饱肚子，每逢星期天，我往往不去返校，等到第二天星期一早晨才急急忙忙向学校赶去。一度时期干脆放弃了上灶，竟然跑起灶来。
学校早晨上课上得早，如果起得迟了，走得慢了，必然会迟到，久而久之势必会影响学业。这样迫使母亲不得不早早起来为我做饭，那时，山乡农家普遍没有钟表，判断时间只能靠鸡鸣、星辰的运行规律，害得母亲整夜整夜不能鼾然入睡。有时，饭做好了鸡还没叫，母亲却有意不唤醒我，让我多睡一会，她自己却坐在我的身旁，不去入睡，为我观看时间。我吃罢饭就要出发了，天还不亮，特别是黎明前那一阵，天地更加黑暗，一贯胆小的我又躲躲闪闪，怎么也不敢前行。但为了赶路，只好硬着头皮，振作精神，快步向学校赶去。
我的这一举动，早被母亲发现了。不久，她背了几升粮食，特意赶了一次集，到镇上将粮食卖掉后，买回了一盏极为漂亮的马灯。我至今还记得它的模样：这盏马灯小巧玲珑，灯的底座部分为铁皮做成的油壶，油壶上面凸起一个灯芯，油壶和灯芯外套着一个圆洞玻璃罩，点燃起来十分明亮、耀眼；玻璃罩上面镶嵌了灯盖，这样不管遇到多大的风，马灯不会熄灭；为保护灯罩，灯罩外面又套了个比较松散的铁丝网，两边用一根铁丝串起来，延到灯盖上面，这样提起来就方便多了。
每天黎明，当我动身走向学校的时候，母亲点燃马灯，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柱着棍子，踮着小脚，伴我走出家门，一直把我送上山巅。有母亲的陪伴，有马灯的照明，我的心中就亮堂了许多，踏实了许多，再也不感到担惊受怕了，便不由地加快脚步，大步流星地走向学校……
正是这盏小小的马灯陪伴着我、照耀着我度过那段极其困苦的时光，指引着我、鼓舞着我走出大山，走向未来。
一块手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还是一种稀奇紧缺的产品，一般人是戴不起的，只有那些有钱有身份的诸如当了干部之类的人才能够戴上。戴上手表，既能掌握时间，又能显得尊贵，常常羡慕的我们这些农村年轻后生叹息不止。
七十年代末，我有幸考上了中专学校。我们班有30名同学，来自当时延安地区的14个县（市），除了少数干部之弟、知识青年和乡镇农技员以外，大部分是七四、七五两级高中毕业的返乡青年。绝大多数家庭条件较差，生活拮据。尽管吃得是供应粮、学校还每月补助十七块五毛钱的伙食费，但学习费用和衣物、被褥等还得自己承担。有的同学常常为苦焦的生活和承担不起学习、生活费用而省吃俭用。至于能拥有时尚的收音机、手表之类的适用之物，简直是一种奢望！
记得在全班30名同学中，仅有四、五名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戴着手表，品牌为上海、蝴蝶、青岛之类。每当看到这些同学戴着明晃晃的手表，趾高气扬，时不时看着手表，我是多么地羡慕呀！有时为了掌握起床、吃饭、上下课时间，我常常询问戴手表的同学。开始询问时，这些同学还倒热情，给你提供准确的时讯；可是时间长了、问得多了，他们就产生了厌烦之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不太好好说了，弄得人有时非常尴尬。
面对这种窘况，我暗下决心要买一块手表，也像这些戴手表的同学扬眉吐气！可是钱从哪里来呢？那时我家光景虽然略有好转，但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买一块百十元的手表实属不易！我几次回家或写信想向母亲提出买一块手表，可是几次愈言，几次又止。到了第二学年暑假回家，我终于鼓足勇气向母亲提及了想买一块手表的心思。母亲起初不答应，后来听了我详细的叙说，就再不言语了。暑假期满，我返校不久，就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信中除了教导我厉行节约、好好学习外，还答应给我买一块手表，并寄来80元钱，让我自己看得选购一块。我兴奋得合不拢嘴，一方面跑到镇上邮电所取钱，另一方面向同学们打问买什么手表比较合适。当时上海牌表一块是125元，蝴蝶牌表一块是90元，青岛牌手表85元，而我身边只有80元钱，买这些手表显然是不够的。就在我犯难的时候，一名延安籍的同学偷偷的给我透露了一个信息，说延安手表厂正在生产一批“延安牌”试销表，价格是每块70元，而且他就买了一块，性能、式样是很不错的，目前很是紧张。
我看了这位同学戴得手表，款式和性能就是不错，而且价格也便宜。然而有一点是令我不大满意的，那就是“试销”二字，戴上“试销”表，一旦叫同学们知道或问起，必定会很丢面子。但是没办法，因为自己手头只有80元钱，怎么能够买得起那些名贵的正牌手表呢？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痛下决心购买延安牌试销表，并委托这位同学办理。
几天后，我的这位同学几经周折，终于通过延安手表厂的关系给我买回了延安牌手表。我喜出望外，爱不释手地戴在左手上，不停地擦洗着，时不时扬起手腕看看时间，而且昼夜不离手。在吃饭、聚会等人多的地方有时还有意扬扬手腕，或将袖子挽起，将明晃晃的手表露出来，向同学们炫耀一下，言下之意，我也有自己的手表了，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但是不几天却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痛心的事，一次在饭堂打饭的时候，一不小心将表盘划了一道痕迹，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擦也擦不掉。还是这位同学给我提供了擦洗信息，说将牙膏涂在表盘上的划痕处，用毛巾使劲不停地擦洗就能擦掉。我照这位同学提供的办法，一个人跑到宿舍偷偷地擦起来，擦了大半天，虽然划痕不是很明显了，但细细观察仍依稀可见。就这样只能勉强作罢。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拥有这块延安试销表的兴奋度慢慢地缓解下来，所以也就不计较那道划痕了，更对拥有手表不感到荣耀了。随之，母亲给我80元钱买手表的事也就渐渐淡忘了。可是就在这期间，突然接到远在乡下老家我的三弟给我寄来的信，信中除了对我问候外，还着重告诉我母亲为了给我积攒买这块手表的钱，她省吃俭用，将家里仅有的几斤羊毛、羊绒和些许豆子拿在镇上卖了，才凑够了这笔钱。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眼前突然出现了母亲头发花白、踮着小脚、身材瘦弱的身影。我不停地抚摸着这块受伤的手表，百感交加，心情沉重，一股负疚的泪水夺眶而出。从此，我对这块手表愈来愈喜爱了，愈来愈珍惜了，一直紧紧地戴在手上，陪伴着我完成了上学生涯，走上工作岗位，走向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