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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7年毕业于前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先后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研究、原尾虫系统分类和演化研究、土壤动物调查研究，为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龙王庙里鱼病防除
在经历坎坷的求学之路后，1947年夏天，尹文英即将从中央大学毕业，学校安排她接待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访问学者——英国寄生虫学家史若兰，当即被史若兰看中选做助手。1947年8月1日，尹文英来到位于上海的史若兰实验室，从此踏上了科学研究之路。从史先生那里，尹文英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更收获了母女般的情谊。从报到那天开始，直到1962年初史若兰回国的14年间，二人亲密无间。
1949年上海解放后，动物研究所改制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为了解决当时我国浙江一带淡水养殖鱼类死亡率过高的问题，1952年底，水生所与浙江水产厅和湖州菱湖镇政府协商，在我国最主要的淡水养鱼区浙江菱湖创建鱼病工作站，开展鱼病防治研究。翌年春，水生所即派尹文英等5人到浙江开始“菱湖鱼病工作站”的筹建工作。
工作站的创建异常艰苦，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办公场所。龙王庙的3间房子暂时成了水生所专家们的“栖身之地”，新中国的第一个鱼病工作站也在这小小的龙王庙里“安营扎寨”。工作站的任务是鱼病防治试验、鱼病门诊，间或需要出诊。尹文英和同事们一起巡视鱼池，检查寄生虫，披星戴月，周而复始。
1956年，菱湖鱼病工作站撤销，全部研究人员回到水生所后，开始分工编写《鱼病手册》《鱼病调查手册》和《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由尹文英执笔撰写的关于“鱼病的防治”的内容成为以后我国水产院校编写《鱼病学》教材的基础材料，为创建我国“鱼病学”奠定了基础。
“虫”源新说“天下独步”
1963年，尹文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工作，与此后倾注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这年夏天，尹文英与昆虫研究所杨平澜所长一行5人到浙江天目山采集昆虫标本，偶然发现一个“小白点似的虫子”，竟然是我国尚未见专门报道的原尾虫。当时没有文献资料，尹文英就主动向丹麦和日本的原尾虫分类学家借阅资料进行研究，并在当年发表了她原尾虫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从此，尹文英像着了魔一样，全身心投入到原尾虫研究的世界中。在近50年的时间里，她和同事们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高原山区，先后采集到原尾虫标本3万余件，共报道原尾虫190余种，其中新种168个，新属19个，并建立了4个新科，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原尾虫的物种数量。
在尹文英及其同事的努力下，中国原尾虫分类学研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进行大量调研和分类研究的同时，尹文英也非常关注国际生物系统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动态和热点问题的讨论。2001年，尹文英提出的“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统进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通过近半个世纪对原尾虫形态学、胚胎学、比较精子学等的研究，结合目前分子系统学的一些研究结果，尹文英有个大胆的假设：原尾虫可能既不属于六足纲，也不属于多足纲，是节肢动物里的一个单独的类群，是否可独立为“亚门”或“门”。这一假设所涉及的问题为尹文英和她的团队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方向。
心系国土动物调查
尹文英在研究原尾虫的同时，也关注到土壤动物学的研究，并意识到这一研究领域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由尹文英牵头，协同6个兄弟单位，开展了“亚热带森林土壤动物区系及其在森林生态平衡中的作用”的研究。项目历时5年，共采集标本30万号，涉及8个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
1993年，尹文英又联合国内有关专家共同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工作烦琐而庞大，有9家单位、60多位学者参加，还聘请了十几位中、外专家参与标本鉴定。他们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5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
为了扩大影响，同时为同行研究提供参考，尹文英在完成上述一系列项目的基础上，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1998年和2000年又分别主编出版了《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部专著，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尹文英仍然在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奔走呼吁，“现在土壤污染严重，但是土壤生物却有监测、指示、缓解和清洁污染的作用！因此，研究土壤动物学至关重要啊！”
尹文英一向为人谦和、做事低调。2011年是她90岁华诞，在弟子和学生的再三要求和坚持下，先生才答应把她60年来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尹文英文选》。昆虫学家杨星科研究员在文选的“序”中这样写道：先生为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是“国际公认的原尾虫研究专家；我国六足动物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第一人；中国土壤动物学的奠基人；鱼类寄生虫和鱼病研究的开拓者”。寥寥数语，却是对尹文英一生学术成就和重要贡献的真实写照和客观评价！
龙王庙里鱼病防除
在经历坎坷的求学之路后，1947年夏天，尹文英即将从中央大学毕业，学校安排她接待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访问学者——英国寄生虫学家史若兰，当即被史若兰看中选做助手。1947年8月1日，尹文英来到位于上海的史若兰实验室，从此踏上了科学研究之路。从史先生那里，尹文英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更收获了母女般的情谊。从报到那天开始，直到1962年初史若兰回国的14年间，二人亲密无间。
1949年上海解放后，动物研究所改制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为了解决当时我国浙江一带淡水养殖鱼类死亡率过高的问题，1952年底，水生所与浙江水产厅和湖州菱湖镇政府协商，在我国最主要的淡水养鱼区浙江菱湖创建鱼病工作站，开展鱼病防治研究。翌年春，水生所即派尹文英等5人到浙江开始“菱湖鱼病工作站”的筹建工作。
工作站的创建异常艰苦，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办公场所。龙王庙的3间房子暂时成了水生所专家们的“栖身之地”，新中国的第一个鱼病工作站也在这小小的龙王庙里“安营扎寨”。工作站的任务是鱼病防治试验、鱼病门诊，间或需要出诊。尹文英和同事们一起巡视鱼池，检查寄生虫，披星戴月，周而复始。
1956年，菱湖鱼病工作站撤销，全部研究人员回到水生所后，开始分工编写《鱼病手册》《鱼病调查手册》和《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由尹文英执笔撰写的关于“鱼病的防治”的内容成为以后我国水产院校编写《鱼病学》教材的基础材料，为创建我国“鱼病学”奠定了基础。
“虫”源新说“天下独步”
1963年，尹文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工作，与此后倾注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这年夏天，尹文英与昆虫研究所杨平澜所长一行5人到浙江天目山采集昆虫标本，偶然发现一个“小白点似的虫子”，竟然是我国尚未见专门报道的原尾虫。当时没有文献资料，尹文英就主动向丹麦和日本的原尾虫分类学家借阅资料进行研究，并在当年发表了她原尾虫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从此，尹文英像着了魔一样，全身心投入到原尾虫研究的世界中。在近50年的时间里，她和同事们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高原山区，先后采集到原尾虫标本3万余件，共报道原尾虫190余种，其中新种168个，新属19个，并建立了4个新科，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原尾虫的物种数量。
在尹文英及其同事的努力下，中国原尾虫分类学研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进行大量调研和分类研究的同时，尹文英也非常关注国际生物系统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动态和热点问题的讨论。2001年，尹文英提出的“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统进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通过近半个世纪对原尾虫形态学、胚胎学、比较精子学等的研究，结合目前分子系统学的一些研究结果，尹文英有个大胆的假设：原尾虫可能既不属于六足纲，也不属于多足纲，是节肢动物里的一个单独的类群，是否可独立为“亚门”或“门”。这一假设所涉及的问题为尹文英和她的团队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方向。
心系国土动物调查
尹文英在研究原尾虫的同时，也关注到土壤动物学的研究，并意识到这一研究领域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由尹文英牵头，协同6个兄弟单位，开展了“亚热带森林土壤动物区系及其在森林生态平衡中的作用”的研究。项目历时5年，共采集标本30万号，涉及8个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
1993年，尹文英又联合国内有关专家共同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工作烦琐而庞大，有9家单位、60多位学者参加，还聘请了十几位中、外专家参与标本鉴定。他们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5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
为了扩大影响，同时为同行研究提供参考，尹文英在完成上述一系列项目的基础上，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1998年和2000年又分别主编出版了《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部专著，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尹文英仍然在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奔走呼吁，“现在土壤污染严重，但是土壤生物却有监测、指示、缓解和清洁污染的作用！因此，研究土壤动物学至关重要啊！”
尹文英一向为人谦和、做事低调。2011年是她90岁华诞，在弟子和学生的再三要求和坚持下，先生才答应把她60年来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尹文英文选》。昆虫学家杨星科研究员在文选的“序”中这样写道：先生为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是“国际公认的原尾虫研究专家；我国六足动物起源与演化研究的第一人；中国土壤动物学的奠基人；鱼类寄生虫和鱼病研究的开拓者”。寥寥数语，却是对尹文英一生学术成就和重要贡献的真实写照和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