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魁大师(字兆东,1865～1938年,河北省河间人),是天津卫中华武士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其由始至终的重要领导人。他少年时,师从河北省形意拳第二世传人刘奇兰大师习武。后受郭云深大师提出的“形意与八卦拳路不同,但拳理一样”的影响,又拜八卦掌宗师董海川为师习练八卦。他还经常演练自创的太极拳。他是清末时期内家拳的佼佼者,誉满天津卫。
　　清末的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的天津卫有许多外国列强的租界地,这是当时社会最典型的城市之一。那时正义的练武人都敬仰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曾做过一些局部反清和抗击列强的武力反抗,张占魁大师就是其中一员,而且,也曾独自做过此类事情为国为民争了气,如只身痛打天津码头的洋海匪,使他们再不敢在天津卫闹事,受到武林界和天津卫人们的赞扬和尊敬。
　　当辛亥革命取得推翻清朝封建王朝统治的胜利时,激励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尤其武林界的人们认为是多年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更好地为国为民办事和弘扬武术,张占魁和师兄李存义等大师们一呼,要成立中华武士会,立即得到练内家拳人们的响应和拥护。于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就成立了中华武士会。以上介绍了武士会成立的历史机遇和社会条件,这也是练武人爱国爱武的高度体现。
　　武士会刚成立,张占魁大师发现大家来自不同的形意拳大师门下,于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在津原清翰林院的李大学士,仿效艺术行当按预先准备好的几个字做辈分排序那样,为形意拳今后传承也定下几个有意义的字,由于李大学士很了解张大师的思想和为人,就写下了“华、邦、威、武、尚、社、会、统、祥、宁”十个字,张大师看了很是欣赏,于是决定自己同辈人为“华”字,下一辈为“邦”字,以此类推。从这不难看出,当时武士会的人全是练形意拳的。
　　尽管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在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并没有改善社会混乱现象。在天津卫,光天化日之下就有人烧杀抢夺,而当时的警察虽有枪,但在人群中也不敢开枪,只能躲在一旁看着事态发展。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警察局决定成立“营务处”,用武林高手来制止烧杀抢夺等犯罪事件的发生和缉捕犯罪分子,张占魁大师就是当时的首选。警察局长要高薪聘任张先生,张大师认为为了天津卫的治安,为百姓办事是义不容辞的,于是接受了聘任(大师把全部收入用于武士会,被后人误认为是政府赞助)。并提出自己应有放生(如能证明被缉拿人非犯罪分子或是无犯罪目的的、另有隐情的可放走)权,再有确实危及个人性命时有杀死大权。警察局认为张占魁大师是唯一人选,为尽快成立营务处,同意了大师的要求并立据为证。
　　在营务处当年夏天接受的任务是到北京缉捕“贯匪燕子李三”。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张大师到北京后,从朋友处得知李三住处,晚上在李三家门口遇上了李三,张问:“对面可是李先生?”“在下正是。”李三答道。于是二人面对面行旗人单腿下跪问安礼,此时李三带着三个徒弟,为在弟子面前显能,当张下跪时,他来了个“张飞片马腿”从张头上飞过。当张说明来意,李说听不懂。于是二人不欢而散。张转身就走了。刚走出一丈开外时,李指使两个徒弟跟踪张。
　　先说张,出了前门,拐进了大栅栏,进了谦祥益布店,买了二尺白绸子。出店后叫住在店外等候的李三的两个徒弟,把二尺白绸子交给他俩并说:“这是给你们师傅的。我住在旁边的客栈,不要跟了,回去吧。”两个徒弟面对面相视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转身走了。
　　再说李三,和大徒弟回家后一言不发,刚才谈话中,他认出了来者是张占魁大师,因为张最初出名是在北京,后到的天津卫,北京的习武人都认识他并知晓张大师的武功和为人。李觉得自己不该那样对待他,但又百思不得其解,论张的武功能识破自己的无理作为,但为什么张没有反应呢?李好长时间在地上踱来踱去。当两个徒弟来后,介绍了跟踪情况,李三拿过二尺白绸子更是莫明其妙,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于是上炕朝天躺下翘起了二郎腿。突然站在地上的大徒弟喊道:“师傅你的裤裆怎么啦?”李三用手一摸,自己的新白绸子灯笼裤裤裆出现了一个大口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并吓出一身冷汗,心想张大师名不虚传、为人厚道,如果他手高抬一点,自己的命根子就没有了。猛地跳到地上,喊道:“快给我找条裤子,咱们去拜会张大师。”到了客栈,一进了张大师的房门,李三跪地就拜,并说:“谢大师不毁我之恩,小的实在不该无理。”张大师扶起李三并让其坐下。李三介绍了自己盗宝为的是阻止清廷后裔用国宝找外国人换枪炮武装自己适时复清。张大师刚到北京时就有朋友向他介绍过李三的事迹,一昕李三的叙述,就更加肯定了李三爱国的侠义作为,忙起身向李三拜道:“感谢你对中华民国的贡献。”当场放走了李三。回津后大师如实交差,消号。李三的侠义作风是爱国的,然而他是在孤立无援的作战,再加上他面对的敌方是反动的清廷后裔、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反动的军阀政府的三方勾结,最终他被设计杀害了。
　　关于天津卫的混混究竟是如何在社会上消失的。在天津卫建城六百周年纪念活动中,有媒体介绍说混混在社会上的消失,“是由于混混被抓后让他们当众在妓女胯裆下爬过去就可无罪,否则必须收敛。混混们经不起如此大辱,就不敢在社会上混了”。其实并非如此,这不是事实。民国初期天津卫的老混混、大混混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和来钱之道,很少出现争斗之事,只有一些新兴的年轻混混还想争一争捞一把。要想治安好,解决和治服他们是当务之急,用羞辱的办法无济于事。事实上是这样的:当得知年轻混混们要聚集一起研究闹事,政府认为这是解决混混们的最佳良机,于是又把任务交给了营务处,当处长与张占魁大师研究此事时,张提出人多会暴露,容易打草惊蛇错失良机,并胸有成竹地说:“我一人去就行了。”张在线人的帮助下,很快知道了聚集地点。这天晚上很黑,张大师出津城往南走,穿过李七庄子,在荒野中发现一间破土坯北房,从房后小窗户透出的微弱灯光,张断定这必是要找的地方。张进屋说了一顿黑话后,六七个人中有一人令张不要动,并让两个人过去搜张的身,又让两个人去外边查看,搜过后表示无凶器,查看的说外边无动静。张说明来意并说:“谁再闹下去决无好下场,不信和我过过招,都上也行。”那个年岁大些的指挥点点头说:“你一进来我看你就不善,听你说话的口气,你定是张兆东先生。告诉你吧,像我和他俩都有命案,不闹是死。闹好了好活几天再死,多活几天好日子。”“只要你们不闹,我张兆东保你们无事,既往不咎。”张大师马上答道。众人有些不信,张掏出名片给每个人一张并说:“试上几个月,无人追究就不要闹了,官面找你们 麻烦你们就找我算账。”混混们本来就怕小命不保,才聚集在一起的,听了张大师的话有些动心了。张说:“明天中午我在惠中饭店请你们,就算是你们金盆洗手。”过后,天津卫再也没有出现过混混闹事。后来由于张占魁大师和官面对立,政府再也不用他了。与此同时,政府改善了警察的装备,加强了训练。混混们也分化了,有的被政府“招安”利用,个别的仍与官面对立,被当局抓捕,以有命案而处以极刑,结束了最后一批混混的存在。这才是当年混混灭迹的真实过程。
　　有件事情已经过去有九十二年了,真相始终没有见有人说清楚,那就是关于“痛打俄国大力士康泰尔”一事。当年乌七八糟的几个北京人凑合在一起,抬出个俄国流浪人康泰尔,号称“打遍欧美没有输过一次,是世界第一大力士”,想用他来镇唬天津卫中华武士会。他一到北京,当天那帮乌合之众就迫不及待地以他的名义向天津卫中华武士会递送了要决一雌雄的邀请函,第二天他的行迹才见报,可见其想征服天津卫武士会的决心已暴露无遗,万万没有想到武士会马上应对,随即发生了中华武士痛打俄国大力士康泰尔之事。近年来有些个别文学作品及个别影视作品在描述某人武功较高时,常以“想要”或是“战过”康泰尔显示武功高超。看来需要介绍这件事的真相。何况此事与天津卫中华武士会有关,就更需要讲清楚:一是说清楚是谁痛打了康泰尔?二是康泰尔真的是大力士吗?
　　有的书中介绍:邀请函是1918年9月10日发出,并注明当月14日至16日比武。那本书还说因为13日有变,把“比武”改为“演武”,当晚八点李存义、张占魁、韩慕侠、王贵臣等多人到六国饭店找康泰尔。因变动发生口角,康泰尔被韩慕侠蔑视性的语言激怒了,于是二人动起手来,结果韩把康泰尔打倒在地。(这不符合张大师的习惯作风。张大师对弟子要求很严格,遇事与人交谈或办事,他在场或有长辈在,他不会指定弟子讲话,是决不允许徒弟插话的。)之后又写道:双方签生死文书,还担心康泰尔出尔反尔,让康泰尔服输立下字据,康泰尔还把为比赛获胜者预备的小金牌十座、大金牌一座赠给韩先生慕侠惠存。不问当晚八点之后能否完成那么多的事(所写事项均按原书顺序,只是省略了每件事的细节),只问为什么在13日把比武改为演武?这是因为事情有重大变故则必有重大隐情。应该是有隐情,书中确说双方比起了举重物等,结果武士会的人更胜一筹,使康泰尔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恐慌至极,于是向当时的警察总监和步军统领行贿,受贿后地方官员强行把比武改为演武。这好像是发生在13日白天的事,因为天津卫武士会的人是12日晚间到的北京,况且比赛是在14日开始,所写举重物较量是在何处何时与康泰尔相会的呢?看来行贿变动有可能,但行贿的隐情好像不合情理。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上世纪30年代初,我父亲樊桂(字瑞峰)与他人谈论康泰尔之事时,在座的一位天津卫《益世报》的编辑说,他们的总编辑说过当年真正痛打康泰尔的是天津卫中华武士会的会长张占魁先生。过后,我父亲问过张占魁大师,再三追问下,他承认了此事。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当中华武士会有近六十来人,于9月12日晚间到达北京后,刚刚安顿好张占魁告诉李存义他要去见个朋友了解情况,说完马上就走了。武士会定的是韩慕侠出战,徒弟的功夫怎样,了解情况的莫过于师父,张占魁大师深知此次比武非同小可,事关国家荣誉、中国武术的声誉、中华武士会的名誉,也决定亲自去探访一下康泰尔的功夫有多高,好为徒弟做些准备。找到姓赵的朋友后,两人一起来到康泰尔的住处,一进包房大厅过来两个彪形大汉,挡住去路毫不客气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见此状况,张大师看出了眉目,这康泰尔没有多大本领,世界顶级高手用不着用彪型大汉来做保镖,世界级名人绝对不会用如此不懂礼貌的人做接待员。这时朋友赵某说明来找顾掌柜的,从里屋出来两个人,看来一是顾一是翻译,说明是从天津卫来的武士会的人后,顾把他俩领进里屋。翻译过去不知和康泰尔说了些什么,只见康泰尔咧着嘴用蔑视的眼光看了张赵二人一眼。本来有拜访之意,看到这一切激起满腔怒火,张恨不得立即教训他,让翻译问他敢交手吗?翻译与康泰尔交流几句转过身来说:“后天,比武场上再说吧。”张继续用嘲讽、激怒语言指着康泰尔说着。康泰尔看了翻译一眼,翻译马上过去对他不知又说了些什么,只见康泰尔猛地站了起来向张扑了过去,站到张的对面拉起了拳击的架势。张一看时机已到,马上撩起大褂前襟捌在腰带上,向左跨了一步,这时康泰尔的直拳打空了,在当时好像康泰尔看这个五十多岁的糟老头子只够用来解解手痒,有些大意,出第二拳有些迟缓,张以极高的速度向右迈了两步,借迈步冲力再加上一扭腰的抖炸力突发一掌,击中康泰尔的左软肋,“咚”的一声,康泰尔斜卧在地上,双手捂着左肋先是“哎呀哎呀”直叫,接着又是狂吐不止。张放下大褂前襟整好衣服,双手拍了拍,叫上顾和翻译走出里屋来到包房大厅,张大师指着他俩分别说出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和住址,警告他们看住康泰尔并保证14日必须出席比武会,要是他认输,让他干什么他都要服从,如有差错拿你二人算账。顾和翻译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只是不停地点头。说罢,张赵二人转身走了。这就是我知道的重大隐情。之后,出现了13日的行贿、比武变演武。
　　当得知有变动后,张占魁和李存义两位大师背着大家作了分析,认为张不该在不到比武的日期时就痛打康泰尔,按常规是违规,而他们随意变动是更大的违规。决定当晚去找康泰尔交涉,为了交涉有主动权,李建议张就不要去了。于是李大师带上几个人去了。见到康泰尔,他已是焦头烂额,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就连站立都很吃力。根本就不可能再与他人争斗。其他事真是叫康泰尔干什么他就乖乖干什么。写到此处是张占魁大师痛打了俄国大力士,已交待很清楚了吧。9月14日起的三天变成了天津卫中华武士会庆功的武术表演大会。康泰尔这三天非常听话,不敢动,直到16日晚间才狼狈逃走,离开六国饭店。饭店清理时发现康泰尔带来的道具全都是假的,如号称为一万两千磅(近一万一千斤)重的大铁球是用铁皮包的木头,仅有百余斤。1918年9月18日天津卫的《益世报》还专门报导过此事,可见康泰尔是个人造“大力士”。
　　总之张占魁大师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内家拳武功的佼佼者。由他和师兄弟们创办和领导的天津卫中华武士会在全国都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为了提高练武人的文化水平,他们在基督教天津青年会内传授内家拳的同时,张大师还聘请儒家、道家、佛家给大家讲不同理解的三种观点的四书五经,直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占领天津卫后终止。
　　正当天津卫中华武士会蓬勃发展的时候,风云突变:1927年,蒋介石背 叛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开始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那些掌有军权的人在辛亥革命爆发时看到清廷大势已去,摇身一变投靠了革命,装成了革命党人,这时又恢复了军阀本质,投靠帝国主义招兵买马扩充地盘开始混战。招兵中练武人是首选并以高薪委以重任,不少练武人认为有了出头挣钱的机会,参军入伍的大有人在。张占魁大师早就看出有些人变得太快,对他们存有戒心。当他们军阀原形毕露后,坚决不和他们共事,不参加他们搞的任何活动。这时,武士会有些人为了钱,有的投军,有的忙于参加各种活动,只要能挣钱就行。张大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看不惯那些人在武士会却抱有其它心思的人,但也不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去断了人家的生财之路。另外更有甚者,越是不允许参与官面的一些活动,个别人还是说自己是张大师门下,打着中华武士会的名义,社会上谁活跃就靠近谁,昨天还说他人练的是狗屁不如,今天就投靠了他人,他人再委以要职,就变了个人,说他人了不得了,是天下练得最好的人。还在自己师兄弟中挑拨离间,师兄弟们对这种人非常气愤,把事情告诉了张大师,张大师微微一笑,说:“人各有志,随他便吧,总有一天他无颜面对众人。”张大师认为自己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是这些人的作为也改变不了的,但他们利用和诋毁中华武士会的声誉,实在是不应该。因此,在出现许多事后,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1928年亲自宣布解散了中华武士会。
　　以上介绍的是武士会解散的真正原因。现今有人说当年武士会解散是因为断了政府资助,事实上武士会根本就没有享受过政府资助。还有一佐证是武士会解散了,但张大师门下仍在天津青年会内照常授武练武,根本就不存在有资金影响的事。
　　以上介绍了一些张占魁大师的逸闻和天津卫中华武士会的始末,现在说一下延续之事。张大师是武士会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会长时间最长,武士会的解散又是他宣布的。我把他想再成立的有关武术的组织称作武士会的延续。
　　这是1929年初的事。当时被蒋解了军权、给了个政府委员的张之江先生上书,要成立中央国术研究会(后改为中央国术馆),统领全国国术事务。在天津卫最早知道此信息的几个人中,有一人是在《益世报》工作的张大师的徒孙,此人当天就把此事告诉了张大师,晚上又告诉了住在家门口、早就想成立武术组织的我父亲。第二天我的父亲到天津青年会去找他的张占魁师叔。正值张占魁大师与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谈论张之江先生之事(他二人都在青年会任职,经常在那里聚首)。张大师把我父亲引见给张校长,寒暄几句后,张大师问我的父亲有何事?我的父亲说明来意,要请张大师重新恢复中华武士会。这时张校长要走,张大师留住张校长,还说:“我叔侄二人还想听听你的高见。”张校长说:“当初称作中华武士会选用“中华”两字时能理解这两字的人较少,知道它是国名不能乱使用,人们对这方面的常识了解也不多,叫中华武士会勉强还可以。现在不可以,因为张之江先生要成立中央国术研究会,那是国家的国术司令部,你再称呼中华武士会也像中央的国术团体,不成体统,帽子太大,实在不妥。况且,你已宣布解散了中华武士会,不如在新情况下重起个名子更好。”张大师说我的父亲来自形意拳产生地山西省,还说河南省也有正统的形意拳传人时,张校长笑着说:“听了这些我看叫中原国术研究会最符合实际。”张大师高兴地接纳了张校长的诚恳建议,对我父亲说:“贤侄,你就以中原国术研究会去办吧。”我的父亲也认为“中原”二字非常恰当。于是在1929年中央国术研究会还没有改为中央国术馆之前,以张占魁大师为会长向当时的天津卫政府申办成立中原国术研究会。由于张占魁大师与政要观点相左,对当局邀请的事置之不理,和官面对立,造成长期不批准中原国术研究会成立的结果。直至1932年当届政府要换届时,负责人在受贿后提出更换会长,不提张占魁就批准其成立。张占魁大师早已估计到因何不批,不知道谁把负责人的话告诉了他,张大师找到我的父亲说:“贤侄,你的为人和武功完全可以胜任此重任,就以你为会长申办吧,我的徒弟中有行的但不想以此为业,他们也都推荐你,不要推委,你的条件最合适。”会长改成我的父亲后,在当年6月15日政府通知批准,于农历五月十八正式挂牌对外成立。中原国术研究会仍在天津青年会练武授武,天津卫练武人都说它是张占魁大师的中华武士会的延续。直到1949年天津卫解放,中原国术研究会才解散。我也把中原国术研究会称作是张占魁大师的中华武士会的延续,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要说明张占魁大师的政治观点和为人态度。有传言说,他是天津解放前国民党政府镇压共产党人的特务组织侦缉队成员,我写的忆大师逸闻必能证明张占魁大师决不会参与侦缉队工作,何况侦缉队是在1945年后猖獗活动的,那时大师已故去七年了,参与侦缉队的事。根本就与之不沾边。以此还张占魁大师之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