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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提倡整本阅读古典名著，—线教师想出许多操作方法，收效似乎不彰，主要原因是，满足于追随作品情节，学生主体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学生的主体性一般是自发的，在经典作品面前处于被动状态，或者说是处于沉睡状态，教师的任务是将其唤醒，提升起来。化被动为主动，最好的方法就是带着问题推进阅读深度。前辈权威对《三国演义》种种否定性的评价是尖锐的，如“歪曲历史”，又如“丑化曹操”，再如“照搬史料”“艺术想象力匮乏”，等等。带着这些问题进行艰苦的具体分析，或者说与文本的封闭性搏斗，拿出自己的观念来与作品对话，与权威争辩，学生的主体性才可能从白发上升到自觉，被动阅读才可能变为主动探讨。没有问题的冲击性，学习共同体也好，自主合作探究也好，都很难把学生的主体性提到自觉、白发的高度。
一、“奇才决定论”的主题
易中天教授品三国，品|Ln了一个热潮，他是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来品评的。历史讲究的是真实，材料是真的，就有价值;材料是假的，就没有价值。这个问题并不是他的发明，早在清代，章学诚就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丙辰杂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杂虚辞复，易滋混淆”。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易中夭因此说《三国演义》的虚构“丑化”了曹操，就离谱儿了。颇为吊诡的，第一个把《三国演义》提拔到正统中国文学史的胡适，批评《三国演义》没有文学想象力，只是把《三国志》等的素材凑合了一下，没有多大文学价值;《三国演义》的作者不过是一“陋儒”，没有文学创造才华。
易中天的问题不难回答，历史求真，文学求美，各有价值，这个问题比较肤浅。比较深刻的是胡适的问题，如果没有想象力，那的确可以没有审美价值。但是，要回答胡适的问题，似乎也不难。
从经验上就不难反驳。如果《三国演义》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为什么五六百年来，绝大多数的历史传奇都为群众所淡忘，如《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传》等，独有《三国演义》艺术魅力不减，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朝鲜、日本、越南家喻户晓？就是在T业化时代，一些典故仍旧活在我们口头上：“三顾茅庐”“借东风”“舌战群儒”“挥泪斩马谡”“空城计”“大意失荆州”“走麦城”“既生瑜，何生亮”“赤膊上阵”“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话说曹操，曹操就到”等。这就雄辩地说明了《国演义》文学生命的不朽。
从结构上说，《三国演义》的想象力在中国雄冠一时。其主要素材《三国志》原本就是魏、蜀、吴三个国家三本书，四百多人的传记各白独立，跨度近百年。作者们把分散的传记与《世说新语》、元杂剧、民间宗教传说中的相关故事融会贯通，结构为情节有序的长篇小说，塑造LI_I内涵深厚的人物群像，这样的才华不但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欧美，亦可谓无出其右者。现代文学一百年，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在历史视野和艺术概括力方面与其并肩。胡适的批评完全是把无序的素材混同于艺术想象的有机化了。
从人物塑造上说，《三国演义》总共写了1191人，其中武将436人，文官451人，皇族、后妃、宦官128人，黄巾起义者和少数民族67人，三教九流109人。此外还有几名女性，如貂蝉、孙夫人等，连同没有名字的共60多人。这么多人物在原始素材中是一盘散沙。《三国演义》正是凭着超人的想象力，将之統一为史诗式的英雄谱系，其最核心者，如评点家毛宗岗所说，以曹操、诸葛亮和关公为“三绝”，其实人物性格鲜明的远不止此，周瑜就是第四绝。至少还有吕布、魏延、刘备、张飞、鲁肃、杨修、袁绍、祢衡、孔融、司马懿、吉平、陈宫等，这样的历史英雄谱系长卷空前绝后。其身份虽为军阀，然而《三国演义》刻画出来的却是人的才智和勇力的争雄，精神风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旨虽同而隋各异，志相异而才相重，义重于生死，命悬于家国，精神高下不计成败利钝，青史之名全在智慧武功。作者以空前的气魄，将纷纭的人物以小说的规范作有序安排：以曹操集团的勃兴为核心，此前有袁绍集团的没落，后有刘备集团的崛起、孙权集团的巩固和扩张，四者为顶层情节;众多战将、谋士错综复杂的纠结，为中层情节;每一中层均为顶层情节之果，又成为更为纷纭的从属情节之因，情节层层递进，旁逸斜出。必胜之武，优劣倏忽转化，察敌之谋，胜负瞬息意外。人隋网络交织，千头万绪，云谲波诡，云蒸霞蔚，万涂竞萌。底层又百川归海，回归到顶层，归结为曹操及其子系—统天下的结局。
就思想说，亦非“陋儒”二字可以蔽之。固然有刘家王朝正统观念，对刘备之褒扬有加，亦不回避其动辄流泪之虚伪作态;对曹操之奸每有强调，然亦不回避其豪爽大度，这些者是鲁迅早就指出的。此外如孙权之少年用兵，诸将之视死女如归，皆有史家笔法，寓褒贬于叙述之中。
在主题上，突破了王朝正统。这是一部军政治事小说，写武装夺取政权。写打仗大致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打法，两军对垒，三五千人马，摇旗呐喊，好像啦啦队。只让两个大将出阵，大将打赢了，几千人马哄一下就冲过去;大将输了，几千人马哄一下就溃退。大将的武功决定一切。第二种打法，全靠计谋，不管兵力多么悬殊，一个妙计就能打赢。把粮草一断，袁绍就完蛋;把水源一断，马谡就完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奇才奇谋。曹操八十万人马渡江，中了连环计、反间计，全盘皆输。刘备屡战屡败，五易其主，四失妻子，用了一个诸葛亮，就从败中崛起。决定一切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奇才。《三国演义》不是像胡适说的那样只有陋儒陈腐思想，而是有自己的主题—一奇才决定论，奇才的特点乃是奇谋，决定战争的胜负。只要有一二奇谋，哪怕后来就不见了，可是人物个性还是很突出，如徐庶、庞统。“奇才决定论”“奇谋决定论”，可以说是《三国演义》的主题。“陋儒”如王朗，与孔明这样的奇才对阵，还没有开仗，就被孔明念了一篇声讨的散文气死了。
二、曹操形象的深度奥秘
在所有这些人物中，最为成功、最为丰富、最富精神深度的是曹操。可以说，彻底揭示曹操形象的深度奥秘，是解读《三国演义》伟大艺术的钥匙。 《三国演义》并不完全是丑化曹操，以开头而言，就是通过虚构、想象把曹操打出常轨，让他的心理从正面向反面转化.并揭示其转化的心理原因。
开头把曹操美化了一番。《三国志》中，本来是董卓提拔他，他觉得董卓没有前途，逃掉了。而《三国演义》却把他写成一个奋不顾身的义士，热血青年，带刀行刺董卓，不料踩点不实，董卓在镜子中看到了。曹操非常机智，说得了一把宝刀，要献给他老人家，于是董卓被蒙混。正巧，董卓在此前送他一匹好马，他就骑马逃掉了。这是第一番美化曹操。董卓悬赏捉拿。他在中牟县被捕。《三国演义》写曹操慷慨激昂：祖宗世食汉禄，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今事不成，乃天意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时的曹操不愧是一条硬汉子。面临死亡，摆出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姿态。这是第二番美化曹操。没有想到审判他的陈官反而“感其忠义”，亲释其缚。他刚烈的精神居然能感动审判他的人，放弃官场前程，和他一起亡命天涯。这是第三番美化曹操。
后来曹操到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借宿。吕伯奢热情招待，出去打酒。曹操就想：“此人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听到有人在说：“缚起来再杀，怎么样？”他想这帮家伙原来是要杀他，就拔出剑来，不问男女，一连杀死八口。杀到厨房里，发现一头猪被捆在那里，显然是准备杀来招待他的。之后曹操甚至把买酒回来的吕伯奢也杀了，因为怕他会报仇。
这些都是《三国演义》的想象：曹操从一个舍生取义的志士，变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夫。原因是什么呢？心理不健康：多疑。这正是《三国演义》的深刻之处：坏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英雄变来的。罗贯中抓住多疑，把它作为曹操的性格核心，让它来推动情节发展。
更为深刻的是，罗贯中揭示曹操式的多疑，其特点是极端化的狠毒。一般地说，怀疑之为怀疑，特点是不确定，有多种可能性，不一定是善意，但也不一定是极端的恶意。曹操怀疑对方可能有恶意，就不是一般的恶意，而是最极端的要他命的恶意。
最深刻的是，曹操明知错杀了好人一家以后，不但不悔恨，反而干脆把吕伯奢本人也杀了。为了保全自己，错杀了，野蛮了，血腥了，再以更错、更野蛮、更血腥来保全自己。极端的多疑发展到极端的罪恶，曹操的性格就有了特有的恶性循环逻辑。最为深邃而又精彩的是，原始素材中曹操错杀了吕伯奢，说的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还是白言自语，就事论事，而在这里变成“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公开的宣言，成为他对待一切人、一切事的原则，理直气壮，坦然自得。这样的无耻，才令人战栗。
可以想象，在《三国演义》的写作过程中，这完全是神来之笔，灵感突发。这种情况，是艺术达到高度成功才会遇到的。这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后来成为历史的名言。把一个复杂人物的性格逻辑集中到一句话，概括为一句格言，成为曹操丰富而复杂的性格核心，又成为家喻户晓的日常话语，成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共同名称，这是艺术高度成功的表现。在《三国演义》中，达到这样水平的话语不一而足，如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堪有一比。哈姆莱特的故事也是历史的虚构，同样是想象的伟大胜利。
曹操的这种多疑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创造。其实，袁绍也多疑，但是艺術上不如曹操，关键在于作者把多疑作为性格核心贯穿到了曹操的一生。在最为关键的赤壁之战中，他由于多疑，让孔明于大雾之中“借”走了十万支箭。其实，在史料中，原本是孙权的事，孙权偷窥曹操水军，船侧被曹军乱箭射着，有倾侧之虞，权乃命船反转，令另一侧着箭，乃得平衡离去。事情发生在赤壁之战以后八年。在《三国志平话》中则是周瑜的事，周瑜军船被射，乃命张布幔以承箭。得箭之后，命军士高呼谢箭。到了《三国演义》中，增加了诸葛亮料准三日之后大雾，鸣鼓进军。曹操疑其有诈，乃令以箭射往阵脚。遂致诸葛亮的大获全胜。在赤壁之战的紧要关头，又中了反间计，怀疑水军将领蔡瑁、张允背叛，将之斩首。在即将水战前夕，将水军将领处死，临阵换将已经是兵家大忌，何况斩将？
罗贯中的艺术家魄力还在于，不但充分虚构了曹操赤壁败于多疑，而且在晚年又死于多疑。他得了头疾，请来名医华佗医治，华佗说可以用开颅的手术治之，曹操怀疑其害己，乃使其冤死于狱中，导致华佗医术大部分失传。其实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华佗白恃其能，作为行政官员，被视为医者，属于“百T”，不得其志，乃以其妻病为由，请假怠T。曹操对之并非主观多疑，而是派人前往探视，如属实则赏，不实则罚。结果是华佗怠工，被罚入狱，死于狱中。《三国演义》省去华佗怠T，曹操纯粹出于多疑，导致自己死亡。
纷纭无序的史料，经过如此这般的天才虚构，不但使得曹操的性格深邃化了，而且以之将纷纭无序的历史情节贯通为一体，成为《三国演义》情节发展之主干。
这样的人，无耻，且不知耻。这样的人应该是十分可鄙的，可恨的，但就是易中天也坦然承认，他读《三国演义》，觉得曹操虽然是个奸雄，却还可爱。我们读《三国演义》也很着迷，津津有味。对这样一个人，寡廉鲜耻的人，恶人，坏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享受着阅读的快感，赞叹这个艺术形象的精彩，一次阅读还可能留下终生的艺术享受的记忆。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曹操却是一个很丰富、很深刻的人物，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把丑恶人物的内心，他的生存状态，他隐秘的自我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人，不但是恶的，而且是丑的。我们说无私则无畏，在曹操那里却是无耻则无畏。读者之所以读得津津有味，就是惊异于他良好的自我感觉，丑得很自豪，恶得很滋润。丑恶得没有丑恶的感觉，恶心得没有恶心的感觉，这叫作“审丑”。这不是曹操一个人偶然的、孤立的精神病态，而是让我们想起了许多类似的人，这是人性中的一种黑暗。在《三国演义》以前甚至以后，还没有一个作家把人性的这种邪恶表现得这样深邃。阅读曹操是一种集审美、审丑、审恶于—体的令人惊叹的精彩体验。 《三国演义》不但让读者看到这样的丑恶，而且潜在地引导着读者阅读这样的心理奇观，在字里行间，不动声色地让曹操的行为逻辑与读者的良知背道而驰，这在文艺心理学上叫作“情感逆行”，就是一味与读者的情感作对，让读者的良知受到打击，感到诧异、愤怒、痛苦。这就转化为艺术的享受，洞察人性黑暗，是一种痛快，结合着痛感和快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将其叫作“净化”，或者用音译叫作“卡塔西斯”，有人把它翻译成“宣泄”，我看把它理解成“洗礼”也可以。
懂得了這一点，才可能理解曹操形象的三昧。但是光有这些还不足以解释几百年来读者欣赏《三国演义》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者的虚构不同于一般的虚构，不是诗的想象和虚构，而是小说的虚构。小说不同于诗歌，在诗歌中，人物可以心心相印，但是在小说中，如果是心心相印，就没有性格可言了。故小说中，相亲、相近的人物往往心心相错。曹操杀吕伯奢，本来在史料上是一个人于的，如果仅仅是曹操与吕伯奢对立，也未尝不可，但是罗贯中却把八竿子打不着的陈宫拉了进来，为什么？第一，没有陈宫的眼睛看曹操，就没有人斥责其“大不义也”。第二，曹操也没有对象说出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本来极端佩服他的人，对他拉开心理的错位，错位的幅度越大，人物越有个性。第三，后来陈宫甚至想杀了他，但是又没有杀。如果杀了，就不是错位，而是敌对了。从小说艺术来说，错位的幅度递进到完全敌对的程度，人物个性就递减了。同样，曹操中了反间计，也是错位幅度很大。当中夹着一个蒋于，如果蔡瑁、张允真的是通敌，那曹操就是正确处理，蒋干立功，三者之间没有错位。但是，蔡张二人并未通敌，蒋干盗书，曹操明察秋毫，那就没有戏，而现在蒋干上当，而且是上了老同学的当，这是一重错位;蔡张二人并非通敌，曹操出于多疑，仅凭一纸书信，就把二人斩了，曹操与蔡张二人之间错位，蒋干以为立功，实际上造成了大损害，造成第三重错位。最后，如果罗贯中写华佗本来就想害死曹操，曹操将之杀害，则是曹操的英明;但是按罗贯中的写法，华佗本来有可能救活曹操，而曹操将之害死，完全f}{于多疑，让多疑贯穿曹操的整个生命，完成性格上的高度统一。可能罗贯中觉得这样还不够酣畅，在曹操死后，又虚构了司马懿因为多疑而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为多疑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声。
这样的艺术奥秘是潜在的，关键是不要满足于把自己当作读者，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把自己当作作者，不但看作者这样写了，还要分析出作者为什么没有那样写，才能真正洞察《三国演义》的伟大艺术。一味被动接受，不管用多少花样，都可能是隔靴搔痒。
一、“奇才决定论”的主题
易中天教授品三国，品|Ln了一个热潮，他是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来品评的。历史讲究的是真实，材料是真的，就有价值;材料是假的，就没有价值。这个问题并不是他的发明，早在清代，章学诚就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丙辰杂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杂虚辞复，易滋混淆”。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易中夭因此说《三国演义》的虚构“丑化”了曹操，就离谱儿了。颇为吊诡的，第一个把《三国演义》提拔到正统中国文学史的胡适，批评《三国演义》没有文学想象力，只是把《三国志》等的素材凑合了一下，没有多大文学价值;《三国演义》的作者不过是一“陋儒”，没有文学创造才华。
易中天的问题不难回答，历史求真，文学求美，各有价值，这个问题比较肤浅。比较深刻的是胡适的问题，如果没有想象力，那的确可以没有审美价值。但是，要回答胡适的问题，似乎也不难。
从经验上就不难反驳。如果《三国演义》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为什么五六百年来，绝大多数的历史传奇都为群众所淡忘，如《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传》等，独有《三国演义》艺术魅力不减，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朝鲜、日本、越南家喻户晓？就是在T业化时代，一些典故仍旧活在我们口头上：“三顾茅庐”“借东风”“舌战群儒”“挥泪斩马谡”“空城计”“大意失荆州”“走麦城”“既生瑜，何生亮”“赤膊上阵”“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话说曹操，曹操就到”等。这就雄辩地说明了《国演义》文学生命的不朽。
从结构上说，《三国演义》的想象力在中国雄冠一时。其主要素材《三国志》原本就是魏、蜀、吴三个国家三本书，四百多人的传记各白独立，跨度近百年。作者们把分散的传记与《世说新语》、元杂剧、民间宗教传说中的相关故事融会贯通，结构为情节有序的长篇小说，塑造LI_I内涵深厚的人物群像，这样的才华不但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欧美，亦可谓无出其右者。现代文学一百年，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在历史视野和艺术概括力方面与其并肩。胡适的批评完全是把无序的素材混同于艺术想象的有机化了。
从人物塑造上说，《三国演义》总共写了1191人，其中武将436人，文官451人，皇族、后妃、宦官128人，黄巾起义者和少数民族67人，三教九流109人。此外还有几名女性，如貂蝉、孙夫人等，连同没有名字的共60多人。这么多人物在原始素材中是一盘散沙。《三国演义》正是凭着超人的想象力，将之統一为史诗式的英雄谱系，其最核心者，如评点家毛宗岗所说，以曹操、诸葛亮和关公为“三绝”，其实人物性格鲜明的远不止此，周瑜就是第四绝。至少还有吕布、魏延、刘备、张飞、鲁肃、杨修、袁绍、祢衡、孔融、司马懿、吉平、陈宫等，这样的历史英雄谱系长卷空前绝后。其身份虽为军阀，然而《三国演义》刻画出来的却是人的才智和勇力的争雄，精神风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旨虽同而隋各异，志相异而才相重，义重于生死，命悬于家国，精神高下不计成败利钝，青史之名全在智慧武功。作者以空前的气魄，将纷纭的人物以小说的规范作有序安排：以曹操集团的勃兴为核心，此前有袁绍集团的没落，后有刘备集团的崛起、孙权集团的巩固和扩张，四者为顶层情节;众多战将、谋士错综复杂的纠结，为中层情节;每一中层均为顶层情节之果，又成为更为纷纭的从属情节之因，情节层层递进，旁逸斜出。必胜之武，优劣倏忽转化，察敌之谋，胜负瞬息意外。人隋网络交织，千头万绪，云谲波诡，云蒸霞蔚，万涂竞萌。底层又百川归海，回归到顶层，归结为曹操及其子系—统天下的结局。
就思想说，亦非“陋儒”二字可以蔽之。固然有刘家王朝正统观念，对刘备之褒扬有加，亦不回避其动辄流泪之虚伪作态;对曹操之奸每有强调，然亦不回避其豪爽大度，这些者是鲁迅早就指出的。此外如孙权之少年用兵，诸将之视死女如归，皆有史家笔法，寓褒贬于叙述之中。
在主题上，突破了王朝正统。这是一部军政治事小说，写武装夺取政权。写打仗大致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打法，两军对垒，三五千人马，摇旗呐喊，好像啦啦队。只让两个大将出阵，大将打赢了，几千人马哄一下就冲过去;大将输了，几千人马哄一下就溃退。大将的武功决定一切。第二种打法，全靠计谋，不管兵力多么悬殊，一个妙计就能打赢。把粮草一断，袁绍就完蛋;把水源一断，马谡就完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奇才奇谋。曹操八十万人马渡江，中了连环计、反间计，全盘皆输。刘备屡战屡败，五易其主，四失妻子，用了一个诸葛亮，就从败中崛起。决定一切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奇才。《三国演义》不是像胡适说的那样只有陋儒陈腐思想，而是有自己的主题—一奇才决定论，奇才的特点乃是奇谋，决定战争的胜负。只要有一二奇谋，哪怕后来就不见了，可是人物个性还是很突出，如徐庶、庞统。“奇才决定论”“奇谋决定论”，可以说是《三国演义》的主题。“陋儒”如王朗，与孔明这样的奇才对阵，还没有开仗，就被孔明念了一篇声讨的散文气死了。
二、曹操形象的深度奥秘
在所有这些人物中，最为成功、最为丰富、最富精神深度的是曹操。可以说，彻底揭示曹操形象的深度奥秘，是解读《三国演义》伟大艺术的钥匙。 《三国演义》并不完全是丑化曹操，以开头而言，就是通过虚构、想象把曹操打出常轨，让他的心理从正面向反面转化.并揭示其转化的心理原因。
开头把曹操美化了一番。《三国志》中，本来是董卓提拔他，他觉得董卓没有前途，逃掉了。而《三国演义》却把他写成一个奋不顾身的义士，热血青年，带刀行刺董卓，不料踩点不实，董卓在镜子中看到了。曹操非常机智，说得了一把宝刀，要献给他老人家，于是董卓被蒙混。正巧，董卓在此前送他一匹好马，他就骑马逃掉了。这是第一番美化曹操。董卓悬赏捉拿。他在中牟县被捕。《三国演义》写曹操慷慨激昂：祖宗世食汉禄，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今事不成，乃天意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时的曹操不愧是一条硬汉子。面临死亡，摆出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姿态。这是第二番美化曹操。没有想到审判他的陈官反而“感其忠义”，亲释其缚。他刚烈的精神居然能感动审判他的人，放弃官场前程，和他一起亡命天涯。这是第三番美化曹操。
后来曹操到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借宿。吕伯奢热情招待，出去打酒。曹操就想：“此人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听到有人在说：“缚起来再杀，怎么样？”他想这帮家伙原来是要杀他，就拔出剑来，不问男女，一连杀死八口。杀到厨房里，发现一头猪被捆在那里，显然是准备杀来招待他的。之后曹操甚至把买酒回来的吕伯奢也杀了，因为怕他会报仇。
这些都是《三国演义》的想象：曹操从一个舍生取义的志士，变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夫。原因是什么呢？心理不健康：多疑。这正是《三国演义》的深刻之处：坏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英雄变来的。罗贯中抓住多疑，把它作为曹操的性格核心，让它来推动情节发展。
更为深刻的是，罗贯中揭示曹操式的多疑，其特点是极端化的狠毒。一般地说，怀疑之为怀疑，特点是不确定，有多种可能性，不一定是善意，但也不一定是极端的恶意。曹操怀疑对方可能有恶意，就不是一般的恶意，而是最极端的要他命的恶意。
最深刻的是，曹操明知错杀了好人一家以后，不但不悔恨，反而干脆把吕伯奢本人也杀了。为了保全自己，错杀了，野蛮了，血腥了，再以更错、更野蛮、更血腥来保全自己。极端的多疑发展到极端的罪恶，曹操的性格就有了特有的恶性循环逻辑。最为深邃而又精彩的是，原始素材中曹操错杀了吕伯奢，说的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还是白言自语，就事论事，而在这里变成“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公开的宣言，成为他对待一切人、一切事的原则，理直气壮，坦然自得。这样的无耻，才令人战栗。
可以想象，在《三国演义》的写作过程中，这完全是神来之笔，灵感突发。这种情况，是艺术达到高度成功才会遇到的。这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后来成为历史的名言。把一个复杂人物的性格逻辑集中到一句话，概括为一句格言，成为曹操丰富而复杂的性格核心，又成为家喻户晓的日常话语，成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共同名称，这是艺术高度成功的表现。在《三国演义》中，达到这样水平的话语不一而足，如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堪有一比。哈姆莱特的故事也是历史的虚构，同样是想象的伟大胜利。
曹操的这种多疑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创造。其实，袁绍也多疑，但是艺術上不如曹操，关键在于作者把多疑作为性格核心贯穿到了曹操的一生。在最为关键的赤壁之战中，他由于多疑，让孔明于大雾之中“借”走了十万支箭。其实，在史料中，原本是孙权的事，孙权偷窥曹操水军，船侧被曹军乱箭射着，有倾侧之虞，权乃命船反转，令另一侧着箭，乃得平衡离去。事情发生在赤壁之战以后八年。在《三国志平话》中则是周瑜的事，周瑜军船被射，乃命张布幔以承箭。得箭之后，命军士高呼谢箭。到了《三国演义》中，增加了诸葛亮料准三日之后大雾，鸣鼓进军。曹操疑其有诈，乃令以箭射往阵脚。遂致诸葛亮的大获全胜。在赤壁之战的紧要关头，又中了反间计，怀疑水军将领蔡瑁、张允背叛，将之斩首。在即将水战前夕，将水军将领处死，临阵换将已经是兵家大忌，何况斩将？
罗贯中的艺术家魄力还在于，不但充分虚构了曹操赤壁败于多疑，而且在晚年又死于多疑。他得了头疾，请来名医华佗医治，华佗说可以用开颅的手术治之，曹操怀疑其害己，乃使其冤死于狱中，导致华佗医术大部分失传。其实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华佗白恃其能，作为行政官员，被视为医者，属于“百T”，不得其志，乃以其妻病为由，请假怠T。曹操对之并非主观多疑，而是派人前往探视，如属实则赏，不实则罚。结果是华佗怠工，被罚入狱，死于狱中。《三国演义》省去华佗怠T，曹操纯粹出于多疑，导致自己死亡。
纷纭无序的史料，经过如此这般的天才虚构，不但使得曹操的性格深邃化了，而且以之将纷纭无序的历史情节贯通为一体，成为《三国演义》情节发展之主干。
这样的人，无耻，且不知耻。这样的人应该是十分可鄙的，可恨的，但就是易中天也坦然承认，他读《三国演义》，觉得曹操虽然是个奸雄，却还可爱。我们读《三国演义》也很着迷，津津有味。对这样一个人，寡廉鲜耻的人，恶人，坏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享受着阅读的快感，赞叹这个艺术形象的精彩，一次阅读还可能留下终生的艺术享受的记忆。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曹操却是一个很丰富、很深刻的人物，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把丑恶人物的内心，他的生存状态，他隐秘的自我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人，不但是恶的，而且是丑的。我们说无私则无畏，在曹操那里却是无耻则无畏。读者之所以读得津津有味，就是惊异于他良好的自我感觉，丑得很自豪，恶得很滋润。丑恶得没有丑恶的感觉，恶心得没有恶心的感觉，这叫作“审丑”。这不是曹操一个人偶然的、孤立的精神病态，而是让我们想起了许多类似的人，这是人性中的一种黑暗。在《三国演义》以前甚至以后，还没有一个作家把人性的这种邪恶表现得这样深邃。阅读曹操是一种集审美、审丑、审恶于—体的令人惊叹的精彩体验。 《三国演义》不但让读者看到这样的丑恶，而且潜在地引导着读者阅读这样的心理奇观，在字里行间，不动声色地让曹操的行为逻辑与读者的良知背道而驰，这在文艺心理学上叫作“情感逆行”，就是一味与读者的情感作对，让读者的良知受到打击，感到诧异、愤怒、痛苦。这就转化为艺术的享受，洞察人性黑暗，是一种痛快，结合着痛感和快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将其叫作“净化”，或者用音译叫作“卡塔西斯”，有人把它翻译成“宣泄”，我看把它理解成“洗礼”也可以。
懂得了這一点，才可能理解曹操形象的三昧。但是光有这些还不足以解释几百年来读者欣赏《三国演义》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者的虚构不同于一般的虚构，不是诗的想象和虚构，而是小说的虚构。小说不同于诗歌，在诗歌中，人物可以心心相印，但是在小说中，如果是心心相印，就没有性格可言了。故小说中，相亲、相近的人物往往心心相错。曹操杀吕伯奢，本来在史料上是一个人于的，如果仅仅是曹操与吕伯奢对立，也未尝不可，但是罗贯中却把八竿子打不着的陈宫拉了进来，为什么？第一，没有陈宫的眼睛看曹操，就没有人斥责其“大不义也”。第二，曹操也没有对象说出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本来极端佩服他的人，对他拉开心理的错位，错位的幅度越大，人物越有个性。第三，后来陈宫甚至想杀了他，但是又没有杀。如果杀了，就不是错位，而是敌对了。从小说艺术来说，错位的幅度递进到完全敌对的程度，人物个性就递减了。同样，曹操中了反间计，也是错位幅度很大。当中夹着一个蒋于，如果蔡瑁、张允真的是通敌，那曹操就是正确处理，蒋干立功，三者之间没有错位。但是，蔡张二人并未通敌，蒋干盗书，曹操明察秋毫，那就没有戏，而现在蒋干上当，而且是上了老同学的当，这是一重错位;蔡张二人并非通敌，曹操出于多疑，仅凭一纸书信，就把二人斩了，曹操与蔡张二人之间错位，蒋干以为立功，实际上造成了大损害，造成第三重错位。最后，如果罗贯中写华佗本来就想害死曹操，曹操将之杀害，则是曹操的英明;但是按罗贯中的写法，华佗本来有可能救活曹操，而曹操将之害死，完全f}{于多疑，让多疑贯穿曹操的整个生命，完成性格上的高度统一。可能罗贯中觉得这样还不够酣畅，在曹操死后，又虚构了司马懿因为多疑而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为多疑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声。
这样的艺术奥秘是潜在的，关键是不要满足于把自己当作读者，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把自己当作作者，不但看作者这样写了，还要分析出作者为什么没有那样写，才能真正洞察《三国演义》的伟大艺术。一味被动接受，不管用多少花样，都可能是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