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年幼跟随父亲接触过很多收藏家,他们大多是经营贸易的经理老板,或是闻人逸士,只有孙鼎(1908-1977)是例外的,他是唯一一位科技型的企业家,所以他的收藏理念也与一般的收藏家绝然不同。他收藏的有青铜器、甲骨文、印玺、古钱币等,但他不在乎量,而在乎质,他是只求精品的人。所以我父亲常常和他开玩笑说:“孙先生,上海复兴公园门前有一家著名的川菜馆,叫‘洁而精’,而你的收藏可称得上‘少而精’!”
　　正如1946年孙鼎在杨成麒《古泉集拓》中写的那样:“余集泉晚,不能求备,但得一二精品余愿已足。”他自始至终都遵循这个原则,求精不求全。
　　孙鼎,字师匡,幼年丧母,与哥哥孙师白被送往天津,由舅舅周叔弢培养长大。孙鼎的母亲周氏,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周家出了很多精英人士。孙鼎的外曾祖父周馥,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外祖父周学海为清光绪朝进士。舅舅周叔弢是一个著名的大收藏家,在经营实业与从政余暇,不惜重金搜藏古籍善本、敦煌遗书及古玺印章等各类文物。他在1949年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
　　孙鼎另外几个舅舅也非常有名,周季木是金石学家,周今觉是集邮家,有“中国邮王”之称,周明泰为中国戏剧史学家。表弟周一良为著名历史学家……
　　周家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收藏世家,可能与当年天津浓厚的收藏环境不无关系。那时候居住在天津租界里的前清遗老遗少很多,文人雅士收藏古玩的气氛浓厚,所以天津劝业场的古玩买卖非常兴旺。由于孙鼎长期受到舅舅周叔弢的熏陶,在这样的家庭中接受教育成长,所以他在二十多岁就对中国文物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青铜器、甲骨文、印玺等。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开始对收藏中国古钱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为这些古代文物都是他的精神食粮。
　　20世纪50年代初,我就认识了孙鼎先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儒雅。家父对我说:“孙家伯伯是很有学问的人,无论是古今中外,还是天文地理,都能融会贯通。”父亲称他是一位“雅士”,而孙鼎说我父亲是个“儒商”,他们彼此赏识,终于成为无话不谈的终身挚友。
　　孙鼎很喜欢与我父亲聊天,因为他忙于事业,所以他也委托家父收购历代珍钱。他对清代制作精美的雕母钱最感兴趣,尤其是宝泉、宝源等京局之外各省铸造的雕母钱(泉界称此类钱为“外局”雕母钱),因这些钱存世极为有限,十分珍罕。后来,孙鼎在家父的大力支持下,在收藏清代外局雕母钱上非常独到,种类多,珍品多,孤品也不少。
　　孙鼎常约家父到他在南京西路泰兴路办公楼底下的沙利文西餐厅碰面,有时我也会跟着去,尤其父亲从北方收购钱币回来时,他们的见面就特别频繁。在咖啡厅里,父亲会拿出从北京王希贤、骆泽民、李庆裕等处购回的一些钱币给他欣赏,他们边喝咖啡,边聊天,谈得津津有味。孙鼎会从中选择一些他需要的古钱、铜圆。我记得,家父对孙鼎所需要的古钱、铜圆绝不因为他喜爱而开高价,总是参照市场价格以及珍罕程度来合理定价。所以,孙鼎认为价格合情合理,他从不对我父亲还价。我认为,他们两人都具有君子风范。
　　孙鼎常常说,张叔驯、罗伯昭、陈仁涛等人收藏古钱较早,他自己收藏古钱起步较晚,因此他给自己在收藏古钱方面的定位是“求精品”,我父亲认为他的收藏思路是独具风格,是正确的。孙鼎收藏的一些“少而精”的珍钱,也是被泉界赞誉的。
　　孙鼎也收藏有一些极其稀罕的珍贵铜圆。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家父从一位收藏家手中收购到了一枚“江南省造甲辰光绪元宝当制钱二十文”铜圆。家父自青年时代就特别爱好铜圆,这枚铜圆为海内孤品,精美至极,他几十年来从未见过实物,故爱不释手。孙鼎获知后,来到家父店中恳求割让,我父亲看在他们之间的情谊上,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我知道,父亲为这枚“江南省造甲辰光绪元宝当制钱二十文”珍贵铜圆,当时就请助手方鹤林拓制了20份之多!可见我父亲对这枚铜圆的钟爱。
　　现在许多钱币爱好者把收藏的钱币放在密封的塑料盒里,或是“秘藏”在保险箱里,这是一种看得见但摸不着的玩法,是收藏者心理上的满足吧。而孙鼎却不然,他每天随身携带一枚心爱的钱币,系在裤带上,每隔几天换一枚,有空就拿出来把玩一番。他的办公室写字台上除了有机电产品模型外,还有两三件西周青铜器作摆设,他在工作空闲时,也会从身上拿出一枚古钱来看看,喝咖啡吃饭时也会取出来欣赏。有一次,我们在沙利文西餐厅,我看到孙鼎突然从裤袋取出一枚“咸丰重宝当五”雕母钱,对我父亲说:“定祥,你看这枚钱,漂不漂亮?”我父亲说:“这枚钱好极了……”孙鼎听后显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孙鼎确实是一个“爱钱如命”的人。
　　孙鼎和我父亲在钱币拓本上加盖印章都十分讲究,他们两人认为一张好的钱币拓本必须配上一两颗小印章,显得更加高雅。当时,孙鼎都是请名家如童大年、王福庵、吴朴堂等篆刻的,他还配备价格昂贵的朱砂印泥,作为盖章时使用。
　　孙鼎一家原先是住在上海延安西路323弄33号(现上海戏剧学院所在地),邻近美丽园。这是一幢典型的英式大花园洋房,底层有一个大客厅、餐厅等,大客厅可用做舞厅。二楼客厅也很大,房间里面的布置极其讲究,玻璃橱里摆着几件珍贵的古代青铜器外,还有价格昂贵的外国车料玻璃器皿。20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中国泉币学社例会移到他家举行,我曾随家父去他家参加过这种活动,在会议期间,孙鼎的太太和佣人常送上茶水点心。参加者有罗伯昭、沈子槎、郑家相、戴葆庭、赵权之、杨成麒、何雨霖及家父等人。我记得当时也有人在练习簿上做记录,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钱币史料在“文革”中均遭散失。
　　有一天,在聚会期间,孙鼎突然走进书房间,兴致勃勃地拿出了几片大的甲骨文给大家观赏。罗伯昭、郑家相及我父亲饶有兴趣地欣赏、讨论着……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孙鼎一家遭到了很大冲击,他被赶出美丽园的花园洋房,搬到常熟路113弄19号,而我在70年代初迁居到富民路182弄9号,我家弄堂与他家的弄堂有一扇小门相通,步行到他家仅仅两三分钟而已,可谓近在咫尺。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我几乎每周晚上去他家两三次,经常在起。孙鼎有一个习惯,晚饭后散步,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所以我们经常在长乐路、新乐路一带兜圈子,边走边聊,有时就在他家里谈到晚上九、十点钟,他才“同意”我回家。我们之间不但成了谈话的对象,同时结下了忘年之交。在这段时间,我对他的出身、他的家族及早期经历也有所了解。
　　在与孙鼎交往时间长久后,他不仅告诉我他在收藏方面的事情,我还知道他本人及他们家族对我国的民族工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孙鼎告诉我,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孙海岑,曾任两渐总督。由于他幼年双亲早逝,所以与孙师白两兄弟以及姐姐等,均由天津的舅舅周叔弢抚养成人。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他生平的志愿是要在中国创建一个“东方的西门子企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