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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来了，我一天到晚都在等太阳。等了三个月，太阳只来了几天，还都是雾蒙蒙的。没办法，就算这点儿太阳我也应该珍惜。我搬一把椅子坐在阳台上。西边角落有一堆空酒瓶，阳光从那儿开始，折射出明晃晃的影子投在阴暗处。太阳往西走一点，我就把椅子往东挪一下。阳台上还有三盆植物，一个红色晾衣架，一口浇花的铁皮水桶。傍晚时，等到最后一点热气散尽，我收拾凳子进屋。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这样的日子屈指可数。因为太稀奇，我会提前查看天气预报，把有太阳标志的那一天预留出来，总希望那天能干点什么。
十月一个有太阳的下午，我爬上天台。连续下了几天的雨，积压了很多雨水。阳光太好了，我翻动雨篷，想抖掉积水，但我没控制好角度，我听见积水哗的一声流到了楼下，也许是某个阳台。我停下来，不敢动。隔了一会儿，一个女人捶开了我家大门。
“你到底在搞什么？”她朝我大喊，“我刚把被子拿出来挂上，现在全都湿了。”
对不起，我说了很多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晒个被子多不容易吗？等了好多天。”她说的是普通话，也许是北方人。她走的时候都快哭了。
我为自己犯下的大错难受，好像夺走了她的太阳，尤其是她可能来自阳光充足的北方。我才回来不到半年，还没适应这湿冷的天气，而她也许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有一次我开车行驶在雨雾中，收音机里正在采访几个女明星，其中一个很甜的声音说：“我一直想到重庆来，他们都说，重庆是中国的芝加哥。”我没去过芝加哥，不知道那儿是否也整天下雨。我从小只听说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叫雾都。另外一个是伦敦。今年年初我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但本地朋友提醒我，重庆这不是雾霾，只是雾。雾没什么要紧的。
没有太阳，我几乎不怎么出门。我住在六楼，没有电梯，连快递都不愿意爬楼。有时我会下楼买烟。小賣部开到半夜十一点，听老板的口音，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但我们从没有过多的交谈。以前在北京，我抽“中南海”，回来后我决定换个牌子，细一点的“娇子”，再细一点的“黄鹤楼”，现在我抽“蓝色三五”。每次我站在柜台前，犹豫很久，老板耐心地等着我，和我一起打量着烟架，仿佛他对自己的货品也很陌生。他从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应该六十多岁了，喜欢在里屋凑一桌麻将。他婆娘总骂他。
我坐在客厅也能听到麻将声。这是个安静的小区，所以能听到任何细微的响动。早晨是送孩子上学的声音，楼下的轿车启动，挨个开走。整个白天都听到快递或外卖的摩托声，偶尔有几个女人站在路上聊天，她们聊的所有事附近都能听到。她们一边聊一边爬楼，然后进了屋，传来麻将声。麻将也不像以前那么大声了，现在都是机器桌。她们打得很安静。
我的活动范围几乎都在客厅。客厅有两个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分别放着书桌和餐桌。玻璃窗外面是两个阳台。当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时，我就站在阳台上抽一支烟。那时我总能看见对面的人。那栋楼离我太近，我能看见他们的厨房，厨房里总有老太太在做饭，从早做到晚。卧室的窗帘都拉得死死的。天台有两个木亭子，种满了花草，很茂盛，我叫不出名字。到了周末，总有男人在天台整理那些植物。我坐在书桌前，抬头就能看见他。我想对面的人也能看见我，我从不拉窗帘。
天总是很阴沉，也总有雾，衣服晾了几天还是湿的。我坐在书桌那儿，能看见斜对面的山，山上都是树木，冬天也是绿色的，我还没习惯这么冷的绿色。山下是一排高楼，透过楼缝我能看见一座大商场，那儿有一个IMAX影院，霓虹灯一直亮到凌晨。我知道这些高楼背后是一条高速路，再往南，就到了长江。有时我甚至能闻到江水的气味。我对朋友说，这味道是不是很熟悉？他们说，重庆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是不是火锅味？
住进来的时候，我腾出一间卧室，预留给外地的朋友。我想总会有人来。但那间屋子大多时候都空着，如今堆满了杂物。本地朋友偶尔会来吃晚饭，我总是准备很多酒，廉价的酒。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餐桌喝酒，透过落地玻璃，看见对面楼里的人在洗澡。虽然拉上了百叶窗，但还是能依稀辨出一个剪影。
“你说那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
“好像是女的。”她笑道。
“看不出来。但应该很暖和，开了浴霸。”
“所以百叶窗也不保险。”她说。
自那以后我每次洗澡都会检查百叶窗。但我总是睡得很晚，那时附近都漆黑一片，没人会关注我的淋浴间。有时失眠到午夜，我走到客厅抽烟，还能看见对面的厨房开了灯，老太太又开始做饭了。
十月国庆节我第一次住进来，那时屋里堆满了纸箱子，我搭好一张临时的床，睡了一晚，半夜惊醒，突然意识到我离开了北京。到现在，我才住了两个多月，感觉却像住了很多年。很可能是我在屋子里待得太久，时间拉长了。一切都变成了慢动作。在阳台看山，在厨房抽烟，在淋浴间洗澡，我总觉得没什么着急的。
半年前我还没想到会在这儿定居。那时我和朋友来看这个房子，爬到六楼，屋里有一股废弃的味道，很久没人住了。我们推开一扇一扇门，又爬到天台，站在那儿能望见葱郁的山脉，我想我是被那座山打动了。这时有人敲门，谁也不敢动。中介犹豫着开了门，门口站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他们自称住在楼下，说终于听见楼上有人了。他们立即进了屋，朝我打量一番，问我是不是打算买这套房子。我不知如何回答。那女人像侦探一样巡视了屋子里的每个细节，最后站在落地玻璃窗前，自言自语道：“这个房子怕是不好卖哦。”
“怎么了？”我说。
“一直没人住。”她说，“我们有啥子事都找不到人。”
“好像是的。”
“以前装修的时候我就来看过。”她再次环视了一圈，“这种装修，只有异人才会喜欢。”
异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男人正拿着扫帚打扫阳台的落叶，说堵住了，下雨时积水渗到了楼下。没多久，我就买下了这套房子。那时是初夏，天天都有太阳，屋子里还很闷热。阳光照射到房间，地板很亮堂，连灰尘都发光。 二
我曾有过一条狗。十三年前了，那时我住在北京通州。我们总在深夜出门。我和它一起走在小区的石头路上，冬天有雪，留下两串脚印。我喜欢打望那些还亮着灯的房间，有人坐在电脑前，有人独自看电视，也有老人还在厨房收拾，如果窗帘拉得紧，我就想象那屋子正在发生什么。等它拉完屎，我们会在黑暗里找一把椅子坐一会儿，它从此懂得要熬夜。有次工作到半夜，烟抽完了，我和它走出小区，在凌晨两点的大马路上到处寻找烟酒商店。回来时，它突然在街上狂奔，我以为那天我会失去它。
在通州定居的那几年，我正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记者。那儿离市区太远，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有次一个住在后海胡同的朋友到我家，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公交车，他说这是他去过最远的地儿，他是北京人。每周我会进城开一次会，聚餐结束时已是深夜，我就去国贸桥底下拼黑车。一到那儿就会被司机围住，都说马上就走，就缺我一个人。等我坐进车里，发现还得再凑几个人。不过我很享受坐在车里等人的夜晚，不知道谁会和我一起回家。有时是刚加完班的年轻白领，偶尔也会来几个喝醉酒的人。那时通州房价便宜，正是年轻人的定居乐园。
黑车驶出国贸，上了京通高速，我们这些拼车的陌生人一句话不说，默默盯着窗外。到了通州城里，黑车钻进某个小区，放下一个陌生人，接着去另外的小区，再扔掉一个人。我住得最远，总是最后下车。
“不好意思，我先到了。”临下车时，有些陌生人会这么说。
“没关系，我喜欢坐车，你们小区真好。”我说。
我对所有小区都很着迷，尤其是晚上，我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小区瞎走很久。也许我觉得自己在观察生活，像个旁观者，但谁知道呢，可能更多是喜欢偷窥他人。
有一天晚上我和狗在小区散步，回家时发现忘带钥匙。那是个冬夜，凌晨一两点，很冷。我在墙上找到一家开锁电话，谈好价钱，他终于同意过来，嘱咐我打110，说开锁时必须有警察在场。北京一直限养大型犬，我常听到警察抓狗的消息。报纸上有一则新闻，大兴区有人遛狗时碰到了警察，主人迅速解开了绳子，对着他的狗吼道：“快跑！”这个故事没有结局，新闻没说警察是否抓到了那只狗。我打电话叫来朋友，让他带着狗躲在楼下一个黑暗角落。开锁的和派出所的人来了，没有人说话，就像警察带小偷去还原犯罪现场一样，气氛有点紧张，我想主要是我太紧张，担心我的狗突然叫起来。
后来很多年，我在路上看见警车就绕着走。有天傍晚我碰到一个找狗的大妈，她不住在这儿，是从其他小区寻过来的，走了很远的路。整个小区都能听见她的呼喊声：“三德子一，三德子——”我想是警察带走了她的狗。
在通州住了五年后，我决定搬回城里。我住在三环内的一套顶层公寓，八十年代初的老房子，没有电梯。这个院子有一扇单独的大门，门前一间小屋，屋里常驻一个老太太。太阳好的时候，我有时会坐在屋前跟她聊天。她说，你那个单元三楼的老头呢，怎么好久没见他出来遛弯了。她说二楼住着一对老夫妇，儿女住在西边，偶尔回来看看。她认识这栋楼三个单元的所有住户，因为以前都属于中央某部，都是同事。能搬走的都搬了，余下的都是老人。她说她住在三楼，但腿脚不方便啊，很想换到一楼。
“你是买的还是租的？”她说。
“买的。”
“你一个人住？”
“是啊。”
“一个人。”她慢慢站起来，退到门口。“你是外地人吧。”
每天夜里十一点，这扇大铁门就锁住了，每家都有一把钥匙。我从不知道每天是谁锁的大门，老人们那时都应该睡了。铁门上又开了一扇小门，方便晚归的人进出。这个院子不大，停了十几辆车，几个花坛，留出一些小道。刚搬进去时，我不敢带狗离开这院子。外面的街道很喧闹，也许随时都能碰到警察。观察了一个月后，我开始在凌晨两点下楼，牵着狗穿过小门，警惕地走在马路上。我们经过7-11便利店，一家通宵营业的韩国餐馆，过了十字路口，穿过亮马河上的那座桥，就到了北京的使馆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儿很安全。再往南，就是三里屯了。
我从未住过离市中心这么近的地方。我也没见过有人牵着大狗在街上晃荡。但越危险可能越安全。我们沿着河边散步，几乎碰不到任何人。我想如果碰到警察，即便我放开绳子，它也跑不了多远，可能会被车撞死。有时我会故意穿得很邋遢，真要遇到警察询问，我打算告诉他们，我在帮别人遛狗，那是个住在外交公寓的外国人。我觉得他们不会难为一个外国人的狗。虽然这个谎扯得有点荒谬，但我也没想好其他措辞。三个月后，我就把狗托付给朋友了，他住在一栋带电梯的小区。我想它那时七八岁，正逐渐变老。
我常骑车去看它，沿着东三环往南，一直骑到双井。我借来一辆捷安特，黄色山地车，骑久了屁股痛，所以我总是站着骑。我也骑车去杂志社上班，每个月总有几天会在那儿待到凌晨。和同事出来，他们分头打车，我走到自行车停靠点，那儿几乎只剩下我这一辆车。我觉得它太显眼，迟早有一天会被偷走，每次都像捡回来了。然后我慢吞吞地骑回家，两边都是沉寂的旧小区，尤其是冬天，像回到了电影里的老北京。穿过东大桥，工人体育场东路，就到了三里屯，这时我会停下来在路边休息，看看那些从酒吧出来的醉鬼。如果时间很晚，我还能看到收拾空酒瓶的人，扫地的清洁工。天渐渐亮了。
2017年冬天，也許是想逃离人群，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我搬到了燕郊。那儿比通州还远，远很多，事实上在河北了。我住在一楼，带了个大院子，长满野草。我的狗已经爬不了楼，一直住在朋友那儿。我把它接回家，我觉得它快死了。只要有太阳，我就把它抱到院子里，它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挪，再朝我看看。它死在大年三十那天早上，就在我隔壁那个小区的一栋高层公寓里。我不该在春节回家过年的，否则我不会寄养它。
春天的时候，我辞职离开了北京。我开着一辆福克斯，从北京往南，在浙江南部转了一圈，沿着长江回了重庆。九月，我找了一辆长途搬家大卡车，装上所有家当，从燕郊运回了现在的房子。有些家具送了人，还有些留给了房东，但仍然有几十个纸箱子堆满了客厅。搬家的那天傍晚，又有人敲门。 门口站着楼下的那个男人。他礼貌地问我能否进来，我说当然可以，随便随便。他很高兴这套房子终于住了人，问我从哪儿来。我说我是重庆人，但一直在北京，现在打算回来了。他转完所有房间，回到客厅，盯着这一堆纸箱，说：“还是回来好。”
“是啊。”
“回来工作吗？”
“不是。”我犹豫着，“还不知道。”
三
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终于出了一天太阳。朋友说过来看看，我们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他说，好久没这样坐着了，什么事也不想。那是十月中旬，我已经收拾好家当，整洁一新。但楼顶的天台还没有完全弄好。这房子以前的主人也许是佛教徒，阳台上立着一尊巨大的石膏佛像，我也搬到了天台。卧室外的露台有个铁楼梯，从那儿可以爬到天台，之前一片荒芜，但能看到风景，环视周围的高楼、公园以及那座大山。朋友说，你在天台搞个屋顶花园吧。
这小区的楼顶都是屋顶花园。有人搭建了玻璃屋，有的喜欢木亭子，铺地板砖，也有人种菜。但我这栋楼的天台几乎都空着，只有另一端的那家人，搭了个木头屋子。我常看见一对老年夫妇出入。我父亲认为他们就住在那个木屋里，儿女住在楼下。我不信。那个木屋夏天太热，冬天很冷，再说谁会让父母住在天台上？父亲说，装个空调就可以了。
我只想在天台搭个棚子，夏天乘凉喝酒。但这是个大工程，还得重新做一遍防水。這栋楼建了有十几年，渗水厉害，客厅和卧室的墙壁都湿了。我买了个小型吊机，把装修材料从一楼的花圃中吊上来。装修队开工的第一天，我接到了物业的电话：“老师你好，有人举报了。你们是不是要盖个违章建筑？”
我说不会的，我没那个打算。
“那就好。”物业说，“还是小心点，这小区的业主是出了名的，会打电话到有关部门。”
我挂了电话，站在天台上，朝四周看了看，不知道哪个窗户后面藏着一对眼睛。后来我才明白，在这儿干很多事都躲不过这些眼睛，我自己的眼睛也藏在玻璃窗后。我知道对面那栋楼六层有家人每天都会打麻将，其中一个麻友是我这栋楼三层的住户，她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退休后在这儿带孙子。她每天早晨送孙子去上学，下午打麻将，周末去俱乐部跳舞。有时我们在楼道碰见，她关切地问我，你爱人回来没？我还知道附近有一家人周末喜欢在家唱卡拉OK，唱革命歌曲，整个小区都能听见。我曾试着找到源头，但声音这事儿太捉摸不定了。
有天深夜我把车停在了楼下单元的入口处，第二天收到一张纸条，手写几行字：“停车太没素质，好狗不挡道，傻×。”这是我的错。那张纸条如今粘在我家进门处，提醒我一切都要小心为上。我开着一辆京牌车，是个闯入者。
装修施工队也要很小心。小区大门刷指纹进入。如果保安认为你的样子像个装修工人，会让你登记，再交50元押金，办一张出入证。如果你来看望我，保安会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姓江的先生找你，确认一下？我说好，他是来找我的。后来他们不给我打电话了，打给我母亲。我父母住得离这儿不远，有时我会回家吃晚饭，母亲说，又有个女同学去找你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给物业打电话，说下次直接跟我联系。他们说，你的电话号码是北京的，打不了长途。
“那怎么办？”我尽量保持平静，“现在，你们和我妈都知道我的私生活了。”
“老师，这是规定，我们也没办法。”
“我是住进监狱了？”我的声音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
“老师，别着急。”电话那头的女管家沉默了片刻，“给您开个先例，下次只要报您的名字就可以进来。”
我的名字现在叫“谢老师”。所有人都叫我老师。粉刷匠、泥水工、焊工、吊工、油漆工、木匠，这些老师也叫我老师。他们总是早上八点到楼下，八点半上楼，准时施工，中午十二点就不能干活了，我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午休时，他们东倒西歪坐在屋里看手机。傍晚六点半必须收工。有一次，天台需要铺水泥地面，怕第二天下雨，我们决定连夜干完，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刷一遍。泥水工对我说：“老师，我们住得太远了，没得办法，今天怕是要在你这儿歇一晚。”我说没问题，我还有一张空床，另外一个泥水工师傅睡沙发。“老师，我还有些工具在家里，得回去取哦。”我说没问题，你住哪儿？
晚上九点我开车带他们回家。驶入绕城高速后，他们说还是开车快，比摩托车快。我已经很久没去过沙坪坝了，那儿到处都是高架桥和单行道，对我来说就像个迷宫。“老师，你这个车从北京开回来的？车牌有点可惜哦。”我说是啊，是可惜。“老师，你啷个要回来嘛？”我说想家了。“也是，还是回来好。”
他们提着工具袋走过来，打开后备厢放进去，上了车。“老师，走。”
深夜十二点，我们三个还坐在客厅的餐桌旁，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没想到第二个住进这房子的人会是他们。那个爱说话的泥水工，姓张，年纪和我差不多，是主事儿的，另外一个快六十岁了，一直很沉默。
“要不要喝点酒？”我说。
“算了，—会儿还得干活。”张师傅说。
“不好意思，我家也没电视，要不打牌？”
“算了。”
玻璃窗外，对面楼的厨房还亮着灯。我们各自看着手机。半个小时后，我爬到天台看了看地面，还没干透。也许得等到凌晨四点才能再铺水泥了。我拿出被褥，在次卧和沙发上铺好，说不如先睡一会儿，时间还早。“要得。”张师傅直接去了次卧，但那个老师傅还坐在餐桌旁。他正在抽烟，说再等会儿。我洗漱回来，他还坐在那儿，面前摊开了一本书。我猜那是从我书架上随便抽出的一本。他说：“老师你先睡，等铺完这一遍水泥我再睡。”餐桌上有个小台灯，他双手抬着书，尽量靠近灯罩底下。我瞟了一眼封面，他随手拿出的书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四
天台竣工后，雨停了，但也没有太阳。空气湿冷，阴云密布。起初我觉得这是下雨的前兆，但时间一久，我知道这儿的天气就这样了。这房子是装了地暖的，但我还没试过。几天后，我发现客厅的地面一半热，一半冷。书桌是热的，餐桌是冷的。即便是正午，这屋子仍像是傍晚。我几乎不给植物浇水，太湿了，但我总是在喝水，除了水就是酒。有一天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根狗毛，也许是夹在书里从北京跟过来的。我呆了片刻，扔到了垃圾桶。
这样的日子屈指可数。因为太稀奇，我会提前查看天气预报，把有太阳标志的那一天预留出来，总希望那天能干点什么。
十月一个有太阳的下午，我爬上天台。连续下了几天的雨，积压了很多雨水。阳光太好了，我翻动雨篷，想抖掉积水，但我没控制好角度，我听见积水哗的一声流到了楼下，也许是某个阳台。我停下来，不敢动。隔了一会儿，一个女人捶开了我家大门。
“你到底在搞什么？”她朝我大喊，“我刚把被子拿出来挂上，现在全都湿了。”
对不起，我说了很多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晒个被子多不容易吗？等了好多天。”她说的是普通话，也许是北方人。她走的时候都快哭了。
我为自己犯下的大错难受，好像夺走了她的太阳，尤其是她可能来自阳光充足的北方。我才回来不到半年，还没适应这湿冷的天气，而她也许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有一次我开车行驶在雨雾中，收音机里正在采访几个女明星，其中一个很甜的声音说：“我一直想到重庆来，他们都说，重庆是中国的芝加哥。”我没去过芝加哥，不知道那儿是否也整天下雨。我从小只听说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叫雾都。另外一个是伦敦。今年年初我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但本地朋友提醒我，重庆这不是雾霾，只是雾。雾没什么要紧的。
没有太阳，我几乎不怎么出门。我住在六楼，没有电梯，连快递都不愿意爬楼。有时我会下楼买烟。小賣部开到半夜十一点，听老板的口音，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但我们从没有过多的交谈。以前在北京，我抽“中南海”，回来后我决定换个牌子，细一点的“娇子”，再细一点的“黄鹤楼”，现在我抽“蓝色三五”。每次我站在柜台前，犹豫很久，老板耐心地等着我，和我一起打量着烟架，仿佛他对自己的货品也很陌生。他从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应该六十多岁了，喜欢在里屋凑一桌麻将。他婆娘总骂他。
我坐在客厅也能听到麻将声。这是个安静的小区，所以能听到任何细微的响动。早晨是送孩子上学的声音，楼下的轿车启动，挨个开走。整个白天都听到快递或外卖的摩托声，偶尔有几个女人站在路上聊天，她们聊的所有事附近都能听到。她们一边聊一边爬楼，然后进了屋，传来麻将声。麻将也不像以前那么大声了，现在都是机器桌。她们打得很安静。
我的活动范围几乎都在客厅。客厅有两个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分别放着书桌和餐桌。玻璃窗外面是两个阳台。当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时，我就站在阳台上抽一支烟。那时我总能看见对面的人。那栋楼离我太近，我能看见他们的厨房，厨房里总有老太太在做饭，从早做到晚。卧室的窗帘都拉得死死的。天台有两个木亭子，种满了花草，很茂盛，我叫不出名字。到了周末，总有男人在天台整理那些植物。我坐在书桌前，抬头就能看见他。我想对面的人也能看见我，我从不拉窗帘。
天总是很阴沉，也总有雾，衣服晾了几天还是湿的。我坐在书桌那儿，能看见斜对面的山，山上都是树木，冬天也是绿色的，我还没习惯这么冷的绿色。山下是一排高楼，透过楼缝我能看见一座大商场，那儿有一个IMAX影院，霓虹灯一直亮到凌晨。我知道这些高楼背后是一条高速路，再往南，就到了长江。有时我甚至能闻到江水的气味。我对朋友说，这味道是不是很熟悉？他们说，重庆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是不是火锅味？
住进来的时候，我腾出一间卧室，预留给外地的朋友。我想总会有人来。但那间屋子大多时候都空着，如今堆满了杂物。本地朋友偶尔会来吃晚饭，我总是准备很多酒，廉价的酒。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餐桌喝酒，透过落地玻璃，看见对面楼里的人在洗澡。虽然拉上了百叶窗，但还是能依稀辨出一个剪影。
“你说那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
“好像是女的。”她笑道。
“看不出来。但应该很暖和，开了浴霸。”
“所以百叶窗也不保险。”她说。
自那以后我每次洗澡都会检查百叶窗。但我总是睡得很晚，那时附近都漆黑一片，没人会关注我的淋浴间。有时失眠到午夜，我走到客厅抽烟，还能看见对面的厨房开了灯，老太太又开始做饭了。
十月国庆节我第一次住进来，那时屋里堆满了纸箱子，我搭好一张临时的床，睡了一晚，半夜惊醒，突然意识到我离开了北京。到现在，我才住了两个多月，感觉却像住了很多年。很可能是我在屋子里待得太久，时间拉长了。一切都变成了慢动作。在阳台看山，在厨房抽烟，在淋浴间洗澡，我总觉得没什么着急的。
半年前我还没想到会在这儿定居。那时我和朋友来看这个房子，爬到六楼，屋里有一股废弃的味道，很久没人住了。我们推开一扇一扇门，又爬到天台，站在那儿能望见葱郁的山脉，我想我是被那座山打动了。这时有人敲门，谁也不敢动。中介犹豫着开了门，门口站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他们自称住在楼下，说终于听见楼上有人了。他们立即进了屋，朝我打量一番，问我是不是打算买这套房子。我不知如何回答。那女人像侦探一样巡视了屋子里的每个细节，最后站在落地玻璃窗前，自言自语道：“这个房子怕是不好卖哦。”
“怎么了？”我说。
“一直没人住。”她说，“我们有啥子事都找不到人。”
“好像是的。”
“以前装修的时候我就来看过。”她再次环视了一圈，“这种装修，只有异人才会喜欢。”
异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男人正拿着扫帚打扫阳台的落叶，说堵住了，下雨时积水渗到了楼下。没多久，我就买下了这套房子。那时是初夏，天天都有太阳，屋子里还很闷热。阳光照射到房间，地板很亮堂，连灰尘都发光。 二
我曾有过一条狗。十三年前了，那时我住在北京通州。我们总在深夜出门。我和它一起走在小区的石头路上，冬天有雪，留下两串脚印。我喜欢打望那些还亮着灯的房间，有人坐在电脑前，有人独自看电视，也有老人还在厨房收拾，如果窗帘拉得紧，我就想象那屋子正在发生什么。等它拉完屎，我们会在黑暗里找一把椅子坐一会儿，它从此懂得要熬夜。有次工作到半夜，烟抽完了，我和它走出小区，在凌晨两点的大马路上到处寻找烟酒商店。回来时，它突然在街上狂奔，我以为那天我会失去它。
在通州定居的那几年，我正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记者。那儿离市区太远，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有次一个住在后海胡同的朋友到我家，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公交车，他说这是他去过最远的地儿，他是北京人。每周我会进城开一次会，聚餐结束时已是深夜，我就去国贸桥底下拼黑车。一到那儿就会被司机围住，都说马上就走，就缺我一个人。等我坐进车里，发现还得再凑几个人。不过我很享受坐在车里等人的夜晚，不知道谁会和我一起回家。有时是刚加完班的年轻白领，偶尔也会来几个喝醉酒的人。那时通州房价便宜，正是年轻人的定居乐园。
黑车驶出国贸，上了京通高速，我们这些拼车的陌生人一句话不说，默默盯着窗外。到了通州城里，黑车钻进某个小区，放下一个陌生人，接着去另外的小区，再扔掉一个人。我住得最远，总是最后下车。
“不好意思，我先到了。”临下车时，有些陌生人会这么说。
“没关系，我喜欢坐车，你们小区真好。”我说。
我对所有小区都很着迷，尤其是晚上，我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小区瞎走很久。也许我觉得自己在观察生活，像个旁观者，但谁知道呢，可能更多是喜欢偷窥他人。
有一天晚上我和狗在小区散步，回家时发现忘带钥匙。那是个冬夜，凌晨一两点，很冷。我在墙上找到一家开锁电话，谈好价钱，他终于同意过来，嘱咐我打110，说开锁时必须有警察在场。北京一直限养大型犬，我常听到警察抓狗的消息。报纸上有一则新闻，大兴区有人遛狗时碰到了警察，主人迅速解开了绳子，对着他的狗吼道：“快跑！”这个故事没有结局，新闻没说警察是否抓到了那只狗。我打电话叫来朋友，让他带着狗躲在楼下一个黑暗角落。开锁的和派出所的人来了，没有人说话，就像警察带小偷去还原犯罪现场一样，气氛有点紧张，我想主要是我太紧张，担心我的狗突然叫起来。
后来很多年，我在路上看见警车就绕着走。有天傍晚我碰到一个找狗的大妈，她不住在这儿，是从其他小区寻过来的，走了很远的路。整个小区都能听见她的呼喊声：“三德子一，三德子——”我想是警察带走了她的狗。
在通州住了五年后，我决定搬回城里。我住在三环内的一套顶层公寓，八十年代初的老房子，没有电梯。这个院子有一扇单独的大门，门前一间小屋，屋里常驻一个老太太。太阳好的时候，我有时会坐在屋前跟她聊天。她说，你那个单元三楼的老头呢，怎么好久没见他出来遛弯了。她说二楼住着一对老夫妇，儿女住在西边，偶尔回来看看。她认识这栋楼三个单元的所有住户，因为以前都属于中央某部，都是同事。能搬走的都搬了，余下的都是老人。她说她住在三楼，但腿脚不方便啊，很想换到一楼。
“你是买的还是租的？”她说。
“买的。”
“你一个人住？”
“是啊。”
“一个人。”她慢慢站起来，退到门口。“你是外地人吧。”
每天夜里十一点，这扇大铁门就锁住了，每家都有一把钥匙。我从不知道每天是谁锁的大门，老人们那时都应该睡了。铁门上又开了一扇小门，方便晚归的人进出。这个院子不大，停了十几辆车，几个花坛，留出一些小道。刚搬进去时，我不敢带狗离开这院子。外面的街道很喧闹，也许随时都能碰到警察。观察了一个月后，我开始在凌晨两点下楼，牵着狗穿过小门，警惕地走在马路上。我们经过7-11便利店，一家通宵营业的韩国餐馆，过了十字路口，穿过亮马河上的那座桥，就到了北京的使馆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儿很安全。再往南，就是三里屯了。
我从未住过离市中心这么近的地方。我也没见过有人牵着大狗在街上晃荡。但越危险可能越安全。我们沿着河边散步，几乎碰不到任何人。我想如果碰到警察，即便我放开绳子，它也跑不了多远，可能会被车撞死。有时我会故意穿得很邋遢，真要遇到警察询问，我打算告诉他们，我在帮别人遛狗，那是个住在外交公寓的外国人。我觉得他们不会难为一个外国人的狗。虽然这个谎扯得有点荒谬，但我也没想好其他措辞。三个月后，我就把狗托付给朋友了，他住在一栋带电梯的小区。我想它那时七八岁，正逐渐变老。
我常骑车去看它，沿着东三环往南，一直骑到双井。我借来一辆捷安特，黄色山地车，骑久了屁股痛，所以我总是站着骑。我也骑车去杂志社上班，每个月总有几天会在那儿待到凌晨。和同事出来，他们分头打车，我走到自行车停靠点，那儿几乎只剩下我这一辆车。我觉得它太显眼，迟早有一天会被偷走，每次都像捡回来了。然后我慢吞吞地骑回家，两边都是沉寂的旧小区，尤其是冬天，像回到了电影里的老北京。穿过东大桥，工人体育场东路，就到了三里屯，这时我会停下来在路边休息，看看那些从酒吧出来的醉鬼。如果时间很晚，我还能看到收拾空酒瓶的人，扫地的清洁工。天渐渐亮了。
2017年冬天，也許是想逃离人群，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我搬到了燕郊。那儿比通州还远，远很多，事实上在河北了。我住在一楼，带了个大院子，长满野草。我的狗已经爬不了楼，一直住在朋友那儿。我把它接回家，我觉得它快死了。只要有太阳，我就把它抱到院子里，它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挪，再朝我看看。它死在大年三十那天早上，就在我隔壁那个小区的一栋高层公寓里。我不该在春节回家过年的，否则我不会寄养它。
春天的时候，我辞职离开了北京。我开着一辆福克斯，从北京往南，在浙江南部转了一圈，沿着长江回了重庆。九月，我找了一辆长途搬家大卡车，装上所有家当，从燕郊运回了现在的房子。有些家具送了人，还有些留给了房东，但仍然有几十个纸箱子堆满了客厅。搬家的那天傍晚，又有人敲门。 门口站着楼下的那个男人。他礼貌地问我能否进来，我说当然可以，随便随便。他很高兴这套房子终于住了人，问我从哪儿来。我说我是重庆人，但一直在北京，现在打算回来了。他转完所有房间，回到客厅，盯着这一堆纸箱，说：“还是回来好。”
“是啊。”
“回来工作吗？”
“不是。”我犹豫着，“还不知道。”
三
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终于出了一天太阳。朋友说过来看看，我们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他说，好久没这样坐着了，什么事也不想。那是十月中旬，我已经收拾好家当，整洁一新。但楼顶的天台还没有完全弄好。这房子以前的主人也许是佛教徒，阳台上立着一尊巨大的石膏佛像，我也搬到了天台。卧室外的露台有个铁楼梯，从那儿可以爬到天台，之前一片荒芜，但能看到风景，环视周围的高楼、公园以及那座大山。朋友说，你在天台搞个屋顶花园吧。
这小区的楼顶都是屋顶花园。有人搭建了玻璃屋，有的喜欢木亭子，铺地板砖，也有人种菜。但我这栋楼的天台几乎都空着，只有另一端的那家人，搭了个木头屋子。我常看见一对老年夫妇出入。我父亲认为他们就住在那个木屋里，儿女住在楼下。我不信。那个木屋夏天太热，冬天很冷，再说谁会让父母住在天台上？父亲说，装个空调就可以了。
我只想在天台搭个棚子，夏天乘凉喝酒。但这是个大工程，还得重新做一遍防水。這栋楼建了有十几年，渗水厉害，客厅和卧室的墙壁都湿了。我买了个小型吊机，把装修材料从一楼的花圃中吊上来。装修队开工的第一天，我接到了物业的电话：“老师你好，有人举报了。你们是不是要盖个违章建筑？”
我说不会的，我没那个打算。
“那就好。”物业说，“还是小心点，这小区的业主是出了名的，会打电话到有关部门。”
我挂了电话，站在天台上，朝四周看了看，不知道哪个窗户后面藏着一对眼睛。后来我才明白，在这儿干很多事都躲不过这些眼睛，我自己的眼睛也藏在玻璃窗后。我知道对面那栋楼六层有家人每天都会打麻将，其中一个麻友是我这栋楼三层的住户，她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退休后在这儿带孙子。她每天早晨送孙子去上学，下午打麻将，周末去俱乐部跳舞。有时我们在楼道碰见，她关切地问我，你爱人回来没？我还知道附近有一家人周末喜欢在家唱卡拉OK，唱革命歌曲，整个小区都能听见。我曾试着找到源头，但声音这事儿太捉摸不定了。
有天深夜我把车停在了楼下单元的入口处，第二天收到一张纸条，手写几行字：“停车太没素质，好狗不挡道，傻×。”这是我的错。那张纸条如今粘在我家进门处，提醒我一切都要小心为上。我开着一辆京牌车，是个闯入者。
装修施工队也要很小心。小区大门刷指纹进入。如果保安认为你的样子像个装修工人，会让你登记，再交50元押金，办一张出入证。如果你来看望我，保安会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姓江的先生找你，确认一下？我说好，他是来找我的。后来他们不给我打电话了，打给我母亲。我父母住得离这儿不远，有时我会回家吃晚饭，母亲说，又有个女同学去找你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给物业打电话，说下次直接跟我联系。他们说，你的电话号码是北京的，打不了长途。
“那怎么办？”我尽量保持平静，“现在，你们和我妈都知道我的私生活了。”
“老师，这是规定，我们也没办法。”
“我是住进监狱了？”我的声音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
“老师，别着急。”电话那头的女管家沉默了片刻，“给您开个先例，下次只要报您的名字就可以进来。”
我的名字现在叫“谢老师”。所有人都叫我老师。粉刷匠、泥水工、焊工、吊工、油漆工、木匠，这些老师也叫我老师。他们总是早上八点到楼下，八点半上楼，准时施工，中午十二点就不能干活了，我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午休时，他们东倒西歪坐在屋里看手机。傍晚六点半必须收工。有一次，天台需要铺水泥地面，怕第二天下雨，我们决定连夜干完，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刷一遍。泥水工对我说：“老师，我们住得太远了，没得办法，今天怕是要在你这儿歇一晚。”我说没问题，我还有一张空床，另外一个泥水工师傅睡沙发。“老师，我还有些工具在家里，得回去取哦。”我说没问题，你住哪儿？
晚上九点我开车带他们回家。驶入绕城高速后，他们说还是开车快，比摩托车快。我已经很久没去过沙坪坝了，那儿到处都是高架桥和单行道，对我来说就像个迷宫。“老师，你这个车从北京开回来的？车牌有点可惜哦。”我说是啊，是可惜。“老师，你啷个要回来嘛？”我说想家了。“也是，还是回来好。”
他们提着工具袋走过来，打开后备厢放进去，上了车。“老师，走。”
深夜十二点，我们三个还坐在客厅的餐桌旁，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没想到第二个住进这房子的人会是他们。那个爱说话的泥水工，姓张，年纪和我差不多，是主事儿的，另外一个快六十岁了，一直很沉默。
“要不要喝点酒？”我说。
“算了，—会儿还得干活。”张师傅说。
“不好意思，我家也没电视，要不打牌？”
“算了。”
玻璃窗外，对面楼的厨房还亮着灯。我们各自看着手机。半个小时后，我爬到天台看了看地面，还没干透。也许得等到凌晨四点才能再铺水泥了。我拿出被褥，在次卧和沙发上铺好，说不如先睡一会儿，时间还早。“要得。”张师傅直接去了次卧，但那个老师傅还坐在餐桌旁。他正在抽烟，说再等会儿。我洗漱回来，他还坐在那儿，面前摊开了一本书。我猜那是从我书架上随便抽出的一本。他说：“老师你先睡，等铺完这一遍水泥我再睡。”餐桌上有个小台灯，他双手抬着书，尽量靠近灯罩底下。我瞟了一眼封面，他随手拿出的书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四
天台竣工后，雨停了，但也没有太阳。空气湿冷，阴云密布。起初我觉得这是下雨的前兆，但时间一久，我知道这儿的天气就这样了。这房子是装了地暖的，但我还没试过。几天后，我发现客厅的地面一半热，一半冷。书桌是热的，餐桌是冷的。即便是正午，这屋子仍像是傍晚。我几乎不给植物浇水，太湿了，但我总是在喝水，除了水就是酒。有一天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根狗毛，也许是夹在书里从北京跟过来的。我呆了片刻，扔到了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