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其人口中的百分之一——即收入最高的那1％的人群——正在沦为“千夫所指”，这实在有些令人吃惊。
　　在美国，能够入选1％的标准，是在2006年时家庭收入至少为38.6万美元。在公众眼中，能够达到标准的，大多是寡廉鲜耻的公司高管、贪得无厌的银行家，以及大搞内幕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看看那些坚持进步主义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读者会觉得，美国当前的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只需向这些人征税，然后再分配给每个人。
　　当然，这种感觉背后的观点是：这些人的收入来路不正，是通过布什时代的减税、失灵的公司治理体系以及充满利益冲突的金融体系获得的。他们不属于勤劳致富的类型，因此强迫其把钱吐出来也没什么坏处。这种观点有现实基础，比如，对于金融行业的公司们来说，给予高管们的奖赏实在是太过慷慨了。
　　但是，这一观点的简单粗暴，实在令人颇为担心。比如，它忽略了许多真正富有的人是企业家这一事实。类似地，这一观点还忽视了富翁之中有很多是体育和娱乐明星，更不乏医生、律师、咨询顾问以及坚持进步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换句话说，当今的富人阶层更有可能是劳动者，而不是作者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
　　然而，一个被忽视的重要事实或许是：尽管这一阶层最为明显，但收入不平等性的恶化，并不局限于收入最高阶层。学术研究表明，美国和其他地区收入最高的10％的人，其与中等收入者的差距也在拉大。对于进步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这显然是个不太美妙的事实。“我们是90％”这样的说法，远没有“我们是99％”那么给力。而对某些抗议者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实。
　　也许问题最大的地方在于：某些并非有利于富翁阶层的因素，大大助长了不平等性恶化的趋势，这些因素包括教育和技能培训。诚然，文凭并非工作的唯一敲门砖，现如今的新晋毕业生，特别是层次较低的毕业生，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工作，因为他们要与同样没有工作但有经验的工人竞争。但尽管如此，拥有学位者的失业率，还是要比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人低三分之一。
　　位于收入阶梯前10％与后50％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拥有一个至两个学位，而后者通常没有学位。技术变迁及全球竞争，已经使没有良好技能的美国工人根本无法找到好工作。
　　但是，承认“教育和技能培养体系的崩溃，应该对普通人所经历的不平等性恶化负有很大责任”这一事实，会破坏为数众多的民粹主义者将收入不均的原因归结到巨富阶层身上的计划。修正教育并非一两天就能完成的，自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开始，历任美国总统都曾呼吁进行教育改革，但收效甚微。相反，将矛头指向无辜的1％，则会立即起到效果。
　　美国曾尝试快速对收入不均状况进行调整。在过去的十年里，收入不平等性恶化得很快，但消费不平等性则否。原因就在于宽松的信用，特别是次级按揭贷款，能让穷人过上与邻居们相当的生活，但最终的结局绝非喜剧。
　　美国必须让劳动人口提高与企业提供的职位相关的技能，这样才能改善平等性。不少措施都有助于这一目标，包括改善社区的教育观念、改革学校、让社区学院和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与当地企业需求相匹配、降低高等教育负担等。
　　所有这些都不容易，也不可能很快见效，其中一些还要求较多的资源投入。消除低效支出，特别是低效的税收补贴，能够为这些措施筹集一些资金，但归根结底还需要更多的税收。富人阶层当然付得起更高的税收，但如果政府对富人增税，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改善所有人的机会上，而不是将增税视为对假想中不劳而获的富人阶层的惩罚措施。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