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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从经济改革开始,通过社会改革突破,向政治改革深入,政府工作报告隐现新十年改革路线。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被多次掌声打断。近两万字的报告先后65次提及“改革”。温家宝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将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下仍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
“这向全国人民释放了改革的重要信号。”全国人大代表、辽宁丹东市长赵连生回忆他当时的第一反应。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新政”路线初露端倪,下一步将会突出社会体制改革。
危机倒逼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新一轮改革的推进,更多源于现实问题的倒逼。
“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让中国下定决心转变。”赵连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中国虽已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最低谷,但过程并不轻松。仅靠经济刺激方案、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贷绝非长远之计。一些深层次矛盾,尤其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与发展方式的不科学,也在危机中暴露。不抓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环境破坏等问题迟早危及中国经济。
“30多年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把重点放在GDP增长上,这带来一系列发展代价。”周瑞金认为,旧有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贫富差距拉大,贪腐不断。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对政府执政能力构成严峻的考验。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花样不断翻新。”周瑞金表示,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与会的代表也敏感觉察到改革的信号:实行了60年的城乡二元体制今年也许将出现制度层面的松动,《选举法》的修改,也有望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投票权。
三步走?
与发展分步进行一样,学界对中国改革也有一个三步走的设想。
周瑞金说,第一步,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从1978年到2008年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步,大体要花1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从2010年到2025年,要进行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
而第三步,周瑞金认为,从2025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为政治体制改革阶段,“大概花25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只是各个阶段的重点不同。周瑞金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产生的比如社会民生问题——住房难、读书难、看病贵、就业难,要在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来加以解决。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在周瑞金看来,现在要花15年时间进行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政府治理民主化等民生和社会结构问题的解决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两会越来越重视民生的原因。”
分析人士认为,本应是十七大之后全面推进改革,但随后的暴风雪肆虐、四川大地震等一系列大事客观上影响了改革的推进。而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中国出口下滑,失业增加,GDP“保八”形势严峻。沿海地区的失业潮、新疆7·5事件等都给改革带来冲击。“接下来的2010年,中国将迎来稳定持续的发展,新的改革将全面启动。”周瑞金说。
政府工作报告的很多内容都已经指向2020年。赵连生认为,中国有很多重要目标设定在2020年,包括在这一年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医疗将覆盖城乡等。而从现状来看,要这十年间完成上述任务,任重而道远,很多工作需要现在打基础。
赵连生说,“这要求改革必须在广度、深度、速度和连续性上下功夫。”周瑞金则提出警示,经过30年改革,已经形成部分利益集团,任何改革一旦触及它们的利益,就会遭遇抵致,“破解这些利益集团并不容易”。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被多次掌声打断。近两万字的报告先后65次提及“改革”。温家宝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将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下仍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
“这向全国人民释放了改革的重要信号。”全国人大代表、辽宁丹东市长赵连生回忆他当时的第一反应。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新政”路线初露端倪,下一步将会突出社会体制改革。
危机倒逼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新一轮改革的推进,更多源于现实问题的倒逼。
“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让中国下定决心转变。”赵连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中国虽已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最低谷,但过程并不轻松。仅靠经济刺激方案、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贷绝非长远之计。一些深层次矛盾,尤其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与发展方式的不科学,也在危机中暴露。不抓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环境破坏等问题迟早危及中国经济。
“30多年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把重点放在GDP增长上,这带来一系列发展代价。”周瑞金认为,旧有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贫富差距拉大,贪腐不断。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对政府执政能力构成严峻的考验。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花样不断翻新。”周瑞金表示,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与会的代表也敏感觉察到改革的信号:实行了60年的城乡二元体制今年也许将出现制度层面的松动,《选举法》的修改,也有望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投票权。
三步走?
与发展分步进行一样,学界对中国改革也有一个三步走的设想。
周瑞金说,第一步,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从1978年到2008年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步,大体要花1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从2010年到2025年,要进行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
而第三步,周瑞金认为,从2025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为政治体制改革阶段,“大概花25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只是各个阶段的重点不同。周瑞金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产生的比如社会民生问题——住房难、读书难、看病贵、就业难,要在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来加以解决。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在周瑞金看来,现在要花15年时间进行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政府治理民主化等民生和社会结构问题的解决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两会越来越重视民生的原因。”
分析人士认为,本应是十七大之后全面推进改革,但随后的暴风雪肆虐、四川大地震等一系列大事客观上影响了改革的推进。而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中国出口下滑,失业增加,GDP“保八”形势严峻。沿海地区的失业潮、新疆7·5事件等都给改革带来冲击。“接下来的2010年,中国将迎来稳定持续的发展,新的改革将全面启动。”周瑞金说。
政府工作报告的很多内容都已经指向2020年。赵连生认为,中国有很多重要目标设定在2020年,包括在这一年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医疗将覆盖城乡等。而从现状来看,要这十年间完成上述任务,任重而道远,很多工作需要现在打基础。
赵连生说,“这要求改革必须在广度、深度、速度和连续性上下功夫。”周瑞金则提出警示,经过30年改革,已经形成部分利益集团,任何改革一旦触及它们的利益,就会遭遇抵致,“破解这些利益集团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