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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蜿蜒的郁江流到罗村的屯边打了盹,泥砖房的阳光,稻叶上栖息的风和往事,像一枚枚苦涩的苦楝子,布满时间的痕迹。村中心那口风水塘——香地塘,像早上初升的太阳,低矮的泥砖房分散在水塘四周。
村子离县城有十多公里,离镇上有二十多公里,是一个既不属于县城,也被镇上遗忘的村庄。村子极其乏味,除了稻田,还是稻田。与村子一江之隔的县糖厂、县船厂和附城镇,和县城一样讲着“街话”(和广州粤语接近),“街话”的腔调糯软中带点响脆,像玉米糖酥一样。
太舅舅家就住在郁江对面的附城镇上。每年过年,母亲都会去太舅舅家走亲戚,可她从来不带我们去,为的是省过渡费,她心疼钱。当时没有桥,过江必须搭渡船,大人一次一毛钱,小孩五分钱。母亲割一担草去七八公里外的干校渔场卖才五分钱。大概是五六岁那一年,母亲出了门,我就悄悄跟在后面,船离岸十来米,母亲才发现我也在船上。母亲无可奈何,只得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几张散钞,手指沾点口水,反复数了几次,才依依不舍地递给船家。
午饭在太舅舅家吃,很丰盛,有肉、鸡和鱼,太舅妈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的饭碗像座小山。太舅舅家靠近着县城,开油榨坊,一个狭长的房子卧着像巨龙的大木头,木头很长很粗,有我们村口那棵百年大榕树这么大。太舅舅举起一个大木锤往油榨槽上一个凸出来的木桩捶打,油就滴滴答答地在榨槽底部的一个口子流出,流进埋在地下的一个大瓦缸上。榨房发出香喷喷的炒花生味,我站在门外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真香,真好闻,我深深地吸几口,感觉人都变成香喷喷的了。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的肉,便觉得只有讲“街话”的人才神气,讲“街话”的人家里天天有肉吃。
2
小时候,为了能吃点荤菜,我们会经常去摸带着泥腥味的螺肉和河蚌肉。农村人都习惯把摸回来的螺放在水里煮熟,用针或者三酸树上的勒挑出肉,再割一些韭菜一起炒,算是开一次荤了。
村外村内那大大小小的水塘里有摸不完的螺,香地塘尤多。香地塘很宽很大,有十几亩大,每次跟妈妈去河埠头洗衣服,我经常伸手往石缝乱摸,有时抓到一把螺,有时抓到纽扣、烂布之类的杂物,运气好的时候,还会摸到硬币,我就在那里摸到过两分钱硬币,买了一根冰棍吃。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吃冰棍的感觉,嘴里咬上一口,凉意就从舌尖扩散到身體的每一个部分,连脚趾都感觉到痛快。
夏天的午后,喂完猪没事干了,姐姐叫我跟她去香地塘摸石螺。我们从家里拿了一只锑桶,顺便叫上玩伴爱双,她爬在石榴树顶摘石榴吃,给我和姐姐一人抛了一个,然后坐在树杈晃着双腿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我妈说,香地塘有很多很多的蛇,昨天有人捉到一条‘簸箕蛱’,比扁担还长呢。”我们懒得理她,咬着又香又甜的石榴往香地塘走去。
这个时分,大人都下田去了,村子空荡荡的,像挂在二梁的盖箩。热辣辣的太阳晒得背脊汗津津的,苦楝树在塘边不知所措地站着,知了无遮无拦地乱叫,在卖弄它的大嗓门。我们先去河埠头,除了摸螺,我心里更想摸到一些硬币,只可惜这样的好运很难再遇到。姐姐挽起裤腿,下塘里去摸,靠近埠头的水有点深,没过姐姐的大腿,她的裤子都湿了。她叫我别下去,我比她矮两个头,估计下去的话水会没过我的头顶。我只能俯身趴在埠头的青石板上,撅起屁股伸手往石缝里摸,手触碰到一些硬物令我欣喜万分,赶紧双手捂紧拿出水面,放在青石板上查看,在满是淤泥的腥味中,除了零星的几个螺,大部分都是垃圾,没有我心心念念的硬币。我在淤泥里挑出螺洗净放进锑桶,垃圾往远处扔,水面就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浪花,像大雨滴落水面溅起的水花。
我们沿着香地塘基边摸,连一个石缝也不放过,直到天空成了一只大灰鹅我们才停下来。我们的收获不小,满满一锑桶的螺,还有几个大河蚌。我们拿着战利品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家,姐姐却发现脚上有两个红色牙印。住在河埠头边的那个独居老妪阿迎娘在水埗头洗菜,她瘪着没有牙齿的嘴说,看牙印应该是被蛇咬到了,她经常看见蛇在水埗头的石缝吐红芯子,还见过头扁扁的毒蛇“簸箕蛱”呼呼吐气呢!姐姐回忆说,她曾感觉有被东西捅到的痛了一下,以为是淤泥中的树枝刮到。阿迎娘又说,毒蛇咬的症状是毒液从脚慢慢往头上走,人先是感觉脚痹,然后胸闷、头晕,最多两个小时就会中毒身亡。姐姐觉得脚有痹痹的感觉,阿迎娘叫姐姐别动,人走动越快,毒液越容易上到头。
正在到地塘对面晒场上赶牛拉石碾子碾禾的父亲听说姐姐被毒蛇咬,扔下手上工夫,飞奔回家推出家里的宝贝——28寸凤凰单车,把姐姐放在车后架,沿着崎岖的村路往县城狂奔。村里的赤脚医生没有蛇药,必须去县中医院。去县城骑车得一个小时,还要过渡,最快也要差不多两小时才到中医院。
“姐姐会不会死去?”我害怕极了,去年,村里一个经常四处捉鱼捉青蛙卖的男人,踩到银包铁(银环蛇)被咬一口,送去医院的半路中毒死了。我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出村的那条泥土路,连湿淋淋的泥巴裤子也忘记了去换。夜色变得越来越黏稠,渐渐地,我连自己的脚趾也看不清了。一群蚊子发现了我,它们围着我嗡嗡地叫个不停,像服务员一样忙碌。家里黑漆漆的,母亲去晒场完成父亲未完成的工作,哥哥坐在堂屋前的竹椅上。灶膛里的火早熄灭,飘出淡淡的稻草清香和浓浓的米香味,可我们两个都一直待在原处,一动不动。等待就像村后的郁江水,没个尽头。
“吱呀、吱呀”的声音由远而近,越听越像父亲那辆破自行车的声音,我的心猛一紧,屏住呼吸。近了,更近了,我的心猛烈地跳动着,跳到了嗓子眼。等看到父亲停稳车,姐姐从车后架跳下来,我想走过去拉姐姐,才发现腿痹得根本走不动。
3
放暑假的那段时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女孩子编一条有十来米的稻草绳,等晒场收完稻谷,几十个女孩子聚在一起跳绳,那场面比电影《上甘岭》打敌人还要震撼。男孩子则喜欢到香地塘玩水,他们把人家砍下的香蕉树抬到水里,坐上去,双手抱住香蕉树,用力晃动屁股,香蕉树就四处穿行,像艘船一样。看着男孩子玩得疯,我也很想去游泳,可村里有规定,女孩子不准下水游泳。 每次哥哥下水游泳的时候,我只能在塘基路边玩泥巴,顺便帮他看衣服。哥哥跳下水,一眨眼,就不见人影,再一眨眼,他已经在塘中央浮出了半个脑袋,举起的一只手上,一条银光闪闪的鲫鱼猛烈地摆动尾巴,挣扎着。他游回岸边,把鱼扔给了我,又钻进水里,等了很久没见他游过来,他去和别的男孩子打水仗了。我才懒得理他了,我用泥巴造了个“灶”,把头上用来遮阳的芋叶拿下,放上鱼,放在“灶”面上,学大人的样子煎、炸、焖……蹲久了,脚有点酸,我站起来转身擦了擦汗,身后那间只有鸽子笼大的房子门口敞开着,阿迎娘坐在门槛上,默默地望着香地塘。
阿迎娘是个八十多岁的瘦小老太婆,苍老的脸像挂着一块块老树皮,走路一颤一颤的。她是个寡妇,很早没了丈夫,听说和她相依为命的儿子得了绝症死去,就葬在靠近水渠的那个岗上,岗上有一片坟墓。平时我是不敢看一眼的,听说夏天的晚上,经常有人看见那里飘着绿莹莹的鬼火。有次母亲带我去放牛经过那个岗时,看到村里专门帮人“执骨”的六斤和几个男人在那里忙碌,好奇心驱使,我望了过去,看到草堆里躺着腐烂的棺材板,六斤正把一个头骨放进旁边的一个罐子。我赶紧别过头,心里不停地念着“大吉利是!大吉利是!”,这是母亲教我的,凡是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心里默念就会平安无事。从七娘和母亲的谈话中,我得知这坟葬的就是阿迎娘的儿子阿迎。
爷爷不养鸭子后,经常和几个老人在阿迎娘门前闲坐聊天打发时间。那时父亲去包了一座山砍树,赚了点钱,经常买点冻肉回家吃,有肉吃时,母亲就让我去叫爷爷到我家吃饭,就是那时我第一次近距离靠近阿迎娘的房子。
她的房子陈设简陋,只有一间堂屋,中间是一张没有光泽的四方饭桌,桌边有一张竹椅,像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好多地方都用铁丝绑上。靠墙有一张烂竹床,上面堆着一些瓶瓶罐罐、手电筒、针线盒等;左边是灶台,熏得黑乎乎,是一个连体灶,外面一只小镬头,里面一只锑煲。右边放着一张木床,这是她的婚床,时间久远,颜色像煮熟的牛碎肉。床上有一张像一块旧抹布的床单,床头靠墙的那一侧,放着一个马桶,另一侧放着一个杉木栊,木栊被虫啃噬得像马蜂窝。她的房间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味,闻着仿佛一条变了质的煎鲫鱼。
自从看到六斤给阿迎“执骨”,我就不敢再靠近阿迎娘的房子了。
紧挨着阿迎娘家的是一进三间的泥砖房,住着叫阿威姆的老妇人。聽说阿威姆是阿威在外面跑船时认识带回来的,年轻时非常漂亮,个子高挑,白白净净,说话温柔,声音像灌了蜜。可结婚才几个月,阿威在一次跑船时掉进江里被水冲走了。族里人说她克夫,是个扫把星,要把她赶走。后来经大队干部干涉,没赶成,从此,谁也不敢靠近她,女人走过她家门前都会“呸!呸!”地吐口水,怕衰气沾到自己身上,连小孩也经常往她家的瓦顶扔石头,她家的房顶慢慢就没有一片完整的瓦。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从烂瓦间流到屋子里泥墙上,长期雨水的浸泡,房子的泥砖变胖了,歪歪扭扭的,左边靠路边的一个房间塌了一半,野草在疯长,没过人头顶,和隔壁德新家畲地的络麻一样高。
龙眼成熟的时候,我们经常从阿威姆的破墙翻进德新家的畲地偷龙眼吃,忘记了害怕。
责任编辑:孙晓雪
蜿蜒的郁江流到罗村的屯边打了盹,泥砖房的阳光,稻叶上栖息的风和往事,像一枚枚苦涩的苦楝子,布满时间的痕迹。村中心那口风水塘——香地塘,像早上初升的太阳,低矮的泥砖房分散在水塘四周。
村子离县城有十多公里,离镇上有二十多公里,是一个既不属于县城,也被镇上遗忘的村庄。村子极其乏味,除了稻田,还是稻田。与村子一江之隔的县糖厂、县船厂和附城镇,和县城一样讲着“街话”(和广州粤语接近),“街话”的腔调糯软中带点响脆,像玉米糖酥一样。
太舅舅家就住在郁江对面的附城镇上。每年过年,母亲都会去太舅舅家走亲戚,可她从来不带我们去,为的是省过渡费,她心疼钱。当时没有桥,过江必须搭渡船,大人一次一毛钱,小孩五分钱。母亲割一担草去七八公里外的干校渔场卖才五分钱。大概是五六岁那一年,母亲出了门,我就悄悄跟在后面,船离岸十来米,母亲才发现我也在船上。母亲无可奈何,只得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几张散钞,手指沾点口水,反复数了几次,才依依不舍地递给船家。
午饭在太舅舅家吃,很丰盛,有肉、鸡和鱼,太舅妈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的饭碗像座小山。太舅舅家靠近着县城,开油榨坊,一个狭长的房子卧着像巨龙的大木头,木头很长很粗,有我们村口那棵百年大榕树这么大。太舅舅举起一个大木锤往油榨槽上一个凸出来的木桩捶打,油就滴滴答答地在榨槽底部的一个口子流出,流进埋在地下的一个大瓦缸上。榨房发出香喷喷的炒花生味,我站在门外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真香,真好闻,我深深地吸几口,感觉人都变成香喷喷的了。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的肉,便觉得只有讲“街话”的人才神气,讲“街话”的人家里天天有肉吃。
2
小时候,为了能吃点荤菜,我们会经常去摸带着泥腥味的螺肉和河蚌肉。农村人都习惯把摸回来的螺放在水里煮熟,用针或者三酸树上的勒挑出肉,再割一些韭菜一起炒,算是开一次荤了。
村外村内那大大小小的水塘里有摸不完的螺,香地塘尤多。香地塘很宽很大,有十几亩大,每次跟妈妈去河埠头洗衣服,我经常伸手往石缝乱摸,有时抓到一把螺,有时抓到纽扣、烂布之类的杂物,运气好的时候,还会摸到硬币,我就在那里摸到过两分钱硬币,买了一根冰棍吃。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吃冰棍的感觉,嘴里咬上一口,凉意就从舌尖扩散到身體的每一个部分,连脚趾都感觉到痛快。
夏天的午后,喂完猪没事干了,姐姐叫我跟她去香地塘摸石螺。我们从家里拿了一只锑桶,顺便叫上玩伴爱双,她爬在石榴树顶摘石榴吃,给我和姐姐一人抛了一个,然后坐在树杈晃着双腿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我妈说,香地塘有很多很多的蛇,昨天有人捉到一条‘簸箕蛱’,比扁担还长呢。”我们懒得理她,咬着又香又甜的石榴往香地塘走去。
这个时分,大人都下田去了,村子空荡荡的,像挂在二梁的盖箩。热辣辣的太阳晒得背脊汗津津的,苦楝树在塘边不知所措地站着,知了无遮无拦地乱叫,在卖弄它的大嗓门。我们先去河埠头,除了摸螺,我心里更想摸到一些硬币,只可惜这样的好运很难再遇到。姐姐挽起裤腿,下塘里去摸,靠近埠头的水有点深,没过姐姐的大腿,她的裤子都湿了。她叫我别下去,我比她矮两个头,估计下去的话水会没过我的头顶。我只能俯身趴在埠头的青石板上,撅起屁股伸手往石缝里摸,手触碰到一些硬物令我欣喜万分,赶紧双手捂紧拿出水面,放在青石板上查看,在满是淤泥的腥味中,除了零星的几个螺,大部分都是垃圾,没有我心心念念的硬币。我在淤泥里挑出螺洗净放进锑桶,垃圾往远处扔,水面就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浪花,像大雨滴落水面溅起的水花。
我们沿着香地塘基边摸,连一个石缝也不放过,直到天空成了一只大灰鹅我们才停下来。我们的收获不小,满满一锑桶的螺,还有几个大河蚌。我们拿着战利品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家,姐姐却发现脚上有两个红色牙印。住在河埠头边的那个独居老妪阿迎娘在水埗头洗菜,她瘪着没有牙齿的嘴说,看牙印应该是被蛇咬到了,她经常看见蛇在水埗头的石缝吐红芯子,还见过头扁扁的毒蛇“簸箕蛱”呼呼吐气呢!姐姐回忆说,她曾感觉有被东西捅到的痛了一下,以为是淤泥中的树枝刮到。阿迎娘又说,毒蛇咬的症状是毒液从脚慢慢往头上走,人先是感觉脚痹,然后胸闷、头晕,最多两个小时就会中毒身亡。姐姐觉得脚有痹痹的感觉,阿迎娘叫姐姐别动,人走动越快,毒液越容易上到头。
正在到地塘对面晒场上赶牛拉石碾子碾禾的父亲听说姐姐被毒蛇咬,扔下手上工夫,飞奔回家推出家里的宝贝——28寸凤凰单车,把姐姐放在车后架,沿着崎岖的村路往县城狂奔。村里的赤脚医生没有蛇药,必须去县中医院。去县城骑车得一个小时,还要过渡,最快也要差不多两小时才到中医院。
“姐姐会不会死去?”我害怕极了,去年,村里一个经常四处捉鱼捉青蛙卖的男人,踩到银包铁(银环蛇)被咬一口,送去医院的半路中毒死了。我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出村的那条泥土路,连湿淋淋的泥巴裤子也忘记了去换。夜色变得越来越黏稠,渐渐地,我连自己的脚趾也看不清了。一群蚊子发现了我,它们围着我嗡嗡地叫个不停,像服务员一样忙碌。家里黑漆漆的,母亲去晒场完成父亲未完成的工作,哥哥坐在堂屋前的竹椅上。灶膛里的火早熄灭,飘出淡淡的稻草清香和浓浓的米香味,可我们两个都一直待在原处,一动不动。等待就像村后的郁江水,没个尽头。
“吱呀、吱呀”的声音由远而近,越听越像父亲那辆破自行车的声音,我的心猛一紧,屏住呼吸。近了,更近了,我的心猛烈地跳动着,跳到了嗓子眼。等看到父亲停稳车,姐姐从车后架跳下来,我想走过去拉姐姐,才发现腿痹得根本走不动。
3
放暑假的那段时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女孩子编一条有十来米的稻草绳,等晒场收完稻谷,几十个女孩子聚在一起跳绳,那场面比电影《上甘岭》打敌人还要震撼。男孩子则喜欢到香地塘玩水,他们把人家砍下的香蕉树抬到水里,坐上去,双手抱住香蕉树,用力晃动屁股,香蕉树就四处穿行,像艘船一样。看着男孩子玩得疯,我也很想去游泳,可村里有规定,女孩子不准下水游泳。 每次哥哥下水游泳的时候,我只能在塘基路边玩泥巴,顺便帮他看衣服。哥哥跳下水,一眨眼,就不见人影,再一眨眼,他已经在塘中央浮出了半个脑袋,举起的一只手上,一条银光闪闪的鲫鱼猛烈地摆动尾巴,挣扎着。他游回岸边,把鱼扔给了我,又钻进水里,等了很久没见他游过来,他去和别的男孩子打水仗了。我才懒得理他了,我用泥巴造了个“灶”,把头上用来遮阳的芋叶拿下,放上鱼,放在“灶”面上,学大人的样子煎、炸、焖……蹲久了,脚有点酸,我站起来转身擦了擦汗,身后那间只有鸽子笼大的房子门口敞开着,阿迎娘坐在门槛上,默默地望着香地塘。
阿迎娘是个八十多岁的瘦小老太婆,苍老的脸像挂着一块块老树皮,走路一颤一颤的。她是个寡妇,很早没了丈夫,听说和她相依为命的儿子得了绝症死去,就葬在靠近水渠的那个岗上,岗上有一片坟墓。平时我是不敢看一眼的,听说夏天的晚上,经常有人看见那里飘着绿莹莹的鬼火。有次母亲带我去放牛经过那个岗时,看到村里专门帮人“执骨”的六斤和几个男人在那里忙碌,好奇心驱使,我望了过去,看到草堆里躺着腐烂的棺材板,六斤正把一个头骨放进旁边的一个罐子。我赶紧别过头,心里不停地念着“大吉利是!大吉利是!”,这是母亲教我的,凡是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心里默念就会平安无事。从七娘和母亲的谈话中,我得知这坟葬的就是阿迎娘的儿子阿迎。
爷爷不养鸭子后,经常和几个老人在阿迎娘门前闲坐聊天打发时间。那时父亲去包了一座山砍树,赚了点钱,经常买点冻肉回家吃,有肉吃时,母亲就让我去叫爷爷到我家吃饭,就是那时我第一次近距离靠近阿迎娘的房子。
她的房子陈设简陋,只有一间堂屋,中间是一张没有光泽的四方饭桌,桌边有一张竹椅,像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好多地方都用铁丝绑上。靠墙有一张烂竹床,上面堆着一些瓶瓶罐罐、手电筒、针线盒等;左边是灶台,熏得黑乎乎,是一个连体灶,外面一只小镬头,里面一只锑煲。右边放着一张木床,这是她的婚床,时间久远,颜色像煮熟的牛碎肉。床上有一张像一块旧抹布的床单,床头靠墙的那一侧,放着一个马桶,另一侧放着一个杉木栊,木栊被虫啃噬得像马蜂窝。她的房间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味,闻着仿佛一条变了质的煎鲫鱼。
自从看到六斤给阿迎“执骨”,我就不敢再靠近阿迎娘的房子了。
紧挨着阿迎娘家的是一进三间的泥砖房,住着叫阿威姆的老妇人。聽说阿威姆是阿威在外面跑船时认识带回来的,年轻时非常漂亮,个子高挑,白白净净,说话温柔,声音像灌了蜜。可结婚才几个月,阿威在一次跑船时掉进江里被水冲走了。族里人说她克夫,是个扫把星,要把她赶走。后来经大队干部干涉,没赶成,从此,谁也不敢靠近她,女人走过她家门前都会“呸!呸!”地吐口水,怕衰气沾到自己身上,连小孩也经常往她家的瓦顶扔石头,她家的房顶慢慢就没有一片完整的瓦。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从烂瓦间流到屋子里泥墙上,长期雨水的浸泡,房子的泥砖变胖了,歪歪扭扭的,左边靠路边的一个房间塌了一半,野草在疯长,没过人头顶,和隔壁德新家畲地的络麻一样高。
龙眼成熟的时候,我们经常从阿威姆的破墙翻进德新家的畲地偷龙眼吃,忘记了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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