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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文坛上那狂飚猛进，风云突幻的浪潮，渐渐地开始趋于平静，而在喧闹浮躁的袅袅余音之中，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却以风格迥异的姿态填补了先锋派小说退潮后留下的巨大空间，成为今天文学变异发展中的一只新军，多数评论家将它定名为----新写实小说。
既然称之为流派，则必定有自己的创作群体，然而，在"新写实小说"来讲，范围却很难界定。狭义的有方方，刘恒，刘震云，池莉,叶兆言等作家，广义上的则包括王朔，苏童，李锐，朱苏进，周梅森，王蒙等大多数。他们创作内容紧扣现实生活，但认识和表现方法与现实主义显然不同----包含和表现出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但与先锋派小说又有重要区别。目前，评论界一般认为它成型大约在87年左右。从87年到89年上半年，"新写实"作品日益增多，艺术表现方面内容的基本特征明朗，稳定，创作态度亦日渐一致。到90年代初，其发展也开始趋于平缓。
"新写实小说"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滥觞至萌芽，从85年到87年上半年前后。代表作有《风景》，《烦恼人生》等。以关注中国人生存的常态现实而为人瞩目，也包含了"叙述而不评价"的写实特征。二、发展至成熟，从87年下半年到88年上半年，代表作有《新兵连》《枣树的故事》等。对现实开放性理解，方法上兼收并蓄灵活运用。三，回归和隐退，其后至今。代表作《不谈爱情》《白驹》等。作品把还原现实逐步扩大到人的局部社会存在，因失误而导致了群体的溃散。
总之,无论昨天，还是今天。"新写实"派均以其独特审美个性吸引着文学界去思考和探求。
发展与融合
每一种文学都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念上，同时也应当是文学价值观演变推进的自然结果。"新写实"小说的价值选择则可以说，是对新时期文学主张的汲取，融合与协调一致。
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从畸形政治的枷锁中争脱，获得新生，随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思潮，對封建政治实质的揭露批判，对人的个性，尊严，价值的呼唤强调，揭示出封建政治与人性的对立。因而，文学是人学的价值观念重新肯定。把文学价值的重心由政治移到现实的人身上，这是以人的价值对蔑视人的政治与蔑视文学独立思考的"从属""服务"观念的反拨。
人的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人的自我主体精神。因此，文学价值观念的蜕变并没有至此而终。到了８０年代中期，由"人学"观念中的主体精神进一步引伸出文学的"主体性"观念。但"一旦将文学的主体性推向价值本体意义，就会使文学的价值目的向它自身回归而脱离作为人类群体利益标志的社会历史进步这一价值取向，不是走入以文学创作主体为表现中心，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的自我中心主义，就是走入以文学操作方式为价值目的的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张德祥（《新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当代作家评论》90.6），因而在80年代末"纯文学"出现却遇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冷落。
新写实小说作为文学审美价值观演变中的主力军，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纠偏整合的任务。
"新写实"意在强化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又与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品有所区别，方方和池莉用她们自己的生涯和心境创作出了《风景》和《烦恼人生》，刘恒说他"小说里的男主角都是老家存在的真人真事，甚至连地名也没改，他们所谓的"实"，一是现实存在的，二是个人所感知的，这不过是个体在经验层面感知到的现实，就其实质而言，这是现实的表象和现象，是现实的一个层面而非完整意义上的现实，可谓感性化的现实。而在创作上则是从主力方面抹煞了自己，一方面是面对，承认并尊重现实。另一方面是去掉现实的属人性质，使人彻底地物化，即所谓的"情感零度"。
因此，它无疑包含着对演进中的偏颇的文学价值观纠偏整合之意。即它的价值观是既充分重视文学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独立思考体验和艺术传达方式选择的主动性和自主权 这一文学必不可少的"主体性"。又充分认识到有助于促进社会历史发展进步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一社会历史价值-－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文学的重要性。"新写实"面向承认和尊重现实的主体态度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了解了80年代文学在与现实关系的问题上产生大幅度摇摆的复杂历程，都会感到这种现实回归的自觉公开的抉择十分可贵。"新写实"小说执着地面向承认 和尊重现实并将其作品为创作的出发点，客观上表现出摆正文学与现实基本关系的意图，这对种种企图远离现实的文学观念而言，确不失为一种颇有意味的反拨。
所以说，"新写实"小说体现出的是一种整合的，使主体与历史价值取向相统一的文学价值观的选择而不是割裂的或偏面的价值选择。
传统美学的历史浸润
池莉的烦恼三部曲可以称得上是"新写实"在审美主体所持的摆脱现实功利欲念的关照，欣赏对象的态度上极具代表性的作品。《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这三部作品以相同的题材取向，相似的叙事框架，相近的语言风格展示了在困窘的生存状态中坚韧地生活，逐渐成熟起来的城市人人生的种种烦恼。三部作品分别侧重于这一代人烦恼人生的某一阶段生活的描写，一般被称为烦恼三部曲。
人生充满着种种烦恼，这是池莉的"烦恼三部曲"所真切展示的生活情景，倘若以人生历程的生命流程排列，三部曲似应以《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烦恼人生》为序，它们分别通过恋爱结婚，怀孕生产，带儿子上下班的生活内容的描写，展示一代人的生存心态和内心世界，再现多姿多彩的社会现实。
《烦恼人生》琐琐碎碎地记下了主人公印家厚从半夜凌晨至晚上的一天的生活经历。印家厚的生活哲学是"忍"。老婆流着泪，告诉他："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你，这个房子马上就要拆了...通知已经送来了，他说："我早已知道了，明天我拼命也得想办法。睡吧，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忍。作为东方的感情道德哲学，起源于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冲突理性与感性的冲突，它往往以牺牲个体的感性生命需求的代价，达到同理性规范的暂时调和和统一，"和"作为传统美学观念，在印家厚身上也表现的十分充分，一是因生活所迫而无可奈何的"和"，一是自觉自愿（因为前者）而发自内心的"和"，后者比前者带有更浓的悲剧色彩。上班有人送他，下班有人等他，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灵性的男人对婚姻爱情与家庭的希望，仅剩下这一点了。从忍到和，构成了池莉笔下主人公圆形的情感逻辑和心灵轨迹。
如果印家厚式的"忍"侧重对物质的贫乏，庄建非（《不谈爱情》的主人公）的"忍"则侧重对精神的空虚，而《太阳出世》则把生理的自然的本能的甚至动物式的磨难直端端摆在人面前让它的主人公去搏斗去痛苦去哭笑，并在这种搏斗与挣扎之中展示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奇迹与光彩，作者成功的通过对目前中国这一类人进行精神的心理的扫描，揭示出他们的生存状态。这，便是"新写实"小说的显著特色，三部曲的审美哲学其内在意蕴从忍到和，外在表现形态则是一部部洋溢着生活酸甜苦辣的市民悲喜剧。叶兆言则以看人生的豁达显现为审美风格的和平，冲淡。---性与暴力的恐怖感被他的风格化解了，平庸人生的尴尬也被他把握得很有分寸感而没有流于尖刻的讽刺，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样刘恒以深沉的人生态度流露出对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发展之迷的探索，刘震云则从对中国历史传统哲学"中庸"之道的深层理解，显示了中国民族心理和当代意识的冲突与变化。
我国传统美学主要是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学禅学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极力追求人的内在精神人格的独立自由，追求一种不计利害，不以物役的超功利的人生態度，而禅学则特别强调顿悟，强调直觉，强调人的感性认识。而在"新写实"派作家创作中充分体现出对传统审美意识及经验的浸淫。对民族心理，历史发展的深刻认识，这些均印刻在他们现实主义创作为基础的审美之中。这些甚至在以先锋派自居的苏童后期创作，王朔的实验性小说中也有表现，笔者想，这或许与八十年代中期"寻根文学"作家对历史文化的深层挖掘不无关系。
生活流
可以说："新写实"小说在创作中的互无串通但十分有默切地沿着一条十分有特色的轨迹前进，他们从"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反映社会现实，刻画人生命运，把正在流动和变化中的生命长河截取一个片段，加以如实地描绘，不作讲解员式的问题解答，让读者自己去观察，领悟，思考。
他们不写惊人的事件，也不写非凡的英雄人物，而将触角伸向普通人的平凡的日常生活，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的芸芸众生，也能在文艺的殿堂中占有一席的位置。这是一种大众化的平民意识，它能促使文化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接上了一根脐带，把生活支流，生命之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作品中来，文艺与生活之间本来就有血缘关系，这是它价值所在。
"生活流"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电影艺术理论中，它作为一种电影艺术传达方式，侧重于反映人的外在行为和外部世界，但它并不排斥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表现。从艺术的表现方法看，"生活流"是创作主体艺术的把握世界的一种观念和方式，有它的普通价值，不仅适用于电影创作，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小说的创作，因为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无边无涯的"生活之流"。但小说中出现的"生活之流"不同于对客观世界的"生活之流"，它是需要经过创作主体审美化的体验和艺术的传达这样两个过程，才能完成的。生活流的艺术表现方法主要有三个特点：（-）、细节和场面描写的生活化和逼真感。创作中十分重视细节描写的生活化。艺术描写力求达到"浑然天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给读者以进入生活的逼真感。（二）、以人物的原色为主，刻画性格的复杂性。"新写实"小说大多数以写凡人琐事为主，很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的概念往他们头上套。
（三）、冷峻的叙述语言，不轻易流露叙述人的感情色彩。用外 冷内热的笔法来描绘。体现出其不轻易流露创作主体感情、保持生活原色艺术特征。
"新写实"小说，以它崭新的审美情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同时，也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影视界反映极为强烈，先是刘恒《黑的雪》拍成《本命年》,又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上了荧幕，同时像池莉，方方以及王朔、朱苏进，周梅森等人也跃跃欲试，而且王朔很多作品已拍成电影到了荧幕。
既然称之为流派，则必定有自己的创作群体，然而，在"新写实小说"来讲，范围却很难界定。狭义的有方方，刘恒，刘震云，池莉,叶兆言等作家，广义上的则包括王朔，苏童，李锐，朱苏进，周梅森，王蒙等大多数。他们创作内容紧扣现实生活，但认识和表现方法与现实主义显然不同----包含和表现出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但与先锋派小说又有重要区别。目前，评论界一般认为它成型大约在87年左右。从87年到89年上半年，"新写实"作品日益增多，艺术表现方面内容的基本特征明朗，稳定，创作态度亦日渐一致。到90年代初，其发展也开始趋于平缓。
"新写实小说"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滥觞至萌芽，从85年到87年上半年前后。代表作有《风景》，《烦恼人生》等。以关注中国人生存的常态现实而为人瞩目，也包含了"叙述而不评价"的写实特征。二、发展至成熟，从87年下半年到88年上半年，代表作有《新兵连》《枣树的故事》等。对现实开放性理解，方法上兼收并蓄灵活运用。三，回归和隐退，其后至今。代表作《不谈爱情》《白驹》等。作品把还原现实逐步扩大到人的局部社会存在，因失误而导致了群体的溃散。
总之,无论昨天，还是今天。"新写实"派均以其独特审美个性吸引着文学界去思考和探求。
发展与融合
每一种文学都必然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念上，同时也应当是文学价值观演变推进的自然结果。"新写实"小说的价值选择则可以说，是对新时期文学主张的汲取，融合与协调一致。
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从畸形政治的枷锁中争脱，获得新生，随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思潮，對封建政治实质的揭露批判，对人的个性，尊严，价值的呼唤强调，揭示出封建政治与人性的对立。因而，文学是人学的价值观念重新肯定。把文学价值的重心由政治移到现实的人身上，这是以人的价值对蔑视人的政治与蔑视文学独立思考的"从属""服务"观念的反拨。
人的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人的自我主体精神。因此，文学价值观念的蜕变并没有至此而终。到了８０年代中期，由"人学"观念中的主体精神进一步引伸出文学的"主体性"观念。但"一旦将文学的主体性推向价值本体意义，就会使文学的价值目的向它自身回归而脱离作为人类群体利益标志的社会历史进步这一价值取向，不是走入以文学创作主体为表现中心，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的自我中心主义，就是走入以文学操作方式为价值目的的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张德祥（《新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当代作家评论》90.6），因而在80年代末"纯文学"出现却遇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冷落。
新写实小说作为文学审美价值观演变中的主力军，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纠偏整合的任务。
"新写实"意在强化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又与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品有所区别，方方和池莉用她们自己的生涯和心境创作出了《风景》和《烦恼人生》，刘恒说他"小说里的男主角都是老家存在的真人真事，甚至连地名也没改，他们所谓的"实"，一是现实存在的，二是个人所感知的，这不过是个体在经验层面感知到的现实，就其实质而言，这是现实的表象和现象，是现实的一个层面而非完整意义上的现实，可谓感性化的现实。而在创作上则是从主力方面抹煞了自己，一方面是面对，承认并尊重现实。另一方面是去掉现实的属人性质，使人彻底地物化，即所谓的"情感零度"。
因此，它无疑包含着对演进中的偏颇的文学价值观纠偏整合之意。即它的价值观是既充分重视文学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独立思考体验和艺术传达方式选择的主动性和自主权 这一文学必不可少的"主体性"。又充分认识到有助于促进社会历史发展进步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一社会历史价值-－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文学的重要性。"新写实"面向承认和尊重现实的主体态度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了解了80年代文学在与现实关系的问题上产生大幅度摇摆的复杂历程，都会感到这种现实回归的自觉公开的抉择十分可贵。"新写实"小说执着地面向承认 和尊重现实并将其作品为创作的出发点，客观上表现出摆正文学与现实基本关系的意图，这对种种企图远离现实的文学观念而言，确不失为一种颇有意味的反拨。
所以说，"新写实"小说体现出的是一种整合的，使主体与历史价值取向相统一的文学价值观的选择而不是割裂的或偏面的价值选择。
传统美学的历史浸润
池莉的烦恼三部曲可以称得上是"新写实"在审美主体所持的摆脱现实功利欲念的关照，欣赏对象的态度上极具代表性的作品。《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这三部作品以相同的题材取向，相似的叙事框架，相近的语言风格展示了在困窘的生存状态中坚韧地生活，逐渐成熟起来的城市人人生的种种烦恼。三部作品分别侧重于这一代人烦恼人生的某一阶段生活的描写，一般被称为烦恼三部曲。
人生充满着种种烦恼，这是池莉的"烦恼三部曲"所真切展示的生活情景，倘若以人生历程的生命流程排列，三部曲似应以《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烦恼人生》为序，它们分别通过恋爱结婚，怀孕生产，带儿子上下班的生活内容的描写，展示一代人的生存心态和内心世界，再现多姿多彩的社会现实。
《烦恼人生》琐琐碎碎地记下了主人公印家厚从半夜凌晨至晚上的一天的生活经历。印家厚的生活哲学是"忍"。老婆流着泪，告诉他："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你，这个房子马上就要拆了...通知已经送来了，他说："我早已知道了，明天我拼命也得想办法。睡吧，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忍。作为东方的感情道德哲学，起源于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冲突理性与感性的冲突，它往往以牺牲个体的感性生命需求的代价，达到同理性规范的暂时调和和统一，"和"作为传统美学观念，在印家厚身上也表现的十分充分，一是因生活所迫而无可奈何的"和"，一是自觉自愿（因为前者）而发自内心的"和"，后者比前者带有更浓的悲剧色彩。上班有人送他，下班有人等他，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灵性的男人对婚姻爱情与家庭的希望，仅剩下这一点了。从忍到和，构成了池莉笔下主人公圆形的情感逻辑和心灵轨迹。
如果印家厚式的"忍"侧重对物质的贫乏，庄建非（《不谈爱情》的主人公）的"忍"则侧重对精神的空虚，而《太阳出世》则把生理的自然的本能的甚至动物式的磨难直端端摆在人面前让它的主人公去搏斗去痛苦去哭笑，并在这种搏斗与挣扎之中展示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奇迹与光彩，作者成功的通过对目前中国这一类人进行精神的心理的扫描，揭示出他们的生存状态。这，便是"新写实"小说的显著特色，三部曲的审美哲学其内在意蕴从忍到和，外在表现形态则是一部部洋溢着生活酸甜苦辣的市民悲喜剧。叶兆言则以看人生的豁达显现为审美风格的和平，冲淡。---性与暴力的恐怖感被他的风格化解了，平庸人生的尴尬也被他把握得很有分寸感而没有流于尖刻的讽刺，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样刘恒以深沉的人生态度流露出对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发展之迷的探索，刘震云则从对中国历史传统哲学"中庸"之道的深层理解，显示了中国民族心理和当代意识的冲突与变化。
我国传统美学主要是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学禅学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极力追求人的内在精神人格的独立自由，追求一种不计利害，不以物役的超功利的人生態度，而禅学则特别强调顿悟，强调直觉，强调人的感性认识。而在"新写实"派作家创作中充分体现出对传统审美意识及经验的浸淫。对民族心理，历史发展的深刻认识，这些均印刻在他们现实主义创作为基础的审美之中。这些甚至在以先锋派自居的苏童后期创作，王朔的实验性小说中也有表现，笔者想，这或许与八十年代中期"寻根文学"作家对历史文化的深层挖掘不无关系。
生活流
可以说："新写实"小说在创作中的互无串通但十分有默切地沿着一条十分有特色的轨迹前进，他们从"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反映社会现实，刻画人生命运，把正在流动和变化中的生命长河截取一个片段，加以如实地描绘，不作讲解员式的问题解答，让读者自己去观察，领悟，思考。
他们不写惊人的事件，也不写非凡的英雄人物，而将触角伸向普通人的平凡的日常生活，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的芸芸众生，也能在文艺的殿堂中占有一席的位置。这是一种大众化的平民意识，它能促使文化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接上了一根脐带，把生活支流，生命之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作品中来，文艺与生活之间本来就有血缘关系，这是它价值所在。
"生活流"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电影艺术理论中，它作为一种电影艺术传达方式，侧重于反映人的外在行为和外部世界，但它并不排斥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表现。从艺术的表现方法看，"生活流"是创作主体艺术的把握世界的一种观念和方式，有它的普通价值，不仅适用于电影创作，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小说的创作，因为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无边无涯的"生活之流"。但小说中出现的"生活之流"不同于对客观世界的"生活之流"，它是需要经过创作主体审美化的体验和艺术的传达这样两个过程，才能完成的。生活流的艺术表现方法主要有三个特点：（-）、细节和场面描写的生活化和逼真感。创作中十分重视细节描写的生活化。艺术描写力求达到"浑然天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给读者以进入生活的逼真感。（二）、以人物的原色为主，刻画性格的复杂性。"新写实"小说大多数以写凡人琐事为主，很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的概念往他们头上套。
（三）、冷峻的叙述语言，不轻易流露叙述人的感情色彩。用外 冷内热的笔法来描绘。体现出其不轻易流露创作主体感情、保持生活原色艺术特征。
"新写实"小说，以它崭新的审美情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同时，也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影视界反映极为强烈，先是刘恒《黑的雪》拍成《本命年》,又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上了荧幕，同时像池莉，方方以及王朔、朱苏进，周梅森等人也跃跃欲试，而且王朔很多作品已拍成电影到了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