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蒙地整理纪念”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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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朝外藩蒙古旗管辖地域十分辽阔,在今内蒙古东部及辽吉黑西部地区增设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行政建置。为了防止反清斗争波及塞外,影响蒙古地区稳定,清政府对热河蒙地实行了长达二百年的封禁政策。这项措施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限制。随着社会发展,清政府为了解决满洲八旗生计、安排难民,开始对热河蒙地进行大规模的垦荒,使这一地区蒙汉杂居,和睦相处,各安生业。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清王朝土崩瓦解,经过军阀混战和东北易帜,蒙古王公贵族的生活每况愈下,对土地的控制减弱,土地永佃权开始在民间流传。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来成立了伪满政权,全面控制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还以整理蒙地为名对热河辖地进行土地登记,以便征集税赋、搜刮被占区财富,为其侵略战争提供资金保障。这块铜牌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痛史实。
  关键词:铜牌;蒙地整理;热河
  2013年,喀左县博物馆对“喀喇沁左翼蒙古族民族民俗展”进行改陈,征集到一面民国时期的蒙地整理纪念铜牌,现藏于喀左县博物馆。文章就这面铜牌的内容和涉及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简单阐述,以期还原那段历史。
  一、铜牌的形制和内容
  “蒙地整理纪念”铜牌为酸蚀工艺处理的红铜质薄板制成,长36厘米,宽20厘米,厚约0.12厘米。铜牌正上方从右至左依次为“蒙地整理纪念”六个大字,正下方从右至左为“热河省地政局长”七个仿宋字,右下角一个“赠”字,左下角一个“呈”字。
  铜牌的主题图案为“小布达拉宫”,画面是以正视角度来展现的小布达拉宫全貌。庙宇依山建造,坐北朝南,寺庙由大白台、大红台等四十多座形式各样的殿舍和塔台组成。此铜牌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民国时期热河省传统建筑的雄伟气势。
  二、关于铜牌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一)热河省的源流和辖地情况
  1.关于热河省的由来
  “哈伦告卢”的蒙语译为“热的河流”。其水注入流经承德市的武烈河,冬季水汽凝结成雾,河面不封冻,因此称为热河。
  2.热河的建置沿革
  清王朝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1914年2月,中华民国政府对行政建制进行重新划分,从直隶省分出部分区域,设立热河特别区域。同年7月,改称热河道,其辖区包括直隶热河都统14个辖县,同时并入内蒙古的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19个旗。1928年9月17日,热河道正式被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为热河省,省会设于承德县(今承德市),奉系军阀汤玉麟担任第一任热河省主席,热河省成为关外东北四省之一。1933年3月,热河省沦陷,日本军国主义扶植溥仪建立的满洲国,成为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傀儡政权。抗日战争胜利后,热河省恢复原有的行政建制。1947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将宁城、凌南、鲁北、天山四县划归热河省管辖。至此,热河省共辖20个县和20个旗。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仍保留热河省,将属地划分为2个市、16个县、4个旗。
  3.关于热河的撤销
  1949年4月,为了恢复历史上内蒙古的本来面貌,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从5月起,将原属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和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
  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并初步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开始有计划地改变大行政区机构,加强省、市级人民政府的责任,调整省、区建制。民族自治地方除在建制中调整本地行政区划外,还开展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撤并省制。1955年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热河省建制的决议,将原属热河省的宁城、赤峰、乌丹等3县和敖汗旗、喀喇沁旗、翁牛特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由昭乌达盟人民委员会领导。
  (二)喀喇沁左旗封建农业制度
  天聪九年(1635年),置喀喇沁左翼旗,开始了喀喇沁蒙古族同清朝的封建隶属关系。旗界之内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旗札萨克和蒙古王公贵族,但蒙古族以游牧为基本生产活动方式,土地没有私有化,通过占有大量畜群来占有土地。随着关内移民大量涌入旗境,本地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蒙古人也逐渐弃牧务农,使土地所有制问题日益突出。清雍正以后,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土地占有形式。喀喇沁左旗札萨克和蒙古王公贵族将土地分为以下几种。
  (1)内仓地:属于旗府私有,全部收入供旗府支配。内仓地的面积最大,约占旗内总耕地面积的46.9%。
  (2)外仓地:旗衙署的共有地,它的收入作为旗衙署行政经费。清同治以后,外仓地并入内仓地,统称为大仓地,完全成为札萨克私有地。
  (3)乱箭地:普通蒙古族百姓所有地。
  (4)庙仓地:旗府划拨到寺庙的香火地。后来为寺庙的上层喇嘛所有,逐渐成为僧侣贵族的私有地。
  (5)福分地:又称上赏地,是札萨克赏赐给有特殊功绩蒙民的土地。
  (6)差役地:又称为差使地,是旗府拨给下級官吏及差役的土地,份额是每人30亩。
  (7)自开地:经札萨克认可的蒙民自己开垦的土地。
  (8)买得地:蒙民缴纳相应地价于各仓地取得征租权及耕种权的土地。
  清初,汉民从山东、河北、山西等地迁入此地,自己动手开垦、租种蒙地发展农业生产,按照开荒的亩数和质量,同蒙古族土地所有者议定缴纳租金的数额。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全旗上报理藩院汉佃亩数127.25万亩,占全旗总耕地面积的86%。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喀喇沁左旗耕地面积285万亩,80%以上的耕地租给或典当给汉人耕种。租金分粮租、钱租、实物租。租粮,上则地每亩1.5斗,中则地每亩8升,下则地每亩4升。租钱额最高每亩地400文,最低额每亩地50文。租金不准拖欠,拖欠者要缴纳10%的滞纳金。   (三)关于热河蒙地整理
  热河省蒙地北部地区,即喀喇沁左旗(今凌源、建昌、喀左三县)、喀喇沁中旗(今平泉、宁城)、喀喇沁右旗(今喀喇沁旗、建平县)、翁牛特左旗(今乌丹县)、翁牛特右旗(今赤峰市)和敖汉旗(今新惠县等地),处于蒙古高原和中原地区的结合地带,自然条件优越,地势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对蒙地实行了旗县合并,废县置旗。以整理蒙地为名,搞“蒙地奉上”,强迫蒙古王公贵族把自己封建领地的大部分税收奉献给伪满政府,设置热河省地政局,在各旗下设地政支局。整顿各地的地籍区划及界限,对土地的地号、地目、面积、等级及所有权等科目逐一调查,并编录造册,以此统计数据作为土地交易活动和征收土地赋税的依据。
  (四)关于小布达拉宫
  普陀宗乘之庙又被称作“小布达拉宫”,是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自己60大寿及次年皇太后钮祜禄氏的80寿辰而建。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开工,三十六年(1771年)八月竣工,历时四年半。全寺占地面积约21.6公顷,其布局和造型仿藏传佛教领袖之一达赖的驻地布达拉宫。其面积和体量比西藏布达拉小很多,也没有明显的中轴线,是其微缩版,故称“小布达拉宫”,是内地藏传寺庙专有。建成后的普陀宗乘之庙除了作为皇家避暑胜地,同时成为接见各路使臣和各族王公首领的议政办公场所。
  三、结语
  通过征集到的此件铜牌,可以了解很多历史信息。明代,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上生活着蒙古诸部族和女真部落,他们大部分都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仅有少量的土地用于农业种植,且是产量较低的粗放式经营。
  清王朝建立后,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安定期,中原经济得到了恢复。对长城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实行封禁政策,特别是东北地区,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龙兴之地,是满族统治者重点关注的区域。为保护满族固有的习俗和本民族利益,清朝政府将之与关内其他省份区别对待,实行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禁止或者尽可能地限制汉人在东北定居、进行垦荒等活动,使东北边疆处于较为特殊的地位。清廷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政策,对当时社会和后期的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封禁政策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限制,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
  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固,为了解决满洲八旗生计、安排难民,清政府在热河蒙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喀喇沁左翼旗是农业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自康熙九年(1670年)开始,土地垦殖活动没有间断。康熙末年,农业已初具规模,在农业人口的影响下,一部分蒙古民众也开始转向农耕。至清末,蒙古族已很少有人以放牧为业,基本完成牧业向农业的转变,蒙地经济发生了彻底的转型。为了便于统治出关垦殖的汉族农民,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在卓索图盟最先设置府、厅、州、县等行政机构,地方的行政权归府、厅、州等官府管辖,实行蒙汉分治。这一时期,汉族农民只有开垦蒙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仍然在蒙古王公贵族手中,蒙民将分配的生计地出租后仍然拥有土地所有权。汉民进行土地买卖的卖地契,实际上是永久佃权,地租仍交给原土地拥有者。民国初期蒙地土地权变化不大,延续清朝土地政策。
  伪满洲国成立后,以“贯彻国民经济制度统一,平衡全国财政预算收支问题”为由,废除对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强制实行“蒙地奉上”和有代价赎买的政策,这样便废除了王公领地权,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清除了一大障碍。日伪政府動用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东北地区搞蒙地整理,目的十分明确。一是大量搜刮财富,为战争提供资金。二是霸占土地,为移民做准备,意欲长期占领中国土地。
  这块铜牌的发现,再次验证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控制伪满政权,对热河辖地进行土地登记,以便征集税赋而大量搜刮财富,进而为其侵华战争提供资金的险恶目的。让我们牢记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参考文献
  [1]喀左县志编委会.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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