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0月24日，一辆面包车在中越边境的沿边公路上，蜿蜒前行。车内，《我们不一样》《老婆你辛苦了》等歌曲，轮回播放。强劲的音乐声，不断冲出了破车窗，穿过丛林，越过山岗，飘向隔壁的国度—越南。
45分钟后，车子在两座山坳间停了下来。左前方是一连排的楼房，有两层高，外墙全白，就像一所小学校舍。但这里是天等屯，属于广西大新县下雷镇新丰村的一个自然村落。
两个边境村
天等屯和越南只隔着一座山，翻过山就到了越南。天等屯共有11户人家，除马日新、马忠廷和马忠胜3户娶中国人做媳妇外，其他8户全娶了“山那边”的姑娘做老婆，“山那边”是指越南。
在一帮有着越南亲友环绕的村落中，天等屯的这3户人家显得有些孤寂，但不另类。因为在边境，两地边民的习俗、人文和生活习惯都很相近，跨国婚姻也由来已久。
今年44岁的新丰村村委书记、主任赵廷虎记得，至少从他姥姥那代起，中越边民就有通婚习俗。也就是说，至少百年前，这里的边民就有和越南通婚的历史。
不过，彼时的通婚以中国女人嫁到越南，或中国男人到越南上门为主。赵廷虎的姥姥是在他姥爷过世后，改嫁到越南的。天等屯屯長马忠宣的大伯也是那个时期到越南做上门女婿的。
对新丰村的边民而言，农耕时代，“山那边”的条件更诱人。新丰村有6个自然屯，共85户、285人（户籍人口），村里以喀斯特地貌为主，自然条件恶劣，很难找到块平地。
为给父亲腾出块安葬地，梁志安和其他村民发生了矛盾，至今没能化解。10月24日下午，在新丰村陇得屯，梁志安告诉我，“这鬼地方，连块平地都不好找，我死后，也不知道葬到哪里？”
没有水源也是新丰的另一死穴。这个靠天喝水、吃饭的地方，在农耕时代的劣势显而易见，但“山那边”的越南有着连片平整的土地。这样，中国人在农耕时代愿意嫁到越南或去越南上门，并不稀奇。
只是当初，他们的祖先为何选择到新丰这样一个没水、没地、路不通，也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
中越边境的天等屯，11户中有8户娶了越南媳妇。
农天宝告诉我，他们的祖先选择在这里定居，是因为外面的世界闹饥荒和后来国民党政府“抓壮丁”促使的。
新丰地处亚热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合绿色植物生长。“这一带尽管没有耕地，但至少有紫薯、野菜和树根可以挖来食用。”农天宝说，他们都是从天等县那边迁过来，目前在新丰村繁衍生息已到了第八代。
天等县距离新丰村，约90公里。新丰村的天等屯，其祖先更是以“天等”来命村名，以此昭告后人“我们来自哪里”。
现年74岁的农天宝出生在新丰村陇得屯，家境贫寒的他，早年就到本屯一赵姓人家“上门”。他的小孩也随了妻子的姓，所以姓赵。现任新丰村党支部书记、主任赵廷虎正是他的儿子。
上世纪80年代起，农天宝就担任新丰村（当时叫逐马大队）的干部，截至2005年退下时，他已担任新丰村委书记、主任18年。他退下这一年，赵廷虎作为村委重点培养的对象进入两委班子任职。2011年至今，赵廷虎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主任6年。据赵廷虎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嫁到新丰的越南姑娘有17人。
和越南通婚密切的，还有仁益村。这是除了新丰村外，下雷镇的另一边境村。仁益村有5个自然屯，180户、758个（户籍）村民。10月25日下午，仁益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赵廷英告诉我，嫁到仁益的越南姑娘，有27人，其中1户是父子俩都娶越南媳妇。
同一种趋势
在农天宝和赵廷英看来，百年来的婚嫁流动中，最大的变化是：过去，以我们嫁到越南或去越南上门为主，改革开放后，以她们（越南）嫁过来为主。这种趋势非常明显。
不过，农天宝也表示，“但最近几年，边民的跨国婚姻出现了流动迟缓，甚至停滞现象。”仁益村耕种的自然条件以及水源等，要比新丰村好，但赵廷英也有着和农天宝一样的感觉，“（越南媳妇）越来越不好娶了。”
边境村落婚嫁流变，是观测两国国力、民族友好程度的一面镜子，对两国如何调适政策、更好惠民，有重大的意义。
无论是赵廷虎的姥姥，还是马忠宣的大伯，自他们的先辈“嫁”到越南后，在很长时间里，却鲜有越南人嫁来到中国新丰村和仁益村的消息。一味以“输出性”为主的单向婚姻流动趋势，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改变。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农业的式微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一度以“输出性”为主的单向婚姻流动趋势，呈现出以“输入性”为主的趋势。这个趋势在2000年前后得到了强化。
这种趋势首先源于国内基础设施的改善。水、电、路，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命脉。新丰村在70年代末就开始通电了，这即便在国内的农村也算是很早了。但当时“山那边”的越南还是一片漆黑。
不过直到2003年，中方沿边公路才修通，新丰村也因此有了通往山外世界的公路。
没修通沿边公路前，新丰村村民去下雷镇，有条山路可走，直线距离只需8公里，但需翻山越岭，得走2个多小时。
“养头猪拿去下雷镇上卖，得4个人扛着上下山。”赵廷虎说，有年，他家卖5头猪，请了20个村民抬，大冬天的，大家汗流不止，想起来都后怕。
后怕的还有他的媳妇农桂海。农桂海比赵廷虎小5岁，她15岁时，赵廷虎就和她谈恋爱了。可没多久，农桂海就寻思着跑路了，因为“不想在这地方待一辈子，太苦了”。不过，农桂海的心思被赵廷虎捕捉到了，他密切监控着她，而且她每次出逃都被截了回来。
赵廷虎成功拦截的背后，和他岳父母及时“透露情报”有关。作为村干部的儿子，赵廷虎的家境相对很多村民来说，还不错，“有米有油”。更重要的是，90年代初期，赵廷虎和他姐夫合买一台碾米机，新丰村的陇得、天等、南上、南下等4个自然屯都来他家碾米，碾米机一发动，就把高山深谷里震得天响。 对从未走出大山的未来岳父母来说，赵廷虎家的碾米机（尽管赵只有一半股份）一“震”，相当于在高调宣示着赵家在当地的经济能力，赵廷虎的碾米机也因此“镇”住了两老的心。“你不知道，他们家来碾米，我可是一分钱都不收！”赵廷虎说。正是这些小恩小惠，赵廷虎很快笼络住未来岳父母的心，也因此对未婚妻的动态了然于胸。
1996年，当农桂海到了法定的18岁结婚年龄，赵廷虎就在岳父母的撮合下，心急火燎地和她完婚。此后，经济上的出色表现也让岳父母认为，“没看错人。”
沿边公路修通两年后的2005年，赵廷虎在村落第一个起了楼房，10年后的2015年，他花了6万元将二楼的客厅和房间给装修了—瓷砖从地板一直延续铺到了天花板。目前，他家的楼房，已盖到第三层。
10月24日下午，我和赵廷虎站在他那位于半山腰的楼房顶部，眺望着不远处青翠欲滴的连绵群山，赵廷虎说了句，“登高望远！”。此刻，他的脸上写满自豪。
我问他，“还担心老婆跑吗？”他说，“不怕了，我有这个信心！”确实，他家的情况还不错：他和妻子都在中信大新锰矿上班，尽管是合同工，但每个月两夫妻也有4000多元的收入，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他一个月还有1800元收入。加上边境补贴，他全家月收入有6000多元。
不过，不是每个家庭都像赵廷虎这般“成功”，所以大部分女人都会外嫁，而不是选择固守在这片连方寸平地都没有的深山。
当本地姑娘不愿留守，国内其他的村姑也不愿意嫁入，新丰和仁益村的一些男人只好把传宗接代的愿望，寄托在越南姑娘身上。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些不具备发展农业优势的边境村，也在参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红利。特别是沿边公路的修建，使越南姑娘在这一带得以迅速“回潮”。
“我几个越南表妹就嫁了回来，其中一个嫁给天等屯的马忠兴”，赵廷虎说，刚嫁来时，几个表妹瘦瘦的，“现在，个个都很胖。”
但从新丰、仁益两个边境村的情况看，越南媳妇逆流趋势主要出现在2000年前后。现在，越南姑娘越来越不好讨，因为双方的环境正悄然起了变化。
守边，脱贫
天等屯和越南重庆县的村落隔着一座山，几乎有着共同的生活环境，加上双方亲友在红白事中常年往来，两国居民多有接触。“我和我老婆从小就认识，我和他哥哥也是好朋友。”天等屯屯长马忠宣告诉我，他妻子叫莫氏彤，来自越南。马忠宣的哥哥马忠汉，也娶了越南姑娘做老婆。
10月24日晚，在天等屯马忠宣家吃晚饭时，我和他妻子莫氏彤提及：最近这些年，为何越来越少越南姑娘嫁到中国？她的说法和梁志安的妻子韦氏欢（也来自越南）所持的观点一样。
她们告诉我，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旅游发展，特别是靠近中国大新县德天瀑布等旅游景点的一些越南村落，当地村民通过在边界卖香烟、鞋子等越南土特产给游客，经济状况已有较大改善。
此外，民生保障方面，越南也做了比较大的改善，“比如读书、看病，几乎不用花钱。”韦氏欢说，读书只需带米或买点菜，不需缴学杂费。看病打针不花钱，主要就是给护工一点费用，但不会因此成为家庭负担。
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越南也实行计划生育。“过去，一个家庭有5、6个小孩，现在就2、3个”，莫氏彤说，随着子女减少，家庭条件改善，很多人更愿嫁在当地。
社会保障也是越南媳妇不敢轻易外嫁的原因。中国边民通常是家庭比较困难、在国内找不到老婆，才会讨“越南婆”，但娶“越南婆”意味着他们将付出更大，未来家庭生活的改善也将更艰难。
梁志安今年40岁。10月24日，在他家中，他告诉我，38岁前，他谈了几个女朋友，但终因家庭条件不好，没谈成。“我曾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他说，没有想到，39岁转运了：娶到一个比他小19岁的越南姑娘—韦氏欢为妻。
今年9月23日，21岁的韦氏欢为他生了个儿子。我来到他家这天，他儿子刚满月，但梁志安完全没有中年得子的幸福感，情绪很低落。他取出病历本和一堆治疗报告告诉我，他的小孩有些畸形，“腿是往里拐的”，为此，他已花掉2万多元，但这只是个开始，他还需要去南宁检查和治疗，可他已经没钱了。
过去，本地村民和越南媳妇结婚，尽管来自越南的媳妇无法上户，但她们和中国男人生下的小孩，可在中方入户。这意味着，其孩子在教育、医疗、低保等所有和户籍挂钩的，都顺理成章地享受到。但今年以来，孩子上户，还需提供一份亲子鉴定，贫穷的村民不得不因此背负数千元的鉴定费。“国家可不可以帮我们全额支付或补助一部分？”梁志安说，因为小孩没能入户，意味着所有一切治疗费用都得他全额支付，没得报销。
10月26日中午，大新县一位部门领导听了我转述的情况后承认，“他们原本就是家庭困难才娶越南媳妇，几千块钱的亲子鉴定费确实是笔不小开支。”他也希望我能多搜集群众建议，帮忙呼吁改善。
现实中，娶越南人为妻，意味着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只能靠男方一人打拼，因为媳妇没有身份证，无法落户，她们不能出去并进入工厂打工，甚至坐车、酒店住宿也不方便。嫁到中方，她们大多在地里劳作、照顾孩子。
此外，低保、边境补助和合作医疗的缴纳上，作为在我国没有户籍和身份的人，他们没被纳入制度性的保护中。
赵廷英告诉我，边境补贴每个村民每月130元，一年是1560元。如果是低保户，每月每人还有140元。但越南媳妇没有被纳入这个制度保护之内。
作为边境镇，下雷镇每个村民每年缴纳的150元农合医疗保费，是由国家财政支付，村民不需掏一分钱就可享受医疗报销，但娶来的越南媳妇不可以。今年以前，即便她们自掏150元的參保费也不被允许。今年起，政策开始向好，中方的越南媳妇也可参保报销，但需自己掏保费。
另外，她们和中国丈夫生下的孩子，在其他一些通道上，也被堵了。今年，天等屯的何诚伟通过所有体检，但因他妈妈是越南的，所以无法圆当兵梦。马忠宣说，小何有些灰心，担心今后读书考学方面，会不会也遇到麻烦？
不过，马忠宣自身面临的问题也没能解决。他成为预备党员已有三年，一直无法转正。赵廷虎说，主要是他娶了越南人做老婆，遇到政策卡壳。
赵廷虎说，我们是承担国家功能的人。赵廷英也说，“按上面的要求，我们边境村，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
的确，他们不一样。
在力推精准扶贫的当下，很多地方要求“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就要整体搬迁”，鼓励村民“挪穷窝，断穷根”。但下雷镇的这两个边境村是不可以搬迁的。即便有一些自发迁走了，户口也必须留在当地。
“对于边境村的村民来说，在戍守边防和脱贫致富的功能排位上，首先是戍边守边。”下雷镇副镇长蒋远群说。
45分钟后，车子在两座山坳间停了下来。左前方是一连排的楼房，有两层高，外墙全白，就像一所小学校舍。但这里是天等屯，属于广西大新县下雷镇新丰村的一个自然村落。
两个边境村
天等屯和越南只隔着一座山，翻过山就到了越南。天等屯共有11户人家，除马日新、马忠廷和马忠胜3户娶中国人做媳妇外，其他8户全娶了“山那边”的姑娘做老婆，“山那边”是指越南。
在一帮有着越南亲友环绕的村落中，天等屯的这3户人家显得有些孤寂，但不另类。因为在边境，两地边民的习俗、人文和生活习惯都很相近，跨国婚姻也由来已久。
今年44岁的新丰村村委书记、主任赵廷虎记得，至少从他姥姥那代起，中越边民就有通婚习俗。也就是说，至少百年前，这里的边民就有和越南通婚的历史。
不过，彼时的通婚以中国女人嫁到越南，或中国男人到越南上门为主。赵廷虎的姥姥是在他姥爷过世后，改嫁到越南的。天等屯屯長马忠宣的大伯也是那个时期到越南做上门女婿的。
对新丰村的边民而言，农耕时代，“山那边”的条件更诱人。新丰村有6个自然屯，共85户、285人（户籍人口），村里以喀斯特地貌为主，自然条件恶劣，很难找到块平地。
为给父亲腾出块安葬地，梁志安和其他村民发生了矛盾，至今没能化解。10月24日下午，在新丰村陇得屯，梁志安告诉我，“这鬼地方，连块平地都不好找，我死后，也不知道葬到哪里？”
没有水源也是新丰的另一死穴。这个靠天喝水、吃饭的地方，在农耕时代的劣势显而易见，但“山那边”的越南有着连片平整的土地。这样，中国人在农耕时代愿意嫁到越南或去越南上门，并不稀奇。
只是当初，他们的祖先为何选择到新丰这样一个没水、没地、路不通，也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
农天宝告诉我，他们的祖先选择在这里定居，是因为外面的世界闹饥荒和后来国民党政府“抓壮丁”促使的。
新丰地处亚热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合绿色植物生长。“这一带尽管没有耕地，但至少有紫薯、野菜和树根可以挖来食用。”农天宝说，他们都是从天等县那边迁过来，目前在新丰村繁衍生息已到了第八代。
天等县距离新丰村，约90公里。新丰村的天等屯，其祖先更是以“天等”来命村名，以此昭告后人“我们来自哪里”。
现年74岁的农天宝出生在新丰村陇得屯，家境贫寒的他，早年就到本屯一赵姓人家“上门”。他的小孩也随了妻子的姓，所以姓赵。现任新丰村党支部书记、主任赵廷虎正是他的儿子。
上世纪80年代起，农天宝就担任新丰村（当时叫逐马大队）的干部，截至2005年退下时，他已担任新丰村委书记、主任18年。他退下这一年，赵廷虎作为村委重点培养的对象进入两委班子任职。2011年至今，赵廷虎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主任6年。据赵廷虎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嫁到新丰的越南姑娘有17人。
和越南通婚密切的，还有仁益村。这是除了新丰村外，下雷镇的另一边境村。仁益村有5个自然屯，180户、758个（户籍）村民。10月25日下午，仁益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赵廷英告诉我，嫁到仁益的越南姑娘，有27人，其中1户是父子俩都娶越南媳妇。
同一种趋势
在农天宝和赵廷英看来，百年来的婚嫁流动中，最大的变化是：过去，以我们嫁到越南或去越南上门为主，改革开放后，以她们（越南）嫁过来为主。这种趋势非常明显。
不过，农天宝也表示，“但最近几年，边民的跨国婚姻出现了流动迟缓，甚至停滞现象。”仁益村耕种的自然条件以及水源等，要比新丰村好，但赵廷英也有着和农天宝一样的感觉，“（越南媳妇）越来越不好娶了。”
边境村落婚嫁流变，是观测两国国力、民族友好程度的一面镜子，对两国如何调适政策、更好惠民，有重大的意义。
无论是赵廷虎的姥姥，还是马忠宣的大伯，自他们的先辈“嫁”到越南后，在很长时间里，却鲜有越南人嫁来到中国新丰村和仁益村的消息。一味以“输出性”为主的单向婚姻流动趋势，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改变。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农业的式微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一度以“输出性”为主的单向婚姻流动趋势，呈现出以“输入性”为主的趋势。这个趋势在2000年前后得到了强化。
这种趋势首先源于国内基础设施的改善。水、电、路，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命脉。新丰村在70年代末就开始通电了，这即便在国内的农村也算是很早了。但当时“山那边”的越南还是一片漆黑。
不过直到2003年，中方沿边公路才修通，新丰村也因此有了通往山外世界的公路。
没修通沿边公路前，新丰村村民去下雷镇，有条山路可走，直线距离只需8公里，但需翻山越岭，得走2个多小时。
“养头猪拿去下雷镇上卖，得4个人扛着上下山。”赵廷虎说，有年，他家卖5头猪，请了20个村民抬，大冬天的，大家汗流不止，想起来都后怕。
后怕的还有他的媳妇农桂海。农桂海比赵廷虎小5岁，她15岁时，赵廷虎就和她谈恋爱了。可没多久，农桂海就寻思着跑路了，因为“不想在这地方待一辈子，太苦了”。不过，农桂海的心思被赵廷虎捕捉到了，他密切监控着她，而且她每次出逃都被截了回来。
赵廷虎成功拦截的背后，和他岳父母及时“透露情报”有关。作为村干部的儿子，赵廷虎的家境相对很多村民来说，还不错，“有米有油”。更重要的是，90年代初期，赵廷虎和他姐夫合买一台碾米机，新丰村的陇得、天等、南上、南下等4个自然屯都来他家碾米，碾米机一发动，就把高山深谷里震得天响。 对从未走出大山的未来岳父母来说，赵廷虎家的碾米机（尽管赵只有一半股份）一“震”，相当于在高调宣示着赵家在当地的经济能力，赵廷虎的碾米机也因此“镇”住了两老的心。“你不知道，他们家来碾米，我可是一分钱都不收！”赵廷虎说。正是这些小恩小惠，赵廷虎很快笼络住未来岳父母的心，也因此对未婚妻的动态了然于胸。
1996年，当农桂海到了法定的18岁结婚年龄，赵廷虎就在岳父母的撮合下，心急火燎地和她完婚。此后，经济上的出色表现也让岳父母认为，“没看错人。”
沿边公路修通两年后的2005年，赵廷虎在村落第一个起了楼房，10年后的2015年，他花了6万元将二楼的客厅和房间给装修了—瓷砖从地板一直延续铺到了天花板。目前，他家的楼房，已盖到第三层。
10月24日下午，我和赵廷虎站在他那位于半山腰的楼房顶部，眺望着不远处青翠欲滴的连绵群山，赵廷虎说了句，“登高望远！”。此刻，他的脸上写满自豪。
我问他，“还担心老婆跑吗？”他说，“不怕了，我有这个信心！”确实，他家的情况还不错：他和妻子都在中信大新锰矿上班，尽管是合同工，但每个月两夫妻也有4000多元的收入，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他一个月还有1800元收入。加上边境补贴，他全家月收入有6000多元。
不过，不是每个家庭都像赵廷虎这般“成功”，所以大部分女人都会外嫁，而不是选择固守在这片连方寸平地都没有的深山。
当本地姑娘不愿留守，国内其他的村姑也不愿意嫁入，新丰和仁益村的一些男人只好把传宗接代的愿望，寄托在越南姑娘身上。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些不具备发展农业优势的边境村，也在参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红利。特别是沿边公路的修建，使越南姑娘在这一带得以迅速“回潮”。
“我几个越南表妹就嫁了回来，其中一个嫁给天等屯的马忠兴”，赵廷虎说，刚嫁来时，几个表妹瘦瘦的，“现在，个个都很胖。”
但从新丰、仁益两个边境村的情况看，越南媳妇逆流趋势主要出现在2000年前后。现在，越南姑娘越来越不好讨，因为双方的环境正悄然起了变化。
守边，脱贫
天等屯和越南重庆县的村落隔着一座山，几乎有着共同的生活环境，加上双方亲友在红白事中常年往来，两国居民多有接触。“我和我老婆从小就认识，我和他哥哥也是好朋友。”天等屯屯长马忠宣告诉我，他妻子叫莫氏彤，来自越南。马忠宣的哥哥马忠汉，也娶了越南姑娘做老婆。
10月24日晚，在天等屯马忠宣家吃晚饭时，我和他妻子莫氏彤提及：最近这些年，为何越来越少越南姑娘嫁到中国？她的说法和梁志安的妻子韦氏欢（也来自越南）所持的观点一样。
她们告诉我，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旅游发展，特别是靠近中国大新县德天瀑布等旅游景点的一些越南村落，当地村民通过在边界卖香烟、鞋子等越南土特产给游客，经济状况已有较大改善。
此外，民生保障方面，越南也做了比较大的改善，“比如读书、看病，几乎不用花钱。”韦氏欢说，读书只需带米或买点菜，不需缴学杂费。看病打针不花钱，主要就是给护工一点费用，但不会因此成为家庭负担。
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越南也实行计划生育。“过去，一个家庭有5、6个小孩，现在就2、3个”，莫氏彤说，随着子女减少，家庭条件改善，很多人更愿嫁在当地。
社会保障也是越南媳妇不敢轻易外嫁的原因。中国边民通常是家庭比较困难、在国内找不到老婆，才会讨“越南婆”，但娶“越南婆”意味着他们将付出更大，未来家庭生活的改善也将更艰难。
梁志安今年40岁。10月24日，在他家中，他告诉我，38岁前，他谈了几个女朋友，但终因家庭条件不好，没谈成。“我曾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他说，没有想到，39岁转运了：娶到一个比他小19岁的越南姑娘—韦氏欢为妻。
今年9月23日，21岁的韦氏欢为他生了个儿子。我来到他家这天，他儿子刚满月，但梁志安完全没有中年得子的幸福感，情绪很低落。他取出病历本和一堆治疗报告告诉我，他的小孩有些畸形，“腿是往里拐的”，为此，他已花掉2万多元，但这只是个开始，他还需要去南宁检查和治疗，可他已经没钱了。
过去，本地村民和越南媳妇结婚，尽管来自越南的媳妇无法上户，但她们和中国男人生下的小孩，可在中方入户。这意味着，其孩子在教育、医疗、低保等所有和户籍挂钩的，都顺理成章地享受到。但今年以来，孩子上户，还需提供一份亲子鉴定，贫穷的村民不得不因此背负数千元的鉴定费。“国家可不可以帮我们全额支付或补助一部分？”梁志安说，因为小孩没能入户，意味着所有一切治疗费用都得他全额支付，没得报销。
10月26日中午，大新县一位部门领导听了我转述的情况后承认，“他们原本就是家庭困难才娶越南媳妇，几千块钱的亲子鉴定费确实是笔不小开支。”他也希望我能多搜集群众建议，帮忙呼吁改善。
现实中，娶越南人为妻，意味着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只能靠男方一人打拼，因为媳妇没有身份证，无法落户，她们不能出去并进入工厂打工，甚至坐车、酒店住宿也不方便。嫁到中方，她们大多在地里劳作、照顾孩子。
此外，低保、边境补助和合作医疗的缴纳上，作为在我国没有户籍和身份的人，他们没被纳入制度性的保护中。
赵廷英告诉我，边境补贴每个村民每月130元，一年是1560元。如果是低保户，每月每人还有140元。但越南媳妇没有被纳入这个制度保护之内。
作为边境镇，下雷镇每个村民每年缴纳的150元农合医疗保费，是由国家财政支付，村民不需掏一分钱就可享受医疗报销，但娶来的越南媳妇不可以。今年以前，即便她们自掏150元的參保费也不被允许。今年起，政策开始向好，中方的越南媳妇也可参保报销，但需自己掏保费。
另外，她们和中国丈夫生下的孩子，在其他一些通道上，也被堵了。今年，天等屯的何诚伟通过所有体检，但因他妈妈是越南的，所以无法圆当兵梦。马忠宣说，小何有些灰心，担心今后读书考学方面，会不会也遇到麻烦？
不过，马忠宣自身面临的问题也没能解决。他成为预备党员已有三年，一直无法转正。赵廷虎说，主要是他娶了越南人做老婆，遇到政策卡壳。
赵廷虎说，我们是承担国家功能的人。赵廷英也说，“按上面的要求，我们边境村，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
的确，他们不一样。
在力推精准扶贫的当下，很多地方要求“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就要整体搬迁”，鼓励村民“挪穷窝，断穷根”。但下雷镇的这两个边境村是不可以搬迁的。即便有一些自发迁走了，户口也必须留在当地。
“对于边境村的村民来说，在戍守边防和脱贫致富的功能排位上，首先是戍边守边。”下雷镇副镇长蒋远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