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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不亚于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割据分裂严重，战争频仍，政权更迭频繁，但思想意识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民国时期比前两个时期更加复杂的是，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世界列强环伺下的近代中国，丧失了在亚洲这片土地上呼风唤雨的资本和地位，积贫积弱是其最真实的写照。
历史并不是直线前行和简单复现，在当代民国控心中“精神上最好的时代”的民国，颤颤巍巍地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媒体对这个国家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和报道。许多外国人士进入中国，有记者，有使节，有传教士，有间谍，他们向世界讲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自北伐战争到抗战期间，西方报刊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报刊，每天刊登大量中国报道。虽然很多报道并不完全准确，有些甚至错得离谱，但他们以个体身份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带来了不一样的观察中国的视角。
北洋时期：“土匪世界”
1900年义和团围攻了北京的外交使馆，让西方感到恐慌震惊，称之为“黄祸”。以至于在20世纪初年，西方人谈及中国时几乎众口一词予以“妖魔化”。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令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迅速崩溃，“帝国不是被外人推翻的，而是它自己崩塌的。我们看着它苟延残喘，日薄西山。”意大利外交家达尼埃莱·瓦尔如此形容清王朝的垮台。但是新生的中华民国并没有被起义领导者孙中山及国民党所掌控，清末重臣袁世凯成为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后来甚至恢复帝制。当时的西方媒体对袁世凯的能力大多予以肯定，称“他是汉人中最受人信任的代表人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语），“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米拉德语），《纽约时报》还以“中国一代枭雄，现代军队组织者”为题对其有过特写。曾担任袁世凯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弗兰克·古德诺教授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因此他也被认为是袁世凯复辟运动的“吹鼓手”。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是一种中国问题”。
1916年，短暂称帝且失去军队支持的独裁者袁世凯去世，随后中国陷入了持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8），手握重兵的军阀们控制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势力范围。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这一时期各军阀之间发生了140次战争。如果算上小型战争的话，光是四川一省就有近50个将军之间发生了400多次冲突。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主导中国随后30年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几乎同时成长，并产生纷争。这就是历史上的北洋时期。
“21个省，21个独裁者，其中一个人将他所占的部分卖给了日本，其他人则把所占部分卖给了美国。什么都被摆上了拍卖台：江河、铁路、煤矿、寺庙、宫殿、船只。这个国家已被列强视为战利品。只要稍稍举起手，喊出最高价。”法国记者阿尔伯特·兰登斯1922年来到亚洲，他在《疯狂的中华民国》一书中描述了这个处于军阀混战、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
不过在美国汉学家白鲁恂看来，军阀实际上是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政治的萌芽，因为它打破了忠君、齐一的思想。但是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在西方媒体眼中却是危险重重，也正因为此，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令西方着迷，许多西方记者纷纷来到中国。
1921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中国处境危险，十多个敌对政权并存。”《纽约时报》记者哈莱特·阿班在其著作《苦难的中国》一书中写道：“这个时候，作为国家的中国已然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阿班在中国待了15年，面对民国初年的政局，他说：“旧制度的闸门已经关闭，军阀横行已成潮流”。中国的分裂从辛亥革命就已经开始。在此后十几年的时光里，中国没有统一的政府，只有无穷无尽的军阀混战，国家的状况每况愈下，民众由希望而失望以至绝望。
1923年5月，一支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草莽武装在山东临城的津浦线上打劫了一辆“国际列车”，绑架了39名外国乘客（外国人质被称为“洋票”）和30名中国乘客（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震惊世界。几天后，孙中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临城劫车案的祸魁是吴佩孚。其实，当越来越多身份各异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就成为了中国土匪传统的绑架勾当的新目标，“洋票”也成为民国时期风靡一时的新名词。一些逃出生天的洋票针对这段经历纷纷撰文，对绑架者进行了全面透视，并从这一丑陋缩影进而高屋建瓴地对民国社会展开整体上的观察和评价，认为“兵即匪，匪即兵”，“中国成了土匪世界”。
1924年9月8日，最新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第一个中国人，这就是正在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交锋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时代》封面上如此写道：“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内文中称“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统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原。尽管他赞成民主制，但其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时代》记者用很吸引美国读者的口吻提到这位将领很有开放意识，50岁的人了还在清晨学英语。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也认为，“在这一混乱阶段，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物。”而吴佩孚也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1927年4月4日，接收孙中山的革命遗产，成为国民党领导人并指挥北伐战争的蒋介石，成为继吴佩孚之后第二个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时代》如此为其注脚：征服者蒋介石将军。这位入主上海的征服者显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关注，因为他与国民党左派的疏离，令在华外国人感到北伐军并不会像义和团一样再度“伤害”洋人，同时他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阀。《时代》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这位传奇人物的故事。在成为《时代》封面人物8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除了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也都曾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对于这些风光无限的军阀们，一些外国的观察员嘲笑他们是歌剧中的将军，“头戴鸵鸟羽毛装饰的帽子，华丽的服装上有肩章和装饰穗带、成排的奖章，以及一直拖到地上的装饰宝剑”。他们被认为是狡诈的邪恶力量的典型，没有道德，只追求权力。历史学家鲁希安·佩曾说，这些人“本能地多疑，很容易怀疑他们的利益可能会受到威胁……固执，目光短浅，不易受到理想主义者的抽象概念的影响”，是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者。但是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 30年代：“黄金十年”VS“生活在火山口上”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基本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当时的中央政府。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形成，也开启了民国历史上的“黄金十年”，经济、教育、城市建设等领域都实现了高速发展。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如此报道：“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这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战争对抗和平、文明对抗野蛮的‘肮脏的30年代’，对于生活虽然相对贫困但毕竟有工作做、有钱赚的中国人而言，这又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奢侈挥霍的年代。”英国媒体人保罗·法兰奇如此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对于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欧美而言，此时的中国成为越来越多的记者眼中旅游和探险的最佳国度。
伦敦《泰晤士报》特约旅行记者彼得·弗莱明1935年写下《独行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界引起轰动。他挑剔地写道，北京“缺乏魅力”，哈尔滨“没有明确的特征”，长春“完全没有个性”，沈阳则是“无法描述，枯燥无味”，甚至位于朝鲜边界的营口也是“腐败的”。
这一时期的上海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充斥着享乐主义、过度挥霍和特权阶级的奢华，因此上海也成为西方媒体驻华记者最为集中之地和洋人办报最密集的城市。在《太阳帝国》报记者杰·吉·巴拉德看来，“上海，灯红酒绿的城市，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令人兴奋。”《巴黎之夜》特派记者亚历山德拉·詹斯基1936年从法国来到上海，她拍摄了许多照片，积极地向法国读者介绍上海滩30年代纸醉金迷的生活。美国记者艾米丽·哈恩，也就是后来成为邵洵美妻子、宋氏三姐妹传记作者的项美丽，创作了许多关于公共租界的作品，成为旧上海最后一段辉煌历史的永久证明。
当然，十里洋场的上海也有阴暗。英国人拉尔夫·肖在《罪恶之城》里记录下了上海藏污纳垢的血巷酒吧街的漫漫长夜，以及上海的银色出租车公司——杜月笙开的公司，主要为人提供车辆以便在车上行苟且之事。美国陆军中尉约瑟夫·史迪威来到繁华的上海，这个未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看到了令他一生难忘的一幕：街头饿殍无数，乞丐围着他打转，垃圾车里时常会发现尸体。对于史迪威而言，上海的一切都显得肮脏和丑陋。
另一方面，整个中国一直处于动乱当中，政治冲突不断。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中国既是革命的摇篮，也是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风向标。约翰·鲍威尔说30年代的中国就是“生活在火山口上”。
1931年和1933年，围绕蒋介石的下野和复出，《时代》两度将其搬上封面。复出后的蒋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来自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对此非常困惑：“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京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还要打内战呢？”不过，后来出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30年代到访中国时，非常欣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拉铁摩尔语）
抗战：中国崛起，两种形象
美国驻华商务代表约瑟夫·基根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国革命的兴起，他曾说过一句话：“革命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团结”。这一观点非常契合中国的抗战。1936年年底的西安事变，“结束了南京政府近10年来一直奉行的忍受屈辱的对日政策”，国共两党开始商议共同抗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随着中国局势日益恶化，越来越多外国记者赶赴中国展开新闻报道。抗战初期，外国左翼人士并不都是同情陷入危局的中国，许多人仍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但始终不肯表明立场，他们只是在道义上谴责战争而不愿谴责任何一方。直到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后，亲历大屠杀的外国记者，如《纽约时报》的窦奠安、《芝加哥日报》的阿契·斯蒂尔、联合通讯社的叶芝·丹尼尔等人，才连续发出相关报道，在美国引起轰动。但是当时日本方面坚称从不存在什么南京大屠杀，来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国民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上海日日新闻》以及同盟社的120名日本随军记者不遗余力地否认大屠杀事件，并全部坚决支持日本侵华。
英国外交部对近代中国有这样一番比较评价：1927年的中国仍是一潭稀泥，到了1945年中国已成为一个强国，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与一战时相比，二战中的中国已成为同盟国重要的合作者，蒋介石第一次以“世界大国”首脑的身份，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国际政治大佬实现了同台的机会。
《纽约时报》记者阿班如此评价在抗日战争中崛起的蒋介石：“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之时，蒋介石在中国都不受欢迎，在外国专家眼里，他也从来算不上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只是个见风使舵的政客，却天生耀眼，会挑选能干的政坛左右手和军事将领为他效劳。而且他直觉强，大多数情况下，允许手下的专门人才见机行事。在日本大举进犯的压力下，他总算在国际事务方面学到了东西，以令人炫目的速度，从一个只关注一省一地的带兵人物，成长为一个领袖。其对国际事务的见解，堪称达到伟大政治家的水平。”
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之所以能在二战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是以它在战争中和外交上的表现而获得的，并为它确认新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席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正面战场牵制住了日军的主力部队，以沉重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们，舌战群儒，在西方列强的围堵中，保全了除外蒙古以外的清帝国时期的疆域的完整性，收回了被列强占领的内地所有租界，大大提升了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以驻华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总结道：“《红星照耀中国》中共产党人的苦行者形象影响了许多人，而卢斯通过其杂志《时代》和《生活》对国民党形象的描述也影响了许多美国人。”出生于中国的传教士后代卢斯，让蒋氏夫妇作为“年度夫妻”登上1937年的《时代》杂志封面，同时出于对宋美龄的偏爱，更是让她在战争期间几度成为封面人物。而谙熟媒体之道的宋美龄以其典型的宋氏家族的方式，通过媒体赢得了广大美国民众对民国的支持。
但是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抗战接近尾声时，面临着自毁长城的局面。国民党的腐败以致失去人心，让一些观察人士预料到了蒋介石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
1938年10月，南京中央政府转移至重庆，一时间，重庆人口激增至100万。大批外国记者尾随到达重庆，他们满怀希望报道盟国的反抗斗争，但现实令他们震惊。1939年6月，窦奠安给同行埃文思·卡尔逊写信说：“重庆之行绝对是件令人失望的事。这里的气氛松弛，大家都在捞钱。……我觉得中央政府的人过于忙着重建，几乎忘记了战争的存在，千里之外的前线战火蔓延，这里却鲜有人察觉，这是很危险的。”
1941年美国参议院批准租借法案后，华盛顿成为了国民党政府最大的武器、装备和资金供应者，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美国人完全有理由为之震怒：大批援助物资失窃，或者更可能是被藏起来，准备日后对付共产党而非日本人。这种做法激怒了许多外国记者，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往国内报刊投送的新闻稿变得激进且言辞激烈。
《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曾跟随国民党第62军团，试图突破日军在湖南衡阳的包围圈，这支部队由临时应招入伍的贫农组成。他对部队高级军官没什么印象，却被底层人民的勇敢无畏深深感动，“中国士兵做到了军人应该做到的一切。他们徒步翻山越岭，饱受日晒雨淋，然而他们却没有后援，没有武器，也没有方向，他们身陷绝境。”他在抗战期间抨击中国政府的弱点不遗余力，指责美国政府盲目支持蒋介石，宁要稳定不顾争论，但他也说这支军队能抵御日军达六年之久是奇事之中最为特殊之处。
据历史学家斯蒂芬·麦金龙和奥利斯·弗里森所言，除了出生于菲律宾、曾经营《马尼拉自由报》的弗雷德里克·马奎德，所有的重庆记者都有左倾意向。战时几乎所有的驻华外国记者都将国共两党的冲突看成是反动势力和进步力量的较量。
来自英国驻华使节和记者的汇报，让英国政府在抗战后期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20年代的敌视转为同情。有论者谓，自1943年7月始，英国政府开始逐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共。
而在所有参与政治报道的记者中，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对中国看法的人物当属埃德加·斯诺。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打破了蒋介石不允许外国记者报道中共的禁令。他称蒋介石是革命的背叛者，他在1937年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对世界认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认识毛泽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很快就成为畅销书，在英国一个月内出版了5次，1938年被上海地下工作者翻译成中文，改名《西行漫记》，以小说形式出版以躲过国民党的审查。
“人们很容易投向共产党。他们对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绝望！”窦奠安在给胡德兰的信中写道。抗战让蒋介石站到了权力的最巅峰，但也为他最后的失败埋下隐患。
看不懂的中国
抗战结束，内战爆发，采访过蒋介石的外国记者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但是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却节节败退。1948年辽沈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向新闻界公布这个消息。而不断变换的国共双方前线战况，让许多记者都难以理解。后来报道过朝鲜战争的《芝加哥日报》记者凯斯·比奇说道，中国内战期间，他从来没有弄清楚过前线到底在哪里。
由于卢斯与蒋氏夫妇关系亲密，其下辖的《时代》《生活》杂志的记者大多倾向于国民党阵营，卢斯也拒绝在刊物上刊登更多揭露国民党阴暗面的报道。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离它的盟友已经越来越远，在马歇尔为国共斡旋失败后，1947年杜鲁门政府决定停止进一步培训国民党军队，并实施武器禁运。西方记者与决策者不断地对国民党进行指责和批评。而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国内反对共产主义的麦卡锡主义思潮日渐浓厚，许多亲华的美国进步人士包括驻华记者、美军战俘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随着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败走台湾，外国驻华记者也大多撤离中国大陆，一部分人移居香港，继续关注中国。但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
“中华民国时代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37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舞台的时候，中国几乎到蛮荒亡国的地步。”《纽约时报》的撰稿人曾如此总结。
而关于中国人，西方人一直都充满困惑。“没有一个人理解过，或者真正了解过中国人，这一世界上最好懂又最难捉摸、最理智又最没逻辑最矛盾的民族。”美国旅行家、摄影家伊丽莎·赛德莫的这段经典话语，成为西方人广泛引述的关于中国人民族性的诠释之一。
项美丽在《我看中国》一书中也说道：“如果你认为中国会解开你所有的困惑，那你就太天真了——天真得跟个美国记者似的。”
“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深知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以极大的耐心默默地承受着。”美国学者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对中国人在生活习性上所表现出来的随意性感到非常惊讶，这也让很多外国人断言：中国人不文明。
美国大文豪海明威曾跟随作为记者的前妻葛尔红来到战时中国，这趟中国内地之行让有洁癖的葛尔红记忆深刻：“50年的旅途，所经之地，唯有中国令人在长久之后仍感恐惧。”海明威也怒称中国是个“肮脏的国家”。
传教士毕敬士、摄影家坎恩、学者喜仁龙、摄影师罗伯特·帕劳、杰克·伯恩斯等外国人士，留下了许多反映民国时期普通民众生活情景的照片，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类似老照片，大多出自这些人之手。在他们的镜头下，中国人的生活是单调而贫穷的，面对镜头时那种麻木、空洞的眼神比比皆是，当然他们看上去也似乎很“乐天知命”。
英国传教士麦高恩称：“中国人是颇具幽默感且懂得自得其乐的民族，这一特征只有见到他们本人才能看出来，因为在中国的茶叶罐上或是诙谐小说里的那些有关中国人的图片，都将他们的形象给扭曲了。正是这种幽默和乐观，才使中国人能够忍受数千年来由于愚昧和贫穷而带来的苦难，能够勇敢地为生存斗争。中国如今在远东所处的地位正是他们带领黄种人在过去岁月里，为抵抗剥削和毁灭中华帝国的外来入侵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活力的最好证明。”确实如此。
（参考资料：《<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作者：李辉；《镜里看中国》，作者：[英]保罗·法兰奇）
历史并不是直线前行和简单复现，在当代民国控心中“精神上最好的时代”的民国，颤颤巍巍地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媒体对这个国家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和报道。许多外国人士进入中国，有记者，有使节，有传教士，有间谍，他们向世界讲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自北伐战争到抗战期间，西方报刊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报刊，每天刊登大量中国报道。虽然很多报道并不完全准确，有些甚至错得离谱，但他们以个体身份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带来了不一样的观察中国的视角。
北洋时期：“土匪世界”
1900年义和团围攻了北京的外交使馆，让西方感到恐慌震惊，称之为“黄祸”。以至于在20世纪初年，西方人谈及中国时几乎众口一词予以“妖魔化”。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令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迅速崩溃，“帝国不是被外人推翻的，而是它自己崩塌的。我们看着它苟延残喘，日薄西山。”意大利外交家达尼埃莱·瓦尔如此形容清王朝的垮台。但是新生的中华民国并没有被起义领导者孙中山及国民党所掌控，清末重臣袁世凯成为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后来甚至恢复帝制。当时的西方媒体对袁世凯的能力大多予以肯定，称“他是汉人中最受人信任的代表人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语），“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米拉德语），《纽约时报》还以“中国一代枭雄，现代军队组织者”为题对其有过特写。曾担任袁世凯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弗兰克·古德诺教授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因此他也被认为是袁世凯复辟运动的“吹鼓手”。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是一种中国问题”。
1916年，短暂称帝且失去军队支持的独裁者袁世凯去世，随后中国陷入了持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8），手握重兵的军阀们控制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势力范围。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这一时期各军阀之间发生了140次战争。如果算上小型战争的话，光是四川一省就有近50个将军之间发生了400多次冲突。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主导中国随后30年的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几乎同时成长，并产生纷争。这就是历史上的北洋时期。
“21个省，21个独裁者，其中一个人将他所占的部分卖给了日本，其他人则把所占部分卖给了美国。什么都被摆上了拍卖台：江河、铁路、煤矿、寺庙、宫殿、船只。这个国家已被列强视为战利品。只要稍稍举起手，喊出最高价。”法国记者阿尔伯特·兰登斯1922年来到亚洲，他在《疯狂的中华民国》一书中描述了这个处于军阀混战、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
不过在美国汉学家白鲁恂看来，军阀实际上是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政治的萌芽，因为它打破了忠君、齐一的思想。但是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在西方媒体眼中却是危险重重，也正因为此，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令西方着迷，许多西方记者纷纷来到中国。
1921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中国处境危险，十多个敌对政权并存。”《纽约时报》记者哈莱特·阿班在其著作《苦难的中国》一书中写道：“这个时候，作为国家的中国已然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阿班在中国待了15年，面对民国初年的政局，他说：“旧制度的闸门已经关闭，军阀横行已成潮流”。中国的分裂从辛亥革命就已经开始。在此后十几年的时光里，中国没有统一的政府，只有无穷无尽的军阀混战，国家的状况每况愈下，民众由希望而失望以至绝望。
1923年5月，一支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草莽武装在山东临城的津浦线上打劫了一辆“国际列车”，绑架了39名外国乘客（外国人质被称为“洋票”）和30名中国乘客（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震惊世界。几天后，孙中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临城劫车案的祸魁是吴佩孚。其实，当越来越多身份各异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就成为了中国土匪传统的绑架勾当的新目标，“洋票”也成为民国时期风靡一时的新名词。一些逃出生天的洋票针对这段经历纷纷撰文，对绑架者进行了全面透视，并从这一丑陋缩影进而高屋建瓴地对民国社会展开整体上的观察和评价，认为“兵即匪，匪即兵”，“中国成了土匪世界”。
1924年9月8日，最新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第一个中国人，这就是正在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交锋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时代》封面上如此写道：“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内文中称“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统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原。尽管他赞成民主制，但其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时代》记者用很吸引美国读者的口吻提到这位将领很有开放意识，50岁的人了还在清晨学英语。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也认为，“在这一混乱阶段，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物。”而吴佩孚也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1927年4月4日，接收孙中山的革命遗产，成为国民党领导人并指挥北伐战争的蒋介石，成为继吴佩孚之后第二个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时代》如此为其注脚：征服者蒋介石将军。这位入主上海的征服者显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关注，因为他与国民党左派的疏离，令在华外国人感到北伐军并不会像义和团一样再度“伤害”洋人，同时他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阀。《时代》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这位传奇人物的故事。在成为《时代》封面人物8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除了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也都曾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对于这些风光无限的军阀们，一些外国的观察员嘲笑他们是歌剧中的将军，“头戴鸵鸟羽毛装饰的帽子，华丽的服装上有肩章和装饰穗带、成排的奖章，以及一直拖到地上的装饰宝剑”。他们被认为是狡诈的邪恶力量的典型，没有道德，只追求权力。历史学家鲁希安·佩曾说，这些人“本能地多疑，很容易怀疑他们的利益可能会受到威胁……固执，目光短浅，不易受到理想主义者的抽象概念的影响”，是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者。但是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 30年代：“黄金十年”VS“生活在火山口上”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基本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当时的中央政府。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形成，也开启了民国历史上的“黄金十年”，经济、教育、城市建设等领域都实现了高速发展。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如此报道：“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这是一个法西斯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战争对抗和平、文明对抗野蛮的‘肮脏的30年代’，对于生活虽然相对贫困但毕竟有工作做、有钱赚的中国人而言，这又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奢侈挥霍的年代。”英国媒体人保罗·法兰奇如此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对于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欧美而言，此时的中国成为越来越多的记者眼中旅游和探险的最佳国度。
伦敦《泰晤士报》特约旅行记者彼得·弗莱明1935年写下《独行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界引起轰动。他挑剔地写道，北京“缺乏魅力”，哈尔滨“没有明确的特征”，长春“完全没有个性”，沈阳则是“无法描述，枯燥无味”，甚至位于朝鲜边界的营口也是“腐败的”。
这一时期的上海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充斥着享乐主义、过度挥霍和特权阶级的奢华，因此上海也成为西方媒体驻华记者最为集中之地和洋人办报最密集的城市。在《太阳帝国》报记者杰·吉·巴拉德看来，“上海，灯红酒绿的城市，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令人兴奋。”《巴黎之夜》特派记者亚历山德拉·詹斯基1936年从法国来到上海，她拍摄了许多照片，积极地向法国读者介绍上海滩30年代纸醉金迷的生活。美国记者艾米丽·哈恩，也就是后来成为邵洵美妻子、宋氏三姐妹传记作者的项美丽，创作了许多关于公共租界的作品，成为旧上海最后一段辉煌历史的永久证明。
当然，十里洋场的上海也有阴暗。英国人拉尔夫·肖在《罪恶之城》里记录下了上海藏污纳垢的血巷酒吧街的漫漫长夜，以及上海的银色出租车公司——杜月笙开的公司，主要为人提供车辆以便在车上行苟且之事。美国陆军中尉约瑟夫·史迪威来到繁华的上海，这个未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看到了令他一生难忘的一幕：街头饿殍无数，乞丐围着他打转，垃圾车里时常会发现尸体。对于史迪威而言，上海的一切都显得肮脏和丑陋。
另一方面，整个中国一直处于动乱当中，政治冲突不断。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中国既是革命的摇篮，也是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风向标。约翰·鲍威尔说30年代的中国就是“生活在火山口上”。
1931年和1933年，围绕蒋介石的下野和复出，《时代》两度将其搬上封面。复出后的蒋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来自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对此非常困惑：“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京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共产党，认为镇压了共产党才能抗日。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的反应是：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旦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为什么在祖国遭到侵略时还要打内战呢？”不过，后来出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30年代到访中国时，非常欣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他坚定地认为，要让国民党在解决中共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只有解决了中共问题，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杜勒斯的观点和蒋介石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拉铁摩尔语）
抗战：中国崛起，两种形象
美国驻华商务代表约瑟夫·基根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国革命的兴起，他曾说过一句话：“革命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团结”。这一观点非常契合中国的抗战。1936年年底的西安事变，“结束了南京政府近10年来一直奉行的忍受屈辱的对日政策”，国共两党开始商议共同抗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随着中国局势日益恶化，越来越多外国记者赶赴中国展开新闻报道。抗战初期，外国左翼人士并不都是同情陷入危局的中国，许多人仍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但始终不肯表明立场，他们只是在道义上谴责战争而不愿谴责任何一方。直到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后，亲历大屠杀的外国记者，如《纽约时报》的窦奠安、《芝加哥日报》的阿契·斯蒂尔、联合通讯社的叶芝·丹尼尔等人，才连续发出相关报道，在美国引起轰动。但是当时日本方面坚称从不存在什么南京大屠杀，来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国民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上海日日新闻》以及同盟社的120名日本随军记者不遗余力地否认大屠杀事件，并全部坚决支持日本侵华。
英国外交部对近代中国有这样一番比较评价：1927年的中国仍是一潭稀泥，到了1945年中国已成为一个强国，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与一战时相比，二战中的中国已成为同盟国重要的合作者，蒋介石第一次以“世界大国”首脑的身份，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国际政治大佬实现了同台的机会。
《纽约时报》记者阿班如此评价在抗日战争中崛起的蒋介石：“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之时，蒋介石在中国都不受欢迎，在外国专家眼里，他也从来算不上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只是个见风使舵的政客，却天生耀眼，会挑选能干的政坛左右手和军事将领为他效劳。而且他直觉强，大多数情况下，允许手下的专门人才见机行事。在日本大举进犯的压力下，他总算在国际事务方面学到了东西，以令人炫目的速度，从一个只关注一省一地的带兵人物，成长为一个领袖。其对国际事务的见解，堪称达到伟大政治家的水平。”
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之所以能在二战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是以它在战争中和外交上的表现而获得的，并为它确认新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席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正面战场牵制住了日军的主力部队，以沉重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们，舌战群儒，在西方列强的围堵中，保全了除外蒙古以外的清帝国时期的疆域的完整性，收回了被列强占领的内地所有租界，大大提升了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以驻华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总结道：“《红星照耀中国》中共产党人的苦行者形象影响了许多人，而卢斯通过其杂志《时代》和《生活》对国民党形象的描述也影响了许多美国人。”出生于中国的传教士后代卢斯，让蒋氏夫妇作为“年度夫妻”登上1937年的《时代》杂志封面，同时出于对宋美龄的偏爱，更是让她在战争期间几度成为封面人物。而谙熟媒体之道的宋美龄以其典型的宋氏家族的方式，通过媒体赢得了广大美国民众对民国的支持。
但是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抗战接近尾声时，面临着自毁长城的局面。国民党的腐败以致失去人心，让一些观察人士预料到了蒋介石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
1938年10月，南京中央政府转移至重庆，一时间，重庆人口激增至100万。大批外国记者尾随到达重庆，他们满怀希望报道盟国的反抗斗争，但现实令他们震惊。1939年6月，窦奠安给同行埃文思·卡尔逊写信说：“重庆之行绝对是件令人失望的事。这里的气氛松弛，大家都在捞钱。……我觉得中央政府的人过于忙着重建，几乎忘记了战争的存在，千里之外的前线战火蔓延，这里却鲜有人察觉，这是很危险的。”
1941年美国参议院批准租借法案后，华盛顿成为了国民党政府最大的武器、装备和资金供应者，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美国人完全有理由为之震怒：大批援助物资失窃，或者更可能是被藏起来，准备日后对付共产党而非日本人。这种做法激怒了许多外国记者，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往国内报刊投送的新闻稿变得激进且言辞激烈。
《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曾跟随国民党第62军团，试图突破日军在湖南衡阳的包围圈，这支部队由临时应招入伍的贫农组成。他对部队高级军官没什么印象，却被底层人民的勇敢无畏深深感动，“中国士兵做到了军人应该做到的一切。他们徒步翻山越岭，饱受日晒雨淋，然而他们却没有后援，没有武器，也没有方向，他们身陷绝境。”他在抗战期间抨击中国政府的弱点不遗余力，指责美国政府盲目支持蒋介石，宁要稳定不顾争论，但他也说这支军队能抵御日军达六年之久是奇事之中最为特殊之处。
据历史学家斯蒂芬·麦金龙和奥利斯·弗里森所言，除了出生于菲律宾、曾经营《马尼拉自由报》的弗雷德里克·马奎德，所有的重庆记者都有左倾意向。战时几乎所有的驻华外国记者都将国共两党的冲突看成是反动势力和进步力量的较量。
来自英国驻华使节和记者的汇报，让英国政府在抗战后期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20年代的敌视转为同情。有论者谓，自1943年7月始，英国政府开始逐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共。
而在所有参与政治报道的记者中，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对中国看法的人物当属埃德加·斯诺。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打破了蒋介石不允许外国记者报道中共的禁令。他称蒋介石是革命的背叛者，他在1937年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对世界认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认识毛泽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很快就成为畅销书，在英国一个月内出版了5次，1938年被上海地下工作者翻译成中文，改名《西行漫记》，以小说形式出版以躲过国民党的审查。
“人们很容易投向共产党。他们对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绝望！”窦奠安在给胡德兰的信中写道。抗战让蒋介石站到了权力的最巅峰，但也为他最后的失败埋下隐患。
看不懂的中国
抗战结束，内战爆发，采访过蒋介石的外国记者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但是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却节节败退。1948年辽沈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向新闻界公布这个消息。而不断变换的国共双方前线战况，让许多记者都难以理解。后来报道过朝鲜战争的《芝加哥日报》记者凯斯·比奇说道，中国内战期间，他从来没有弄清楚过前线到底在哪里。
由于卢斯与蒋氏夫妇关系亲密，其下辖的《时代》《生活》杂志的记者大多倾向于国民党阵营，卢斯也拒绝在刊物上刊登更多揭露国民党阴暗面的报道。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离它的盟友已经越来越远，在马歇尔为国共斡旋失败后，1947年杜鲁门政府决定停止进一步培训国民党军队，并实施武器禁运。西方记者与决策者不断地对国民党进行指责和批评。而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国内反对共产主义的麦卡锡主义思潮日渐浓厚，许多亲华的美国进步人士包括驻华记者、美军战俘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随着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败走台湾，外国驻华记者也大多撤离中国大陆，一部分人移居香港，继续关注中国。但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
“中华民国时代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37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舞台的时候，中国几乎到蛮荒亡国的地步。”《纽约时报》的撰稿人曾如此总结。
而关于中国人，西方人一直都充满困惑。“没有一个人理解过，或者真正了解过中国人，这一世界上最好懂又最难捉摸、最理智又最没逻辑最矛盾的民族。”美国旅行家、摄影家伊丽莎·赛德莫的这段经典话语，成为西方人广泛引述的关于中国人民族性的诠释之一。
项美丽在《我看中国》一书中也说道：“如果你认为中国会解开你所有的困惑，那你就太天真了——天真得跟个美国记者似的。”
“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深知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以极大的耐心默默地承受着。”美国学者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对中国人在生活习性上所表现出来的随意性感到非常惊讶，这也让很多外国人断言：中国人不文明。
美国大文豪海明威曾跟随作为记者的前妻葛尔红来到战时中国，这趟中国内地之行让有洁癖的葛尔红记忆深刻：“50年的旅途，所经之地，唯有中国令人在长久之后仍感恐惧。”海明威也怒称中国是个“肮脏的国家”。
传教士毕敬士、摄影家坎恩、学者喜仁龙、摄影师罗伯特·帕劳、杰克·伯恩斯等外国人士，留下了许多反映民国时期普通民众生活情景的照片，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类似老照片，大多出自这些人之手。在他们的镜头下，中国人的生活是单调而贫穷的，面对镜头时那种麻木、空洞的眼神比比皆是，当然他们看上去也似乎很“乐天知命”。
英国传教士麦高恩称：“中国人是颇具幽默感且懂得自得其乐的民族，这一特征只有见到他们本人才能看出来，因为在中国的茶叶罐上或是诙谐小说里的那些有关中国人的图片，都将他们的形象给扭曲了。正是这种幽默和乐观，才使中国人能够忍受数千年来由于愚昧和贫穷而带来的苦难，能够勇敢地为生存斗争。中国如今在远东所处的地位正是他们带领黄种人在过去岁月里，为抵抗剥削和毁灭中华帝国的外来入侵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活力的最好证明。”确实如此。
（参考资料：《<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作者：李辉；《镜里看中国》，作者：[英]保罗·法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