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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两人竞技艺争胜负的棋艺活动，不管它们的产生、演变如何，都形成、定型（或基本定型）于战争出现的阶级社会。这在中外各个国家民族，是相同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和折射面，对当时社会、政治、军事、文化，都有所反映，而且各有特色。
中国的棋，历史源远流长，品类甚多，著述丰富，嗜爱者遍及各阶层，政府也常设官供职。这些，皆非其他国家民族所能及。外国的棋，主要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国际象棋。中国非但有象棋，而且有更高层次的围棋（就军事理论的比拟意义上说）。至于民间各种棋类，如丢方、连环三、六子冲等，那就更多了。古代宫廷内有弹棋，那是单纯技巧运动，和现在台球差不多，不属于棋的项目、范畴。
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这是当时流行的托古想象。原始社会人有那样高的思维创造力和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么？很难思议！唐代皮日休《原奕》曾举多种理由加以驳斥，谓其“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推定它是春秋剧烈政治军事斗争背景下的发展物。这说法至今仍少异词。象棋则出现稍晚（战国之际），兵种为车、马、兵，以将帅统士相内卫临阵，与当时作战方式相仿佛。但其厮杀着法却较简单。唐末增两“炮”（传为牛僧孺所为），方使它战略战术空前丰富起来。“炮”字当时作“礮”，那是火药还未用于战争的缘故。
国际象棋易使人联想到古印度、希腊、罗马：王、后统率全军，后的威力特大，且无中国象棋九宫限制，到处征伐。中国帝王不上战场，只用将帅。后无地位，更上不了棋盘。除了几个少数民族的王会在外征战（如冒顿、耶律德光、蒙哥），其他多不出九宫大内。秦始皇灭六国，并未走出阿房宫临阵打仗，崇祯帝死社稷也跑不出九宫之外。
（二）
围棋与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理论，对应得丝丝入扣，有关著述也多。外国行家对此叹为绝止，称它是中国“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独具匠心的发明”。北宋张拟《烂柯棋经》述其要旨为论局、得算、权舆、合战、虚实、自知、审局、度情、斜正、洞微、名数、品格、杂说
十三篇；虽有附托《孙子兵法》之嫌，但他说：博弈之道，贵乎严谨。高者在腹，下者在角，中者在边，此棋家之常法。宁输一子，不失一
先。击左则视右，攻后则瞻前。有先有后，有后而先。两生勿断，皆活勿连。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之而取势；与其无事而独行，不若固之以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夫棋始以正合，终以奇胜。凡敌无事而自补者，有侵绝之意；弃小而不求援，有图大之心。随手而下者，无谋之人；不思而应者，取败之道。“惴惴小心，如临于谷”。
这恐怕是对围棋战略战术原则，相当权威的概括了，历来为奕家所领会运用。中国古代名将多善围棋。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将互相包围作战喻为吃子，建立巩固根据地喻为做眼存活。象棋在增加“炮”前，被目为“酒次之物”“贩夫走卒之戏”，不登大雅之堂。至宋代始有著述问世（尹沫《象棋》、晃补之《广象戏图》、文天祥《单骑见虏》排局等）。明代唐伯虎为《谱双》写后序，强调它可资娱乐，“也可论兵”；毛伯温咏象棋诗有“帷幄士相多机变”之句：其军事性作用价值，方开始被提到与围棋相同的地位。后来一些大学者杨慎、胡应麟、朱国祯、钱谦益，也对当时盛行的象棋谱《金鹏诀秘》《梦入神机》《桔中秘》等大感兴趣，为之广作介绍、增补和评论。
至于具体战术的运用，哪怕是一子一着，从古至今的实战研究，也是一脉相承，总结、发展不乏其人。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国手顾师言与日本王子一盘比赛，顾执白子布局，以“镇神头”为第一手应著，至宋代还被奕家瞩目详研得失，影响达两个世纪。象棋这方面更为明显，清初王再越著“屏风马破当头炮”，八变《梅花谱》，第二着“卒三进一”，为棋家仿习继承深研逾三百年之久。谱中下子如行云流水，看似山穷水尽，忽“坐看云起”，突来“神着”。三十年代棋王谢侠逊组织华东对华北、华南区域象棋赛，绰号“赵子龙”的华北名将赵文宣，以一“神着”——“车六进三”献车获胜，使观众雀跃而大鼓掌。绰号“周公瑾”的华东名将周德裕，又以“神着”——“车三
退一”献车入局，震惊四座而饮誉全国。周德裕还著《象戏勾玄》，将《梅花谱·一变》发展为丰富多彩、对抗激烈的“弃马陷车局”，更是青出于蓝。这方面限于篇幅，就不详具介说了。
（三）
棋艺活动是一种世界性复合文化现象：有娱乐的生活消费性质，有陶冶、健全性情的作用（观一人棋风可推其性格人品），有启人思维的辩证哲理，有战争理论的培养、实践功能（近代日本将其列为军事科目，并设“棋院”专业学府）。它长期吸引、教养着中华民族广大士民，也受到外国文化体育学界的看重，很早便向外输出。
大概在隋代小野妹子来华前，围棋已由高句丽、古新罗东渡日本了，但还说不上普及与提高。随着唐代遣唐使不断来长安，围棋及其著述方全面传入日本。玄宗开元25年（737），唐派国手杨秀鹰赴新罗赛棋，全胜获奖而归。大抵那时输入国的水平还不高。到前面提到的晚唐顾师言时，就不同了。日本王子为其第一国手，顾奉谕伪称第三。据苏颚《杜阳杂编》记，顾“恐辱君命”，下于悚促不安，但还是勉力稍胜。这事很有名，反映当时日本围棋水平已接近它的发明国。到了近代，日本更后来居上。新中国大抓普及与提高，方逐渐缩小了差距。但位于古新罗地的韩国，至今又异军突起。欧美各国，对这“高尚娱乐”也有了更多的爱好者。象棋在东南亚各国，因明清华侨关系，习尚也极为普遍。清末任职广东海关的丹麦人葛麟瑞，在华数十年，悉心将它与国际象棋作比较研究，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著名古排局《七星聚会》（Seven stars——A Chinese chess ending）。但这只限于个别少数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作用的提高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它与围棋一样，正迅速步入世界文化之林。奥林匹克引围棋、中国象棋为正式竞赛项目，看来当为时不远。
当前在中国，棋文化仍是发展提高问题。象棋是普及的，围棋与之相比就大大不如。就水平而论，各地发展也不平衡，北京、上海、广州、东北，人才多、组织多、竞赛多、场所多，经费充足，活动多样，特别是传统风尚由来已久。历年竞赛居榜首者多在四市地。这方面，不单是地区是否重视与提倡的问题，而更应该把它作为群众文化素质问题来加以考察，方能有所认识、补救。
（四）
对棋艺活动，历来还不乏一种偏见，那就是担心它会使人“荒废正业”。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事母本孝，母亡时正与人下棋至中局，竟不能止。北魏甄深对局至深夜，把应考时间也错过了（二人事见《晋书》《魏书》本传）。这大抵也是“真理超过一寸，便会成为谬误”吧。只能算巨流中的浪花。孔子在这方面曾有见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意思是下棋可以锻炼人思维，属于正业，至少比游手好闲强。北朝颜之推也发挥过同样见解，反对那种过度行为，说“围棋时有疲倦，不可常也”（《颜氏家训·杂艺》）。事实上任何一种行为，操之过度都不行，岂止弈棋而已。马克思与威廉·李卜克内西下棋至深夜，楼下佣人大呼“够了”，二人立即停止。这段佳话，实可大昭炯戒。
至于以弈棋为赌博之事，那更是“挟艺求赀”的逆道了。谢安、谢玄叔侄围棋赌别墅，羊元保胜了宋文帝而得补宣城太守，齐高帝赢了刘溉的“山池奇石”。这类风气，仍然是自古有之，今天再豪阔的人也赌它不起。西方人士往往也藉竞赛大押赌注（如赛马、球类）。作为文化现象看，那只是一种非正道的糟粕，其不足为训，就更为明显了。
（选自《华夏文化》）
作为两人竞技艺争胜负的棋艺活动，不管它们的产生、演变如何，都形成、定型（或基本定型）于战争出现的阶级社会。这在中外各个国家民族，是相同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和折射面，对当时社会、政治、军事、文化，都有所反映，而且各有特色。
中国的棋，历史源远流长，品类甚多，著述丰富，嗜爱者遍及各阶层，政府也常设官供职。这些，皆非其他国家民族所能及。外国的棋，主要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国际象棋。中国非但有象棋，而且有更高层次的围棋（就军事理论的比拟意义上说）。至于民间各种棋类，如丢方、连环三、六子冲等，那就更多了。古代宫廷内有弹棋，那是单纯技巧运动，和现在台球差不多，不属于棋的项目、范畴。
晋代张华《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这是当时流行的托古想象。原始社会人有那样高的思维创造力和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么？很难思议！唐代皮日休《原奕》曾举多种理由加以驳斥，谓其“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推定它是春秋剧烈政治军事斗争背景下的发展物。这说法至今仍少异词。象棋则出现稍晚（战国之际），兵种为车、马、兵，以将帅统士相内卫临阵，与当时作战方式相仿佛。但其厮杀着法却较简单。唐末增两“炮”（传为牛僧孺所为），方使它战略战术空前丰富起来。“炮”字当时作“礮”，那是火药还未用于战争的缘故。
国际象棋易使人联想到古印度、希腊、罗马：王、后统率全军，后的威力特大，且无中国象棋九宫限制，到处征伐。中国帝王不上战场，只用将帅。后无地位，更上不了棋盘。除了几个少数民族的王会在外征战（如冒顿、耶律德光、蒙哥），其他多不出九宫大内。秦始皇灭六国，并未走出阿房宫临阵打仗，崇祯帝死社稷也跑不出九宫之外。
（二）
围棋与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理论，对应得丝丝入扣，有关著述也多。外国行家对此叹为绝止，称它是中国“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独具匠心的发明”。北宋张拟《烂柯棋经》述其要旨为论局、得算、权舆、合战、虚实、自知、审局、度情、斜正、洞微、名数、品格、杂说
十三篇；虽有附托《孙子兵法》之嫌，但他说：博弈之道，贵乎严谨。高者在腹，下者在角，中者在边，此棋家之常法。宁输一子，不失一
先。击左则视右，攻后则瞻前。有先有后，有后而先。两生勿断，皆活勿连。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之而取势；与其无事而独行，不若固之以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夫棋始以正合，终以奇胜。凡敌无事而自补者，有侵绝之意；弃小而不求援，有图大之心。随手而下者，无谋之人；不思而应者，取败之道。“惴惴小心，如临于谷”。
这恐怕是对围棋战略战术原则，相当权威的概括了，历来为奕家所领会运用。中国古代名将多善围棋。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将互相包围作战喻为吃子，建立巩固根据地喻为做眼存活。象棋在增加“炮”前，被目为“酒次之物”“贩夫走卒之戏”，不登大雅之堂。至宋代始有著述问世（尹沫《象棋》、晃补之《广象戏图》、文天祥《单骑见虏》排局等）。明代唐伯虎为《谱双》写后序，强调它可资娱乐，“也可论兵”；毛伯温咏象棋诗有“帷幄士相多机变”之句：其军事性作用价值，方开始被提到与围棋相同的地位。后来一些大学者杨慎、胡应麟、朱国祯、钱谦益，也对当时盛行的象棋谱《金鹏诀秘》《梦入神机》《桔中秘》等大感兴趣，为之广作介绍、增补和评论。
至于具体战术的运用，哪怕是一子一着，从古至今的实战研究，也是一脉相承，总结、发展不乏其人。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国手顾师言与日本王子一盘比赛，顾执白子布局，以“镇神头”为第一手应著，至宋代还被奕家瞩目详研得失，影响达两个世纪。象棋这方面更为明显，清初王再越著“屏风马破当头炮”，八变《梅花谱》，第二着“卒三进一”，为棋家仿习继承深研逾三百年之久。谱中下子如行云流水，看似山穷水尽，忽“坐看云起”，突来“神着”。三十年代棋王谢侠逊组织华东对华北、华南区域象棋赛，绰号“赵子龙”的华北名将赵文宣，以一“神着”——“车六进三”献车获胜，使观众雀跃而大鼓掌。绰号“周公瑾”的华东名将周德裕，又以“神着”——“车三
退一”献车入局，震惊四座而饮誉全国。周德裕还著《象戏勾玄》，将《梅花谱·一变》发展为丰富多彩、对抗激烈的“弃马陷车局”，更是青出于蓝。这方面限于篇幅，就不详具介说了。
（三）
棋艺活动是一种世界性复合文化现象：有娱乐的生活消费性质，有陶冶、健全性情的作用（观一人棋风可推其性格人品），有启人思维的辩证哲理，有战争理论的培养、实践功能（近代日本将其列为军事科目，并设“棋院”专业学府）。它长期吸引、教养着中华民族广大士民，也受到外国文化体育学界的看重，很早便向外输出。
大概在隋代小野妹子来华前，围棋已由高句丽、古新罗东渡日本了，但还说不上普及与提高。随着唐代遣唐使不断来长安，围棋及其著述方全面传入日本。玄宗开元25年（737），唐派国手杨秀鹰赴新罗赛棋，全胜获奖而归。大抵那时输入国的水平还不高。到前面提到的晚唐顾师言时，就不同了。日本王子为其第一国手，顾奉谕伪称第三。据苏颚《杜阳杂编》记，顾“恐辱君命”，下于悚促不安，但还是勉力稍胜。这事很有名，反映当时日本围棋水平已接近它的发明国。到了近代，日本更后来居上。新中国大抓普及与提高，方逐渐缩小了差距。但位于古新罗地的韩国，至今又异军突起。欧美各国，对这“高尚娱乐”也有了更多的爱好者。象棋在东南亚各国，因明清华侨关系，习尚也极为普遍。清末任职广东海关的丹麦人葛麟瑞，在华数十年，悉心将它与国际象棋作比较研究，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著名古排局《七星聚会》（Seven stars——A Chinese chess ending）。但这只限于个别少数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作用的提高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它与围棋一样，正迅速步入世界文化之林。奥林匹克引围棋、中国象棋为正式竞赛项目，看来当为时不远。
当前在中国，棋文化仍是发展提高问题。象棋是普及的，围棋与之相比就大大不如。就水平而论，各地发展也不平衡，北京、上海、广州、东北，人才多、组织多、竞赛多、场所多，经费充足，活动多样，特别是传统风尚由来已久。历年竞赛居榜首者多在四市地。这方面，不单是地区是否重视与提倡的问题，而更应该把它作为群众文化素质问题来加以考察，方能有所认识、补救。
（四）
对棋艺活动，历来还不乏一种偏见，那就是担心它会使人“荒废正业”。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事母本孝，母亡时正与人下棋至中局，竟不能止。北魏甄深对局至深夜，把应考时间也错过了（二人事见《晋书》《魏书》本传）。这大抵也是“真理超过一寸，便会成为谬误”吧。只能算巨流中的浪花。孔子在这方面曾有见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意思是下棋可以锻炼人思维，属于正业，至少比游手好闲强。北朝颜之推也发挥过同样见解，反对那种过度行为，说“围棋时有疲倦，不可常也”（《颜氏家训·杂艺》）。事实上任何一种行为，操之过度都不行，岂止弈棋而已。马克思与威廉·李卜克内西下棋至深夜，楼下佣人大呼“够了”，二人立即停止。这段佳话，实可大昭炯戒。
至于以弈棋为赌博之事，那更是“挟艺求赀”的逆道了。谢安、谢玄叔侄围棋赌别墅，羊元保胜了宋文帝而得补宣城太守，齐高帝赢了刘溉的“山池奇石”。这类风气，仍然是自古有之，今天再豪阔的人也赌它不起。西方人士往往也藉竞赛大押赌注（如赛马、球类）。作为文化现象看，那只是一种非正道的糟粕，其不足为训，就更为明显了。
（选自《华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