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荣幸今年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到TOP20·2017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下简称“新锐展”）的评选中。真的是不到现场，不“围观”作为评委的学者专家的投票和讨论，就無法真的体会从501组的稿件库，到少于100组的初筛，到后来激烈PK的三四十组，再到对外公布的TOP20，这个选拔的过程有多么艰难。新锐展到今年是第四届，不到十年的时间，它已经成长为全国范围内最重要、也是最受关注的选拔性摄影展之一。仅就今年评委会收到的501组有效稿件来说，我首先看到的是它们在题材上极大的多样性。同时，新锐展的参赛者也涵盖了各个年龄段、各个地区的摄影人，他们有的是职业摄影师，有的是业余从事摄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锐展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艺术摄影这个门类在我国的发展生态。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新锐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在最初的几年，一个权威且稀缺的选拔性摄影展自然能把近几年、乃至近十年间最活跃、最优秀的摄影人汇集起来，但在“厚积薄发”之后，当它“消耗”完这个多年来的储备之后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形？其次，在艺术创作中，或传统或新近的媒介正趋于混杂，“跨界”“跨媒介”已成了不容忽视的关键词，那么对一个摄影展览来说，摄影这一媒介的位置应该怎么摆？在这些挑战之下，关乎新锐展办展宗旨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如何在良好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如何维持新锐的姿态？如何持续以新锐的名义，为全国各地的摄影人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也就随之获得了新的内涵。
　　其实总体上说，我很认同包括姜纬、任悦、曾翰在内的几位参与评审的学者专家对今年新锐展所持有的看法，即今年的投稿虽不乏高水平作品，但在新的挑战之下—不论是新锐展本身的“七年之痒”，还是摄影这一媒介在当下的尴尬处境，仍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在这其中，有的是新挑战直接引出的新问题，有的是以前就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老问题，后者在新语境的驱迫之下逐渐浮出了水面。
　　新锐展之于我国艺术摄影的创作与创新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我想也无需在这一方面多说太多，下文我主要还是想基于自己的身份—摄影批评的写作者和摄影图书的编辑—来具体谈谈自己对这些新挑战之下生发的问题与现象的看法。
　　首先，今年投稿的作品虽然题材丰富，但绝大多数稿件的概念框架却相对单一、不够清晰，缺乏纵深。有的投稿虽然在立意或者问题意识上有新意，但在具体的图像表达上却浮于浅表，止步于对某些一望即知的机巧和趣味的追求，以致整组作品中的每一个单张都在反复地、乃至不加修辞地说着一个句子。这些句子要么不够具体，要么太像宣言，总之缺少必要的针对性；有的投稿虽然在单张照片上有抓人的亮点，但它们却没有被作者适当地安排在一组作品的结构中，它们更多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这反倒让整组作品的表达变得更为含混不清，甚至有点不知所云了；有的投稿虽然努力构造一个概念框架，但在某些关键的逻辑节点的处理上—我指的是一些可能会左右整组作品之表达力的细节—却又比较随意，很难禁得起推敲。


　　其二，非线性叙事成为主流，讲故事的技艺日益失落。各种“后”文化—后现代、后媒介、后人类、后网络—在国内的风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曾经被国人广为接受的、讲故事的方法失去了应有的位置。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反对非线性叙事，但摄影人却也没有必要对线性的、古老的讲故事技艺有太大的敌意，因为当我们谈论某些具体的对象时，总归还是需要一个连续性较强的“乌托邦”叙事来帮助理解。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非线性叙事理解为叙事的反面——它意味的是一种更为灵活的连续，一种在断裂衬托之下的连续，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线性叙事自有它的优势，尤其是对一些需要在较强的连续中释放表达力的作品来说。在这个意义上，当面对非线性叙事和线性叙事的时候，摄影人判断的并非是否对错的问题，而是应该选择哪一种，关键是他的作品、他的概念到底适于哪一种叙事方式。但如今的情形却是，一切站在连续性这一效果对立面的存在都被当成了非线性叙事，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今年的投稿作品中，有不少投稿之所以还不足以被称为作品，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它们太过零碎，太没有叙事了，其中好的照片处于欲言又止的状态，稍微逊色一点的照片又基本上不明所以。
　　其三，虽然今年的投稿在摄影图像的多样呈现上多有尝试，但很少有哪一组稿件真的展示出对摄影这个媒介本身的探索。就拿档案材料（家庭相册、拾得的老照片，乃至相框、纸张等等）为例，如果我们以考古学的方法对摄影图像曾经附着过的媒介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但学界也多有讨论的问题。比如，摄影图像作为穿越时间的一种存在，当它被安装在不同的媒介之上，处在不同的语境之内的时候，它的含义是否会发生偏移甚至根本性的转变？从文化记忆的层面，档案材料在今天的意味，与它在1980年代的意味是一样的吗？在具体作品中的意味，与它在大语境下的意味是相同的吗？如果不是，那当我们在今天取用这些材料时，到底站在了何种角度上？这一角度之于作品的概念有其必然性吗？从哲学的层面，物理性的媒介，包括今天正日益流行的电子媒介都是承载摄影图像这一内容的载体，但它们共同作为物的性质，能否被传递到概念的层面？如果可以，这两者之间又是如何接驳起来的？虽然我始终都不认为摄影人一定要做到精通理论，但有的时候，一些必要的理论素养却能帮助摄影人确立某些比表面意义更为深入的视角，继而让他们的谈论走出泛泛而谈的泥淖。所以理想的情况或许是，摄影人应该在选择某些特定的、承载摄影图像的媒介进行创作之前，就先行规避掉某些不必要的随机，考虑这个媒介是否可以嵌入到自己作品的概念之中。遗憾的是，这正是许多投稿人没有意识到的方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创新，怎样新锐？或许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已很难从摄影风格、工艺之类的形式方面得到太新、太好的回应了，反倒是在某些纵深的方面，在作品的深刻性上，摄影艺术在回应这一问题上仍具很大的潜力。比如，如果创作者有能力确立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视角，采用完善、成熟的框架，沿着详尽、有针对性的线索，以摄影的方式去解决一个具体、深入的问题，那么这之后其所取得的成果就很有可能包含一种久违的新意。因为这一成果太详细了、太具体了，成了一种没法用一两句话归纳出来的复杂存在，以至于即使它触及的是一个我们不陌生，乃至很熟悉的议题时，它依然可以是创新的、新锐的。
　　（作者为摄影及艺术批评写作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2013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学士学位，2017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硕士学位。现为“理想国”影像馆图书编辑，目前工作生活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