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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33年写成。
小说通过记叙保尔·柯察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战胜自己，只有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才能创造出奇迹，才会成为钢铁战士。
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前，闷闷不乐地望着熟悉而亲切的花园，望着花园四周那些挺拔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白杨。她简直不敢相信，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仿佛昨天才离开这个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早车回来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变：依然是一排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莓，依然是按几何图形布局的小径，两旁种着妈妈喜爱的蝴蝶花。花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干净利落。处处都显示出一个学究式的林学家的匠心。但是这些干净的小径却使冬妮亚感到乏味。
冬妮亚拿了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打开通往外廊的门，下了台阶，走进花园。她又推开小栅栏门，缓步朝水塔旁边的池塘走去。
她走过一座小桥，上了大路。这条路很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池塘周围长着垂柳和茂密的柳丛;左边是一片树林。
她刚想朝池塘附近的旧采石场走去，忽然看见池塘的岸边扬起一根钓竿，于是就停住了脚步。
她从一棵弯曲的柳树上面探过身去，用手拨开柳丛的枝条，看到下面有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他光着脚，裤腿一直卷到大腿上，身旁放着一只盛蚯蚓的锈铁罐子。那少年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没有发觉冬妮亚在注视他。
“这儿难道能钓着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站在那里，手扶着柳树，身子探向水面。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匀称的小腿，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
拿钓竿的手轻轻颤动了一下，鹅毛鱼漂点了点头，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
背后随即响起了她那焦急的声音：“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慌了手脚，急忙拉起钓竿。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带起一朵水花。
“这回还能钓到什么！真是活见鬼，跑来这么个人。”保尔恼火地想。为了掩饰自己的笨拙，他把钓钩甩到更远的水里。
钓钩落在两支牛蒡的中间，这里恰恰是不应当下钓的地方，因为鱼钩可能挂到牛蒡根上。
保爾知道自己将鱼钩下错了地方，头也不回，低声埋怨起背后的姑娘来：“你瞎嚷嚷什么，把鱼都吓跑了。”
他立刻听到上面传来几句连嘲笑带挖苦的话：“单是您这副模样，也早就把鱼给吓跑了。再说，大白天能钓着鱼吗？瞧您这个渔夫，多能干！”
保尔竭力保持礼貌，可是对方未免太过分了。他站起身来，把帽子扯到前额上——这向来是他生气的表现——尽量挑选最客气的字眼，说：“小姐，您还是靠边待着去，好不好？”
冬妮亚眯起眼睛，微微一笑，说：“难道我妨碍您了吗？”
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而是一种友好写和解的口吻了。保尔本来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姐”发作一通，现在却被解除了武装。
“也没什么，您要是愿意看，就看好了，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完，他坐了下来，重新看他的鱼漂。鱼漂紧贴着牛蒡不动，显然是鱼钩挂在根上了。保尔不敢起钓，心里嘀咕着：“钩要是挂上，就摘不下来了。这位肯定要笑话我。她要是走掉该多好！”
然而，冬妮亚却在一棵微微摇摆的弯曲的柳树上坐得更舒适了。她把书放在膝盖上，看着这个晒得黝黑的、黑眼睛的孩子，他先是那样不客气地对待她，现在又故意不理睬她，真是个粗野的家伙。
保尔从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清楚地看到了那姑娘的倒影。
她正坐着看书，于是他悄悄地往外拉那挂住的钓丝。鱼漂在下沉，钓丝绷得紧紧的。
“真挂住了，该死的！”他心里想，一斜眼，看见水中有一张顽皮的笑脸。
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朝这边走来，他们都是文科学校七年级的学生。一个是机车库主任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儿子。他是个愚蠢又爱惹是生非的家伙，今年十七岁，浅黄色的头发，一脸雀斑，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子舒拉。
他手里拿着一副上好的钓竿，叼着一支香烟。和他并排走着的是维克托，一个身材匀称的娇气十足的青年。
苏哈里科侧过身子，朝维克托挤眉弄眼地说：“这个姑娘像葡萄干一样香甜，别有风味。这样的，本地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我担保她是个浪漫女郎。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是到父亲这儿来消夏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她跟我妹妹莉莎很熟。我给她写过一封信，满篇都是动人的词句。我期待着她的回信，甚至选了纳德森的一首诗，抄了进去。”
“结果怎么样？”维克托兴致勃勃地问。
苏哈里科有点狼狈，说：“你知道，还不是装腔作势，摆臭架子……说什么别糟蹋信纸了。不过，这种事情开头总是这一套。干这一行，我可是个老手。你知道，我才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献殷勤。你认得铁路上的那个工头瓦利卡·季洪诺夫吗？”
维克托打断他的话，问：“你能把她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趁她还没走，咱们快点去。昨天早上，她自己也在这儿钓鱼来着。”
两个朋友已经到了冬妮亚的跟前。苏哈里科取出嘴里的纸烟，挺有派头地鞠了一躬。
“您好，图曼诺娃小姐。怎么，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
苏哈里科急忙拉着维克托的手，说：“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托·列辛斯基。”
维克托不自然地把手伸给冬妮亚。
“今天您怎么没钓鱼呢？”苏哈里科竭力想引起话头来。
“我没带钓竿。”冬妮亚回答。 “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苏哈里科连忙说，“请您先用我的钓吧，我这就去拿。”
他履行了对维克托许下的诺言，介绍他跟冬妮亚认识之后，现在要设法走开，好让他们俩在一起。
“不，咱们这样会打搅别人的，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冬妮亚说。
“打搅谁？”苏哈里科问，“啊，是这个小子吗？”
他这时才看见坐在柳丛前面的保尔，说道“好办，我马上叫这小子滚蛋！”
冬妮亚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他已经走下坡去，到了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
“赶紧给我把钓竿收起来，滚蛋！”苏哈里科对保尔喊。
他看见保尔还在稳稳当当地坐着钓鱼，又喊：“听见没有，快点，快点！”
保尔抬起头，毫不示弱地白了苏哈里科一眼。
“你小点声，龇牙咧嘴地嚷嚷什么？”
“什——什——么？”苏哈里科动了肝火，“你这穷光蛋，竟敢回嘴。给我滚开！”
说着，使劲朝盛蚯蚓的铁罐子踢了一脚。铁罐子在空中翻了几翻，扑通一声掉进水里，激起的水星溅到冬妮亚的脸上。
“苏哈里科，您怎么不害臊啊！”她喊了一声。
保尔跳了起来。他知道苏哈里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阿尔焦姆就在他父亲手下干活。要是现在就对准这张虚胖焦黄的丑脸揍他一顿，他准要向他的父亲告状，那样就一定会牵连到阿尔焦姆。正是因为这一点，保尔才克制着自己，没有立即打他。
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动手打他，便扑了过去，用手去推站在水边的保尔。保尔两手一扬，身子一晃，稳住了，没有跌进水里。
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要讲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他是最拿手的。
保尔胸口挨了这一下，忍无可忍了。
“啊，你真动手？好吧，瞧我的！”说着，把手稍稍一扬，照苏哈里科的脸狠狠打了一拳。紧接着，没容他还手，一把紧紧抓住他的学生装，猛劲一拉，把他拖到了水里。
苏哈里科站在没膝深的水中，锃亮的皮鞋和裤子全都湿了。他拼命想要挣脱保尔那铁钳般的手。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就跳上岸来。
狂怒的苏哈里科朝保尔扑过来，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撕碎。
保尔上岸以后，迅速转过身来，面对着扑过来的苏哈里科。这时他想起了拳击要领：左腿支住全身，右腿运劲、微屈，不单用手臂，而且要用全身力气，从下往上，打对手的下巴。他按照要領狠劲打了他一下
只听得两排牙齿喀哒一声撞在一起。苏哈里科感到下巴一阵剧烈的疼痛，舌头也咬破了，他尖叫一声，双手在空中乱舞了几下，整个身子向后一仰，扑通一声，笨重地倒在水里。
冬妮亚在岸上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打得好，打得好！真有两下子！”
保尔抓住钓竿，使劲一拽，拉断了挂住的钓丝，跑到大路上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听到维克托对冬妮亚说：“这家伙是个头号流氓，叫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变得不安宁了。从铁路沿线传来消息说，铁路工人已经开始罢工。邻近的一个火车站上，机车库工人也闹起来了。德国人抓走了两名司机，怀疑他们传送宣言。德军在乡下横征暴敛，逃亡的地主又重返庄园，这两件事使那些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极为愤怒。
乌克兰伪乡警的皮鞭抽打着庄稼汉的脊背。省里的游击运动开展起来了。
这些天，费奥多尔·朱赫来忙得不可开交。他留在城里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时常参加青年人的晚会，在机车库钳工和锯木厂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也试探过阿尔焦姆，问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党的事业有什么看法，这个身强力壮的钳工回答他说：“费奥多尔，你知道，我对党派的事弄不太清楚，但是，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你可以相信我。”
朱赫来对这种回答已经满意了。他知道阿尔焦姆是自己人，说到就能做到。至于入党，显然条件还不成熟。
“没关系，现在这种时候，这一课很快就会补上的。”朱赫来这样想。
朱赫来已经由发电厂转到机车库干活了，这样更便于工作，因为他在发电厂里很难接触到铁路上的情况。
现在铁路运输格外繁忙。德国人正用成千上万节车皮，把他们从乌克兰掠夺到的黑麦、小麦、牲畜等等运到德国去。
乌克兰伪警备队突然从车站抓走了报务员波诺马连科。
他们把他带到队部，严刑拷打。看来，他供出了阿尔焦姆在机车库的同事罗曼·西多连科，说罗曼进行过鼓动工作。
罗曼正在干活，两个德国兵和一个伪军官前来抓他。伪军官是德军驻站长官的助手，他走到罗曼的工作台跟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照着他的脸就是一鞭子。
“畜生，跟我们走，有话找你说！”接着，他狞笑了一声，狠劲拽了一下钳工的袖子，说：“走，到我们那儿煽动去吧！”
这时候阿尔焦姆正在旁边的钳台上干活。他扔下锉刀，像一个巨人似的逼近伪军官，强忍住涌上心头的怒火，用沙哑的声音说：“你这个坏蛋，凭什么打人！”
伪军官倒退了一步，同时伸手去解手枪的皮套。一个短腿的矮个子德国兵，也赶忙从肩上摘下插着宽刺刀的笨重步枪，哗啦一声推上了子弹。
“不准动！”他嚎叫着，只要阿尔焦姆一动，他就开枪。
高大的钳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面前这个小兵，一点办法也没有。
两个人都被抓走了。过了一个小时，阿尔焦姆总算被放了回来，但是罗曼却被关进了堆放行李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机车库里再没有一个人干活了。工人们聚集在车站的花园里开会。扳道工和材料库的工人也都赶来参加。
大家情绪异常激昂，有人还写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呼吁书。
那个伪军官带着一伙警备队员急忙赶到花园。他挥舞着手枪，大声叫喊：“马上干活去！要不，就把你们全都抓起来，还得枪毙几个。” 这时，群情更加激愤。
工人们愤怒的吼声吓得他溜进了站房。德军驻站长官从城里调来德国兵。他们乘着几辆卡车，沿公路飞驰而来。
工人们这才四散回家。所有的人都罢工了，连值班站长也走了。朱赫来的工作产生了效果。这是车站上的第一次群众示威。
德国兵在站台上架起了重机枪。它支在那里，活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出去的猎狗。一名德军班长蹲在旁边，手按着枪把。
车站上的人都跑光了。
当天夜里，开始了大搜捕。阿尔焦姆也被抓走了。朱赫来没有在家过夜，他们没有抓到他。
抓来的人都被关在一个大货仓里。德国人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立即复工，否则就将他们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工了。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有通过。离这里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炸毁了几座桥梁。
夜里有一列德国军车开进了车站。一到站，司机、副司机就都跑了。除了这列军车以外，站上还有两列火车急等着开出去。
货仓的大铁门打开了，驻站长官德军中尉带着他的助手伪军官和一群德国人走了进来。
驻站长官的助手叫道：“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你們三个一组，马上去开车。要是违抗——就地枪决！去不去？”
三个工人只好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被押上了机车。接着，长官的助手又点了一组司机、副司机的名字，让他们去开另一列火车。
火车头愤怒地喷吐着发亮的火星，沉重地喘着气，冲破黑暗，沿着铁轨驶向夜色苍茫的远方。阿尔焦姆给炉子添好煤，一脚踢上炉门，从箱子上拿起短嘴壶喝了一口水，对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说：“大叔，咱们真就这么给他们开吗？”
波利托夫斯基紧锁浓眉，生气地眨了眨眼睛。
“刺刀顶在脊梁上，那就开呗。”
“咱们扔下机车，跳车跑吧。”勃鲁扎克斜眼看了看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建议说。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个家伙老在背后盯着，不好办。”
“是——啊！”勃鲁扎克含糊地拖长声音说，同时把头探出了车窗。
波利托夫斯基凑到阿尔焦姆跟前，低声说：“这车咱们不能开，你明白吗？那边正在打仗，起义的人炸毁了铁路，可是咱们反倒往那儿送这帮狗东西，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起义的弟兄消灭掉。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罢工的时候我也没出过车，现在我也不能开。送敌人去打自己人，一辈子都是耻辱。原先开这台机车的小伙子们不就跑了吗？他们虽然冒着生命危险，还是都跑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车开到那地方。你说呢？”
“你说得对，大叔，可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阿尔焦姆瞥了德国兵一眼。
司机皱紧眉头，抓起一团棉纱，擦掉额上的汗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下压力计，似乎想从那里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接着，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阿尔焦姆又拿起茶壶，喝了一口水。他们俩都在盘算着同一件事情，但是谁也不肯先开口。这时，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话：“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看法？”
他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随时准备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这个忙可倒帮得好！送起讨伐队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紧靠着阿尔焦姆，鼓起勇气说：“干掉这家伙，你懂吗？”
阿尔焦姆哆嗦了一下。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直响，接着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先给他一家伙，再把调节器、操纵杆都扔到炉子里，让车减速，跳车就跑。”
阿尔焦姆好像从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说：“好吧。”
阿尔焦姆又探过身去，靠近副司机勃鲁扎克，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勃鲁扎克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三个人的家眷都在城里。特别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人口多，有九个人靠他养活。但是三个人都很清楚，这趟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那好吧，我同意，”勃鲁扎克说，“不过谁去……”他话说到半当腰，阿尔焦姆已经明白了。
阿尔焦姆转身朝在调节器旁边忙碌着的老头点了点头，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他马上又想起了这个使他很伤脑筋的难题，便凑到波利托夫斯基跟前，说：“那咱们怎么下手呢？”
老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来动手，你力气最大。用铁棍敲他一下不就完了！”老头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皱了皱眉头，说：“这我可不行。我下不了手。细想起来，这个当兵的并没有罪，他也是给刺刀逼来的。”
波利托夫斯基瞪了他一眼，说：“你说他没罪？那么咱们也没罪，咱们也是给逼来的。可是咱们运送的是讨伐队。就是这些没罪的家伙要去杀害游击队员。难道游击队员们有罪吗？唉，你呀，你这个糊涂虫！身体壮得像只熊，就是脑袋不怎么开窍……”
“好吧。”阿尔焦姆声音嘶哑地说，一面伸手去拿铁棍。
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他拦住了，低声说：“还是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你拿铁铲到煤水车上去扒煤。必要的时候，就用铁铲给他一下子。我现在装作去砸煤块。”
勃鲁扎克点了点头，说：“对，老人家，这么办好。”说着，就站到了调节器旁边。
德国兵戴着镶红边的无檐呢帽，两腿夹着枪，坐在煤水车边上抽烟，偶尔朝机车上忙碌着的三个工人看一眼。
阿尔焦姆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德国兵并没有怎么注意他。然后，波利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把大煤块扒过来，打着手势让他挪动一下，他也顺从地溜了下来，向司机室的门走去。
突然，响起了铁棍击物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着一样，吓了一跳。德国兵的头盖骨被敲碎了，他的身子像一口袋东西一样，沉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车中间的过道上。 灰色的无檐呢帽马上被血染红了。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在车帮的铁板上。
“完了。”波利托夫斯基扔掉铁棍，小声说。
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又补充说道：“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突然止住了话音，但是立即又大声喊叫起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快，把调节器拧下来！”
十分钟之后，一切都弄妥当了。没有人驾驶的机车在慢慢地减速。
铁路两旁，黑糊糊的树木阴森森地闪进机车的灯光里，随即又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车灯竭力想穿透黑暗，但是却被厚密的夜幕挡住了，只能照亮十米以内的地方。机车好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吸越来越弱了。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到波利托夫斯基在背后喊，就松开了握着的扶手。他那粗壮的身子由于惯性而向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向后退地面。他跑了两步，沉重地摔倒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影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了下来。
勃鲁扎克一家都愁容满面。谢廖沙的母亲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近四天来更是坐立不安。丈夫没有一点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一起抓去开火车了。昨天，伪警备队的三个家伙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粗暴地把她审问了一阵。
从他们的话里，她隐约地猜到出了什么事。警备队一走，这个心事重重的妇女便扎起头巾，准备到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那里去，希望能打听到一点丈夫的消息。
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一见母亲要出门，便问：“妈，你上哪儿去？远吗？”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噙着眼泪看了看女儿，说：“我到柯察金家去，也许能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来，就叫他到车站上的波利托夫斯基家去问问。”
瓦莉亚亲热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把她送到门口，安慰她说：“妈，你别太着急。”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两位妇女都想从对方那里打聽到一点消息，但是刚一交谈，就都失望了。
昨天夜里，警备队也到柯察金家进行了搜查。他们在搜捕阿尔焦姆。临走的时候，还命令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等她儿子一回家，马上到警备队去报告。
夜里的搜查把保尔的母亲吓坏了。当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夜间保尔一向是在发电厂干活的。
一清早，保尔回到了家里。听母亲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阿尔焦姆，他整个心都缩紧了，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尽管他和哥哥性格不同，阿尔焦姆似乎很严厉，兄弟俩却十分友爱。这是一种严肃的爱，谁也没有表白过，可是保尔心里十分清楚，只要哥哥需要他，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任何牺牲。
保尔没有顾得上休息，就跑到车站的机车库里去找朱赫来，但是没有找到;从熟识的工人那里也没有打听到哥哥和另外两个人的任何消息。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保尔在院子里遇到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鲍里斯。从他那里听说，夜里警备队也到波利托夫斯基的家里搜查过，要抓他父亲。
小说通过记叙保尔·柯察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战胜自己，只有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才能创造出奇迹，才会成为钢铁战士。
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前，闷闷不乐地望着熟悉而亲切的花园，望着花园四周那些挺拔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白杨。她简直不敢相信，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仿佛昨天才离开这个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早车回来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变：依然是一排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莓，依然是按几何图形布局的小径，两旁种着妈妈喜爱的蝴蝶花。花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干净利落。处处都显示出一个学究式的林学家的匠心。但是这些干净的小径却使冬妮亚感到乏味。
冬妮亚拿了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打开通往外廊的门，下了台阶，走进花园。她又推开小栅栏门，缓步朝水塔旁边的池塘走去。
她走过一座小桥，上了大路。这条路很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池塘周围长着垂柳和茂密的柳丛;左边是一片树林。
她刚想朝池塘附近的旧采石场走去，忽然看见池塘的岸边扬起一根钓竿，于是就停住了脚步。
她从一棵弯曲的柳树上面探过身去，用手拨开柳丛的枝条，看到下面有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他光着脚，裤腿一直卷到大腿上，身旁放着一只盛蚯蚓的锈铁罐子。那少年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没有发觉冬妮亚在注视他。
“这儿难道能钓着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站在那里，手扶着柳树，身子探向水面。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匀称的小腿，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
拿钓竿的手轻轻颤动了一下，鹅毛鱼漂点了点头，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
背后随即响起了她那焦急的声音：“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慌了手脚，急忙拉起钓竿。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带起一朵水花。
“这回还能钓到什么！真是活见鬼，跑来这么个人。”保尔恼火地想。为了掩饰自己的笨拙，他把钓钩甩到更远的水里。
钓钩落在两支牛蒡的中间，这里恰恰是不应当下钓的地方，因为鱼钩可能挂到牛蒡根上。
保爾知道自己将鱼钩下错了地方，头也不回，低声埋怨起背后的姑娘来：“你瞎嚷嚷什么，把鱼都吓跑了。”
他立刻听到上面传来几句连嘲笑带挖苦的话：“单是您这副模样，也早就把鱼给吓跑了。再说，大白天能钓着鱼吗？瞧您这个渔夫，多能干！”
保尔竭力保持礼貌，可是对方未免太过分了。他站起身来，把帽子扯到前额上——这向来是他生气的表现——尽量挑选最客气的字眼，说：“小姐，您还是靠边待着去，好不好？”
冬妮亚眯起眼睛，微微一笑，说：“难道我妨碍您了吗？”
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而是一种友好写和解的口吻了。保尔本来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姐”发作一通，现在却被解除了武装。
“也没什么，您要是愿意看，就看好了，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完，他坐了下来，重新看他的鱼漂。鱼漂紧贴着牛蒡不动，显然是鱼钩挂在根上了。保尔不敢起钓，心里嘀咕着：“钩要是挂上，就摘不下来了。这位肯定要笑话我。她要是走掉该多好！”
然而，冬妮亚却在一棵微微摇摆的弯曲的柳树上坐得更舒适了。她把书放在膝盖上，看着这个晒得黝黑的、黑眼睛的孩子，他先是那样不客气地对待她，现在又故意不理睬她，真是个粗野的家伙。
保尔从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清楚地看到了那姑娘的倒影。
她正坐着看书，于是他悄悄地往外拉那挂住的钓丝。鱼漂在下沉，钓丝绷得紧紧的。
“真挂住了，该死的！”他心里想，一斜眼，看见水中有一张顽皮的笑脸。
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朝这边走来，他们都是文科学校七年级的学生。一个是机车库主任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儿子。他是个愚蠢又爱惹是生非的家伙，今年十七岁，浅黄色的头发，一脸雀斑，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子舒拉。
他手里拿着一副上好的钓竿，叼着一支香烟。和他并排走着的是维克托，一个身材匀称的娇气十足的青年。
苏哈里科侧过身子，朝维克托挤眉弄眼地说：“这个姑娘像葡萄干一样香甜，别有风味。这样的，本地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我担保她是个浪漫女郎。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是到父亲这儿来消夏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她跟我妹妹莉莎很熟。我给她写过一封信，满篇都是动人的词句。我期待着她的回信，甚至选了纳德森的一首诗，抄了进去。”
“结果怎么样？”维克托兴致勃勃地问。
苏哈里科有点狼狈，说：“你知道，还不是装腔作势，摆臭架子……说什么别糟蹋信纸了。不过，这种事情开头总是这一套。干这一行，我可是个老手。你知道，我才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献殷勤。你认得铁路上的那个工头瓦利卡·季洪诺夫吗？”
维克托打断他的话，问：“你能把她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趁她还没走，咱们快点去。昨天早上，她自己也在这儿钓鱼来着。”
两个朋友已经到了冬妮亚的跟前。苏哈里科取出嘴里的纸烟，挺有派头地鞠了一躬。
“您好，图曼诺娃小姐。怎么，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
苏哈里科急忙拉着维克托的手，说：“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托·列辛斯基。”
维克托不自然地把手伸给冬妮亚。
“今天您怎么没钓鱼呢？”苏哈里科竭力想引起话头来。
“我没带钓竿。”冬妮亚回答。 “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苏哈里科连忙说，“请您先用我的钓吧，我这就去拿。”
他履行了对维克托许下的诺言，介绍他跟冬妮亚认识之后，现在要设法走开，好让他们俩在一起。
“不，咱们这样会打搅别人的，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冬妮亚说。
“打搅谁？”苏哈里科问，“啊，是这个小子吗？”
他这时才看见坐在柳丛前面的保尔，说道“好办，我马上叫这小子滚蛋！”
冬妮亚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他已经走下坡去，到了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
“赶紧给我把钓竿收起来，滚蛋！”苏哈里科对保尔喊。
他看见保尔还在稳稳当当地坐着钓鱼，又喊：“听见没有，快点，快点！”
保尔抬起头，毫不示弱地白了苏哈里科一眼。
“你小点声，龇牙咧嘴地嚷嚷什么？”
“什——什——么？”苏哈里科动了肝火，“你这穷光蛋，竟敢回嘴。给我滚开！”
说着，使劲朝盛蚯蚓的铁罐子踢了一脚。铁罐子在空中翻了几翻，扑通一声掉进水里，激起的水星溅到冬妮亚的脸上。
“苏哈里科，您怎么不害臊啊！”她喊了一声。
保尔跳了起来。他知道苏哈里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阿尔焦姆就在他父亲手下干活。要是现在就对准这张虚胖焦黄的丑脸揍他一顿，他准要向他的父亲告状，那样就一定会牵连到阿尔焦姆。正是因为这一点，保尔才克制着自己，没有立即打他。
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动手打他，便扑了过去，用手去推站在水边的保尔。保尔两手一扬，身子一晃，稳住了，没有跌进水里。
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要讲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他是最拿手的。
保尔胸口挨了这一下，忍无可忍了。
“啊，你真动手？好吧，瞧我的！”说着，把手稍稍一扬，照苏哈里科的脸狠狠打了一拳。紧接着，没容他还手，一把紧紧抓住他的学生装，猛劲一拉，把他拖到了水里。
苏哈里科站在没膝深的水中，锃亮的皮鞋和裤子全都湿了。他拼命想要挣脱保尔那铁钳般的手。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就跳上岸来。
狂怒的苏哈里科朝保尔扑过来，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撕碎。
保尔上岸以后，迅速转过身来，面对着扑过来的苏哈里科。这时他想起了拳击要领：左腿支住全身，右腿运劲、微屈，不单用手臂，而且要用全身力气，从下往上，打对手的下巴。他按照要領狠劲打了他一下
只听得两排牙齿喀哒一声撞在一起。苏哈里科感到下巴一阵剧烈的疼痛，舌头也咬破了，他尖叫一声，双手在空中乱舞了几下，整个身子向后一仰，扑通一声，笨重地倒在水里。
冬妮亚在岸上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打得好，打得好！真有两下子！”
保尔抓住钓竿，使劲一拽，拉断了挂住的钓丝，跑到大路上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听到维克托对冬妮亚说：“这家伙是个头号流氓，叫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变得不安宁了。从铁路沿线传来消息说，铁路工人已经开始罢工。邻近的一个火车站上，机车库工人也闹起来了。德国人抓走了两名司机，怀疑他们传送宣言。德军在乡下横征暴敛，逃亡的地主又重返庄园，这两件事使那些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极为愤怒。
乌克兰伪乡警的皮鞭抽打着庄稼汉的脊背。省里的游击运动开展起来了。
这些天，费奥多尔·朱赫来忙得不可开交。他留在城里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时常参加青年人的晚会，在机车库钳工和锯木厂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也试探过阿尔焦姆，问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党的事业有什么看法，这个身强力壮的钳工回答他说：“费奥多尔，你知道，我对党派的事弄不太清楚，但是，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你可以相信我。”
朱赫来对这种回答已经满意了。他知道阿尔焦姆是自己人，说到就能做到。至于入党，显然条件还不成熟。
“没关系，现在这种时候，这一课很快就会补上的。”朱赫来这样想。
朱赫来已经由发电厂转到机车库干活了，这样更便于工作，因为他在发电厂里很难接触到铁路上的情况。
现在铁路运输格外繁忙。德国人正用成千上万节车皮，把他们从乌克兰掠夺到的黑麦、小麦、牲畜等等运到德国去。
乌克兰伪警备队突然从车站抓走了报务员波诺马连科。
他们把他带到队部，严刑拷打。看来，他供出了阿尔焦姆在机车库的同事罗曼·西多连科，说罗曼进行过鼓动工作。
罗曼正在干活，两个德国兵和一个伪军官前来抓他。伪军官是德军驻站长官的助手，他走到罗曼的工作台跟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照着他的脸就是一鞭子。
“畜生，跟我们走，有话找你说！”接着，他狞笑了一声，狠劲拽了一下钳工的袖子，说：“走，到我们那儿煽动去吧！”
这时候阿尔焦姆正在旁边的钳台上干活。他扔下锉刀，像一个巨人似的逼近伪军官，强忍住涌上心头的怒火，用沙哑的声音说：“你这个坏蛋，凭什么打人！”
伪军官倒退了一步，同时伸手去解手枪的皮套。一个短腿的矮个子德国兵，也赶忙从肩上摘下插着宽刺刀的笨重步枪，哗啦一声推上了子弹。
“不准动！”他嚎叫着，只要阿尔焦姆一动，他就开枪。
高大的钳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面前这个小兵，一点办法也没有。
两个人都被抓走了。过了一个小时，阿尔焦姆总算被放了回来，但是罗曼却被关进了堆放行李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机车库里再没有一个人干活了。工人们聚集在车站的花园里开会。扳道工和材料库的工人也都赶来参加。
大家情绪异常激昂，有人还写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呼吁书。
那个伪军官带着一伙警备队员急忙赶到花园。他挥舞着手枪，大声叫喊：“马上干活去！要不，就把你们全都抓起来，还得枪毙几个。” 这时，群情更加激愤。
工人们愤怒的吼声吓得他溜进了站房。德军驻站长官从城里调来德国兵。他们乘着几辆卡车，沿公路飞驰而来。
工人们这才四散回家。所有的人都罢工了，连值班站长也走了。朱赫来的工作产生了效果。这是车站上的第一次群众示威。
德国兵在站台上架起了重机枪。它支在那里，活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出去的猎狗。一名德军班长蹲在旁边，手按着枪把。
车站上的人都跑光了。
当天夜里，开始了大搜捕。阿尔焦姆也被抓走了。朱赫来没有在家过夜，他们没有抓到他。
抓来的人都被关在一个大货仓里。德国人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立即复工，否则就将他们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工了。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有通过。离这里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炸毁了几座桥梁。
夜里有一列德国军车开进了车站。一到站，司机、副司机就都跑了。除了这列军车以外，站上还有两列火车急等着开出去。
货仓的大铁门打开了，驻站长官德军中尉带着他的助手伪军官和一群德国人走了进来。
驻站长官的助手叫道：“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你們三个一组，马上去开车。要是违抗——就地枪决！去不去？”
三个工人只好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被押上了机车。接着，长官的助手又点了一组司机、副司机的名字，让他们去开另一列火车。
火车头愤怒地喷吐着发亮的火星，沉重地喘着气，冲破黑暗，沿着铁轨驶向夜色苍茫的远方。阿尔焦姆给炉子添好煤，一脚踢上炉门，从箱子上拿起短嘴壶喝了一口水，对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说：“大叔，咱们真就这么给他们开吗？”
波利托夫斯基紧锁浓眉，生气地眨了眨眼睛。
“刺刀顶在脊梁上，那就开呗。”
“咱们扔下机车，跳车跑吧。”勃鲁扎克斜眼看了看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建议说。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个家伙老在背后盯着，不好办。”
“是——啊！”勃鲁扎克含糊地拖长声音说，同时把头探出了车窗。
波利托夫斯基凑到阿尔焦姆跟前，低声说：“这车咱们不能开，你明白吗？那边正在打仗，起义的人炸毁了铁路，可是咱们反倒往那儿送这帮狗东西，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起义的弟兄消灭掉。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罢工的时候我也没出过车，现在我也不能开。送敌人去打自己人，一辈子都是耻辱。原先开这台机车的小伙子们不就跑了吗？他们虽然冒着生命危险，还是都跑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车开到那地方。你说呢？”
“你说得对，大叔，可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阿尔焦姆瞥了德国兵一眼。
司机皱紧眉头，抓起一团棉纱，擦掉额上的汗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下压力计，似乎想从那里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接着，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阿尔焦姆又拿起茶壶，喝了一口水。他们俩都在盘算着同一件事情，但是谁也不肯先开口。这时，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话：“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看法？”
他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随时准备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这个忙可倒帮得好！送起讨伐队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紧靠着阿尔焦姆，鼓起勇气说：“干掉这家伙，你懂吗？”
阿尔焦姆哆嗦了一下。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直响，接着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先给他一家伙，再把调节器、操纵杆都扔到炉子里，让车减速，跳车就跑。”
阿尔焦姆好像从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说：“好吧。”
阿尔焦姆又探过身去，靠近副司机勃鲁扎克，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勃鲁扎克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三个人的家眷都在城里。特别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人口多，有九个人靠他养活。但是三个人都很清楚，这趟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那好吧，我同意，”勃鲁扎克说，“不过谁去……”他话说到半当腰，阿尔焦姆已经明白了。
阿尔焦姆转身朝在调节器旁边忙碌着的老头点了点头，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他马上又想起了这个使他很伤脑筋的难题，便凑到波利托夫斯基跟前，说：“那咱们怎么下手呢？”
老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来动手，你力气最大。用铁棍敲他一下不就完了！”老头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皱了皱眉头，说：“这我可不行。我下不了手。细想起来，这个当兵的并没有罪，他也是给刺刀逼来的。”
波利托夫斯基瞪了他一眼，说：“你说他没罪？那么咱们也没罪，咱们也是给逼来的。可是咱们运送的是讨伐队。就是这些没罪的家伙要去杀害游击队员。难道游击队员们有罪吗？唉，你呀，你这个糊涂虫！身体壮得像只熊，就是脑袋不怎么开窍……”
“好吧。”阿尔焦姆声音嘶哑地说，一面伸手去拿铁棍。
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他拦住了，低声说：“还是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你拿铁铲到煤水车上去扒煤。必要的时候，就用铁铲给他一下子。我现在装作去砸煤块。”
勃鲁扎克点了点头，说：“对，老人家，这么办好。”说着，就站到了调节器旁边。
德国兵戴着镶红边的无檐呢帽，两腿夹着枪，坐在煤水车边上抽烟，偶尔朝机车上忙碌着的三个工人看一眼。
阿尔焦姆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德国兵并没有怎么注意他。然后，波利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把大煤块扒过来，打着手势让他挪动一下，他也顺从地溜了下来，向司机室的门走去。
突然，响起了铁棍击物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着一样，吓了一跳。德国兵的头盖骨被敲碎了，他的身子像一口袋东西一样，沉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车中间的过道上。 灰色的无檐呢帽马上被血染红了。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在车帮的铁板上。
“完了。”波利托夫斯基扔掉铁棍，小声说。
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又补充说道：“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突然止住了话音，但是立即又大声喊叫起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快，把调节器拧下来！”
十分钟之后，一切都弄妥当了。没有人驾驶的机车在慢慢地减速。
铁路两旁，黑糊糊的树木阴森森地闪进机车的灯光里，随即又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车灯竭力想穿透黑暗，但是却被厚密的夜幕挡住了，只能照亮十米以内的地方。机车好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吸越来越弱了。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到波利托夫斯基在背后喊，就松开了握着的扶手。他那粗壮的身子由于惯性而向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向后退地面。他跑了两步，沉重地摔倒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影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了下来。
勃鲁扎克一家都愁容满面。谢廖沙的母亲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近四天来更是坐立不安。丈夫没有一点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一起抓去开火车了。昨天，伪警备队的三个家伙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粗暴地把她审问了一阵。
从他们的话里，她隐约地猜到出了什么事。警备队一走，这个心事重重的妇女便扎起头巾，准备到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那里去，希望能打听到一点丈夫的消息。
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一见母亲要出门，便问：“妈，你上哪儿去？远吗？”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噙着眼泪看了看女儿，说：“我到柯察金家去，也许能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来，就叫他到车站上的波利托夫斯基家去问问。”
瓦莉亚亲热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把她送到门口，安慰她说：“妈，你别太着急。”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两位妇女都想从对方那里打聽到一点消息，但是刚一交谈，就都失望了。
昨天夜里，警备队也到柯察金家进行了搜查。他们在搜捕阿尔焦姆。临走的时候，还命令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等她儿子一回家，马上到警备队去报告。
夜里的搜查把保尔的母亲吓坏了。当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夜间保尔一向是在发电厂干活的。
一清早，保尔回到了家里。听母亲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阿尔焦姆，他整个心都缩紧了，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尽管他和哥哥性格不同，阿尔焦姆似乎很严厉，兄弟俩却十分友爱。这是一种严肃的爱，谁也没有表白过，可是保尔心里十分清楚，只要哥哥需要他，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任何牺牲。
保尔没有顾得上休息，就跑到车站的机车库里去找朱赫来，但是没有找到;从熟识的工人那里也没有打听到哥哥和另外两个人的任何消息。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保尔在院子里遇到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鲍里斯。从他那里听说，夜里警备队也到波利托夫斯基的家里搜查过，要抓他父亲。